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我初次见到卡洛斯·维德尔是在1971年，抑或是1972年，当时萨尔瓦多·阿连德还是智利总统。
那时他管自己叫阿尔韦托·鲁伊斯–塔格莱。他有时候会去胡安·斯泰因的诗社，在康塞普西翁，被称为南方首都的那城市。我不能说那时候自己很了解他。我每星期能见到他一次，倘若他去诗社就能见到两次。他不怎么说话，而我却颇为健谈。来诗社的人大部分都很健谈：我们不只谈论诗歌，也谈政治，谈各自的旅途（彼时没人能想到我们后来的旅途会是那般模样），谈绘画、建筑、摄影，谈革命和武装斗争；武装斗争将会带给我们一种崭新的生活和一个崭新的时代，但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它就像一个梦，或者更确切地说，像一把开启梦想大门的钥匙——梦想啊，那是唯一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的东西。尽管那时我们已经依稀知道梦想往往会变成梦魇，但我们也并不在意。我们的年龄都在十七到二十三岁之间（我那时十八岁），而且除了加门迪亚姐妹和阿尔韦托·鲁伊斯–塔格莱之外，大家几乎都是文学系的学生。加门迪亚姐妹学的是社会学和心理学，而鲁伊斯–塔格莱，据他自己有一次说的，他是自学成才的。在1973年以前的智利关于自学成才者有很多说法。说实话他不像自学者，我的意思是，从外表上看他不像一个自学者。在智利，在70年代初，在康塞普西翁这座城市里，自学者们不像鲁伊斯–塔格莱这样穿衣打扮。他们都是穷人。但他说起话来倒的确像个自学者。他说话的方式在我看来就像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现在的说话方式一样（他说起话来就像是住在一朵云里一样）。但对于一个从来没有踏入过大学校园的人来说，他穿得实在是太好了。我不是说他优雅——虽然他确有其自身的优雅之处——也不是说他有某种特定的穿衣方式；实际上他的穿衣风格是多变的：有时穿西装打领带，有时又一身运动装，他也不排斥蓝色牛仔裤和T恤衫。而不管是哪一类服装，鲁伊斯–塔格莱穿的都是昂贵的衣服，都是名牌货。总之一句话，鲁伊斯–塔格莱是优雅的，而我那时并不相信总是在精神病院和绝望无助之间挣扎的智利自学者会是优雅的。有一次他说他的父亲或祖父是蒙特港附近一处庄园的庄园主。他说，也可能是我们听贝洛尼卡·加门迪亚说的，十五岁的时候他决定放弃学业，从此以后就一边干农活一边在父亲的图书馆读书自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些去胡安·斯泰因的诗社的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是个优秀的骑手，然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骑马。实际上，我们关于鲁伊斯–塔格莱的所有猜测都是建立在我们对他的羡慕或者说嫉妒之上的。鲁伊斯–塔格莱面貌英俊，身材修长而充满力量。在比维亚诺·奥赖恩看来，他是个面容过于冷峻而非英俊的家伙——当然，比维亚诺是后来才这么说的，是作不得准的。我们大家为什么嫉妒鲁伊斯–塔格莱呢？说大家都嫉妒是夸张了，感到嫉妒的其实是我。也许比维亚诺也和我一样感到嫉妒。原因嘛，当然是出在加门迪亚姐妹——那对同卵双胞胎，诗社里当之无愧的明星身上。她们俩如此耀眼夺目，有时候我们（我和比维亚诺）觉得斯泰因就是为了她们两个才开这个诗社的。而她们，我必须承认，确实是最优秀的。贝洛尼卡·加门迪亚和安赫利卡·加门迪亚这对双胞胎姐妹，在某些日子里是如此地相像，几乎达到令人无法辨别的地步，而另外一些日子里（尤其是另外一些夜晚）又那么地迥异，彼此间纵然不是敌人，也像是两个陌生人。斯泰因很喜爱她们。他，还有鲁伊斯–塔格莱，是唯一总能区分出谁是贝洛尼卡而谁又是安赫利卡的人。提起她们我几乎口不能言。有时候她们出现在我的噩梦里：和我一样的年纪，也许还要大上一岁，一副那个时代的时髦女郎的样子，有着修长苗条的身材，棕色的皮肤，长长的黑发。
加门迪亚姐妹几乎是立刻就和鲁伊斯–塔格莱交上了朋友。他是在七一年抑或七二年加入斯泰因的诗社的。而在这之前，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都没人见过他。斯泰因也没有问他来自哪里，他要求他读了三首诗，然后说还不错。（斯泰因只会盛赞加门迪亚姐妹的诗作。）就这样他留在了我们中间。开始的时候其他人不怎么搭理他，但是当我们看到加门迪亚姐妹和他结交以后，我们也开始和鲁伊斯–塔格莱结交了。彼时他的态度一直是真诚而疏离的。只有和加门迪亚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在这点上他像斯泰因）他才显得平易近人，而且非常殷勤周到。对其他人，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他用一种“真诚而疏离”的态度对待我们，也就是说，他会和我们打招呼，对我们微笑，当我们读自己的诗作时他会做出谨慎而有分寸的评论，而当我们抨击（我们通常都很毒舌）他的作品的时候，他却从来不为自己辩护：当我们对他说话的时候，他只是听着，神情专注——现在我再也不敢用“专注”这个词来形容他那种神情了，但是当时我们确实觉得他是在专注地倾听。
鲁伊斯–塔格莱明显不同于其他人。我们彼此之间会用隐语或者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像曼德雷那样说话（我们中大部分人都是左派革命运动党或托洛茨基派的成员或同情者，虽然我觉得也有人是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或者共产党抑或基督教左派某个政党的成员）。鲁伊斯–塔格莱说西班牙语，那种智利某些地方（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地方，更是主观概念上的地方）——那些时间似乎停止了的地方——特有的西班牙语。我们同父母住在一起（我们这些来自康塞普西翁的）或者住在简陋的学生宿舍里。鲁伊斯–塔格莱却独自一个人住在靠近市中心的一套公寓里。公寓有四个房间，房间里的窗帘永远是拉上的。我从来没有去过这所房子，倒是后来比维亚诺和胖妞波萨达斯和我说起过关于这所房子的一些事，但是彼时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并且已经受到了该死的维德尔传奇的影响），因此我也不知道在这些事情上是该相信我的老同学还是将之归咎于他的想象。我们手里几乎从来就没有银子（现在写下银子这个词的时候感觉很有趣：它闪闪烁烁好似暗夜里的一只眼睛）；而鲁伊斯–塔格莱却从来不缺钱花。
关于鲁伊斯–塔格莱的公寓比维亚诺和我说了些什么呢？他着重谈到了公寓里的空旷；他觉得那所房子是早有准备的。唯有一次他是单独一个人去的。他经过那里，忽然就决定（比维亚诺就是这样的）邀请鲁伊斯–塔格莱去看电影。他才刚刚认识他就决定请他去看电影。当时上映的是伯格曼的一部电影，我不记得是哪部了。比维亚诺之前已经去过他家两次了，都是陪着加门迪亚姐妹中的某一个去的，而那两次拜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预约好了的。因此，在那两次陪同加门迪亚姐妹的拜访中，他觉得屋子都是早有准备的，为面对来访者的目光而作好了准备。房子里太空了，有些地方明显少了点什么。在信里——他写给我的谈及这些事情的那封信（是很多年以后写的一封信）——比维亚诺说他当时的感觉和《罗斯玛丽的婴儿》里的米亚·法罗第一次去邻居家（和约翰·卡萨维兹一起）的感觉一样。少了点什么。在波兰斯基的电影里少的是画，为了不吓到米亚和卡萨维兹而被谨慎地取了下来的画。在鲁伊斯–塔格莱家里少的是叫不上来名字的东西（或者是几年后的比维亚诺——那时他已经知道了整件事，或者知道了事情的很大一部分——觉得叫不上名字的，但可以感觉到确实存在的），就好像是主人把自己的住宅截成了几部分，或者说这房子就像是一个组合玩具，针对每位来访者的期许和特点而随意组合。当比维亚诺独自去他家的时候这种感觉愈发明显。显然，鲁伊斯–塔格莱没想到他会来。他没有马上开门，似乎是没有认出比维亚诺来，然而比维亚诺却发誓说鲁伊斯–塔格莱开门的时候是面带某种微笑的，而且一直保持着这种微笑。但就像比维亚诺自己说的，当时天有点暗，因此我不知道我的朋友在描述时多大程度上接近了事实。无论如何，鲁伊斯–塔格莱打开了门，断断续续地交谈了几句之后（他过了一会儿才明白比维亚诺是来邀请他看电影的），他又关上了门。当然，关门之前他没忘记对比维亚诺说请他等一下。过了几秒钟他开了门，这次他请比维亚诺进去了。屋子里很暗，有一股浓重的味道，就好像鲁伊斯–塔格莱在前一天晚上做了一顿加了很多香料、很油腻、口味很重的晚餐一样。在某一刻比维亚诺相信自己听到某个房间传来了声音，他猜测鲁伊斯–塔格莱之前是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他正打算道歉然后告别离开的时候，鲁伊斯–塔格莱却问他想去看什么电影，比维亚诺说是伯格曼的一部，在劳塔罗剧院上演。鲁伊斯–塔格莱又微笑起来——那种比维亚诺觉得很神秘而在我看来是自得乃至自负的微笑。他道歉，说已经和贝洛尼卡·加门迪亚有约了，而且，他解释道，他不喜欢伯格曼的电影。那时比维亚诺已经确信在这个房子里有另外一个人了，那人一动不动地躲在门后偷听他和鲁伊斯–塔格莱的谈话。他想那应该是贝洛尼卡，否则怎么解释鲁伊斯–塔格莱，通常是如此谨慎的一个人，单单提到了她的名字呢。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我们的女诗人会做那种事情。贝洛尼卡和安赫利卡·加门迪亚都没有藏在门后偷听。那么，是谁呢？比维亚诺直到现在也不知道。或许在那个时候，他唯一知道的是他想离开，想和鲁伊斯–塔格莱说再见，然后再也不回那个赤裸裸、血淋淋的房子里了。这是他的原话。虽然，就像他所描述的，那所房子无法更干净更整洁了。墙壁雪白，书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一个金属书架上，扶手椅上套着南方的那种椅套。在一个木凳子上放着鲁伊斯–塔格莱的莱卡相机，就是有一天下午他给诗社里的所有成员照相用的那架相机。厨房，比维亚诺从虚掩的门看进去，也是很正常的样子，没有独自在外生活的学生家里常见的那种堆满脏盘子和锅的现象（但鲁伊斯–塔格莱不是一个学生）。总之，没有什么特别的，除了那声音，而那声音也完全有可能是旁边的公寓弄出来的。据比维亚诺说，鲁伊斯–塔格莱说话的时候给他的感觉是他并不希望他走。他与他聊天恰恰是为了把他留在那儿。这种感觉，没有任何的客观依据，却使我朋友的紧张感达到了——据他自己说——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最奇怪的是鲁伊斯–塔格莱似乎是在享受着这种情况：他明明注意到了比维亚诺脸色越来越苍白，汗出得越来越多，而他却依然说着（关于伯格曼的话题，我猜），笑着。屋里很安静，鲁伊斯–塔格莱的说话声只是愈发地加强了这种安静的气氛，却从来没能打破它。
他说什么了？比维亚诺问自己。我应该记起来，这很重要，他在信里写道，但是我却怎么都想不起来。事实是比维亚诺忍耐到无法再忍，然后他磕磕巴巴地说了声再见就离开了。在楼梯上，他刚要走到大街上的时候，碰到了贝洛尼卡·加门迪亚。她问他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能发生什么事呢？比维亚诺说。我不知道，贝洛尼卡说，但是你的脸色苍白如纸。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句话，比维亚诺在信里写道：苍白如纸。还有贝洛尼卡·加门迪亚的脸，一张陷入爱情中的女人的脸。
贝洛尼卡爱上了鲁伊斯–塔格莱，承认这一点很令人伤心，但这是事实。甚至有可能安赫利卡也爱上了他。有一次——很久以前了——比维亚诺和我谈到了这件事。现在想想那时候让我们痛苦的其实是加门迪亚姐妹没有一个爱上我们，甚至对我们没表示出一点儿兴趣。比维亚诺喜欢贝洛尼卡，而我喜欢安赫利卡，但尽管我觉得这已经是人人皆知的事，我们却从来没敢对她们提过一个字。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诗社的其他男性成员没什么不同，所有人，有的多点，有的少点，都爱着加门迪亚姐妹。但是她们，或者至少她们中的一个，却被这位风度翩翩的自学成才的诗人迷住了。
自学者，的确是，但却是勤奋向上的自学者：当我和比维亚诺看到他出现在迭戈·索托的诗社时，我们产生了这个认知。那是康塞普西翁大学另一个顶尖的诗社。虽然斯泰因和索托当时被称为是——我猜现在依旧——灵魂上的朋友，但是在伦理和美学上它同胡安·斯泰因的诗社是竞争关系。不知道为什么，索托的诗社开在医学系一个通风极差、设备简陋的房间里，与学生们上尸体解剖课的阶梯教室只隔着一条走廊。那个阶梯教室，可想而知，充满了甲醛的味道。有的时候甚至走廊里也有甲醛味儿。有的夜晚——索托的诗社是每周五八点到十点开，但一般都会持续到午夜十二点后——房间里充满了甲醛味儿，我们只能徒劳地一根接一根地吸烟来试图遮盖这股怪味。除了我和比维亚诺·奥赖恩，常来斯泰因诗社的人都不去索托的诗社，反之亦然。实际上，我们两个在长期的逃课期间不仅去诗社，而且也去城里举办的所有的诗歌朗诵会或者文化和政治集会。因此某天晚上看到鲁伊斯–塔格莱出现在那儿我们感到很惊讶。他的态度差不多和在斯泰因的诗社里一样。他倾听着，他的评论简短而有分寸，而且总是语气委婉、彬彬有礼，他淡漠疏离而漫不经心地读着自己的作品，对哪怕是最难听的评论都是一声不吭地听着，就好像我们批评的那些诗作不是他的一样。这一点不只我和比维亚诺注意到了；有一天晚上迭戈·索托对他说他是以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写诗的。不像是你自己的诗，他对他说。鲁伊斯–塔格莱面不改色地承认了这点。我在寻找，他回答。
在医学系的诗社鲁伊斯–塔格莱认识了卡门·比利亚格兰并和她成为了朋友。虽然没有加门迪亚姐妹那么优秀，但卡门也是一名很出色的诗人。（最好的诗人或有望成为诗人的都聚集在胡安·斯泰因的诗社。）他还认识了马尔塔·波萨达斯，外号叫胖妞波萨达斯的姑娘，并和她成为了朋友。马尔塔是医学系的诗社里的唯一一个学医的学生，一个皮肤很白、很胖、多愁善感的、爱写散文诗的女生，梦想成为——至少是当时的梦想——文学评论界的马尔塔·阿内克尔。
他不和男性交朋友。在斯泰因和索托的诗社我们每周都有大约八九个小时的时间是一起度过的，但是他看到我和比维亚诺的时候，只是礼貌地打招呼，从来不会流露出哪怕是一点点的熟悉亲近之意。他对男性似乎一点都不在意。他独自一人生活，住在有点古怪的房子里（比维亚诺之语），他也没有其他诗人对自己的作品所抱有的那种小孩子一样的骄傲，他不仅是我那个时代里最美丽的女孩子（加门迪亚姐妹）的朋友，还征服了迭戈·索托诗社里的两位女性，总而言之，他是比维亚诺·奥赖恩嫉妒的对象，也是我自己嫉妒的对象。
然而没有人了解他。
胡安·斯泰因和迭戈·索托，我和比维亚诺眼中康塞普西翁最聪明的人，对此也毫无所觉。加门迪亚姐妹也没有，相反，有两次安赫利卡还在我面前赞扬过鲁伊斯–塔格莱的人品：严肃，正派，头脑清楚，善于倾听。我和比维亚诺厌恶他，但是我们也没觉察出什么来。只有胖妞波萨达斯捕捉到过真正隐藏在鲁伊斯–塔格莱背后的东西。我还记得我们谈话的那个晚上。我们刚去过电影院，电影结束后我们进了市中心的一家餐馆。比维亚诺拿着一个文件夹，里面装着斯泰因和索托诗社的人的诗作——这是为了他那没有一家出版社肯搭理的第十一本康塞普西翁青年诗人诗选而搜集的。我和胖妞波萨达斯翻看着那些纸张。你要选哪些人的作品？我问，心里很清楚自己是入选者之一。（否则我和比维亚诺的友谊有可能在第二天就会破裂。）当然选你，比维亚诺说，马尔蒂塔（胖妞）、贝洛尼卡和安赫利卡，还有卡门，然后他又提了两个诗人，一个是斯泰因诗社的，另一个是索托诗社的，最后，他提了鲁伊斯–塔格莱的名字。我记得胖妞当时沉默了一会儿，她的手指（上面总是染着墨汁，指甲也不怎么干净——这在一个学医的学生身上似乎是很奇怪的，尽管胖妞说起自己专业的时候总是一副意兴阑珊的样子，让人觉得她大概永远都拿不到学位）在那堆稿件中翻着直到找到了鲁伊斯–塔格莱的那三张纸。别加上他，她突然说。鲁伊斯–塔格莱吗？我问，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胖妞是极为崇拜他的。比维亚诺却什么也没说。那三首诗都很短，没有一首超过十句：一首是讲景的，描述了一片风景，树，一条土路，一座远离路边的房子，木栅栏，小山丘，云；比维亚诺觉得“很日本”；而在我看来这好像是豪尔赫·泰列尔得了脑震荡后会写的东西。第二首诗说的是从一所石头房子的缝隙间穿过的空气（诗的题目就叫《空气》）。（这首诗就像是泰列尔患了失语症却仍坚持自己的文学追求——对此我并不会感到奇怪，因为在那时候，在七三年，泰列尔的徒子徒孙中至少有一半得了失语症却依然在坚持着。）最后一首我已经完全忘记了，只记得在某个时刻突兀地（或者这只是我自己的感觉）出现了一把刀。
为什么你觉得不应该加上他？比维亚诺问，他一条胳膊横在桌子上，头枕在上面，一副以胳膊为枕以桌子为床的架势。我以为你们是朋友，我说。我们是朋友，胖妞说，但是我一样不会把他加进去。为什么？比维亚诺问。胖妞耸了耸肩说，那些诗就好像不是他的，我的意思是真正他自己的，我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你解释一下吧，比维亚诺说。胖妞看着我的眼睛（我在她对面，比维亚诺在她旁边，好像睡着了一样）说：阿尔韦托是一个不错的诗人，但是他还没有开垦出来。你是说他还是处男吗？比维亚诺说；但胖妞和我都没理他。你读过他别的东西吗？我问，他写什么了？怎么写的？胖妞自己笑了一下，好像她自己也不相信即将要告诉我们的事情一样。阿尔韦托，她说，将会引发智利诗歌的革命。你读过什么还是说这只是你凭直觉说的呢？胖妞鼻子里哼了一声，沉默下来。有一天，她突然说，我去了他家。我们没说什么，但我看到比维亚诺斜趴在桌子上，面带微笑，温柔地看着她。当然了，我是临时起意的，胖妞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比维亚诺说。那次阿尔韦托和我很坦诚地谈了一次，胖妞说。我想象不出来鲁伊斯–塔格莱和人坦诚交流的样子，比维亚诺说。大家都以为他爱上了贝洛尼卡·加门迪亚，胖妞说，但事实并非如此。他这么和你说的？比维亚诺问。胖妞微笑了一下，好像藏着一个大秘密一样。我不喜欢这个女人，我记得当时我这么想。她也许很有才华，也许很聪明，她是我们的伙伴，但我不喜欢她。不，他没有说这个，胖妞说，虽然他确实告诉了我一些没告诉过别人的事。你想说的是别的女人吧，比维亚诺说。对，别的女人，胖妞说。他和你说什么了？胖妞想了一会儿才回答：说了新诗，嗯，还能是什么呢。他想写的新诗？比维亚诺怀疑地问。他要作的新诗，胖妞说，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肯定吗？因为他的意志。她停了一下等着我们问下去。他有钢铁般的意志，她补充道，你们不了解他。天很晚了。比维亚诺看了看胖妞，然后站起来去付钱。既然你那么相信他为什么不想让比维亚诺把他加入诗集里呢？我问。我们把围巾围到脖子上（我后来再也没用过那么长的围巾），迎着街上的冷风走了出去。因为那些不是他的诗，胖妞说。你怎么知道？我恼怒地问。因为我了解人们，胖妞看着空荡荡的街道，语调悲伤地说。你还可以更自负一点，我心想。比维亚诺跟在我们后面走了出来。马尔蒂塔，他说，我只对很少的事情感到有把握，而其中的一件就是鲁伊斯–塔格莱不会引起智利诗歌的革命。我觉得他甚至都不属于左派，我加上一句。令人意外的是，胖妞居然同意我的看法。对，他不是左派的，她说，声音听起来更悲伤了。有那么一刻我觉得她都要哭出来了，于是我试着改变话题。比维亚诺却笑了：有你这样的朋友，马尔蒂塔，谁还需要敌人呢？当然，比维亚诺是在开玩笑，但胖妞可不这么想，她掉头就想走。我们陪着她回家。在公交车上我们谈论了电影和政治形势。在与我们告别之前她眼睛盯着我们说她得要求我们向她做出点保证。什么保证？比维亚诺问。今天谈过的任何事情你们都不要对阿尔韦托提起。可以，比维亚诺说，我保证，我们不会对他说你要求我把他排除在我的诗歌选集里。没人会给你出版的，胖妞说。这很有可能，比维亚诺说。谢谢，比比，胖妞说（只有她是这样称呼比维亚诺的），又在他脸上亲吻了一下。我们什么都不会告诉他的，我发誓，我说。谢谢，谢谢，谢谢，胖妞说。我想她是在开玩笑。你们也不要告诉贝洛尼卡，她说，不然她过后会告诉阿尔韦托，你们知道的。不，我们不会告诉她的。这事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胖妞说，能保证吗？保证，我们说。最后胖妞转过身去，开了门，我们看着她进了电梯。在消失之前她还挥了挥手和我们再见。多么特别的女人，比维亚诺说。我笑了。我们走着回到了各自的住所，比维亚诺回了他住的宿舍而我回了我父母的家。智利诗歌，比维亚诺那天晚上说，将会在我们能正确解读恩里克·里恩的那天改变，而在这之前，绝无可能。也就是说，要等很久以后了。
几天后就发生了军事政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
有一天晚上我给加门迪亚姐妹打了个电话，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只是想知道她们怎么样了。我们要走了，贝洛尼卡说。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什么时候，我问。明天。顾不得宵禁，当天晚上我就坚持去看了她们。姐妹俩单独居住的公寓离我家不是很远，而且，我也不是第一次违反宵禁了。我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了。令人意外的是，加门迪亚姐妹正在一边喝茶一边看书（我原本以为会看到她们忙乱地整理行李和逃跑计划）。她们对我说她们要走了，但不是去国外而是去纳西缅托，一个离康塞普西翁只有几公里的镇子，她们父母的家。太好了，我说，我还以为你们要去瑞士之类的地方呢。哪有那么美的事，安赫利卡说。然后我们谈起了那些从几天前开始就再没见过面的朋友，推测着当时可能发生的事情：肯定有人被捕了，有的人可能已经转入地下了，有的人正在被搜捕中。加门迪亚姐妹并不害怕（她们没有理由害怕，她们只是学生而已，除了同几个成员，尤其是社会学系的几个人之间的私人友谊，她们与当时那些所谓的“极端主义者”并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她们还是要去纳西缅托，因为康塞普西翁已经无法居住了，也因为，她们承认，当“现实生活”变得丑恶和残酷时，她们总想回到父母的家。那么你们现在就应该走了，我说，因为我觉得我们正在参加一场丑恶和残酷的世界杯冠军赛。她们笑了，然后说我应该走了。我坚持再待一会儿。那个夜晚作为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凌晨一点的时候贝洛尼卡对我说我最好还是留在那儿睡觉吧。我们都还没吃过晚饭，因此三人就钻进厨房，做了洋葱炒蛋，烤了新鲜出炉的面包，还泡了茶。我突然觉得幸福，非常幸福，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尽管我知道当时我所信仰的一切都永远地沉没了，而且很多人，其中不止一个是我的朋友，正遭到迫害或经受着严刑拷打。但是我却想唱歌跳舞，那些坏消息（或者是种种不祥的猜测）只能给我的快乐火上浇油——请允许我用这么一个附庸风雅但却恰能表达我的精神状态的词，我甚至敢肯定那也是加门迪亚姐妹的精神状态，是很多在1973年9月时年龄在二十岁上下的人的精神状态。
清晨五点的时候我在沙发上睡着了。四个小时之后，安赫利卡叫醒了我，我们在厨房里安静地吃了早餐。中午她们把两个行李箱塞进汽车，一辆六八年的柠檬绿雪铁龙，然后驶向了纳西缅托。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们。
她们的父母，一对画家夫妇，在孪生姐妹还没满十五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好像是死于一场交通事故。
有一次我看到了他们的照片：他皮肤黝黑，很瘦，颧骨很高，带着出生在比奥比奥大区南边的人特有的忧伤和困惑的表情；她比他高，或者说看起来比他高，有点儿胖，脸上是甜美自信的微笑。
他们死的时候给孪生姐妹留下了纳西缅托的房子和穆尔钦附近的几块土地，让她们能宽裕地生活。房子位于镇子郊外，是三层的木石结构，最顶层的阁楼被用来当了画室。加门迪亚姐妹时常谈到她们的父母（在她们看来胡利安·加门迪亚是他那一代最好的画家之一，虽然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听到过他的名字），在她们的诗歌中经常出现迷失在智利南部、陷入绝望境地和绝望爱情中的画家。胡利安·加门迪亚绝望地爱着玛丽亚·奥亚尔顺？回想起那张照片我觉得很难相信这一点。但是我却完全相信在智利，在60年代，会有人绝望地爱着别人。虽然这样的爱情让我觉得很奇怪。我觉得这种爱情就像是遗失在巨大的影片资料馆里一个被人遗忘的架子上的一部电影。但我相信真有这样的爱情。
从这儿开始我的故事基本上都是猜测了。加门迪亚姐妹去了纳西缅托她们那所位于郊区的大房子，那里只住着她们的姨妈——一个叫埃玛·奥亚尔顺的，是去世的母亲的长姐——和一个叫阿玛丽亚·马卢恩达的老女仆。
于是，她们去了纳西缅托，过起了关门闭户的日子，直到那一天，姑且说是两个星期以后吧，或者是一个月以后（虽然我不认为有过了那么长时间），阿尔韦托·鲁伊斯–塔格莱出现了。
事情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黄昏，一个南方那种生气勃勃却又带点儿忧伤的黄昏，一辆汽车出现在土路上，但是加门迪亚姐妹并没有听到，因为她们正在弹钢琴或者正在菜园子里干活抑或是正在和她们的姨妈以及女仆一起在屋后搬柴火。有人在敲门。敲门声响了几下后女仆去开了门，门外站的是鲁伊斯–塔格莱。他问加门迪亚姐妹在吗。女仆没让他进来，只说她去叫姑娘们。鲁伊斯–塔格莱坐在宽阔的门廊下那个柳条编的扶手椅上耐心地等待着。加门迪亚姐妹一看到他就热情地同他打招呼，责备女仆说怎么不让他进来。头半个小时鲁伊斯–塔格莱被问了很多问题。姨妈肯定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年轻人，相貌俊美，彬彬有礼。加门迪亚姐妹感到很幸福。理所当然地，鲁伊斯–塔格莱被邀请留下吃饭。她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宴来款待他。我无意猜测他们吃的是什么。也许是嫩玉米糕，也许是包子，不，他们吃的应该是别的东西。理所当然地，她们邀请他留下来住一晚。鲁伊斯–塔格莱顺水推舟地答应了。饭后闲聊的时候——他们一直聊到深夜，加门迪亚姐妹念了自己的诗。姨妈听得很入迷，鲁伊斯–塔格莱也配合着做出一副安静倾听的姿态。当然，他自己什么都没念，他说在这么好的诗作面前他的诗上不了台面，姨妈坚持，请吧，阿尔韦托，给我们读点儿您的大作，而他却态度坚决，说他刚要完成一首新的，说在没有完成并修改好之前他不想透露，他微笑着，耸耸肩膀，说不，很抱歉，不，不，不。加门迪亚姐妹站出来为他解围，姨妈，你别逼人家了，她们以为自己懂了，可怜的姑娘们，她们其实什么都不懂（“智利新诗歌”即将诞生），而她们还以为自己明白了，还读了自己的诗，读了她们那些优秀的诗篇，鲁伊斯–塔格莱表情愉悦（他一定闭着眼睛以便更好地倾听）地听着，而姨妈某些时候却显得有点不安，安赫利卡，你怎么能写这么荒唐的东西，或者，贝洛尼卡，亲爱的，我什么都没听懂，阿尔韦托，您愿意给我解释一下这个隐喻是什么意思吗？于是鲁伊斯–塔格莱就殷勤地谈起了符号和所指，谈起了乔伊斯·曼苏尔、西尔维亚·普拉斯、亚历杭德拉·皮萨尼克（虽然加门迪亚姐妹在旁边抗议说不，我们不喜欢皮萨尼克——实际上，她们想说的是她们不像皮萨尼克那样写作），姨妈专注地听着，不时地点头，而鲁伊斯–塔格莱已经谈到了比奥莱塔·帕拉和尼卡诺尔·帕拉（我认识比奥莱塔，在她的帐篷里，真的，可怜的埃玛·奥亚尔顺说道），然后他又谈到了恩里克·里恩和平民诗歌，倘若加门迪亚姐妹稍微注意一点，就会发现鲁伊斯–塔格莱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嘲讽的光芒，平民诗歌，我会给你们平民诗歌的。最后，他又滔滔不绝地谈起了豪尔赫·卡塞雷斯，那位死于1949年的二十六岁的智利超现实主义诗人。
于是加门迪亚姐妹起身，也可能起身的只是贝洛尼卡，去父亲留下的大图书馆里找了找，找到了卡塞雷斯的一本书，《通往极地大金字塔的路上》，是诗人只有二十岁的时候发表的。加门迪亚姐妹，也许只是安赫利卡，某次曾经提过想重新编辑出版卡塞雷斯——我们这一代的神话之一——的全集，因此不难理解鲁伊斯–塔格莱为什么会提到他（虽然卡塞雷斯的诗和加门迪亚姐妹的诗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她们受到了比奥莱塔·帕拉的影响，受到了尼卡诺尔的影响，但是没有卡塞雷斯什么事儿）。他也提到了安妮·塞克斯顿、伊丽莎白·毕肖普和丹尼丝·莱维托夫（她们都是加门迪亚姐妹喜爱的诗人，姐妹俩还曾经在诗社翻译并朗读过她们的作品，并因此得到了胡安·斯泰因的赞扬），然后大家都被什么都不懂的姨妈逗得直笑。他们吃着自制的饼干，弹着吉他。有人在悄悄地观察着女仆阿玛丽亚，而阿玛丽亚也在观察着他们，她站在那儿，在走廊的阴影里，不敢进来，姨妈对她说进来吧，阿玛丽亚，别一个人待那儿。被音乐和欢闹所吸引，女仆于是往前走了两步，却再也不肯再多走哪怕一步。然后夜幕降临，晚宴结束。
几个钟头之后阿尔韦托·鲁伊斯–塔格莱——从此刻起应该称呼他为卡洛斯·维德尔了——起身了。
所有的人都在沉睡。他也许是和贝洛尼卡·加门迪亚同床共枕的。这并不重要。（我的意思是：现在已经不重要了，而在当时，这毫无疑问是很重要的。）卡洛斯·维德尔像梦游症患者那样镇定地起身，静悄悄地在房子里走了一圈。他在找姨妈的房间。他的影子穿过挂着胡利安·加门迪亚和玛丽亚·奥亚尔顺的画像的走廊，画像旁边挂着当地的陶瓷盘子。（我记得纳西缅托的瓷器或是陶器很有名。）总之，维德尔非常小心地打开一扇扇的门，最后终于找到了姨妈的房间：在一楼，厨房旁边。对面也许是女仆的房间。正当他要悄悄进入房间里的时候，他听到有一辆汽车开了过来。维德尔露出微笑，加快了动作。他右手拿着一把弯刀，一跃跳到床头。埃玛·奥亚尔顺正在安详地睡着。维德尔抽掉她的枕头，用它捂住她的脸。
紧接着，只用了一刀，他就划开了她的脖子。这时候汽车停在了房子前面。维德尔已经出了姨妈的房间，现在他进了女仆的屋子里。但是床上是空的。有那么一瞬维德尔不知道该做什么好：他想狠狠地踢两下床，想把一个堆着阿玛丽亚·马卢恩达衣服的旧木头衣柜劈成碎片。但一切只是一秒间而已。很快他就出现在了大门口，面色平静，连呼吸也不曾紊乱。他给到来的四个人敞开大门。他们微微低头向他行礼（其中难掩尊敬之意）。他们目光下流地逡巡着黑乎乎的屋子里面、地毯、窗帘，好像从一开始他们就在寻找并估量着哪些地方适合躲藏。但他们不是那些想躲藏起来的人，他们是在搜捕那些藏起来的人。
黑夜跟在他们身后漫进了加门迪亚姐妹的房子里。十五分钟后，也许是十分钟后，当他们离开这里的时候，黑夜也随之离开。瞬息之间，黑夜来了，黑夜走了，高效而快捷。从来没有人找到过她们的尸体，不，有一具尸体，只有一具，几年后出现在一个公共墓地的一具尸体，安赫利卡·加门迪亚的尸体，我令人倾心的、举世无双的安赫利卡·加门迪亚，但是只有这一具，证明卡洛斯·维德尔是一个人而非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