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自次贷危机爆发，到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我国出口型经济始终遭受到来自国际市场的较大冲击，传统优势出口产品及其企业面临着严峻的生存考验，“保增长”和“稳增长”成为我国近年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目标。国际金融危机给了我们总结和反思经济金融改革的良机。结合国际背景和经济改革进程，“转型升级”成为我国创新型社会和经济建设的主要实现形式之一。然而对于“转型升级”和创新经济的理解，在内涵与方法论上人们都存有一些认识上的偏颇。

同时，为寻求经济改革的金融支持，发挥金融核心的积极作用，很多时候金融发展已成为决策者制定经济金融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但结合“转型升级”和创新经济，金融发展应该注意和侧重于什么？需要强调哪些方面？这不仅对政策制定和实务工作者来说不甚清楚，甚至对大部分的经济金融研究者们来说，其对创新经济的金融支持及金融发展的理解也存在较大分歧。其中不乏不清晰、不完整和不准确的理论观点及政策主张。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而其关键是要实现经济创新，为经济创新构建扎实而富有竞争力的金融基础与金融环境（尤其是区域和地方的金融发展），这对经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伴随我国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近些年我国金融改革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规范不同金融机构的发展，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增加金融可获得性，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等，我国各级政府正通过试点并采取积极政策，努力推动着金融创新的发展。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金融改革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金融是资源配置的核心，因此，促转型、调结构、提高技术和社会生产效率，自然是金融发展的目标。然而这些目标能否实现，实际仍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对于转轨金融，我们并没有直接的理论和经验可供借鉴。而事实上，我国各地的金融发展政策不乏值得商榷之处。比如，为金融创新设置量化的考核指标，具体包括：货币投放总量、各项贷款增速、上市企业目标、信贷支持额度和债市融资目标等指标在内的、许多“短期化”“规模化”的发展指标。这样的政策和指标科学吗？事实上，正是由于缺乏相关研究，这些政策施行的结果往往并不如意，金融发展并未给本地区长期的经济增长奠定资源配置的机制基础，相反在短期内，还累积了较大的潜在金融风险。

研究表明，金融发展的增长作用具有阈值效应，表现出非线性的变化特征。排除国别的差异和遗漏变量的影响，我国金融发展的非线性增长效应该如何解释？其影响因素、形成机制如何？本研究从“质量渠道”检验金融发展的非线性增长效应，用制度环境、最优金融结构（市场结构与商业模式）的演变来验证和解释非线性增长效应的形成机制。在丰富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同时，也为政府的监管制度设计（针对金融规模、互联网金融和金融效率）和政策实施（针对银行业结构和提升金融效率）提供科学的经验依据及决策参考。

而我国经济结构要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不在于“升级”本身，而在于要构建创新型经济，实现知识技术与制度体系的创新（即经济创新）。发展要创新，产业要升级，相对整体金融联系实体经济更加紧密的区域金融发展，就需要更深入地改革。金融发展改革的基础是金融发展制度创新，本书基于金融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发展的总体框架，对我国地方金融发展中的制度创新问题，做了多角度的对比分析。在金融功能提升和金融效率检验目标的约束下，本书提出以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经济创新金融支持，以系统适应效率实现金融体系协调发展的结论及政策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