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不”的迷宫(4)

特别是在这个道德日益沦丧的年代，人们的眼光总是冷漠、回避。文学，即使我们再怎么逃避、忽略它存在的价值，依旧是不让过去遭人遗忘的良方。

{9}如果对柏拉图而言，生命最终意味着忘却所有的思虑，那么对克莱芒·卡杜来说，则花了一辈子的时间，试图忘记自己兴起当作家这个念头的那一天。

为了抗拒写作的吸引力，卡杜以一种奇怪的态度面对生命，他终其一生把自己当作一件家具看待。而在费利西安·马尔伯夫[38]的传记中可以读到，他与卡杜有类似的拒绝态度。知道马尔伯夫的例子，必须感谢法国评论家让-伊夫·朱昂内所写的《没有作品的艺术家们》。这本书以“决定不写的作家”为题，根据他精彩绝伦的分析，我方才得知，原来费利西安·马尔伯夫也是位“不写的作家”。

卡杜十五岁时，父母邀请了波兰文学大师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到家中晚餐。当时正值1963年初春的四月底，这位波兰籍作家数月前才搭上船，决定永远离开他待了许久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回到欧洲。而卡杜的父母亲则是1950年代他在阿根廷期间便已认识的老友。回程途中，贡布罗维奇曾经上岸在巴塞罗那短暂停留，接着又前往巴黎。也就是在巴黎，贡布罗维奇才与这对老朋友因为晚餐的邀约而再度重逢。

卡杜当时还很年轻，而且非常向往成为一位成功的作家。事实上，在这顿晚餐之前，他已经为这个梦想努力了好几个月。他的父母也和其他父母不同，从小便源源不绝地提供他所有相关的资源，积极支持自己的儿子迈向写作之路，殷殷期盼他将来有一天能够成为法国文坛一颗闪亮的星星。卡杜也的确不负期望，无时无刻不在阅读。他读遍了所有类型的书籍，培养文学实力，尝试让自己在最短的时间内，变成一位受人尊敬的作家。

年纪还很轻的卡杜，已经非常了解贡布罗维奇的作品，并且深深受到这位大师的启发。他还时常拿着贡布罗维奇的小说，朗读书中完整的段落给父母听。

也因为如此，卡杜的父母亲对有机会邀请到贡布罗维奇来家中晚餐感到相当兴奋。无需走出家门，自己年幼的儿子就可以亲身感受这位波兰大师所散发的光彩，身为父母的喜悦与满足可想而知。

然而，这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卡杜因为过于兴奋和紧张，反而整个晚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最后，有点像马尔伯夫年纪轻轻便在家中亲睹福楼拜风采的情形，卡杜发觉自己好像变成了餐厅里的一件家具，动也不能动。

自从发生了这次“自我变形”后，小卡杜成为知名作家的雄心壮志，就这么灰飞烟灭了。不过，卡杜的例子倒也并非与马尔伯夫全然相同。从十七岁开始，为了填满放弃写作后随之而来的空虚心灵，卡杜开始投入疯狂的艺术创作。这是卡杜与马尔伯夫不同的地方。卡杜在他短暂的生命里（他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并不单单视自己为一件家具，因为他至少还画画。而且准确地说，卡杜画的都是“家具”，这是他尝试忘记自己动念想要成为作家的方法。

所有卡杜画中的主角都可以说是“家具”，并且每一幅画都有个谜一般总是重复的题名：《自画像》。

“因为我觉得自己像件家具。而且据我所知，家具是不写作的。”每当有人提醒他年轻时曾经为了成为知名作家而努力，卡杜总是这样为自己找借口开脱。

关于卡杜的例子，法国作家乔治·佩雷克在1973年有篇有趣的研究文章《永远看起来像件家具的作者自画像》，讽刺了1972年当卡杜在承受长期病痛折磨之后去世时所发生的事。卡杜的家人很无奈地，好像埋藏一件家具般地葬了卡杜。他们对待卡杜去世这件事，就好像处理掉一件多余的家具一样，把他的骨灰放在了巴黎跳蚤市场附近的一个小壁龛里。而这个跳蚤市场可以找到任何你想找到的旧家具。

得知自己即将离开人世，还很年轻的卡杜便提前在自己的墓碑上留下一段简短的墓志铭，希望家人将这段文字视为他身后留下的“全部作品”。这样的请求，着实令人感到相当讽刺。这段墓志铭是这样写的：“我曾经尝试变成其他家具，不过并没有成功，连这件事都不允许我成功。因此，我这辈子，也只当过这么一件家具。只是，如果我们知道其他家具都是沉默的，那么我的一生也就并非微不足道了。”

{10}不去办公室，让我过得比从前更加远离人群了。但这一点也不悲惨，恰恰相反，我现在反而拥有全世界的时间，可以随意在自己的图书馆里消磨时光，拿出又放进一本本的藏书，直到书柜边缘都被我磨旧了为止。我还是不停地搜寻着新的巴托比，好让我停笔多年之后才又开始创作的那份名单上，能再多出现几位活在“不”的世界里的作家名字。

今天早上，我浏览了一本西班牙知名作家的名录，恰好又发现了一个拒绝文学的杰出作家——格雷格里奥·马丁内斯·谢拉[39]。

我在学校的时候曾经读过这位男性作家的作品，不过他总是让我觉得无聊透顶。他生于1881年，1947年去世，创立过杂志和出版社，却写了一手的烂诗和破小说，还曾经一度徘徊在自杀边缘（他失败的故事真可谓家喻户晓）。不过同一时间，他也因为几出女性主义的作品，如《家庭主妇》和《摇篮之歌》等而一夕成名，更不用说那部《一个八月夜晚的梦》让他成为了大红大紫的剧作家，攀上荣耀的高峰。

近来有研究指出，他这些剧作其实都出自他妻子玛丽亚·德拉欧雷哈拉卡之手。而他妻子又以“玛丽亚·谢拉”的名字为世人所熟知。

{11}虽说孤独并没有什么不好，可我不时还是觉得自己必须与人沟通。但我缺乏朋友（胡安不算是我的朋友），也缺乏其他人际关系，我根本找不到人诉说。而且实际上，我也一点都不想找人诉说。只不过现在我发觉，为了写好这本批注，与一些能够提供给我“巴托比作家”信息的人联络、合作，深入了解这个“不”的世界，倒也不坏。我可能对自己搜集到的名单还不满足吧，也可能觉得那些书柜被我磨损得还不够。这些理由驱使我今天早上决定顺着欲望，提笔写信给在巴黎的罗贝尔·德兰。我其实对他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所出版的《文学蚀》选集中，选录了一群具有共通点的作品。这些作品的作者，一生都只写过一本书，而且在写完一本书之后，都选择隐退，从此不再写作。但特别的是，每一位作家都是德兰捏造出来的人物，因此，书里收录的作品、引用的字句，也全是德兰杜撰的。

在我写给德兰的那封短信里，我询问他是否愿意与我合作完成这本批注。我还告诉他，这个创作对我而言，代表我在经历了二十五年的“文学蚀”之后，重返写作的决心。我寄给他一张整理过的巴托比作家表，请他在参考过后，能够不吝提供建议，帮助我丰富这些活在“不”的世界里的作家的故事。

且看他是否有所回应吧。

{12}现在不写是因为在等待灵感，是一个永远都能诱使你掉入陷阱的圈套。19世纪的法国作家司汤达便是这么说服自己不写的。他在自传里提到：“1794年末，假使我曾经向任何一个人提起过我要开始写作的计划，只要是有智慧的人听了都会提醒我，无论有没有灵感，每天都应该强迫自己写个两三页文章。假使有人早这么建议我的话，或许我就不至于浪费掉人生中宝贵的十年，就只为了等待灵感出现。”

诱使你说“不”的陷阱有很多很多。如果某天，某人写了一本总结从各个角度来拒绝艺术创作的历史（不只是针对写作这方面），他应该会留意到意大利文学评论家乔万尼·阿尔贝托契恰好发表了一本相当值得一看的新书：《一个发件人的困境与不安》。书中阿尔贝托契以诙谐而充满智慧的手法，深度剖析了意大利诗人暨小说家曼佐尼[40]为了说“不”，在个人书信中所运用的诡辩与谬论。

而提起司汤达的诡辩，还让我想起了佩德罗·加尔菲亚斯[41]在墨西哥流亡时用来替自己辩解为何不写作的荒谬借口。这号人物是个人格怪异又混乱的诗人。布纽埃尔曾在回忆录中提到，加尔菲亚斯是个无论花多少时间也写不出一行字来的作家，只因为他始终找不到一个理想中的形容词。每次布纽埃尔恰好遇见他，都会问他：“你找到你想要的形容词了吗？”

加尔菲亚斯回答道：“还没有，我还在找。”随后便再度陷入沉思中。

另一个陷阱相较之下也丝毫不逊色。这个陷阱让朱尔·勒纳尔[42]在日记里感叹：“你什么都不是，就算你做得再多，你依然什么都不是。即使你能够欣赏再美妙的诗、剖析再深奥的文章，无论你说你有多么懂，多么了解，一切自以为是都是无谓的。你只会使自己看起来像个自不量力的侏儒，妄想与巨人一较高下……你将什么都不是。尽管哭吧，叫吧，尽管抱头苦撑好了。你还是会失望，会放弃的，你除了拳打脚踢地泄愤之外别无他法。因为，你依然什么都不是。”

虽说有各式各样的借口和陷阱，也有作家是根本拒绝苦思理由为自己辩解的。因为从来就不觉得自己应该解释为何不想再继续写作，他们可说是完全没有留下线索而“肉体”消失了。我以“肉体”消失来形容他们，并非指他们选择自我了断、结束生命，而是指他们真的就此人间蒸发、了无踪影了。这些作家的代表人物或许就是美国诗人哈特·克兰[43]与瑞士诗人阿蒂尔·克拉旺[44]这两位了吧。他们就像是一对艺术上的伴侣，只是现实中根本不认识彼此。但这两号人物有个共同点：他们双双在墨西哥海域神秘地失去踪迹了。

就像马塞尔·杜尚总是说自己最好的作品是他的行程表，克兰与克拉旺或许可以说自己最好的作品便是“消失”。因为他们一丁点儿线索也没留下，就这么直接在墨西哥海域消失了。

阿蒂尔·克拉旺说他是英国著名文学家王尔德的侄子。此外，在巴黎的时候，他曾经编辑过一本名叫《时下》的杂志，共发行过五期，其他则什么成就也没有。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最小努力法则”，虽然只有五本，但这五本《时下》杂志确实成功地让他在文学领域名留青史，尽享荣耀。

在其中一本《时下》里，他曾经发表过法国诗人阿波里奈尔应是犹太人的论点。然而，此论点为他惹来许多麻烦，甚至激起抗议者前来杂志社控诉他所说的并非事实。当时，克拉旺或许早已预想好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走了。他或许已经打算前往墨西哥，并选择在那儿不留踪迹地消失，所以倒是很干脆爽快地写了封信，向抗议者致歉。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不久后将从地球上消失，也就不会太在意是否应该用圆滑的态度来面对讨厌的人了。

“虽然，‘阿波里奈尔’这把剑伤不了我，”克拉旺在他的最后一本《时下》杂志里这么写道，“但鉴于我这个人没什么自尊心，所以我打算尽一切努力向全世界宣告自己错了。我愿意澄清自己先前在文章里宣称的是不对的。阿波里奈尔先生并不是犹太人，而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同时为了避免未来可能再发生的误解，我要强调我所说的这位先生有个大肚子，而且长得有点像长颈鹿，不过更像犀牛……此外，我还想修正一句可能引起错误诠释的话。当我说法国画家玛丽·洛朗森是那种需要有人掀起她的裙子，然后插进一根×××的女人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我其实是想说，她是那种需要有人掀起她的裙子，然后在她多彩多姿且戏剧化的生活里引入天文学研究的女人。”

留下了这些字句，克拉旺便离开了巴黎。他旅行到墨西哥，然后某天下午，他划了艘小船出航，说几个小时后就回来，但从此之后便没有人再看见过他，也没有人找得到他的遗体。

至于哈特·克兰这个人，首先必须从他生于俄亥俄州开始说起。他的父亲是一位富有的工业家，但他从小父母离异，孤独的童年导致情感产生阴暗面，最后竟使他性格大变，精神始终游走在极度疯狂的边缘。

克兰相信，只有在诗里，他才能为自己的疯狂找到出路。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完全将自己投入阅读里，据说这段日子他几乎读遍了世界上所有的诗句。或许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才培养出对文学的严苛要求。当他开始尝试写诗的时候，他也以同样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作品的内涵与质量。克兰因艾略特所著的《荒原》里的文化悲观主义困扰不已。因为对他来说，这种悲观把诗歌的潮流带向没有出口的死巷，但讽刺的是，也只有在诗的世界里，克兰方才觉得自己能够抓住那微弱的亮点，引导他逃离自小父母离异造成的痛苦与阴霾。

克兰曾经写过《桥》这首史诗性作品，为自己赢得无数赞美。但是因为对写作的要求太高，他并没有因此感到满意，他始终认为自己应该写得更好，应该攀上更高的高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决定要去墨西哥旅行，也决定要再写一首像《桥》这样的史诗，但意涵必须更有深度，而且题材改成了古代墨西哥阿兹特克君王蒙提祖马二世的故事。然而蒙提祖马二世这样伟大的君王（不久之后克兰便发现，要写下这般英雄人物的故事，对他来说着实是件超乎想象的苦差事），最后竟然使他精神错乱无法下笔——变得像卡夫卡早年一样，成了心灵上的囚犯，却不知自己已然陷入困境。而这个困境在于，他们终于痛苦地发现，惟一一个值得写作的题材竟是如此令人颓丧。克兰已经领悟到，一个作家真正能写的、惟一能写的，实质上便是“写作的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