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村里人还传说，姥爷和二姥爷在此之前已经闹翻了。民国二年，三姥爷古鸿洲做了林山县民国第一任县长，三姥爷曾劝二姥爷从灶台山下来，也叫姥爷去劝二姥爷洗手不要干了。姥爷便去了灶台山劝二姥爷下山，但是二姥爷不听，他打家劫舍惯了，绿林生活快乐得很。姥爷由此与二姥爷反目。民国三年，仅做了一年多县长的古鸿洲便辞职，他去了南方，临行前对姥爷长叹：“二哥日后怕要招来大祸。大哥你莫要牵扯进去才好。”三姥爷去任之后，林山县换了县长范洪。范洪在林山县做了一年县长，调任省城，推荐一个屠夫出身的韩丰当了县长。民国八年，二姥爷劫了县里的银库。内线是城内大户乔迈，不想这事情有口风泄出去，乔迈被县长韩丰捉去了。那年野民岭下大雪，二姥爷古鸿明在灶台山没有提防，被韩丰带人攻破，二姥爷被韩丰捉住，他前妻生下的三个做首领的儿子，两个被打死了。长子古志海逃走了。古志海后来的故事，我将在后面提到。

梅花也被捉住了。据说在灶台山被攻破之前，二姥爷和梅花便派人把梅花生下的那个孩子送下山来，交给我姥爷收养，这个孩子便是我四舅。由此说，四舅是二姥爷的儿子，四舅并不是讨饭的小叫花子，之所以那样说其实是姥爷为了掩人耳目的一种说辞。

我认为这种说法比较合乎情理。四舅肯定是我二姥爷的孩子，否则四舅怎么会一路讨饭偏偏昏倒在姥爷的大门口，而且姥爷那天偏偏出来赏雪，而且肯收他做义子。这绝不是妈妈说的所谓姥爷“心情出奇地好”，这实在是一句遮人耳目的谎言。实际情况大概是二姥爷和梅花怕他们这个不满十岁的孩子受到伤害，才送到了姥爷家的。连妈妈也说，四舅长得很像二姥爷。

我很敬佩那个梅花，她给我留下一个雄壮强大的四舅。但我却不相信她不从我姥爷，倒从了我二姥爷。难道当一个财主的二房与当一个匪首的压寨夫人有什么区别吗？于是村里人就有了另外一种说法，说梅花没福气，如果留在村里，给我姥爷做小，也不至于被杀掉。

二姥爷和梅花被捉住之后，韩丰将他们和乔迈一同砍了头，人们开始认为韩丰不会砍二姥爷，韩丰要看三姥爷古鸿洲的面子的。但韩丰还是砍了二姥爷。由此看来，屠夫出身的韩丰是一个很正派的县长。人们也哀叹三姥爷古鸿洲，如果他在任时把我二姥爷捉来下了大狱，也不至于把二姥爷留下给韩丰砍头。

传说韩丰砍我二姥爷那一天，姥爷还是去送了二姥爷一程，那天林山县挤满了看热闹的人。警察们把二姥爷和梅花，还有二姥爷的同党乔迈及几个匪首从死牢里押出来，装入囚车。十几辆黑灰色的囚车向城西的刑场去了。一路之上，二姥爷和乔迈有说有笑，面无惧色，他们似乎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囚车走到城西大桥头时，姥爷从人群里出来，走到监斩的韩丰面前，深深一揖：“韩县长，我与古鸿明是同胞兄弟，今日他要命赴黄泉，请让我给他送行。”

韩丰笑道：“现在已是民国，此等要犯是不可送行的，但我看在前任古鸿洲县长的面子上，今就放个人情给你吧。”然后就挥手让囚车停住。

姥爷就走到二姥爷的囚车前。

人们的目光齐刷刷地盯在他们兄弟俩人的身上。

兄弟相见，竟是没有一句话，只听见野风猎猎地吹。二姥爷背上的亡命牌在风中悠悠颤晃。

姥爷招招手，人群中就有四条壮汉抬出一缸酒来，嘭地打开了盖子，酒香四溢，韩丰也闻到了，点头喊了声：“好酒！”

姥爷再一挥手，四条壮汉抬起酒缸，去灌二姥爷。

这场面十分壮观，围观的人齐声喝彩。

那缸酒似泼似倒，二姥爷牛饮般地喝了半缸酒。

姥爷看罢，点点头，转身大步走了，头也没有回一下。

二姥爷醉眼蒙眬地看着哥哥扬长去了。

姥爷竟没有送二姥爷去刑场。

传说，那天的酒里被姥爷下了麻药。姥爷是怕二姥爷在刑场上扛不住痛，喊出声来，丢了古家的名声。

或者如此？

姥爷是武举，崇尚武功，然而却听从了管家袁子平的劝告，也让孩子们习文。姥爷先后把几个孩子都送到了林山县师范学堂读书。

1921年，姥爷把我大舅古志川和二舅古建勋送到林山县三姥爷古鸿洲兴办的师范学堂里读书。后来又把三舅四舅也送进了学堂。可是，进了师范学堂读书的大舅和二舅后来都背叛了姥爷的初衷。兄弟二人只读了一个学期的师范，便都跑到广州上了黄埔军校。1979年，我曾在一本杂志里读到了一篇回忆录，上面写到了大舅这一时期的片断生活，文章写大舅在广州参加了共产党，和叶剑英元帅还共过事。文章的作者名叫张华久，是一个老同志。过了两年我去拜访他，他却已经逝世。遗憾。

妈妈说，姥爷听说大舅、二舅跑到了广州，十分生气，骂学堂管教不严。但是骂归骂，他还听从了袁子平的劝告，把后来的孩子都送到了学堂读书。应该说，袁子平先生对我母亲这一辈人的读书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插话：林山县学堂

1913年年底，林山县办起了林山师范学堂。学堂位于林山县西关东街，占地十余亩。

师范学堂是我三姥爷古鸿洲兴办的。1912年，古鸿洲从日本回来，在南京政府任职，仅仅干了半年，因和同僚不睦，就辞职不干，自己请命为林山县第一任民国县长。他到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兴办了林山县师范学堂。当时林山县师范学堂在全国是很有些名声的。大清退位，科举取士废除，各省的一些学子因八股取士已经无望，便到林山县学堂读书。第一届学堂招收了各省一百多名学生。其中林山县的学生仅有十名。后来林山县的民众看到的确已经改朝换代了，渐渐地送子弟来学堂读书的就多了起来。林山县师范学堂举办到1937年，后因抗日战争爆发停办。林山县学堂1946年复课，改名为林山县师范学校。

1950年林山县师范学校划归保州市管理，林山县师范学校改为保州市林山师范学校。1958年，改为保州市师范学院。这所学校先后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培养了许多干部，也培养了许多专家学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单单就我父亲的李氏家族和母亲的古氏家族里，就有很多人是从这里毕业的。

1923年，我那在望龙山当土匪的爷爷，根据老匪首刘海儿的建议，也把我的大伯和三伯送到学堂里学习，后来还曾把我父亲送到了师范学堂读书。我大伯和三伯毕业之后，却没再回望龙山，而是参加了共产党，这也违背了我爷爷送他们念书的初衷。

我姥爷古鸿光则把他全部的孩子（我大姨古玉环除外）都送到了林山学堂读书。1927年给林山县师范学堂预备班送来了他最小的孩子——七岁的小女儿古玉雪，也就是我的母亲。后来，我母亲从林山县师范学堂预备班毕业，报考了林山师范学堂。读书期间，抗日战争爆发，我十七岁的母亲古玉雪便参加了抗日工作。1950年，我母亲到保州市钢铁公司工作，父亲便认识了我的母亲。于是，李家和古家，那两个有着血仇的家族，便有了一段血泪姻缘。这也绝不是我姥爷和我爷爷能够想到的。这一段姻缘我将在后面提到。

古鸿洲兴办林山学堂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我常常想，如果没有林山学堂，我的伯父们和舅们姨们则完全可能走上另一条人生道路。他们很可能沿着上辈人给他们安排的道路走下去的，当土匪的还是当土匪，当豪绅的还是当豪绅，还会变化到哪里去呢？但是他们一走进林山师范学堂，便背叛了他们的父辈。

教育的力量？应该说是教育的力量。

古鸿洲办学堂曾经有两件事引起过林山县的轰动。

第一件是洗澡。这是我三姥爷从国外带回来的生活习惯。入学的孩子们，先要在学堂的浴池里洗澡。孩子们还要学会刷牙。

第二个是建立了一个运动场。开始人们以为学校要孩子们习武，可后来看到古先生让孩子们抱着一个皮球在场上跑着疯抢。

此两件事曾在林山县作为热闹传扬了一阵子。

古鸿洲只当了一年的县长，便辞职了。他到南方参加了蔡锷将军的讨袁护国军。听说是蔡锷将军邀他去的。

插话。打住。

我大姨古玉环没有去考林山师范学堂，因为大姨嫁人早。姥爷把大姨嫁到了林山县城。大姨夫是个开粮行和牲口行的，名叫王一冲。王家吹吹打打用花轿把大姨接走的，婚礼办得很排场。

妈妈说，大姨夫王一冲是个很本分的买卖人，积了不少钱。他为人很仁义，结交下不少朋友。大姨的确过了几年好日子。可是好景不长，1933年大姨夫得暴病死了。大姨带着两个孩子开始守寡，等到大姨把大儿子王振方拉扯大，王振方开始经营买卖时，日本人已经在卢沟桥放枪了。这一年，大姨家的买卖被人砸了。当时定性是土匪干的。新中国成立后才查明，是国民党部队一个姓孙的团长带人砸的。两个伙计被打死，财物被抢劫一空。王振方带着大姨和小弟弟王振山回到大姨夫的家乡，与林山县交界的仓山县的一个村子，开始种田为生，很安静地过了许多年。土改时划了个中农成分。我没见过大姨那两个儿子。听妈妈说，老大王振方常常去外面跑生意，后来就杳无音讯，大概是客死他乡了。老二王振山为人忠厚，种田很有手艺，是新中国成立后死的，留下一男二女，现在和我家没有什么来往。

大姨是日本投降那年死的，当时一口气没上来，只一会儿的工夫，没带累任何人。我想大概是心肌梗塞之类的病。妈妈说，大姨死时应该是五十五岁。

我始终认为，大姨是我母亲的兄弟姐妹中最安分守己的。

3.姥爷和曹为仁结仇

听母亲说，那几年挺乱，世界好像没人管似的，她一生下来，好像就知道野民岭总在打仗。母亲三岁的时候，姥爷成立了乡团，那年跟太子崖的山匪张五魁热火朝天地打了起来。

张五魁的父亲原来是个盗墓的，曾盗过一个王爷的墓，得了许多珠宝，变了钱，换了枪，在太子崖拉起了竿子，做绑票劫道的生意。后来，他被官府捉住，割了头，张五魁便继承了父业。张五魁当年曾经跟随姥爷血洗过韩家寨，他们应该有着很好的交情。可他们为什么又闹翻了呢？是因为张五魁劫了姥爷的毛驴。看来土匪这一行是很不讲交情的。

那年代，林山县的主要交通工具是毛驴，相当于现在的汽车。姥爷有几十头健壮的毛驴。当时不仅在野民岭，就是在林山县也是很显赫的。据说张五魁那一次劫了姥爷三十五头毛驴，那是姥爷为给省城的一家商行送几百张羊皮和其他一些土产派出去的。那天，姥爷的二管家古旺押着毛驴队往省城的皮毛商行送羊皮，走到太子崖下，被张五魁指挥着一群土匪劫了。古旺跑得快，但被大刀削掉了一只耳朵。自此，姥爷和张五魁结了大仇。后来姥爷得知，张五魁所为是受斜坡村余大头的指使，便又将仇恨转移到斜坡村。

斜坡村在古家庄西北方向十五里处，余大头家是斜坡村首富。余大头家和姥爷有世仇。这仇是从姥爷的爷爷和余大头的爷爷那代结上的。古、余两家的老爷爷都是练武的，且在林山县都颇有名气。那一年，朝廷选拔武将，传说是皇上要以国粹的武术对付洋人的枪炮。县府便召集全县所有武林中人到县衙比武，颇有点儿今天选拔赛的味道。那次姥爷的爷爷和余大头的爷爷交上了手。结果，余家的爷爷被姥爷的爷爷打翻在地，丧失了出线权。至此，余家便记下了大仇。如此看来，武林中人的心胸原本都是极狭窄的。而更可怜的是，姥爷的爷爷也只是到了州府，就被更高的高手淘汰下来，根本没有能取上名次。从此，余家和姥爷家开始打仗，一直打了三代。后来姥爷考中了武举，余家慑于姥爷的势力，才收敛，退避。但后来大清退位，姥爷的武举职称也跟着作废，余家也就没了心理障碍，两村的械斗又频频发生了。

斜坡村的西北方向十里处是曹家集。曹家集的族长曹为仁建了乡团，有几十号人和几十条枪。乡团团长是曹为仁的儿子曹太生。曹太生为人心狠手毒，胆子天大，曾到省城赌局大赌，三天三夜，输了一麻袋光洋，便拔刀杀人，把同桌几个赌客全部砍翻，抢了一麻袋金银首饰跑了回来。这家伙后来在国民党部队干了些年，新中国成立那年，竟没跑掉，被政府捉住下了大狱，1963年刑满释放后，他便在曹家集务农，一直活到1967年，还是一个很结实的老汉。“文化大革命”时他被红卫兵押去“坐土飞机”，一时气愤不过，竟一头撞死在石阶上。后来红卫兵搜查他家地窖，发现地窖里贴着一张蒋委员长的画像。这老汉也够得上“顽固”二字了。

那年，姥爷为了对付余大头，制定了一条远交近攻的和亲政策，娶了曹家集曹为仁的小女儿曹秀莲给大舅做老婆，而这一来，也就逼得大舅出走了。

客观地说，当时大舅到广州读黄埔军校的原因只有一个：逃婚。我相信那时的大舅绝不会有为解放全人类奋斗终生的政治信念。

大舅在林山县读师范，放假回来，姥爷即把曹秀莲给他娶过来了。大舅当下就表示不同意，父子两个顶撞起来。于是，大舅当天就逃走了。大舅在师范学堂受到文明的感染，已经懂得了自由恋爱。大舅不爱曹秀莲，尽管传说秀莲姑娘很美。那时，大舅在林山师范学堂爱上了一个叫宝姑的同学。宝姑后来成了我的大舅妈。

于是，大舅和宝姑一同去广州，进了黄埔军校。令姥爷恼火的是，二舅也跟着大舅去了。

曹秀莲娶过来，只能守活寡。

大舅走后第二年，秀莲却怀孕了。她怀的当然不是大舅的孩子，而是我姥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