五、道与太一的关系

郭沫若先生在《先秦天道之进展》一文中指出，《老子·道部二十五》的“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字后脱“一”字，当作“大一”，并认为，“所谓大一便是太一，是道”。郭沫若所依据的典籍有《吕氏春秋》:“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名，谓之太一。”《庄子·天下篇》:“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兼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

《老子》的后世注释家，大多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道与“太一”之间的关系。他们像驼鸟一般，将脑袋钻进沙堆中，只好一味抵赖说，《老子》书中没有“太一”这个词，《吕氏春秋》与《庄子》所言说的“道即太一”与《老子》无关，乃是战国时代太一神教出现后，一些好事者或编造者的杜撰。

郭店楚简《老子》出土，考古工作者们发现，与《老子》丙组竹简简制及字体相同，并且系联在一起的《太一生水》，原本是完整的一本著作。或者说，《老子》丙组的文句原本是《太一生水》这篇文章中的一部分。此将《太一生水》抄录如下：“大一生水，水反辅大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大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四时复相辅也，是以成沧热；沧热复相辅也，是以成湿燥；湿燥复相辅也，成岁而止。故岁者，湿燥之所生也，湿燥者，沧热之所生也；沧热者，四时之所生也，四时者，阴阳之所生也，阴阳者，神明之所生也，神明者，天地之所生也，天地者，大一之所生也，是故，大一藏于水，行于时，周而或[始，以己为]万物母；一缺一盈，以己为万物经，此天之所不能杀，地之所不能厘，阴阳之所不能成，君子知此之谓[道]。

下，土也，而谓之地；上，气也，而谓之天；道也，其字也，（青）请（昏）问其名？以道从事者必托其名，故事成而身长；圣人之从事也，亦托其名，故功成而身不伤。天地名字并立，故过其方，不思相当，天不足于西北，其下高以强；地不足于东南，其上低以弱，不足于上者有余于下，不足于下者有余于上。

天道贵弱，削成者以益生者；伐于强，责于坚，以辅柔弱。”

《太一生水》一文中，明确指出：“天地者大一之所生也”“君子知此之谓道”“道也，其字也”。也就是说，道是太一的字，太一是道的名。道就是太一，太一就是道。

“太一”原本为楚地神祇之名（等同于华夏文化的天帝）。屈原《九歌》所祀第一尊神，便是东皇太一。宋玉《高唐赋》中有：“进纯牲，祷璇室醮诸神，礼太一”。王逸《楚辞章句》注曰：“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曰东皇。”所谓“天之尊神”，即天上最尊贵的神祇。太者，大上一点，取其最最大之意；一者，数之始，壹者，体之全。所谓太一便是空间上的最大，时间上的最先。“太一”作为星名，则指众星之轴的北极星，乃是东皇的居所或化身。李零先生指出，太一有三种含义，作为哲学上的终极概念，它是“道”的正名；作为天文学上的星官，它是天极所在；作为祭祀信仰的对象，它是天神中的至尊（《读郭店楚简“太一生水”》）。

在先秦典籍中“大一”与“太一”相通，《史记》则将“太一”写作“泰一”。《史记·封禅书》云：“亳人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用太牢七日，为坛，开八方之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城东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后有人上书言“古有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白帝、青帝、黄帝、赤帝、黑帝竟被屈尊于太一之下，成为太一的佐臣。《汉书·郊祀志》云：“称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这时候的皇天、上帝和泰一合三为一了。

“太一”神祇在《庄子》《吕氏春秋》《史记》等书中均有言说。出土的楚简《太一生水》认为：“太一藏于水，行于时，周而或始，以己为万物母……君子知此之谓道。下，土也，而谓之地，上，气也，而谓之天。道也，其字也。”认为“太一”与“道”乃同一事物的名、字之别。这一论述与《老子·道部二十五章》“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一）”完全相同。郭沫若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太一”是正名，“道”是太一的字。“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胃（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显而易见的是，《老子》一书抄袭了战国时代楚地“太一”之说，故而又将道凌驾在太一之上（或让二者并驾齐驱），所以有“道生（太）一，（太）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以抱阳，冲气以为和”之说。有了“昔者得（太）一者，天得（大）一以清，地得（太）一以宁，神得（太）一以霝，浴得（太）一以盈，侯王得（太）一以为天下正”之说。有了“执大（一）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因此有了“圣人执（太）一以为天下牧”等有明显抄袭痕迹的语句。由此观之，《老子》书中的“道大”说抄袭自太一神教的教喻。《老子》一书巧妙地割掉“大”字或削掉“一”字，便有了阉割宗教为哲学的伟大创举。便有了“道在天地先，道在帝之先，无名以为天地始，有名以为天地母”等诸多说项。这就是楚简《老子》所宣扬的“以道从事者必托其名，故事成而身长。圣人之从事也，亦托其名，故功成而身不伤”。也就是《老子》为“有国者”谋，而不得不借助钟馗的原因所在。

《老子》的道由华夏文化的“天之道”与荆楚文化的“太一神祇”拼合而出。“道”的创造与中国古史道统运动中的“旧鬼小、新鬼大”不谋而合。道大，所以道的创设在天之道和太一的创设之后。

总而言之，《老子》的“道学”不能无中生有，也不可能无中生有。老子其人只能依托前人的思想和著述，或变通改造，或抄袭延用。先验自在之“道”离不开“天帝之道”这个内核，更离不开太一神教创生天地创生阴阳诸般教喻。

太一生天，太一生地。太一是最大最原始的神。这是楚人之说；天帝创生万物，天之道主宰一切，天命可畏，这是华夏之说。把二者拼合起来，不就可以拼装出一个新的统一的道统了吗？如果说，天帝和天之道根植于华夏文化的土壤之中，太一神祇则根植于荆楚文化之中。也就是说，北方人信天、信帝、信天之道；南方人信仰的最高神祇是太一。那么，《老子》的“道”便是两种文化交合后生出的一匹“骡子”。这种新文化的创立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南蛮楚人入主华夏地区，楚人北上成为天下共主。

当我们明白了“道”字的词义嬗变，知晓了“道”的内涵的形而上途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便可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