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的联姻（1949～197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逐步偏离了原有的框架和路径。在经过了几年的经济恢复性发展之后，中国进入全面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苏联的集中计划经济模式成为新中国的基本参照系，开始了近代以来规模最大、登峰造极的以国有企业推动工业化的第三次尝试。经历了鸦片战争以来的历次外侮，斯大林在上世纪20年代提出的“落后就要挨打”的观点得到了中国的共鸣，于是在政府主导下，有意识的以追赶和超越主要先进国家为目标的“赶超战略”成为指导经济建设的重要方针，其表现之一就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计划经济体制则成为缓解初始要素禀赋不匹配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推动此战略实施的重要体制保证。这一超越发展阶段的战略安排，非但没有实现真正其赶超目标，反而由于中央对地方及个体的信息不对称和个体逐利造成了浮夸风、假政绩、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激励扭曲现象。更重要的是，为了降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政府人为地压低利率、汇率、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及工资和生活必需品价格，整个宏观政策环境和微观经济机制被严重扭曲，其实践后果是经济短缺现象常态化，难以有效满足民众的实际偏好和生活需求，造成结构性失衡。顺便指出，尽管这一时期资源配置的极低效率和浮夸风严重，但由于价格基本上由是国家决定的，市场经济的元素很少，政府机构及其官员几乎没有寻租的空间，应该来说贪污腐败的现象很少。这从反面证明了，政府统制的经济基本上和市场经济是激励不相容的。

在此过程中，中国希望通过加强国家能力建设以实现独立自主，而在建国初期“一边倒”的外交策略之下，以苏联为首的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是中国获得国家经济建设经验和企业管理经验、技术支持的主要依靠，这也使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的联姻成为中国自上而下的一个理所当然的认识定律。这个定律直到后来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才被真正打破。这样，尽管新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稳定、统一，但是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大一统的国有经济体制，加之政治严重干扰经济，“以阶级斗争为纲”，事事上纲上线，时时“抓革命、促生产”，基本的发展思想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通过继续革命的理论，激进地改造人们的思想，一味地压制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削减经济自由和私有产权，从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上升到“文革”后期的“割资本主义尾巴”，“文革”期间国民经济一度接近崩溃的边缘。在一个没有大规模外敌入侵、世界局势基本安定的环境下，中国痛失了发展机遇。

这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尽管政权稳定统一，只要政治过度干预经济，搞阶级斗争，遇事上纲上线，就会付出巨大的代价。从经济体制的角度上看，由于没有充分认识人的自利行为短期内难以改变，及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和个体信息极难对称的客观现实约束条件，在城市政府大包大揽，在农村搞“一大二公”，政府高度干预经济，但由于信息成本过大和微观激励扭曲，使之经济效率极其低下，计划经济只能以失败告终。期间，国有企业作为微观经济主体并没有经营自主权和收入分配权，尽管1958年和1970年有过两次有限的放权改革，但是由于根本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端未得到纠正，都限于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结局。当然，这一时期的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客观上为随后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对于政治干扰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人们应有切身体会。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发生了9次大的经济波动，1954年、1957年、1961年、1967年、1976年、1981年、1990年、1997-1998年、2008-2009年。这9次经济波动有多少次是由政治原因，而不是天灾或经济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呢？“反右”的1957年，“大跃进”之后的1961年，“文化大革命”之初“造反有理”的1967年，“文革”末“四人帮”横行，经济走向崩溃边缘的1976年，以及“八九”风波之后的1990年，这5次标志性的政治运动都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幅度下滑，有的甚至是负百分之几十。所以，再大的天灾或经济原因，也不如政治干扰对经济的影响严重。政治干预经济，借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怀疑甚至是否定改革开放的正确大方向，遇事上纲上线，将无法形成上下一致的改革共识，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这些是有可能出现损害或否定改革开放大好局面的颠覆性错误，不应该重蹈覆辙。

图2.3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增长波动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