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道是如何创生的

“老子”为什么要创设“道”这个专有玩意儿？即那个在天地之先，在帝之先，无状无象无名的道。《老子》一书的作者又是凭借什么来创设“道”这个先验之物的？

前一个问题，本书《导言》部分已给予解答。《老子》一书的主旨是“道佑侯王”，为“有国者”指点迷津。为了在《老子》所描述的理想王国，即小国寡民、绝学弃智、民若赤子的天堂与世风日下、为学日益的社会现实之间找到一条通道，《老子》为侯王们设定了一条柔弱处下、守朴持静、不敢为天下先的“圣人之道”。因此，老子必须回答，圣人之道由何而来？凭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般作为？

两千多年前的老子，依据当时的社会认识，只能作出两种回答：或者说神（天帝）让你们这样做；或者说，在天帝之先的那个“道”要求你这般自然无为……《老子》不可能说，这是我让你们这样做的。若是这样解说。人们不听，还会把自以为是的说者打趴在地上。《老子》只能搬出一尊神来。这与道士请来钟馗捉鬼的道理是一样的。

如果说是天帝所要求的，人们会拿圣贤之言，如周公、文王等人的言论来反驳：周公、文王或其他圣贤都说，天帝要人们积极进取，要人们爱人，要人们革新……老子不能让自己陷入这个圣贤之说的泥潭中，只好另辟蹊径，创造出一个比天帝还要大，还要早，还要玄，还要神通广大的“道”来，把所有的主张和责任推到“道”的身上。这就是老子不得不创设出“道”这个玩意儿的苦衷。

那么，老子又是凭借什么来创造这个“无状无象无名，先天地生，在帝之先”的“道”呢？这事还得从中国人有记载的神祇说起（不是后人编造的神话传说或历史道统）。

商代先民是汉字的创造者，20世纪出土的十万片甲骨给我们留下了真实的宝贵史料，其中不乏与信仰和神祇有关的史料：

从对甲骨文字的判读中，我们得知，商人的神祇主要是祖先神，即由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氏族轮番接替而产生的神王：他们生前是“卡里斯玛”人物，死后则成为佑护子孙后代的神祇。由于神王死后被埋在亚字型大墓中，通常被称之为亚祖（即活在第二个世界的男性神王）。后代在祭祀或占卜时，通常直呼其王号，如，上甲、大乙、卜丙、武丁、盘庚……生育了一代神王的那个女人，死后也陪享在先王之侧，称之为司（后）母，或冠之与死日一致的谥号，如妣癸、妣壬、妣庚、妣辛……再就是由死后的英雄人物演化出来的神祇，如伊尹。

商代先民还有一个抽象的神祇，即帝。从文字学的角度溯源，我们得知，帝的构意源自女生女上溯的本氏族最早的女性始祖（帝是会意字，从女阴字根从穿通字根和向上字根），商代人的“帝”的原型便是吞吃燕卵，生下商民族先祖契的简狄。陈梦家考察甲骨卜辞后说“大量记载帝活动的卜辞，其威力无穷，可降祸福，可令风、令雨、令雷。”张光直则认为：“殷人的帝很可能是先祖的统称或是先祖观念的一个抽象”。

商代先民认为，他们的祖先神通广大，不仅可以佑护征战、狩猎的成功，甚至可以调遣云雨风雷，让河水涸竭泛滥。帝（后）还可以操纵后代的生男生女，是难产还是顺产。这种祖先神高于（或大于）自然神的信仰方式，乃是华夏民族信仰的一大特征。如：

“丁未卜，贞，王宾大丁，彡亡尤（前1、4、5）

乙亥卜，行贞，王宾小乙，彡亡尤，在十一月（粹279）

今二月，帝不令雨（《卜辞通纂》三六五片）

王封邑，帝若（《卜辞通纂》三七三片）

甲辰卜，争贞，我伐马方，帝受我祐（《殷墟文字乙编》5408）”

其中的先王和帝都有操控自然和人事的神力。

盘庚迁殷后，商王朝的王位在乙、丁、辛三个强势氏族集团中循环轮替。武丁死后，关系相对紧密的乙（甲）集团和丁（丙）集团，把原先只用于女性始祖的“帝”字，用在了男王的谥号中。构意源自女性始祖简狄的“帝”，成了男性神王的尊称，这便是“帝丁”及帝甲谥号的由来（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张光直先生《商代文明》一书之《商王朝及其统治机构》）。随后，在商民族乙丁集团狂热的神祇信仰中，帝的性别进一步淡化，神力则进一步强化。

商末，姬姓文王集团在商王帝辛的欺压下，不得不“西征”逃窜，迁徙到陕西周原，与姜姓武王集团结成部族联盟王国。联合起来的姬姜两姓联盟进行了一场意识形态革命，拥立抽象的“帝”为两大集团的共同神祇。他们将帝庭建立在了天上。《国语·周语》曰：“古者，先王即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王国维因此说：“中国政治与文明之变革，莫剧于殷商之际”（《殷周制度论》）。

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显示，西周时期，周人不仅有上帝，还有下帝。上帝为姬姜两姓共同拥立抽象的最高神祇，下帝则是死后埋在地下的先王们，如《邢侯簋》:“克奔走上下帝，无冬（终）令于有周。”西周《兴钟》则曰：“上帝降懿德大甹。”后来，随着上帝神通的扩大，下帝神通的逐渐消退，下帝被称之为百神。如周剌（厉）王铸造的《豁钟》:“惟皇上帝百神。”“百神”即百位祖先神。

由于上帝的居所在天上，所以又被称之为“上帝”“天帝”，或者简称为天。如西周早期《天亡簋》:“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王，衣祀于丕显考文王，事喜上帝。”如西周晚期的《逨盘》:“夹诏文王武王，达殷应受天鲁命，匍有四方。并宅久堇疆土，用配上帝。”

周人坚信并四处宣扬：“天命无常，唯德是辅。”天帝之所以剥夺商民族的统治权，将统治天下的权力授予周人，乃是因为周人具有商人所失去了的德性。“皇天即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周人将通过战争夺取的统治权纳入“君权帝授”的道统之中。从此，武装夺取政权有了一个神圣的理由。

周人对“天帝”极其虔诚，多加赞颂。如《诗·大雅·皇矣》:“皇矣上帝。”《诗·大雅·荡荡》:“荡荡上帝，下民之辟。”

一个有意志且神通广大的天帝（或天）由此成为中国人的最高神祇。时至大清王朝，“奉天承运”还一直是皇权道统的依据。秦始皇及汉武帝到泰山封禅，所谓的“禅”，从示单声，便是单个的一个人在离天最近处（陆地最高端）接受天帝的私相授受。这就是王权一统下的“天人合一”。地上时王的所作所为乃是 “替天行道”。

由殷商民众的祖先神崇拜到周人的天帝崇拜，中国人的信仰词典中，便有了“上帝、下帝、天帝、天庭、帝庭、天命（天帝的命令）、天、老天爷”等诸多概念。高高在上，广垠无边的天和来自祖先神祇的帝的组合成为华夏民族信仰的基本特征。

“天之道”和“天道”一词最早出现于《左传》和《国语》一书中。如《左传·庄公四年》:“盈而荡，天之道也。”《左传·昭公十八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据统计，“天之道”在《左传》中凡九见，在《国语》中凡七见。《论语》一书中也有：“夫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之也。”

文献中的“天之道”或“天道”，通常可译为天帝的主张，或天帝的法则，是一个在语感上比“天命”稍微弱化的词语。在晚出的《易经》一书中则同时提出了“天道、人道、地道”的概念，曰“易之为书也，广为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两之，故齐”。天道，即天帝法则；地道，即地祇的法则。人道乃圣人之道的简省，即圣人的法则或主张。

《老子》一书，一方面全面继承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天道、地道、人道概念。因而有“道大、天大、地大、王大，国中有四大，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说。另一方面，则集合或概括“天道、地道、人道”为一整体，在天道、地道、人道之上归纳集合出或形而上出一个先验自在的更大的“道”。故而有“吾不知其名也，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之说。

细究《老子》一书，你会发现其中有一个无法自圆的矛盾：一方面，先验自在的“道”凌驾在天道、地道、人道之上，不仅在帝之先，而且先天地而生。也就是说，道在天地之先，道是天地之母，天地由“道”所生（或由道的另一别称太一所生）。显然，道与天之道应是两码事。另一方面，《老子》一书的“道”又与“天之道”混淆等同，处处可见天之道如何如何。天之道与先验自在的统括的“道”成了一个可以随意置换的概念。例如《德部二》的“上士闻道，堇能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弗笑，不足以为道……道褒无名。夫唯道，善始善成。”完全可以把其中的六个“道”字，全部换成“天之道”而使释义不变。再例如《德部三十一》的“故天之道利而不害。”《德部三十八》的“天之道，不单而善朕。”《德部四十二》的“天之道，犹张弓与……故天之道有馀而益不足”，等等。均可将“天之道”置换为单一的“道”字。再例如《德部三十一》的“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弗争”中的人之道指圣人之道。《德部四十二》的“天之道有馀而益不足，人之道不足而奉有馀”中的人之道则指人间的世俗法则。两个“人之道”词义显然不同，甚至相互抵牾。再例如《道部五》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究竟是天地不仁，还是“道”不仁？此处天地与道是什么关系？

总之，在《老子》一书中，道与天道以及道与天的关系成了说不清、理不顺的矛盾之处。甚至有人认为，《老子》的“道”就是由来已久的天之道，“道”就是天帝，道在“帝之先”“先天地而生”只是随口说一说而已（老子要把道和太一等同起来，只好借用了太一生天地、太一在帝之先这些概念）。《老子》无法回答“道”是如何生出天地的，也无法回答道为什么在天帝之先，更不愿意回答“道”是从哪里产生的。甚至，不仅是老子，包括今天所有的中国学者都无法讲清先有天之道，还是先有道？天与道是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