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维柯与赫尔德(5)

维柯对笛卡尔的反抗始于他在1708年至1709年间充分阐明的如下信条：笛卡尔派的清晰明确的观念标准不能被有效地应用到数学和自然科学以外的领域。在笛卡尔派看来，真正知识的范式，只包含清晰明确的真理，以致只有陷入荒谬中，它们才可能是矛盾的；接下来，通过严格的推导法则得出的结论，其正确性由颠扑不破的推导和转化法则所保证，就好像数学的结论，从其牢不可破的、永远为真的前提所推导出来的一样。其中的局限不仅在维柯看来显而易见，甚至笛卡尔当年也清醒地意识到了，即这种模式不可应用于今天我们称之为人文研究的领域。在历史学中，或者在古典学术中，或者在文学中，我们到哪里去寻找精确的定义、严格的证明、被分析得细致入微的概念、被证明了的定理、浅显自明的前提，从无情的逻辑出发导致不可更改的结论呢？这样一种先验、演绎的模式被应用到任何对艺术作品、历史、法学著作、里程碑式著作，以及个人或社会的道德思想发展概述的批判性分析中，将不会得出任何结果。笛卡尔也已十分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结果，他直言不讳地宣称：尽管历史像旅游一样，作为一种偶然的娱乐资源，可能无伤大雅，但它明显不是知识的一个分支，在知识领域，一旦被确立的东西无须再证明，也只有在知识领域，理性的思想家普遍认可的科学进步才有可能性。他宣称，这些不过是“值得纪念的行动……可以提升心智”，它们甚至可能“有助于形成判断”，[17]但是除此之外，它们只具有很小的价值。当理性能够为困扰我们非理性的祖先的问题提供正确和最终的答案时，为什么还要研究那些关于过去的幼稚传说呢？更不要说我们黑暗起源的激情和罪恶了。有效的知识只有通过科学的方法才能够获得，笛卡尔及其追随者把这种科学的方法与感知、传闻、神话、寓言、旅行家的故事、传奇、诗歌和胡思乱想等这些非科学的杂烩作了比较，他们把后者贬作历史和尘世的智慧，并不能提供有助于科学地、即数学地处理问题的材料。因此，历史和人文研究一般被笛卡尔划作杂乱无章的信息门类，一个严肃的人可能会在上面消磨上一两个小时，但是它不值得人们用毕生的精力来研究和思考。[18]维柯并不准备接受这一点。他的天主教的虔诚就足以让他反对这样一种实证主义的态度，此外他还对法学史和古文物研究怀有激情。然而，他用以反驳笛卡尔的证据既非神学，也非修辞学或主观。他不相信所谓超越时间的真理观念（它完美无缺、无需修正，它使用普遍象征，任何时间、任何情形下的任何人在受到启发的一瞬间就足以充分理解），这种真理观念（只有神启可以例外）可以说是痴心妄想。他反对这种理性主义的教条，他认为，所有真正的知识，甚至数学或逻辑知识，其有效性只有通过理解它如何产生，即其起源和历史发展，才能够被表明。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抨击了笛卡尔派自认为最坚不可摧的这些主张。

二

笛卡尔的新真理标准是：宣称为真的判断一定包含着清晰和明确的“观念”，其最终的要素是“简单的”，即不可进一步分析。这些最终的思想原子实体被认为通过“必然的”逻辑链条相互联系着，也就是说，试图通过使它们的关系发生冲突来切断它们，将会导致自相矛盾，因为每个原子在逻辑上注定只与其他特定的原子相联系，每一套在逻辑上都是一个孤岛，独立而区分于其他相似的相互联系的原子系统。这种学说进一步认为，这些系统的结构，它们内部或由它们造成的运动，可以被清楚地（即逻辑地或数学地）描述。原则上不能用这些术语陈述的东西就自动被界定为不同程度的幻觉。这种真理观念尤其被应用于人们缺乏稳定性的感觉中，比如视觉、听觉、嗅觉和味觉，它们常常伴随着模糊的轮廓和千变万化的色调或音调，也尤其被应用于其他定性区别的领域中，如“内在的”心理状态、肌肉的感觉、感情状态、梦、图像、记忆、不确切的思想、希望、目的等等。这种观念也被应用于考察历史资料的尝试，不管其视角是多么细致和严密，也不管实际的证据有多么丰富，它们都不能以精确量化的词汇来表达。就像自然科学业已表明的那样，知识的进步显然依赖于把被研究的问题归结为清晰明确的，即可以通过数学表达的概念和判断。因此，古文物研究者和历史学家全身心地致力于重构（比方说）罗马共和国最后几年的事件，所能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哪怕再多，（像笛卡尔所轻蔑地评论的那样）也不超过西塞罗的一个女佣可能具有的信息。这种学科能够配得上科学的尊荣吗？除了不学无术之徒或盲信的冒险者，有谁会否认数学知识是人类可以达到的所有知识的范式，有谁会否认它是人类通过自身的努力迄今所发现的最清晰和最明确的珍宝，有谁会否认它是人类业已达到的最确实可靠的知识？

这是维柯起初接受且附和，继而猛烈抨击的胜利宣言。他确信，精确科学尽管非常辉煌，但是当我们作为参与者和创造者，而不仅仅是观察者，去了解关于我们自身和他人的经验时，我们能够了解更多知识，而这些知识当我们只能从外部观察非人的自然时，是无法知晓的。之后，他便开始反驳笛卡尔的说法。他很清楚地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他努力想弄清这种意义）外在的世界对于人仍然是不透明的，而他们自己的思想、感情、目的和意志却十分清晰，并且能够被理解。这就是他于1708年在他的第七次开学典礼演说中给自己定下来去捍卫的立场。他在“外在”知识和“内在”知识之间作了区分，后来，它们逐渐被区分为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和人文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维柯打响了战斗的第一枪，从那之后，战斗从未停止过。

维柯承认，数学知识确实是完全有效的，它的命题是确定的。但其理由也很清楚：“我们能够证明几何学，是因为我们创造了它”；[19]在新科学》中，他认为几何学，“当它从自身元素中构造量的世界，或者沉思那个世界时，它是在为自身创造那个世界”。[20]这是一个更为广泛的原则的特殊应用，这个原则就是，所有的知识只有“通过原因”（per aussas，维柯的拼法），才可能是知识；[21]按照这个原则，在如下情况下，我们才能被认为充分认识了一个事物，即当并且仅当我们知道为什么它是它所是的那个样子，或者它是如何变成那个样子的，以及它具有什么样的属性。

通过原因的知识优于任何其他知识的看法是一种古老的观点，它经常出现在经院哲学中。因此，上帝理解世界是因为他以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方式和原因创造了它；[22]而我们不能在那种充分的意义上认识它，因为我们没有创造它，世界对我们来说是“现成的”，它被作为一种“残忍的事实”而给予我们。对于事物的创造者来说，特别是当他（如上帝）像创造了人工制品一样，也创造了他造物的材料，并发明了造物的规则时，那么，在原则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够理解的。他对其负全责，他按照自己的意志把它造了出来，而制造它们的材料，他知道其存在和行为的原因，因为他为了他自己的各种目的而创造了它，对这些目的，只有他（因为他是创造者）能够完全理解。从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小说家能够充分理解他小说的人物，画家或作曲家能够充分理解他自己的绘画或乐曲。诚然，就作家或作曲家而言，并非一切都是由他创造的——他使用的词，他应用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他发明的，在那种意义上，某些东西甚至对他来说也是“残忍的事实”，即一个在一定的限度内由他自由选择的给定媒介，但是对这个媒介，他一旦选择了它，就必须服从它，他不一定能理解它的所有物的“原因”，因为他不是通过原因认识它，而且，只是在有限的限度内，他能够改变它。只有在理想的意义上，即当我们真正从虚无中制造或设计某物时，我们才能够充分地说，我们理解了我们所制造的东西；因为在那种情况下，理解我们在创造什么以及为什么创造，这跟创造本身是一回事。上帝就是这样进行创造的。艺术创造越是接近这种限定情况，即纯粹创造的因素越大，服从“外在于”它自身规律的“残忍”物质越少，我们越是有理由说我们通过原因理解了它，而我们真正知道的也就越多。代数和算术的情形事实上就是如此。而我们所使用的象征的种种形态，不管是听觉的或视觉的，则是由给定的感觉材料塑造成的，这也是不假的。但是它们是被任意地选定的，被用作我们自己自由发明的游戏的筹码。

“我们能够证明几何学，是因为我们创造了它。”维柯肯定熟悉霍布斯的《存在论》，在这本书的一开头，就有这样的话。但是他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引申：“如果我们能够证明物理，我们就可以创造它。”[23]如果我们能够真正证明物理学的命题，那么，我们应当创造它，即我们应当创造它的对象，物质世界。但是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只有上帝能够这样做，因为“只有在他之中才有事物的真正形式，自然界正是按照这些形式来塑造的”，[24]正是对这种实在的寻求，把我们引向上帝，只有他是真理和道路。这是基督教柏拉图主义或新柏拉图主义的一种形式，它使我们回想起文艺复兴的信条：认识某物就要成为某物：无论如何要驾驭它。因此帕特里齐说认识就是与所认识之物结合为一体，[25]而康帕内拉则宣称认识就是成为被认识之物。[26]关于结合的概念，有一部神秘的戏剧叫作《认识》，其名为《交媾》的一幕中有这么一句话：“认识”就是与被认识之物成为一体。这也许来自古代形而上学（和神秘主义）学说，柏拉图的《宴饮篇》包含了其最值得纪念的版本：最初，主体和客体、人和自然、感觉和思想是一个东西；其后一场大灾难把它们分开了；从此之后，它们无休止地寻求重新结合、重新聚合，而这只有在“再”认识中才能够达到。因此巫术信仰认为，只有当施术者进入对象，使自己沉浸于对象之中，使对象与自己同化才能够获得巫术力量，这也是文艺复兴时期自然哲学的核心。这就是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在其《辩解书》中的著名陈述：“巫术等于智慧”。[27]维柯毫无疑问有着类似的信条：完美的知识等于创造，但是对他来说，只有上帝能够在这种意义上认识现实；人不能够直觉地感受到它，就自然界这一外在世界而言，任何意义上，他们都不能够沉思出柏拉图式的本质。跟达·芬奇一样，他不相信理性会消除对经验的需要。[28]不仅如此，经验——经验知识，即对过去所有遗迹的研究——就是一切。但是，维柯就像一尊两面神，他也面对着两个世界；他的反数学偏见与他的真正的经验主义奇特地结合起来，梅尼克撇开了他主要学说明显的现代性，而把他描述为基本上是一个巴洛克人，这么描述也并非不恰当：尽管它叙述的只是维柯转向过去的一面。然而，无论如何，更重要的是他的主要学说，使他大大超越了霍布斯的论题，即数学知识原则上不同于真实世界的知识：甚至不等于物理学知识，不管这种科学已被证明受到多少数学方法的影响。因为实际上我们不能够真正像他在代数和几何中所假设的那样创造物理世界。

在当时那个时代，数学几乎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关于自然的事实知识的形式；是所有科学中最深刻、最有吸引力和最确定的；是形而上学洞见的具象，无法被粗糙的感觉所获得；是人类理性的殊荣，能够显露事物的真正属性，而不是它们经常模糊不清且误导他人的表象，在这样一个时代，宣称数学的确是最清晰、最严格和无可辩驳的，其原因在于它是我们自己头脑的自由创造，即便数学命题真实存在，那也不过是因为我们自己制造了它们，维柯这样的观点绝对是里程碑式的一步。这就是维柯那条著名的公式（“真理和造物是可以相互转化的”[29]）所包含的意义。当时这些杰出的个人，如那不勒斯的维斯瑞，或听维柯阐释过这个原则的格里马尼红衣主教，他们是否意识到这句话的里程碑意义，这是值得怀疑的。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他们那个时代或者后来的大多数有学识的人们并没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