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序四(1)

门人有私录阳明先生之言者。先生闻之，谓之曰：“圣贤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酌其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时时加减之，要在去病，初无定说。若拘执一方，鲜不杀人矣。今某与诸君，不过各就偏蔽，箴切砥砺，但能改化，即吾言已为赘疣。或遂守为成训，他日误己误人，某之罪过可复追赎乎？”爱既备录先生之教，同门之友有以是相规者。爱因谓之曰：“如子之言，即又拘执一方，复失先生之意矣。孔子谓子贡，尝曰‘予欲无言’，他日则曰‘吾与回言终日’，又何言之不一邪？盖子贡专求圣人于言语之间，故孔子以无言警之，使之实体诸心，以求自得；颜子于孔子之言，默识心通无不在己，故与之言终日，若决江河而之海也。故孔子于子贡之无言不为少，于颜子之终日言不为多，各当其可而已。今备录先生之语，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侪常在先生之门，亦何事于此？惟或有时而去侧，同门之友又皆离群索居。当是之时，仪型既远而规切无闻，如爱之驽劣，非得先生之言时时对越警发之，其不摧靡堕废者几希矣。吾侪于先生之言，苟徒入耳出口，不体诸身，则爱之录此，实先生之罪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诚诸践履之实，则斯录也固先生终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录成，因复识之于首篇以告同志。门人徐爱序。

见《王文成公全书》本。

施四明曰：

先生之学因议论与朱子有异，遂开人疑信之端，愚以为实无异同也。二先生之言虽殊，卫道之心则一，此非愚之敢以私意窥二贤，而谬为调停之说也，请还质之二先生之言。文成之言曰：“吾说每与晦庵时有不同者，为入门下手处有毫厘千里之分，不得不辩。然吾心未尝有异。”夫孟子之好辩，专为正人心。文成与晦之心即同矣，又焉用辩，是知先生非辩晦庵，辩惧学晦庵而失其真者也。晦庵之言曰：“吾之学非不求之内而求之外，盖圣人设教，使人默识此心之灵，而端庄静一，以为穷理之本。使人知有众理之妙，而学问思辩，以致尽性之功。巨细相涵，动静交养，无内外精粗之择也，必以为浅近面欲藏形匿影，别为幽深仿佛艰难险阻之论，使学者莽然措心于言语文字之外，则佛氏之诐淫邪遁耳。”是言也，晦庵预为后学虑，又何深且远哉。因二先生之言而推求其故：晦庵当五季之后，虚无寂灭之教盈于天下，患在不穷理也。故宗程氏之学，揭主敬穷理之教，使人知所持循。文成当晦庵之后，辞章训诂之习陷溺人心，患在徒事见闻也，故明陆氏之学，揭知行合一之旨，使人知所返本。二先生卫道之苦心，不得已而为补偏救弊之微权，非文成知内而不外也，晦庵知外而不知内也。尚安得有异同哉。夫道一而已矣，自内观之而不睹不闻，涵天地万物之理，自外观之，而伦物事变一根于身心性命之微。所谓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君子亦惟学问思辩笃行以尽吾之性焉。二先生皆我师也，异同可弗问也。学者不得其心之同，而徒执其言之异，哓哓聚讼，将二先生必有戚然于廊庑者矣。愚暗汶不足以知二先生，敢质之同志，

邦曜识。

刘蕺山曰：

暇日读《阳明先生集》，摘其要语，得三卷。首《语录》，录先生与门弟子论学诸书，存学则也；次《文录》，录先生赠遗杂著，存教法也；又次《传习录》，录诸门弟子所口授于先生之为言学、言教者，存宗旨也。先生之学，始出辞章，继逃佛老，终乃求之六经，而一变至道。世未有善学如先生者也，是谓学则。先生教人吃紧在去人欲而存天理，进之以知行合一之说，其要归于致良知，虽累千百言，不出此三言为转注，凡以使学者截去之，绕寻向上去而已，世未有善教如先生者也，是谓教法。而先生之言良知也，近本之孔孟之说，远遡之精一之传，盖自程朱一线中绝，而后补偏救弊，契圣归宗，未有若先生之深切著明者也，是谓宗旨。则后之学先生者，从可知已。不学其所悟而学其所悔，舍天理而求良知，阴以叛孔孟之道而不顾，又其弊也。说知说行，先后两截，言悟言参，转增学虑，吾不知于先生之道为何如！间尝求其故而不得，意者先生因病立方，时时权实互用，后人不得其解，未免转增离歧乎？宗周因于手抄之余，有可以发明先生之蕴者，僭存一二管窥，以质所疑，既得藉手以就正于有道，庶几有善学先生者出，而先生之道传之久而无弊也，因题之曰“传信录”。崇祯己卯七月既望，后学刘宗周书。

见《阳明传信录》。

孙夏峰曰：

读前圣前贤之书，总借以触发我之性灵，不能触发我性灵，不能强为之喜也。能触发性灵，不能强为不喜也。少壮时与吾友鹿伯顺读诸儒语录有扞格处，取阳明语证之，无不豁然立解，因妄意以闻知之统归之阳明，非优于宋诸大儒，而辞章汨没之后，的扫荡廓清之功，则宋诸大儒之忠臣也，孝子也。即有一二段效忠于前儒者，正其苦心共偕大道。前儒自当引为直谅多闻之友。若因之而开隙生釁，则讳疾忌医，岂不为子路所笑哉。

见《理学宗传跋》。

黄梨洲曰：

有明学术，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高忠宪云：“薛敬轩、吕泾野语录中，皆无甚透悟。”亦为是也。自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返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然“致良知”一语发自晚年，未及与学者深究其旨，后来门下各以意见搀和，说玄说妙，几同射覆，非复立言之本意。先生之格物，谓“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皆是行也。笃行之者，行此数者不已是也。先生致之于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分晓之非。乃后之学者测度想象，求见本体，只在知识上立家当，以为良知，则先生何不仍穷理格物之训，先知后行，而必欲自为一说邪？天泉问答：“无善无恶者心之体，有善有恶者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今之解者曰：“心体无善无恶是性。由是而发之，为有善有恶之意。由是而有分别其善恶之知，由是而有为善去恶之格物。”层层自内而之外，一切皆是粗机，则良知已落后着，非不虑之本然，故邓定宇以为权论也。其实无善无恶者，无善念恶念耳，非谓性无善无恶也。下句意之有善有恶，亦是有善念恶念耳。两句只完得动静二字。他日语薛侃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即此两句也。所谓知善知恶者，非意动于善恶，从而分别之为知，知亦只是诚意中之好恶，好必于善，恶必于恶，孰是孰非而不容已者，虚灵不昧之性体也。为善去恶，只是率性而行，自然无善恶之夹杂。先生所谓“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四句，本是无病，学者错会文致，彼以无善无恶言性者，谓无善无恶斯为至善。善一也，而有有善之善，有无善之善，无乃断灭性种乎？彼在发用处求良知者，认已发作未发，教人在致知上着力，是指月者不指天上之月而指地上之光，愈求愈远矣。得羲说而存之，而后知先生之无弊也。

见《姚江学案序》。

薛敬轩曰：

将圣贤言语当一场话说，学者之通患。梨洲亦云：“学者贵自得，最忌说破后作光景玩弄。”吾党诚有志于自治之学，但受持此中片言半句，拳拳服膺而不失之，则既可以终身受用不尽，若以之饰口耳四寸之间，则贤于博弈。不龟手之药一也，或以霸，或不免于洴澼絖，此则吾党自择，而梨洲先生宁能助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