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改革开放引领中国复兴之路（1978年至今）

1978年末，决定中国振兴前途和命运转折的时刻终于来临，是年12月18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中国的政治经济引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全会做出了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定和顶层设计，就是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在会后公布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还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在此基础上，公报给出了有领导地大胆下放权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按经济规律办事、正确处理党政企关系等一系列改革的原则性建议。改革开放是在邓小平的强有力的领导下才得以形成和推进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对此曾经断言，“总有一天，人们会以历史学家评价柯尔培尔的法国、腓特烈大帝统治时期或日本明治维新后几十年复兴时期的观点来看待邓小平领导的这一时期。”

改革开放30多年，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非常短促，却是中国近170多年来最伟大的一章。中国终于进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有希望、最为成功的变革时期。当然，改革开放的进程仍在继续，中国距离实现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基础构架，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基本特征的和谐社会愿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回望这30多年，政府其实就是做了两件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一是放开（即松绑放权），二是开放（即对外开放）。前期的改革主要以放开搞活为主，其后则逐步进入以开放倒逼改革的阶段，大大改进了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信息效率和激励相容问题。特别是政府充分尊重个体自利性和信息不对称这两个最根本的约束条件，通过实行松绑放权，引入竞争激励机制，放开搞活的改革举措威力巨大。市场自发秩序的扩展带来了各种所有制企业的诞生、成长和竞争，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蓬勃发展和国有经济比重的大幅度下降。根据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数据，2008年末全国所有企业法人中国有企业14.3万个，占比2.9%，私营企业359.6万个，占比72.5%，两者分别比2004年减少3.6万个和增加161.4万个。

然而，为了应对这一轮世界经济和金融危机，中国实施了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由于政府主导经济的呼声和力度加大，国有企业的数量和规模又有所扩大。与之相伴的则是，国有企业对于私营企业市场活动空间的挤压，政府多次颁布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新老“非公经济36条”从而也难以真正落到实处。更严重的是，国企的巨额垄断收益和监督机制阙如容易诱发道德风险，权力没有制度性制约，贪腐就无法根除，政府主导的国有企业导致了大量的设租、寻租现象，使得腐败问题越演越烈。国有企业已经成为阻碍改革的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之一。

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进程，改革的关键是要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先决条件是要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解决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并存的问题，由此才能实现中国经济发展驱动力的切换，获得持续的国际竞争优势。如前所述，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很多值得高度肯定的有突破性的改革论述。然而，决定也有不足和未尽之处，乃至内在冲突之处。如，“要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从某种意义上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是目标不兼容的。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大发展主要靠的不是国有经济，而是非国有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大发展，中国经济今后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变必定更是如此。如果国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势必会导致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占据支配性的主导地位，限制和压制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发挥，难以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同时，洋务运动时期、抗日战争前后、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三次以国有经济推动工业化的尝试均未取得实质成功，以政府高度干预经济为特色的民国政府统制经济和新中国成立前30年计划经济也弊端丛生，也均未能将经济发展引入正途。

所以，中国经济改革下一步的方向应该是让国有经济发挥重要作用而非主导作用，促进非国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基于此战略定位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国有企业改革作为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方面，其未来之路在于分类改革和治理，真正厘清在哪些领域和环节应由国有经济发挥重要作用。面向未来，一方面应该在中央企业母公司的股权多元化方面为民营资本打开一个口子，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也是解决国有企业低效率和腐败、浪费问题的有效办法。另一方面，应该真正推进国有企业去行政化进程，一要在国企领导遴选上按照市场原则进行，而不是考虑行政级别是否匹配。二要按照市场通行做法改革国企高管薪酬体系，使之与市场挂钩、与企业绩效挂钩。

当然，中国在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及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任务的同时，也要更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社会、文化及生态文明体制的建设和联动改革，否则经济体制改革也难以取得实质进展。从改革的方法论和战略锚点来看，中国下一步深化改革要实现“道、势、术、时”四位一体的综合治理，努力推动“四个转变”，即“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转变，从单一的经济改革向全方位联动改革转变，从发展型全能政府向服务型有限政府转变，从国际体系参与者向国际体系改革的积极引导者转变”。这些是未来中国改革的主题，也关系到中华民族全方位的伟大复兴和每个中国人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