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贤第三

本篇导读

“任贤”即任人唯贤，是太宗一再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的“任贤”主张。“贞观之治”就是任贤实践的结果。《任贤》篇中介绍了几位成就“贞观之治”的贤臣：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李靖、虞世南、李绩、马周。他们有的是秦王府中的府属旧人，有的是来自敌对营垒的谋臣；有的出将入相，有的出身低微。他们有文有武，职位有高有低，从政有长有短。共同点是他们都是贞观功臣，在那个时代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译文

房玄龄，齐州临淄县人。早年在隋朝做官，任隰城县尉。后来因事获罪，被革除官职，流放上郡。唐太宗攻占渭北时，房玄龄拄着拐杖到军门拜见。太宗与玄龄一见如故，太宗委任玄龄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玄龄既然遇到知己，于是尽心竭力。当时，每平定一个地方，别人竞相搜求珍宝，只有玄龄先收揽人才，送至幕府。如有善于谋划的文臣和武艺高强的武将，就与其暗中结盟，约定遇事各尽死力。后累任秦王府记室兼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玄龄在秦王府十余年，长期主管记室。隐太子建成、巢刺王元吉因玄龄与杜如晦为太宗所亲近礼遇，非常憎恶他们，就在高祖面前说他们的坏话。玄龄因此与杜如晦一起遭到驱逐斥退。到隐太子将要作乱的时候，太宗召回玄龄与如晦，令他们穿上道士的服装，暗中带进太宗住处商议。玄武门之变平息后，太宗进入东宫，当了太子，提升玄龄为太子左庶子。贞观元年，玄龄为中书令。贞观三年，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管监修国史，被封梁国公，实际封赐食邑一千三百户。玄龄既被任为宰相总理政务，日夜操劳，尽心尽力，不愿让一人一事处理失当。听到别人有优点，就像自己有一样。他使政事通达明白，又用文化补充，谨慎制定法令，注意宽大平和。用人不要求对方事事完美，不以自己的长处去衡量别人，根据才能录用人才，不以关系不密切和出身微贱而轻视疏远。舆论称他为良相。贞观十三年，被加封为太子少师。玄龄因为自己当宰相十五年，屡次上表辞职，太宗下诏表示不同意。贞观十六年（六四二），又被晋封为司空，仍然总理朝政，监修国史。玄龄又以年老请求辞职，太宗派遣使者对他说：“国家长期任用您，如您一旦辞职，就像人失去双手。您如果筋力不衰，不必辞职；如果自觉衰弱，可再奏明。”玄龄于是不再辞职。太宗曾回忆开创帝业的艰难和大臣的辅佐，就写了一篇《威凤赋》来比喻自己，并将其赐给玄龄。房玄龄被太宗所称赞和信任的程度大约如此。

译文

杜如晦，京都万年县人。武德初年，任秦王府兵曹参军，不久调任陕州总管府长史。当时秦王府内人才济济，被调外任者很多，太宗对此甚感忧虑。记室房玄龄说：“府中官员走者虽多，大都不值得可惜。只有杜如晦聪慧明智，见识通达，是辅佐帝王的人才。如果大王只想保守藩王地位，用不上他；如果大王想经营天下，非用此人不可。”太宗从此对杜如晦更加礼貌尊重，托以心腹大事，并奏请高祖，调回如晦为府中属官，参与军政大事的谋划。当时军政、国政事务繁多，如晦分析、决断迅速异常，深为同事所佩服。后连任天策府从事中郎，兼文学馆学士。隐太子建成作乱事败，如晦与房玄龄功劳居于第一，升任太子右庶子。不久又升任兵部尚书，加封蔡国公，实际赐封食邑一千三百户。贞观二年，以本官兵部尚书代理侍中。贞观三年，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兼掌吏部选事，依旧与房玄龄共同执掌朝政。朝廷机构、制度法令、礼仪等都是他们二人所定，深得当时人的称赞，把他们合称为“房杜”。

译文

魏征，河北钜鹿人，不久前又迁居到相州的临黄。武德末年，担任太子洗马。当他看到太宗与隐太子李建成暗中争夺权力帝位时，常劝建成早做打算。

太宗杀了隐太子后，把魏征叫来责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当时大家都替魏征担惊受怕，魏征却慷慨自若，从容地回答说：“皇太子如果听了我的话，肯定不会有今天的杀身之祸。”太宗听了后肃然起敬，对他分外以礼相待，并提升他为谏议大夫。曾多次把他请进卧室，向他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魏征素有治国的才能，性情又刚直不阿、不屈不挠。太宗每次和他交谈，从来没有不高兴的。魏征也庆幸遇到赏识自己的国君，竭尽全力为太宗效劳。太宗抚慰魏征说：“你所劝谏我的前后共有二百余件事情，都很符合我的心意。如果不是你忠诚为国，怎能这样？”……

贞观十二年（六三八），太宗因为皇孙诞生，下诏宴请公卿大臣。太宗非常高兴，对群臣说：“贞观以前，跟随我平定天下、历尽了艰险困苦的臣子中，房玄龄的功劳最大，没有人能比得上的。贞观以后，对我竭尽心力，进献忠直之言，安国利民，使我能成就今日的功业，被天下人所称道的人，就只有魏征一人。即使是古代的名臣，又怎么能超过他们呢？”于是，太宗亲手解下身上的佩刀，赐给二人。后来被废为庶人的皇太子李承乾在东宫不修养德行；魏王李泰日益受太宗宠爱，朝廷内外百官议论纷纷。太宗听说后非常厌恶，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当今的朝臣百官，论忠诚正直没有比得上魏征的，我派他做皇太子的师傅，用来断绝天下人的想法。”

贞观十七年，太宗任命魏征做太子的太师，仍然兼管门下省的政事。魏征提出自己有病在身，难以胜任。太宗对他说：“太子是宗庙社稷的根本，必须有好的师傅教导，因此要选择公正无私的人辅佐他。我知道你身体有病，你可以躺在床上来教导太子。”于是魏征接受了太子太师的职务。不久魏征得了重病。他原来住的宅院内没有正堂，太宗当时本想给自己建造一座小殿，看到这种情形就停下工来，把材料给魏征造了正堂，五天就竣工了。又派遣宫中使节赐给魏征布被和素色的褥子，以顺从他的喜好。几天以后，魏征病逝。太宗亲自到他的灵柩前痛哭，追赠他为司空，赐谥号曰“文贞”。太宗亲自给他撰写碑文，并亲笔书写在石碑上。还特别赐给魏征家属食实封九百户。

太宗后来常对身边的大臣们说：“用铜来做镜子，可以端正衣冠；用历史来做镜子，可以知道朝代的兴衰更替；用人来做镜子，可以明白自己的得失。我经常注意保持这三面镜子，用来防止自己犯错。如今魏征去世，我损失了一面镜子啊！”因此伤心得哭了很久。于是太宗下诏说：“过去只有魏征能经常指出我的过失。自从他去世后，我虽有过失，却没有人公开指出了。难道我只在过去有错误，而今天做的事都是正确的吗？显然是臣子们对我苟且顺从，不敢来触犯龙鳞吧！因此我虚心征求他人的意见，用以排除假象，反省自身。即便是所提的意见我没有采纳，我愿承担责任。如果我准备接纳规谏而你们却不进言，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呢？从今以后，大家都要竭尽忠诚，如果有不同的意见，请你们直言劝谏，不要隐瞒。”

译文

王珪，太原祁县人。唐高祖武德年间，任隐太子建成东宫中允，深受建成敬重。后因牵连建成阴谋作乱一事，被流放到嶲州。建成被诛，太宗即位后，王珪被召回并任命为谏议大夫。王珪总是诚心尽力，多次献忠言而被采纳。曾经上密奏直言劝谏，太宗对他说：“你所议论的都切中我的过失。自古以来，君主没有不想国家长治久安的，然而往往做不到，那是因为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或者听到了而不能改正。现在我有过失，你能直言劝谏，我又听过后能够改过，还担忧国家不安定吗？”太宗又曾对王珪说：“你如果长当谏官，我一定永远没有过失。”对王珪更加优厚。贞观元年，王珪改任黄门侍郎，参与朝政大事，并兼太子右庶子。贞观二年，升任侍中。当时房玄龄、魏征、李靖、温彦博、戴胄与王珪共同主持朝政。太宗曾在一次宴会上对王珪说：“你善于识别人才，更善于评论。从房玄龄等人起，你都品评一下吧。你也可以衡量一下自己比他们贤能吗？”王珪回答说：“孜孜不倦地处理国事，知道了没有不去办的，我不如房玄龄。总记着谏诤国君，以国君不及尧、舜为耻，我不如魏征。文武双全，出去能带兵，入朝能为相，我不如李靖。奏事详细明白，上传下达恰当，我不如温彦博。处理繁杂事务，使各项事务井井有条，我不如戴胄。至于荡涤污浊，表扬清廉，痛恨邪恶，喜好善良，我比他们几人稍稍强点。”太宗非常赞同他的话，在座诸人也都认为王珪说清了他们每个人的特征和志向，认为他的话是确切的评论。

译文

马周，博州茌平人。贞观五年，到京师长安，客居在中郎将常何家中。当时唐太宗下令，要文武百官都上书指陈政事得失，马周代替常何起草了二十多条有利于国家百姓的建议，上奏朝廷，这些事情都很合皇帝的心意。唐太宗很奇怪，常何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才能，就问常何，常何回答说：“这些并不是我写出来的意见，而是我家的宾客马周所为。”太宗听了以后当天就下令召见马周，马周还没有到，太宗竟连续四次派人前去催促。马周谒见唐太宗时，太宗和他谈得非常高兴。于是就派他往门下省当值，授予监察御史的官职，经多次提升而任中书舍人。马周很机敏，有辩才，善于敷陈奏对，认识和分析事物很深刻，所以他讲的话都合情合理。太宗曾经说：“我对于马周，只要短时间内看不到他，就会十分想念他。”贞观十八年（六四四），马周一直升到中书令，并兼任太子左庶子之职，身兼朝廷和东宫的官职，处理事情持平公允，甚获当时朝野所赞誉。他又以原来官职兼任代理吏部尚书。太宗曾经对侍从大臣说：“马周看问题敏捷，办事慎重周到，评论衡量人物的优劣，能够实事求是、敢于直言，我近来任用他所推荐的人，大多合乎我的心意。他既献出全部忠诚，亲近依附于我，我要切实借助此人，共同办好当前的政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