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帝国疆域的确立

兵锋指向云南

“云南”意谓“云岭之南”或“彩云之南”，这是一个在我们的感觉中很有诗意的名字。

正如大家所了解的，云南地区在两宋时期是由白族人所建立的大理政权所统治。南宋末年，为了从战略上包围宋国，蒙古大汗蒙哥便派其弟忽必烈绕道藏区攻灭了大理。后来，元朝便在云南地区设立了云南行省，“云南”一名至此开始出现。

当时，云南行省的管辖范围包括今云南省、贵州西部及东南亚的部分地区。到了元朝中期，由于管理云南省的元朝宗室梁王大力开拓，云南省管辖范围已经延伸到了今泰国北部，成为历史上最大的云南。

云南后来留驻了大量的蒙古与色目人所组成的军户，所以此地一直被元朝势力所牢牢控制，再加上土酋段氏的巨大影响力，故而明玉珍部经略云南的失败并非是偶然的。只是当大明王朝已经席卷了大半个天下之后，它便有了鲸吞云南的雄厚实力。

早在洪武三年时，明军在取得应昌与定西战役的胜利后，朱皇帝便设想了假道灭虢一计，试图乘机攻取云南而后再取四川。不过夏方拒绝了大明借道的请求，朱皇帝才不得不暂时打消了先平云南的打算。待到大夏一平，四川全境已尽入大明版图，连同与四川接壤的顺元（贵阳）宣慰和普定路（贵州安顺）总管也闻风归附。至此，云南东、北两面的屏障已被撤除，大明统一云南的时机已然成熟了。但是，朱皇帝仍“以云南险阻，不欲用兵”，有鉴于平定云南所要花费的大气力，容易造成北疆空虚，朱元璋此时还幻想着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云南问题。

洪武二年、三年，朱皇帝曾两次遣使诏谕云南。洪武五年正月，北平守将俘获了元梁王遣往漠北的使臣苏成，朱元璋遂又派翰林待制王祎携带诏书，随同苏成前往云南。

朱皇帝在这篇诏书中先是回顾了自己发迹的过程，继而又说明了近来平灭大夏的情况，“西土既宁，复遣使往谕尔等，尚恐未达，今因北平送至苏成称为尔等北使之人，故复遣赍诏往谕。朕虽不德，不及我中国古先哲王使四夷怀服，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故兹诏谕，尔其悉之”。

六月，明使一行抵达云南。王祎劝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奉版图，归职方”，还进一步陈述了陈友谅、张士诚、王保保、明氏等相继败亡和顺帝北逃沙漠后的形势，并申明“朝廷以云南百万生灵，不欲歼于锋刃。若恃险远，抗明命……悔无及矣！”

听了王祎的话，梁王及左右大臣相顾骇愕，“颇有降意”，不过梁王等人还有些犹豫，故而将王祎久留不遣。次年，爱猷识里达腊派使臣脱脱到云南，正是在脱脱的胁迫下，以及北元在军事上取得的佳绩，把匝剌瓦尔密最终于这年十二月将王祎杀害。

但是任重道远的朱皇帝还不死心，他于洪武七年八月再遣故元威顺王子伯伯赍诏往谕梁王，其中威胁道：“不然，朕当别遣使者直抵大理，依唐、宋故事赐以王号，合兵加讨，悔将无及。呜呼！胡虏无百年之运，今已足信，转移之机，在人自审，时不可失，尔其思之。”朱元璋那意思是要让云南后院起火，册封段氏为王以与元宗室分庭抗礼，但同样遭到梁王拒绝。

洪武八年九月，朱皇帝再命湖广行省参政吴云出使云南。临行前，朱元璋特别对吴使者道：“今天下混一，四夷宾服，独云南一隅未奉正朔，杀我使臣，朕欲以兵取之，恐劳师费财，以伤远人。卿能为朕作陆贾乎？”陆贾既是西汉初年的大学者，而且出使南越有功。

吴云自然不难体会皇帝的圣意，于是回答道：“天命所在，谁能违之？第彼恃险远，故阻声教。臣奉陛下威德，往告以大义，晓以祸福，彼必附顺。若冥顽不从，兴师未晚。”随后，欣然上路。与吴云同行的，还有之前被徐达俘获的梁王派往漠北联络的铁知院等二十余人。可是当他们一行人走到云南沙塘口时，由于不慎，吴云竟惨遭铁知院等人的毒手。

梁王不仅屡次拒绝明廷的招谕，而且“匿有罪，纳逋逃，惑我边守”，严重地威胁到了大明的边境安全。最终，朱元璋还是决定出兵讨伐，以武力平定云南。

洪武十四年（1381）正月，北元平章乃儿不花等再次南犯明境。四月，朱皇帝命魏国公徐达为征虏大将军，信国公汤和为左副将军，颍川侯傅友德为右副将军，分两路出塞，这已经可谓是大明的第四次北征行动，而且此次规模可观。

东路以傅友德为先锋，老傅率军在灰山一带（今内蒙古宁城东南）大败元军，俘获甚众；又行军至北黄河（即潢河，今西辽河）一带，所遇元军不战而逃，明军尾追敌人，结果俘虏了元平章别里不花、太史文通等。

西路则以沐英为先锋出长城古北口（今北京密云东北），攻取高州、嵩州（可能是指松州，在今内蒙古赤峰市西南）、全宁，渡过胪朐河（今中蒙边境克鲁伦河），结果俘虏了元知院李宣及其一干部众。

至八月底，明军北征各部胜利班师。借着北征得胜的余威，九月，朱元璋御奉天门，遂命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统率三十万将士往征云南，准备将其一举荡平之。

傅友德等既受命，朱皇帝特告诫他们说：“云南僻在遐荒，行师之际，当知其山川形势，以规进取。朕尝览舆图，咨询于众，得其扼塞取之之计……”

接着他又指示道：你们应当自永宁先遣骁将别率一军以向乌撒（治今贵州威宁），以阻断乌撒的援军；大军继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据要害，然后进兵曲靖。曲靖是云南的喉襟，也是敌人重兵设防的地区，你们应当审察形势，争取出奇取胜，否则曲靖是很难拿下的。曲靖拿下后，你们三个人中的一个可以率精兵趋乌撒，并会合永宁出发的先遣部队。其余大军则直捣省会昆明，敌人各处受到牵制，必然会疲于奔命，我军也就不难成功。攻克昆明后，便不妨再分兵径趋大理，先声已振，势将瓦解，“其余部落可遣人招谕，不必苦烦兵也”。

显然，此平滇方略再次体现出了朱元璋的宏图远略，直令人叹为观止，其“运筹万里，料敌如神，山川险厄，俱似躬行，进退指挥，不爽尺寸”！大军出发时，皇帝还特意在龙江为他们饯行。

有人也许会问了：云南本是偏远之地，地广人稀，大明为何会如此兴师动众呢，至于动员三十万人吗？

笔者觉得这其中起码应该有三个理由：一是朱元璋急于解决云南问题，且大兵压境也容易让敌人斗志涣散；二是云南险远，明军粮道容易被切断，故而才需要相当的力量保障后勤供应；三是云南地区各少数民族杂居，他们往往全民皆兵，又往往不那么驯服，非有足够的力量不能镇压其反叛。

话说就在清初时，驻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为了保持强大的军力，特意不断制造与云南土著部落之间的冲突和摩擦，他自谓“不可使云南一日无事”，务必给清廷造成一种云南局势紧张的印象。这一方面固然说明吴氏别有用心，另一方面也说明云南的确是一块需要用力经营的是非之地。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云南被平定后，为了确保西南地区的安定，明朝政府便将大部分征滇将士就近安置，令他们及其家属在今贵州安顺场方圆两百里的范围里屯扎下来（这里是进出云南的要地），并且还设立了数以百计的屯军堡子以巩固防御。

以后，除了军屯以外，明朝还通过民屯、商屯等措施，将大批汉人迁移到贵州地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调北填南”。而数十万计的军民集中的屯聚，就使得他们在当地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势力，再加上西南地区山高水远，以至于到而今竟形成了当地所特有的“屯堡文化”—六百年来，这群人的后裔基本保持着封闭的生活状态，这也使得他们生活与文化的各种传统历六百年而不失，仍旧大多延续着六百多年前明初时的旧俗。

一个从来不变的人，最后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在那些外来人眼中。

滇池奔来眼底

傅友德统率明军从南京龙江出发，沿江西上，大军旌旗蔽空，然后由长江进入湖广。傅友德命都督郭英、胡海、陈桓等率五万众，由四川永宁趋乌撒，算是北路军，担任牵制任务；自己则率主力由辰、沅趋贵州，算是东路军，担当主力。

洪武十四年十二月，傅友德等攻占普定、普安，招抚当地彝人、苗人、仡佬人等百姓。之后，明军师至曲靖，击败梁王部将达里麻兵于白石江，取得大捷。

先是，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听闻明军已下普定，便遣司徒平章达里麻率领精兵十余万屯于曲靖，以待明军，这果然不出朱元璋的预料。得养父真传的沐英于是对傅主帅说道：“敌人见我们补给困难，绝不会想到我军敢于深入云南内地，如果我们绕道奔袭曲靖，必然会出敌不意（速战速决），大破敌人。这应该正是皇上所谓的出奇制胜。”

傅友德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大军绕远进袭曲靖。当明军距离曲靖还有数里远时，忽然大雾四塞，明军冲雾而行，阻水而止，发现原来已经抵达白石江畔了。没多久，大雾散去，坐守曲靖的达里麻见明军有如天降，不免大惊失色，仓皇无措。

傅友德准备下令大军渡江，但沐英却站出来制止道：“我军远来，形势既露，固利速战，然亟济恐为所扼。”显然，敌人是不可能让明军轻易过江的，强渡是行不通，必须智取才行。

于是傅友德整师临流，装出一副要强渡的样子，达里麻果然拥精锐扼水上，要阻止明军。沐英此时便行声东击西之计，他别遣数千人从下流潜渡，出敌人侧后，鸣金鼓，树旗帜，虚张声势。达里麻见状，还未搞清情况，便急忙掉转枪口去对付身后的明军。元军顷刻大乱，沐英乃拔剑，乘机督师过江。

达里麻退却数里列阵，明军悉数过江。明军列阵完成后，傅友德于是麾兵进战，一时间矢石齐发，呼声动天地。顿时，数十万人混战成为一团，此次白石江之战可谓是自（徐达、王保保之间的）定西之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战况可谓空前壮观。

双方大战数合之后，一时难分胜负。沐英于是使出了撒手锏，他用猛虎掏心之法，纵铁骑捣敌中坚，结果敌众披靡，遂大败。最终元军被俘数万，主帅达里麻也被生擒。

傅友德并没有迁怒于士卒，他将这些被俘的元军“悉抚而纵之，使各归其业”，这明显是朱元璋的怀柔之计。当地百姓见父兄子弟归来，皆喜慰，而明军这支仁义之师、胜利之师的声威越发振响。曲靖被平定后，明军留兵镇其地。之后，傅友德又分遣蓝玉、沐英率师趋昆明。梁王闻听达里麻兵败被擒，元军主力尽丧，晓得昆明已经守不住了，不得不与其左丞达的、参政金驴遁入罗佐山。

朱皇帝遣使赍敕，谕傅友德等人，提醒他们注意乌蒙、乌撒是否真心归顺。同时，他又遣内臣赍敕谕乌蒙、乌撒诸酋长，指出如果对方“悔罪向义，当躬亲来朝，否则遣人入贡。摅尔诚款，朕当罢兵，以安黎庶，尔其省之。”

梁王既入罗佐山，其右丞驴儿自曲靖驰归，对梁王道：“如今事情紧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眼见大势已去，把匝剌瓦尔密不愿受辱，于是“密挈妻孥，与左丞达的及驴儿俱入普宁州忽纳砦，焚其龙衣，驱妻子赴滇池死”，接着他又与与达的、驴儿夜入草舍中，一起自缢而亡。《礼记》曰：“国君死社稷”，这本是古典伦理纲常的应有之义，这梁王主臣也算忠烈了。

不久，蓝玉、沐英等率军抵达昆明近郊的板桥，元右丞观音保等出降，春城被兵不血刃地拿下了。随后，蓝玉遣景川侯曹震、定远侯王弼、宣德侯金朝兴率兵两万三千，分道进取临安诸路。明军在相继镇压了当地一些土酋的反抗后，又相继在普定、乌撒设城。洪武十五年正月，元曲靖宣慰司征行元帅张麟、行省平章刘辉等，并中庆、澂江、武定三路达鲁花赤劄麻及嵩明、晋宁、昆阳等七州达鲁花赤，昆明、富民等六县达鲁花赤等官诣征南左副将军永昌侯蓝玉、右副将军西平侯沐英降，献金银铜印七十四、金符七、马一万二千五百六十匹。

随后，大明置云南左、右、前、后、普定、黄平、建昌、东川、乌撒、普安、水西、乌蒙、芒部、尾洒一十四卫指挥使司。

不久，蓝玉等遣使报云南捷至京师。接着，朱皇帝便遣使谕征南将军傅友德等，做出了一番新的指示。其中道：“比得报，知云南已克，然区画布置尚烦计虑。前已置贵州都指挥使司，然其地去云南尚远，今云南既克，必置都司于云南，以统率诸军。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政司及府、州、县以治之。其乌撒、乌蒙、东川、芒部、建昌之地，更宜约束其酋长，留兵守御，禁其民毋挟兵刃。至如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亦难守也。其从征军士有疾病疲弱者，每卫毋限十人、百人，可先遣还。”

随后，明廷又诏谕乌蒙、乌撒、东川等处人民曰：“曩者，元政不纲，豪杰纵横，朕提师旅，与之并驱，十有二年，然后命将四征，五年而天下定，万姓宁，建号纪元，又十五年矣，华夏蛮貊，罔敢不服。惟尔乌撒、乌蒙、东川、芒部、建昌诸夷抗命弗庭，而云南梁王尤肆陆梁，诱我逋逃，扰我疆场，用是命征南将军颍川侯傅友德、左副将军永昌侯蓝玉、右副将军西平侯沐英统三十万众，问尔西南诸夷之罪。今得捷报，言云南部落俱已降附，故特遣使赍诏谕尔诸夷，自今有不遵教化者，即加兵讨之。於戏！春秋之义，罪莫大于拒王命，纳逋逃。尔等其洗心涤虑，效顺中国，朕当一视同仁，岂有间乎？”

二月，朱皇帝再次敕谕傅友德等，要他们务必用心处理与西南诸夷的关系。其中朱元璋告诫他们道：“朕观自古云南诸夷叛服不常，盖以其地险而远，其民富而狠也，驯服之道，必宽猛适宜，事之委曲，谅将军必不烦朕虑，朕亦不可不以古人之事以示将军……”

朱元璋又接着指出云南自古就是一个大“刺儿头”的事实：在汉武帝时，中国始得西南诸夷，然而终两汉之世，这里共发生了十次大规模的反叛活动；在汉光武时，将军刘尚击益州夷，路由越巂，其酋长多酿毒酒，想要借着劳军的由头袭击刘尚等人，结果阴谋被识破，汉军即分兵掩捕，诛之，徙其家属于成都；蜀汉之时，诸葛亮讨平其地，收其豪杰，出其金银马牛，以给军用，终亮之世，夷不复反，但诸葛亮死后，凡四反，张嶷尝一讨之，嶷将回军兴，古獠复反，嶷复击之，其地悉平；唐太宗时，云南自守，至唐高宗时，始入贡，朝廷待之至重，反生侮慢，唐前后凡九加兵，战屡不胜，唐终不能驭；元世祖亲下云南，令亲王镇守之，终元百年间，前后七叛。

由历史经验看来，朱元璋认为傅友德等必须保证云南地区的安定，而且要着眼长远，“可熟察其情，详慎处置，为今之计，非惟制其不叛，重在使其无叛耳”。很显然，这其中的暗示已不言自明。

闰二月，蓝玉、沐英等率军攻克大理。大理本是段氏的世代盘踞之地，他们基本处于半独立状态。大理城倚点苍山，西临洱河（今洱海）为固，当土酋段世听闻明军已至时，于是聚众扼下关以守。

据说大理有“风花雪月”四胜：上关风，下关花，苍山雪，洱海月。此下关“乃南诏皮罗阁所筑，龙尾关是也，号为险要”，明军自然不能强攻，最终经过一番智取，明军遂攻拔大理城，“段世就擒，乃分兵取鹤庆，略丽江，破石门关，下金齿。由是车里、平缅等处相率来降，诸夷悉平”。后来段世被迁往内地，以防止其乘机作乱。

三月，傅友德等遣人至京奏事，他认为云南地区军食供给不足，遂向朝廷建议“以今年（云南）府、州、县所征并故官、寺院入官田及土官供输、盐商中纳、戍兵屯田之入”以供军需。朱皇帝准奏。

四月，明廷“迁故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及威顺王子伯伯等家属于耽罗，赐伯伯衣一袭、马十匹”，也是远远打发了才罢。不久，吉安侯陆仲亨遣使驰奏乌撒诸蛮复叛，皇帝指示傅友德等：“乌撒诸蛮伺官军散处，大势不合，故有此变。朕观云南之地如曲靖、普安、乌撒、建昌即今势在必守，其东川、芒部、乌蒙未可遽守也，且留大军屯聚，荡除乌撒、芒部等蛮，戮其酋长，使之畏威，方可分兵守御。彼蛮负固者尚多，尔其慎之。”

七月，皇帝又遣使谕傅友德等，其中指出必待“诸蛮悉定，方可班师”，结果傅友德等在云南一直滞留到了洪武十七年。

九月，云南诸夷果然大举复叛，沐英等率军讨平之，云南复平。先是，明军既平云南，即分兵四出，攻诸蛮寨之未服者。傅友德命冯国用之子、指挥冯诚镇守昆明，但城中所留守兵不多，结果“诸夷因相扇为叛谋”。有一位名叫杨苴的土官最是桀骜狡黠，他哄骗部众们说：“明军主力已经回中原了，云南可以夺回来了！”结果杨苴等竟纠集了二十余万众向昆明发起了突然进攻。

昆明城中不仅粮食缺少，也多是一些老弱病残，但由于城守坚固，敌人一时无法攻破。当时沐英等驻兵乌撒，听闻昆明急报后他即选骁骑一万还救。敌众由于过分恐慌，结果不战自溃，“走安宁、罗次、邵甸、富民、晋宁、大祺、江川等处，复据险树栅，欲谋再寇”，最后被沐英等各个击破。

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土酋比较驯服，比如有名的奢香夫人。还有后来的大名人郑和，则是被明军俘虏到中原去了。

洪武十七年四月，明廷论平云南功，遂进封颍川侯傅友德为颍国公，其他有功人等也一并得以加官晋爵。朱皇帝制曰：“稽古赏功，惟开疆者赏重。朕臣傅友德，每从大将军征讨，累有战功，已封侯爵。乃者，率诸军越崇山，西取巴蜀，功尤著焉。洪武十四年，命率甲士三十万，又西取云南，转战二年。今已平定，宜受上赏。特封颍国公，子孙世袭，食禄三千石。”

至此，九死一生、屡立战功的傅友德，终于由一无名小卒，积功成了大明开国功臣中的一流军事统帅。

傅、蓝班师后，贵州思州、古州洞苗吴面儿等于洪武十八年九月反叛，明廷命信国公汤和为征虏将军前往镇压。十八年十二月、十九年二月、二十一年六月及九月等，云南地区又发生了多起大规模反叛，但都被迅速镇压了下去。

朱皇帝借鉴元朝在云南设立行省后“数出朝臣望重者镇之”与“亲王镇守”的经验，认为现今“若非名臣望重者守之，愚下之辈，未可托也”，于是仍令作为其养子的西平侯沐英继续留镇云南。沐英死后，被追封为黔宁王，他的儿孙继续受命镇守云南乃至终明之世，可谓与明朝相始终，最后一代黔国公沐天波亦死于王事。

《鹿鼎记》中都没忘了提到这个所谓的“沐王府”, “黔宁永镇，三百年来，不独贝金象齿来自殊方，抑且金马碧鸡入参侍从，岂非春风所及，鹰眼能慈，泮水之林，鹗音速化，猗与盛哉！”

大明崛起，云南后定；大明灭亡，云南也最后成了永历帝的栖身之所。

纳哈出举手投降

东北地区对于中原王朝而言，也可谓是一块是非的策源地，契丹与女真的相继崛起还仿佛只是昨天的故事，何况它最终还成了大明的死穴。

在元代时，这里设有辽阳、广宁、大宁、全宁等七路，统归辽阳等处行中书省管辖。其中，以行省首府辽阳为中心的辽东地区经济最为发达，且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辽东“南（隔海）望青、徐，北引松、漠，东控海西女真”，是护卫大都的北面屏障。

在明军攻克大都后，其主要威胁来自中部和西北部，东北就成了暂缓考虑的对象。最主要的是朱皇帝想要借着有不杀之恩的有利条件，对盘踞辽东的元太尉、署丞相、开元王纳哈出采取招抚政策。

朱元璋的盘算就是这样，他不被逼到份儿上，最后就不会将问题诉诸武力这种极端形式，何况武力要承担成本和风险。朱元璋不是汉武帝那种穷兵黩武者（这可能正是出身决定的），因为一旦动武，明朝内部就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社会震荡，如此就会让好不容易从社会最底层爬上来的朱皇帝的神经紧张一阵，那简直太折磨了！

既然不纯任武力，朱元璋就只好展开积极的外交攻势了，尽管收效有限。脱古思帖木儿继位之后，蒙古各处大佬拥兵自重，北元势力由此更加衰微，这也就使得朱元璋得以加紧经营东北。

洪武十二年六月，皇帝命都督佥事马云统兵征大宁。十四年四月，徐达等又率兵出征全宁，进至横河（今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最终“获全宁四部以归”，这样也就清除了北平东北方与辽东接邻地区的北元势力。

与此同时，朱皇帝还积极招抚辽东东北面的女真诸部，渐渐地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正由于女真的归附，结果便将北元与高丽的联系于洪武十七年间大致切断。

在明朝的步步进逼下，辽东人心开始动摇，自洪武十三年起，每年都有大量军民投附明朝。到了洪武十七年十一月，有鉴于时机已近成熟，于是便有人建议朱皇帝出兵讨伐纳哈出，以武力解决东北问题。但是，朱元璋仍旧抱着外交解决问题的一线希望，他说：“如今不如再等等看，如果纳哈出一旦觉悟过来，念起朕昔日于他的释归之恩，幡然而来归附，岂不是要比用兵更值得吗？”

然而，纳哈出家族毕竟世受主恩，没那么容易背叛旧主；而且他自恃兵力雄厚，对于明朝方面的招降仍旧不为所动。洪武十八年二月，国子监祭酒宋讷献守边策，大略道：“备边在足兵，足兵在屯田。宜选诸将军智谋勇略者数人，每将以东西五百里为制。随其高下，立法分屯，布列缘边之地，远近相望，首尾相应，遇敌则战，寇去则耕，此长久之法也！”朱皇帝嘉纳之。

到此时，来自北元北面与西北面的威胁已经小得多了，而且明朝内部的经济也得以恢复和发展；云南问题也已经解决，大明再无后顾之忧。大将相继凋零，李文忠与徐达此时已先朱元璋而去，皇帝陛下自己也年将六十，他或许已经预感到来日无多，他必须在自己的生前把一些重大问题为儿孙解决好。

“漠南胡未空，汉将复临戎。飞狐出塞北，碣石指辽东。”经过一番准备之后，洪武二十（1387）年春正月，朱皇帝命宋国公冯胜为征虏大将军，颍国公傅友德为左副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右副将军，南雄侯赵庸、定远侯王弼为左参将，东川侯胡海、武定侯郭英为右参将，前军都督商暠参赞军事，率师二十万北伐。

这是明朝方面此时所能拿出的最强阵容。同时，朱元璋又命李文忠之子曹国公李景隆、邓愈之子申国公邓镇、江阴侯吴良等皆随大军而行，意在让新人锻炼、让老帅跟着参谋军机。

临行前，朱元璋特意告诫冯胜、傅友德、蓝玉等道：“虏情诡诈，未易得其虚实，汝等慎无轻进，且驻师通州，遣人觇其出没，虏若在庆州，宜以轻骑掩其不备，若克庆州，则以全师径捣金山，纳哈出不意吾师之至，必可擒矣。”接着，朱皇帝又施展外交的一手，他派出此前所俘获的番将乃剌吾北还，以书谕纳哈出等。

二月，冯胜等兵至通州。他先派探子出松亭关，侦知有敌骑屯于庆州，于是他便派出蓝玉领一部轻兵出关奔袭庆州杀其平章果来，擒其子不兰奚，获人马而还。

三月，冯胜等率师出松亭关，并筑大宁、宽河、会州、富峪四城，于是主力驻兵大宁。六月，冯胜驻师金山东北，蓝玉受命至纳哈出营地说降，眼见大兵压境的纳哈出最终率其众出降。

起初，纳哈出分兵为三营，一曰榆林深处，一曰养鹅庄，一曰龙安一秃河。其部辎重富盛，畜牧蕃息，元主几次都招纳哈出等往大漠去，以避明军的锋芒，但都遭到纳哈出的拒绝。等到明军大举逼近时，纳哈出计无所出，乃剌吾因建议他投降，但纳哈出犹豫未决。恰好此时冯胜遣指挥马某往谕纳哈出，纳哈出借机遣使至冯大将军营，想要查看明军虚实，结果使者回来后汇报说：明军实力甚盛！纳哈出闻知，乃指天啧啧叹曰：“天不复与我有此众矣！”既是羡慕，也是敬畏。

最后，纳哈出率数百骑自诣蓝玉约降。三十一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朱元璋终于有缘可以再见老相识了。

不过好事多磨，当兴奋不已的蓝玉与纳哈出举行宴会时，居然闹出了一段不和谐的小插曲。

蓝玉向纳哈出让酒，纳哈出向蓝玉还让，蓝玉请纳哈出先饮，纳哈出一饮而尽，接着他又请蓝玉饮。见纳哈出是个爽快人，蓝玉非常高兴，于是他为表其情，竟将自己的外衣脱下，对纳哈出道：“请先把这个穿上，然后我再满饮此杯！”

可是纳哈出不肯穿，大概他是不想穿汉服，或者他比较谦让。而蓝玉也就不肯饮那杯酒，两个人争来让去了好一会儿，最后纳哈出有点不高兴，就取过劝蓝玉的那杯酒浇在了地上。此时纳哈出又眼见蓝玉的手下们个个有咄咄逼人之态，于是他就想借故离开。当时常遇春的儿子、蓝玉的外甥郑国公常茂也在场陪酒，有个赵指挥听得懂纳哈出的蒙古话，他就跟常茂翻译了一下，结果这小常当下就着急起来，直逼近纳哈出，要强留对方。

可能是这小常跟他爸似的，喜欢来点直接的，结果纳哈出疑心他居心叵测，于是站起身就要出营打马回去。小常也疑心纳哈出变卦了，于是他当即拔出刀来给了纳哈出一下，最后纳哈出伤了胳膊，没走成，都督耿忠便带人将他押解到了冯胜那里。

主帅被伤，一下子就引起了其部众的恐慌，纳哈出所部妻子将士凡十余万在松花河北，听闻到有不利的消息传来，于是惊溃而去。还有不少人想要来夺回主帅，冯胜于是“遣前降将观童往谕之，于是其众亦降，凡四万余，并得其各爱马所部二十余万人，羊马、驴驼、辎重亘百余里。”但是纳哈出有两个侄子不肯降，冯胜又派人招谕，乃折弓矢掷于地，才终于说服了对方来降。

冯胜礼遇纳哈出，复加慰谕，令耿忠与同寝食，遣使奏捷于京；另外，他还将常茂的鲁莽行为一齐上报。接着冯胜便准备班师，明军悉以纳哈出来降将卒妻子及其辎重俱南行，并以都督濮英将骑兵三千殿后。

糟糕的是，纳哈出部的那些未归附的部众，有鉴于明军将俘虏一齐带回，很是记恨，于是就在中途设伏准备对付明军。大军过去以后，等到濮英最后赶来时，敌人伏发，殿后的明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而且敌兵甚众，最后濮英马蹶被执。不久，“英绝食不言，乘间剖腹而死”。白白牺牲了几千人马，这还是冯老二等人处置失当的过错。

八月，朱皇帝听闻说冯胜等在军，事多不律，于是遣使赍敕往谕冯老二等，要他们放规矩点。其中皇帝指出，徐、常“尝以雄师平华夏之乱，未尝贪财好杀，行一不仁之事，所以功成名遂，终身无疵”；蓝玉这小子“事虽轻举，然破彼深谋，幸尔成功”，尤其是作为主帅的冯胜，“专为己私，不能抚辑降虏”，还“窃取虏骑，为数不少，又娶虏有丧之女，使人忘哀成配，大失人伦”，诸如此类。

九月，故元降将纳哈出及诸王哥列沙、国公观童及故官帖木儿不花等至京。纳哈出入见，朱皇帝抚慰甚至，赐以一品服，封为海西侯。其所部官属也一应有所赏赐。

到洪武二十一年七月，纳哈出病死。纳哈出“性嗜烧酒，饮常过度，当盛夏时，每以水沃身，因得疾”，也许是心中过于苦闷的缘故，才不能不以酒浇愁；朱元璋很关心他的健康，又是派医生，又是规劝他戒酒。但是纳哈出不改旧习，以至于病死在去往云南的路上。

有意思的是，常茂还是冯老二的女婿，冯老二倚老卖老，每于众中卑折女婿，小常有点不能忍受，结果出言不逊，惹恼了丈人。冯老二记恨女婿，于是将惊溃纳哈出部众一事都归咎于小常，将其械送至京。经过小常在皇帝面前的一番陈述，皇帝认为冯丈人也难辞其咎，最后命人收了冯老二的总兵之印，召其还京，令永昌侯蓝玉总兵代之。

次年的“捕鱼儿海之役”，是明朝对于北元的又一次重大胜利，可是这个帅印却落到了蓝玉手上，冯老二白白丧失了一次重要的建功立业的机会，不然他在历史上的声名起码还可以再高出几分。

当然，富有权术的朱元璋也许是有意的，他可能并不希望功劳过多集中于一位将帅身上；冯胜既被夺去兵权，傅友德也不得不靠边儿站。然而，不管怎么说，至此东北问题算是基本解决了，明朝的战略空间得以大大拓展。左翼既失，北元的日子将更加难过，而大明的兵锋又将顺势北指了。

最后再补充说明的是，洪武十七年以后，是朱元璋进行运动反腐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事情后面将重点提及。其中常茂之所以参与此次北征行动，其实正是朱元璋要其戴罪立功的意思：常茂“交结胡惟庸，讨他母亲的诰命，又奸宿军妇，及奸父妾，多般不才。今年发他去征北，他又去抢马，抢妇人，将来降人砍伤，几乎误事。他的罪过，说起来是人容不得。眷恋开平王上头，且饶他性命，则发去广西地面里安置。这等人，你怕他长久得？”

常茂被朱元璋安置到了广西龙州，果然能作的人不长命（广西气候也不容易适应），常茂于洪武二十四年病死，他死后其小妾一家人还闹出了一场政治风波。

不破楼兰终不还

由于纳哈出势力的崩溃，令北元失去了辽阳行省，不仅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军事和经济力量，而且也丧失了东部屏障，战略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当时蒙古的汗庭已经东迁，东北地区一失，也就使得其汗庭直接暴露在了明朝大宁诸卫的兵锋之下。由此，北元内部更加人心惶惶，其统治也更加不稳，大有分崩离析之势。有鉴于此，朱元璋认为再次大举北征残元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决心一举荡平漠北，为儿孙们换得几十年的和平安定。

为了此次北征，明朝方面进行了认真的准备。就在征辽之役刚结束的洪武二十年九月，朱皇帝便下令设立了大宁都指挥使司，以作为北征蒙古的前进基地。都司下设左、中、右三卫，又将会州、木榆、新城等卫划归其管辖，并调各卫兵两万余人戍守大宁城。接着，朱元璋又下诏左副将军傅友德编集新附军士，驻兵大宁防寇。

九月底，朱皇帝以永昌侯蓝玉为大将军，延平侯唐胜宗与武定侯郭英为左、右副将军，都督佥事耿忠与孙恪为左、右参将，命他们率兵讨伐残元，以肃清沙漠。为此，皇帝还鼓励他们说：“肃清沙漠，在此一举！”

接受命令后，蓝玉等人就开始囤积物质、集结兵力，可是待他们准备就绪后，此时天气已转冷，错过了向漠北进军的最佳时机。在报请皇帝批准后，北征将士只好先行回内地驻扎下来。

洪武二十一年三月，朱元璋从降众那里听说蒙古方面人心惶惑，众无纪律，“度其势不能持久”。见天气已经转暖，于是朱元璋命蓝玉等赶紧出击，并要求他们“倍道兼进，直抵虏廷，覆其巢穴”，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接到命令后，十五万北征大军在蓝玉等人的率领下，开始由大宁进至庆州。当他们听闻说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在捕鱼儿海（今贝尔湖）一带时，于是从小道兼程而进，准备将其一网打尽。

四月，大军师次游魂南道（在蒙古国东方省境内），由于缺少水源补给，将士干渴难忍，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处泉眼，于是众人齐声欢呼道：“此朝廷之福，天之助也！”

随后，大军师至百眼井，去捕鱼儿海还有四十多里地。探子回报说并没有见到蒙古人的影子，于是蓝玉以为人家已经闻风而逃，于是决定引兵退还。可是，定远侯王弼却对蓝大将军说道：“吾等受朝廷厚恩，奉圣主威德，提十余万众深入虏地，今略无所得，遽言班师，恐军麾一动，难可复止，徒劳师旅，将何以复命？”回去不好交代啊，上位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蓝玉觉得王弼说得有道理，于是戒谕“诸军皆穴地而爨，毋令虏望见烟火”，小心地吃过饭，大军继续前进。次日黎明，大军至捕鱼儿海南，此时探马来报：元主的营地就在海东北八十余里！

真是一个让人狂喜的好消息，也是一个让人险些错过的大好时机！说时迟那时快，于是蓝玉赶紧任命王弼为前锋，直杀向元主的营地。当时蒙古方面根本就没想到明军会在大春天青黄不接之时，再次大举深入草原，他们认为明军缺乏粮草的补给，必然不能深入，以至于放松了对于明军的警惕。

而且就在这一天，还刮起了沙尘暴，大风扬沙，大白天也一片昏黄、模糊，对于明军的行动，蒙古方面根本就没有察觉。当时元主正要北行，刚整顿好了车马，突然明军就杀了出来……

元太尉蛮子率众拒战，被明军击败，蛮子及其军士数十人被杀，其众遂降。元主脱古思帖木儿与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来、丞相失烈门等数十骑遁去，蓝玉亲率精骑追击，可是一口气追出了上千里，仍然是无功而返，看来还是蒙古马精壮。

然而，明军此次的战果依然是巨大的，不逊于霍去病当年（前119）所创造的辉煌—“获其次子地保奴、妃子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秃妃并公主等五十九人……追获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平章八兰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军士男女七万七千三十七口，得宝玺、图书、牌面一百四十九，宣敕、照会三千三百九十道，金印一、银印三、马四万七千匹、驼四千八百四头、牛羊一十万二千四百五十二头、车三千余辆。”

其中，王保保的弟弟、詹事院同知脱因帖木儿也在这次战役中因失马被擒，后因阴谋联络已投降的蒙军起事，结果在这年七月被蓝玉处死。在烧掉了元兵的一干兵甲后，蓝玉一面遣人入奏，一面班师南归。

“捕鱼儿海大捷”不仅战果非凡，关键还在于它的一系列的影响，这是值得后人大书特书的。

脱古思帖木儿率众西逃后，渐渐地感到孤力难支，于是他就想回和林依附丞相咬住。可是没想到的是，刚甩掉了虎，就撞上了西面的狼。当脱古思帖木儿一行人行至土剌河时，竟被人袭杀，太子天保奴也同时被杀。这是洪武二十二年七月间的事。

风水轮流转，杀死大汗父子的人名叫也速迭儿，他是忽必烈之弟阿里不哥的后裔。想当年，阿里不哥在争夺汗位的战争中输给了忽必烈，也速迭儿如今身为丞相咬住的部将，他为了一雪先祖的百年宿怨，于是乘机联合西蒙古的斡亦剌惕（即后来的瓦剌），攻占了和林。接着，他又引兵东向，正好与西奔的脱古思帖木儿撞个正着。

脱古思帖木儿死后，在蒙古内部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不仅直接导致了原北元诸多部落相继投附明朝，也加速了蒙古内部的分裂，成为北元势力严重衰落、国运转折的一大标志。

“冠军临瀚海，长平翼大风。云横虎落阵，气抱龙城虹。横行万里外，胡运百年穷。”从此，蒙古人再未能继续其祖先曾经有过的那般辉煌！

为了奖励蓝玉的巨大功绩，明廷便于洪武二十一年十二月，进封蓝玉为凉国公，其他有功之士也各有封赏。蓝玉一跃成为大明王朝第一线战将巨勋，也成为一代垂诸史册的名将。

尘氛犹未清

由于屡遭明军的沉重打击，北元可汗的权势大为削弱，由此那些原为可汗藩臣的封建主不再那么安分守常。于是他们乘机而起，导致蒙古内部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演变，并逐渐形成了一些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的政治势力。

洪武二十一年，游牧于漠北东部和辽东的兀良哈部归附明朝。次年五月，大明置太宁、福余、朵颜三卫于兀良哈。

就在这年（1389）七月，也速迭儿弑其主脱古思帖木儿，后来他又另立了坤帖木儿。元主部属皆奔散，元裔日微，后来他们大多投附明朝，其中包括丞相咬住、太尉乃儿不花等。但是，他们当初本为形势所迫，并没有多少诚意，所以当后来形势一旦有所缓解时，他们便纷纷背叛明朝。

为了镇压这场反叛，洪武二十三年春正月，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大将军，率列侯赵庸、曹兴、王弼、孙恪等赴北平，训练军马，听燕王（朱棣）节制，准备出征沙漠。

三月，燕王率傅友德等出古北口，探马发现乃尔不花等驻牧迤都（今蒙古国东南境内），明军遂进兵征讨—如果加上征讨云南及辽东的行动，那么这已经算是明朝方面第八次大规模征讨残元。

当时天突降大雪，诸将想要中止这次行动，但朱老四却说：“天雨雪，彼不虞我至，宜乘雪速进。”他想要给敌人来个出其不意。不久，明军抵达迤都，只与敌人隔着一片戈壁，但敌人却没有发觉。最后，在明军的突然打击下，乃儿不花等再次被迫投降。捷报传到京师，朱皇帝不禁大喜道：“肃清沙漠者，燕王也！”

朱元璋其实是为儿子的出息而高兴，立功不立功的也许倒在其次。

洪武二十四年三月，元辽王阿札失理寇边，朱皇帝再命颍国公傅友德率列侯郭英等讨之，最终大获而还。

八月，哈密寇边，朱皇帝命都督宋晟、刘真率师讨之。九月，宋晟等破哈密，擒其王子别别怯、豳王桑里失哥、知院岳山等，俘众一千三百人。

脱古思帖木儿覆亡后，朱元璋还利用明军胜利的余威，继续加紧经略西北。明军进军哈密，并力图打通丝绸之路，可是由于后来朱皇帝的驾鹤西去，西北的经营被迫中断。

二十五年夏四月，凉国公蓝玉率将士追击逃寇祁者孙，遂进征西番罕东之地（在今青海）。五月，蓝玉兵至罕东，遣都督宋晟等徇阿真州。不久，他们又奉诏移兵，前去讨伐建昌叛帅月鲁帖木儿，月鲁帖木儿后逃遁。十月，朱皇帝遣使谕蓝玉，要求其彻底剿灭月鲁帖木儿。十一月，月鲁帖木儿伏诛。

不久，都督周兴帅兵讨元逆臣也速迭儿，明军追至彻彻儿山，破之。十二月，冯胜等奉命率列侯籍太原、平阳民为兵伍，置卫屯田。东胜立五卫，大同立五卫，大同迤东立五卫。

自洪武二十六年，蓝玉、傅友德、冯胜等功臣宿将相继被诛，朱皇帝所封的九个塞王逐渐成了反击蒙古的主角。不过，这些塞王虽然有力地保障了大明的边疆安定，却也最终成了大明的内忧。

蒙古后来分裂为东、西两部，东部游牧于漠北和漠南地区，其首领为元室后裔，故以正统自居。

值得一说的是，自元顺帝死后，北元汗统共传位昭宗、益宗、恭宗、康宗、愍宗五代，至愍宗坤帖木儿，其最终于永乐元年（1403）为非元室后裔鬼力赤所杀。鬼力赤夺位后自称可汗，明朝人从此称东蒙古为鞑靼，西蒙古则被称为瓦剌。蒙古内部纷争不断，蒙方有关史料的记述也比较混杂。

经过明初二十多年的艰苦经营，除了今蒙古国和中国新疆哈密以西地区，明朝在全国的绝大部分地区已然实现了政治统一。不过，中原与游牧两种生产、组织方式乃至种族、文化的根本差别，就决定了明朝对于蒙古的历次征服皆是治标不治本的，是管得了一时却管不了一世的短期行为—清朝与蒙古联姻，而且联蒙制汉，倒是收到了很大的成效，这也是满洲特殊的种族、文化等优势决定的。

“塞下之险，东起开、铁，北历喜峰，西亘偏头、五灰，相距二千二百里而遥，乃欲阻长城而堵之，列亭障而蔽之，设险守国，盖其难哉。”大明边防可谓顾此失彼，只能相应地以攻为守，所以北征也带有一定的自卫性质。

朱棣称帝后又不得不先后五次北征，民间（评书中）也流传下了“燕王扫北”的佳话。比如永乐八年，其自将五十万大军出塞；乃至于永乐二十二年，朱棣最终死在了北征回师的路上，此辛苦劳碌的父子两代亦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不过也像后人指出的，朱老四某种程度上要比其父穷兵黩武得多，其一味敌对、缺乏政治外交手腕的对蒙政策显然有些失当，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也为后来蒙古方面的再次大规模侵扰埋下了祸根；而且其军事手段也严重忽视了效率，这些都充分暴露了他作为政治人物、军事人物的能力不足。

因此在笔者看来，朱棣无论在哪个方面，都要比乃父朱元璋差一两个档次，更不值得后人为他吹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