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不”的迷宫(3)

名誉与荣耀是荒谬的。塞内卡[21]说，名誉之所以可怕，乃因它源自于众人的公断。但导致瓦尔泽希望自己遭人遗忘的，也不全然是这个理由。世俗的名誉与荣耀对他而言，不仅可怕，更是荒唐可笑的。而荒唐可笑则是因为，例如说名誉，似乎在“名字”与“文字”之间营造出一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所有权关系。然而，当这篇文字本身已成功开拓出其历史定位时，与之对应的那个名字便落得虚无，无法保证往后能够继续发挥该有的影响力了。

瓦尔泽想要成为无名之辈，而他爱的“虚荣”，正是葡萄牙文学大师费尔南多·佩索阿也想要的那一种。有一次，佩索阿不慎掉落一地银色的巧克力包装纸，于是他说，如此一来，他也同时抛弃了人生的一切。

若要说谁也曾在生前最后的日子，对世俗虚荣一笑置之，就必须提到法国作家瓦雷里·拉尔博。瓦尔泽人生最后的二十八年将自己封闭在精神病院里，拉尔博则是在一次心脏病发作后半身不遂，从此在轮椅上度过坎坷多舛的二十年。

拉尔博依然神智清醒，记忆如常，但他已经完全丧失了清楚说话的能力。他不能系统地组织字句，只能简单使用名词或动词不定式，最后，终究因为太过沮丧而一句话也不说了。直到有一天，他突然非常让人惊讶地，在所有探望他的朋友面前蹦出了这句话：“Bonsoir les choses d'ici bas.”

“晚上好，在这的，下面的那些东西”？这是个根本无法翻译的句子。阿根廷裔法国作家埃克托·毕安修提献给拉尔博的故事里提到，拉尔博这句话里的“晚上好”，与其说是夜已深了，不如揣测一下可能指的是他人生的黄昏。至于“在这的，下面的东西”，可以听出带有些许讽刺，指的其实正是这个世界。如果我们再把“晚安”换成“再见”，或许就可以更细微地传达出拉尔博当时的心情了。

那一天，拉尔博重复说了这句话好几次，而且始终带着一抹微笑。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他的神智依旧清晰，他也知道自己说的话并没有什么逻辑，不过，这句话恰好真切地表达了他看透人生不过虚幻一场的真谛。

在《虚荣的人》这个故事里，主角方尼则是与上述人物完全相反的一个案例。作者是我极为仰慕的阿根廷作家胡安·鲁道尔福·威尔考克，他也是一位极度推崇瓦尔泽的伟大作家。我方才正好在他的一本书里找到一篇他的访问。在报道里，威尔考克有这么一段原则性的声明：“我最喜爱的作家是罗伯特·瓦尔泽与罗纳德·费尔班克[22]，以及每一位他们喜欢的作家，以及所有他们喜欢的作家所喜欢的作家。”

《虚荣的人》的主角方尼，有一身透明的皮肤和肌肉，透明到可以看穿体内各个器官，就好似器官被收藏在一个橱窗里一般。方尼很爱展示自己，也爱展示自己的内脏，还喜欢穿着游泳短裤接待朋友，或光着上半身探出窗外，为了让全世界都赞美他的身体。他的两片肺叶因吸气而膨胀，心脏怦怦跳动着，肠胃缓慢地收缩扭曲着，他毫无羞涩之感。“人总是这样的。”威尔考克说。“当一个人拥有异于常人的特色时，他通常倾向于表现，而非隐藏。甚至有时候，这种展现特色的模式会内化成为他存在的理由。”

这个故事结尾告诉我们，方尼的行为将会不断重复，直到某天有人对这个虚荣的人说：“喂！你乳头下面这一大块白色的补丁是什么？之前明明没有的。”至此，大家便可想而知，这么令人不快的表演究竟何时会停止了。

{6}也有些人放弃写作，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太过渺小了，就好像贝宾·贝尤[23]的例子。杜拉斯说：“我这一生的故事，从来就不存在。没有什么人生的重心，没有什么人生的道路，更没有所谓人生一路走来的轨迹。虽然有很大的空间让大家觉得似乎的确有这么个人，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人。”而每当人们与贝宾·贝尤谈话时，若提及他与加西亚·洛尔卡[24]、布纽埃尔[25]和达利等大师皆曾客居西班牙马德里“学生宿舍”[26]，或推崇他是西班牙文学界“二七一代”[27]的先锋，是历史创造者，是那个年代的先知，是众诗人之首的时候，他总是回答：“我谁都不是。”在《金色年代》这本书里，当代西班牙导演和诗人文森特·莫里纳·弗什也曾经描述，当他赞扬贝尤，推崇他对同年代那些最好的创作者有极大影响力的时候，贝尤还是一样，以不卑不亢、毫不矫揉造作的语气平静地说道：

“我，谁都不是。”

如今，贝宾·贝尤已届九十三岁高龄[28]，但纵使他天赋异禀，令人讶异的是，他一本著作也没有。无论人们怎么提醒他、赞扬他，说所有探讨“二七一代”的著作都提到了他的名字；无论人们怎么告诉他，所有书里凡是提起贝宾·贝尤，莫不用伟大、令人尊崇等字眼来形容他的奇想、睿智和先见之明；无论人们怎么告诉他，他确实是20世纪西班牙文学最闪耀的一颗星；无论人们怎么肯定贝宾·贝尤的成就，他总是回答自己根本不是什么大人物，还会换上一副严肃的面孔，继续澄清道：“我写了很多，但这些东西已荡然无存。当我还住在‘学生宿舍’里的时候，我便已遗失了那个时代所写下的信件与文字，因为我根本视它们如无物。我虽然也曾写过一些回忆录，但也早已将它们销毁。或许，‘回忆录’这种体裁自有其重要性，但对我而言并非如此。”

在西班牙，贝宾·贝尤可说是文学界最会说“不”的翘楚，而在西语世界里，他更是一位没有任何著作的学界典范。虽然，在所有与艺术相关的辞典里都可以见到贝尤的踪迹，他的贡献与影响举世公认，贝尤个人却没有留下任何作品。他不追求登峰造极，不怀雄心壮志，就这样偶然闯进了艺术史里：“我从来就不曾因为想要出版而写作。我写作只为了朋友，只为了博君一笑，只为了开心。”

有一次，大约是五年前，我恰好经过马德里，顺道去马德里大学的“学生宿舍”晃晃，那里正好有一个向布纽埃尔致敬的纪念活动，而贝宾·贝尤也出席了。当时我在旁边偷偷观察了他好一阵子，然后越靠越近，想知道他究竟说了什么。我听见他带着些许揶揄的欢快语气说：“我就是那位在手册和字典上常常出现的贝宾·贝尤。”

这种顽强又拒绝写作的大师精神，一直让我敬佩不已。而他真诚坦率的态度，正是使他与众不同的原因。贝宾·贝尤似乎早就明白，只有在简朴之中，才能找到脱颖而出的最佳方法。

{7}出生于意大利城市的里雅斯特的作家鲍比·巴兹伦[29]曾说：“我认为‘写书’已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此，我再也不写书了。所有的书几乎都只不过是页脚注解的膨胀而已。所以，我只写批注。

在他死后五年，阿德尔菲出版社[30]才搜集了他的批注，于1970年将之集结成书，命名为《不成篇章的笔记》。

鲍比·巴兹伦是犹太人，曾经读过每种语言的各种书籍。由于他对文学的要求非常严格（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反而舍弃亲笔写作，偏好直接干涉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出版记录，事实上就是他本人作品的一种展现。巴兹伦的例子非常奇特，将他比拟成西方世界危机中的一轮黑色太阳也不为过。他本身的存在，似乎就标志着文学已终结，新作品不再诞生，作者也凋零死去，从而造就了没有作品的作者，以及没有作者的作品。

但是，为什么巴兹伦不写书呢？

达尼埃勒·德尔·朱迪契[31]的作品《温布尔登体育场》，便是以此问题为中心主旨而展开的一本书。在巴兹伦过世后的十五年，这个问题引导了书中年轻的主人公（小说是以第一人称写就的）从的里雅斯特一路来到伦敦，不断探究、追寻，试图揭开巴兹伦这一决定背后的秘密。一路上，他询问巴兹伦年轻时的好友（皆已垂垂老矣），希望能够得知巴兹伦本可以通过写作功成名就，却为何一本书都没有写。曾经极具声望的巴兹伦，如今或许已遭时间遗忘，但他确实曾是意大利出版界一位相当出名且受到尊敬的大人物。这位大人物，不仅传说阅读过每种语言的各种著作，也曾经担任过埃伊瑙迪出版社[32]的顾问，更是1926年促成阿德尔菲出版社创立的重要人物之一。此外，他还是斯维沃[33]、萨巴[34]、蒙塔莱[35]与普鲁斯特的好友，也是他将弗洛伊德、穆齐尔与卡夫卡等诸多大师的作品引进意大利的。

巴兹伦所有的朋友一辈子都相信，总有一天他会完成一本著作，而且将是一本旷世巨作。然而，最后巴兹伦仍旧只留下被后人集结成《不成篇章的笔记》的一堆批注，以及一本名为《高大的船长》的未完成的小说。

朱迪契说过，当他开始写《温布尔登体育场》时，曾经尝试在文字叙述里保留巴兹伦所说的一句话：“人已经不可能继续写作了。”但同时，他也试图扭转这句否定意味浓厚的话，给予全新的诠释。他知道，如此一来，书中的叙述将变得更加精彩。但朱迪契于书末推敲出的结论，倒也不难猜中。他发现，其实这本小说的完成也只不过是个“抉择”的故事，一个“决定要写作”的抉择。朱迪契甚至在书中有些片段中，透过引用一位巴兹伦老友的回忆，残忍地批判了这位从不写作的作家：“他很令人受伤。他这一生总是冷眼旁观，用自以为超然独立的姿态干涉他人的生活。总之，他是个一辈子活不出自我，却又执着于批判他人人生的失败者。”

此外，在小说的其他片段里，这位年轻的叙述者还以这样的口吻谈道：“写作并不重要。但是，除了写作，也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好做。”经由这句话，他传递了一个与巴兹伦的观点完全背道而驰的道德诉求。“几乎是令人畏惧地，”意大利学者帕特里西亚·隆巴多曾经这么评论：“朱迪契的小说，站在完全对立的角度，批判所有把过错归咎于从事文学或建筑创作活动的人，也批判所有赞同巴兹伦保持沉默不写书的人。在纯粹的艺术性创作与全然否定的恐怖之间，或许还存有一种细微的不同，也就是那种单纯从形式而来的道德感，那种单纯因为技巧精致而感到的喜悦。”

我个人认为，对朱迪契而言，写作似乎是一种风险很高的活动。也就是说，他尊崇他所敬爱的前辈帕索里尼[36]与卡尔维诺的想法，认为已经写下的作品，大多无甚意义。而一篇文章，假若想在将来成为一件有价值的作品，就必须开启新页，说出世人前所未见的新观点。

我想，我赞同朱迪契。一篇雕砌完美的作品，只要能够显现吐露真理的意志，即使它读来完美得令人感到晦涩难懂，终究有其不可磨灭的寓意：说出真相的意志。当语言的运用单纯只是为了创造阅读上的效果，而不能够超越人类心智的界限，就会沦为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在《温布尔登体育场》这本书里，可以发现作者朱迪契的个人意志已在书中转化成对伦理道德之美的追寻，传达出试图创造全新文学形式的渴求。尝试突破人类极限的作者可能会失败，相反地，依循传统文学风格的作者则永远会成功。总是成功的作者，绝不冒风险，只套用万无一失的写作公式，永远藏身在安全而舒服的学院里，也永远隐匿了真理。

和《钱多斯伯爵的信》（书中说我们的存在仅仅占据浩瀚宇宙的一小部分，人类根本无法以文字描绘出宇宙的无边无际，可想而知“文字创作”基本上是个错误，它既渺小又缺乏意义，甚至不足为人所道）一样，朱迪契的小说在阐释“写作之不可能性”以外，还为我们开辟了新视野，指出追寻新理想的可能，最后，还是推导出“写，总还是比不写好”的宝贵结论。

那么，还有更好的理由让人相信“写”是好的吗？是的，的确有。其中的一个理由非常简单：因为还是可以抱持风险意识和对美的追求，以经典的风格写作。这是朱迪契这本书给我们最深沉的省思。书里的每一页都诉说着追求隐藏在新事物背后那种举世皆然的古老渴望。古老的灵魂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突然再现。例如，互联网是新的流行，但是那一张交织你我关系的人际“网”，其实亘古以来便已存在了。那张渔猎时代人们用来捕鱼的“网”，如今已不用来捕捉猎物，却为我们打开了全新的世界。所有事物皆可永久存在，也皆可瞬间变幻。新生总是迅速步入死亡，但死亡也总是孕育新生，万事万物则因此循环而永恒不朽。

{8}还有更多的理由让人相信“写”是好的吗？不久前，我才读了普李莫·里维[37]所著的《停战》。他在书里描述了自己与其他同伴在纳粹集中营里一起经历过的种种。这些名字与故事，若非透过这本书，一定早已抵挡不住历史的洪流，默默化为尘土，不为人知。里维说，当时所有的人都渴望回家，也都尽其所能地尝试活下来。但这份渴望并非源自人类求生的本能，而是源自一个单纯的希望。他们希望有一天，能够有机会向世人娓娓述说这段在集中营里的痛苦回忆。他们希望向世人揭露这个惨痛的故事，避免日后同样的悲剧再度发生。但其实，他们内心最深沉的盼望，是期盼这些日子以来的遭遇，永远不被历史遗忘。

无论那段经历多么不值一提，多么令人痛苦，每个人都难免想要透过记忆，找回那些突然涌上心头的片段与感慨。而惟一的方法，就是“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