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体第二
本篇导读
贞观君臣经常讨论如何吸取历史教训，提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重民思想。结果，他们在短时间内就达到了“关中丰熟，咸自归乡”，“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繁荣景象。对于这一治世的出现，太宗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以魏征为代表的臣僚辅助。太宗认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些名言寓意深刻，对后世影响极大。
贞观二年，太宗问王珪曰：『近代君臣理国，多劣于前古，何也？』对曰：『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
，以百姓心为心。近代则惟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以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理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焉。
译文
贞观二年，太宗问王珪说：“近代的君臣治理国家多比前代古时的君臣更为拙劣，这是什么原因？”王珪回答说：“上古的帝王治国，志趣崇尚清静无为，他们想百姓之所想。近代的君臣则只是损害百姓来满足自己的贪欲，所任用的大臣，不再是精通儒学经典的读书人。汉朝的宰相，没有一个不是精通一门儒家经典的，朝廷如果有疑难，大家都能依据儒家典籍所述来做出决定。由此万民皆懂礼仪规范，治理国家就天下太平了。近代（的统治者）重视军事建设而轻视儒学文教，治国之时或者参用法令刑律，儒家的道德规范已经遭到损害，朴实敦厚的社会风气受到很大的破坏。”太宗很赞同王珪的话。从此官员中有学识好、有长处，并懂得治国的人，多获提高官阶品级，累次加以升迁提拔。
赏析与点评
“以百姓心为心”——为政者如能做到“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则天下哪有不治之理。或有人说：“天下百姓所想所得的，五花八门，无穷无尽，为政者怎能一一满足他们的想法呢？”其实老百姓的要求很简单，只有四个字“安居乐业”。太宗十分明白这个道理，他以“民本”思想治国，正是“以百姓心为心”的表现。
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
。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烦简择，以相委付？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
译文
贞观三年（六二九），太宗对侍从大臣说：“中书省、门下省都是朝廷最重要的衙门，部门的负责官员，都是选拔突出的人才来担任，而所委托的任务确实最为重要。朝廷所颁发的政令如有不妥当的地方，都必须坚持己见直言议论，近来只觉（官员）迎合旨意，顺从上情，唯唯诺诺，敷衍了事，没有一句直言劝谏的话。这符合道理吗？如果只是签署政令，颁行文告，什么人都会干，何须不嫌烦扰地选择，并以重任相委托呢？从今以后，对皇帝所颁行的诏令有认为不稳妥、不便施行的，都必须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得妄自畏惧，明知不对的也默默不语。”
赏析与点评
“阿旨顺情，唯唯苟过。”——这是个反面教材。凡事顺从上级或别人的意思，唯唯诺诺，没有自己的看法，日子或许能混下去，但总是为别人而生，为别人而活，如同行尸走肉，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太宗就是害怕官员阿旨顺情，唯唯诺诺，把国家弄得江河日下。
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
？』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为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非为？』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意。
译文
贞观四年（六三〇），太宗问萧瑀说：“隋文帝是怎么样的君主？”萧瑀回答说：“约束自己，符合礼仪，勤勤恳恳，不怕辛劳地思考治国之道，每次坐朝理事都很认真，有时到太阳西斜还不休息。凡五品以上的官员，他都召见赐坐，与他们一起谈论国事，忘记吃饭时间，侍卫只好传餐而食。虽然他的品性不算仁慈明智，但也称得上是奋发有为，想把国家治理好的国君。”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这个人性格过于仔细，而且不明事理。内心不明就察觉不出自己的过失，过于仔细就会对人疑虑多端。他因为欺负孤儿寡妇而得天下，所以经常恼怒对他当面敷衍而心有不服的群臣，不肯轻易信任文武百官。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决策处理，虽然劳费精神，辛苦形体，始终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得合情合理。朝中大臣既知他的心意，也不敢直言劝谏。宰相以下的官员，只是奉承顺旨罢了。我的看法就是这样。天下这么大，举国之内人口这么多，每天发生的事千头万绪，须不拘一法，灵活处理，凡事应交文武百官商议，宰相认真筹划，对于所处理的事，能做到稳妥、便利，才可以呈奏施行。怎么把一天中须处理的许许多多事情，让一人思考决断呢！况且一天处理十件事，有五件出偏差，处理得对当然好，处理得不对的又怎么办呢？如此日以继月，乃至连年，错误已经很多了，不灭亡还等什么？哪能比得上广泛任用贤士良才，身居高位而详察下情，法令严肃，这样谁敢为非作歹呢？”于是命令所有官署，如果诏敕颁发下去有不稳妥或不便施行的，必须坚持己见上报，不能一味顺从旨意，随即施行。一定要尽到臣子的责任。
赏析与点评
“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在今天的知识型社会，不用说一日万机，就是一日十机，亦绝对不可凭一己之见去做出判断。俗语有云“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古谚亦云“兼听则明”，就是这个道理。更何况现今世界知识爆炸，一个人所识、所知的始终有限，非仰赖众人之智，实难成一事。太宗批评这是隋文帝治国的一大失误，更是导致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
，皆为蔽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征对曰：『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理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译文
贞观六年（六三二），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纵观古代的帝王，总是有兴盛有衰亡的，就好像有白天就必定有黄昏一样，这都是因为他们的耳目受了遮蔽，不了解当时的政治得失。忠诚正直的人不敢直言劝谏，邪恶谄谀的人却一天天得到重用，国君看不见自己的过失，所以导致国破家亡。我既然身居九重深宫，不能看见天下发生的所有事情，故此安排你们作为我的耳目去了解真实情况。不要以为天下无事，四海安宁，就不在意。《尚书》中说：‘百姓所爱戴的不是君王吗？君王所畏惧的不是百姓吗？’作为国君，圣明有道，百姓就会拥戴他为君主，如果昏庸无道，百姓就会抛弃他而不拥戴他，这实在令人感到恐惧啊！”魏征回答说：“自古以来的亡国之君，都是因为处在安定的环境里就忘记了覆亡的危险，处在盛世就忘记了乱世，所以不能长久地统治国家。如今陛下拥有天下，内外清平安定，能够留心治国安邦之道，常常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以这样的态度治理天下，国运自然会长久。我又听过这样的古语说：‘君主好比是船，百姓好比是水；水能够载船行走，也能把船掀翻。’陛下认为百姓的力量可畏，实际情况确实是如您讲的那样！”
赏析与点评
“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千古名句，到今天，甚至很远的未来，依然省察人心。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逆民心者失天下”，这不仅是为政者的座右铭，亦是每一个人在其位置上所应警惕的良言。俗语所云“不要与全世界人作对”，就是这个意思了。太宗以“舟和水”来形容君民的关系，反映出他重视“以民为先”、“以民为本”的思想。
贞观六年，上谓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焉用彼相
？」君臣之义，得不尽忠匡救乎！朕尝读书，见桀杀龙逄，汉诛晁错，未尝不废书叹息。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为小事，遂不执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隋主残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苍生，罕闻嗟痛。公等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朕为公等思龙逄、晁错之诛，君臣保全，岂不美也！』
译文
贞观六年，皇上（太宗）对侍从大臣说：“古人说：‘在遇到危险时不去扶持，将要摔倒时不去扶助，那么要助手来辅佐是干什么呢？’从君臣大义的道理来说，臣子能够不竭尽忠心匡正挽救君主的失误吗？我曾读书，看到夏桀杀死贤臣关龙逄，汉景帝诛杀谋臣晁错的时候未尝不放下书本叹息。你们只要能义正词严地坦率直言谏诤，有益于国家的政治教化，我绝不会以冒犯尊严、违背意旨，而滥施杀戮和刑罚。我近来坐于朝中决断的事情中，也有违背法令的，你们认为这些是小事，就不提出意见，不据理力争。凡是大事都是从小事开始的，小事不追究，大事将会弄到不可挽救的地步，国家的覆亡，都是由此而起。隋炀帝残暴，结果被一个普通人杀死，天下百姓中，很少听说有人为他悲痛的。你们多替我想想隋炀帝国破身亡的教训，我为诸位考虑关龙逄、晁错被冤枉诛杀的教训，做到君臣之间互相都能保全，难道不是很好的事吗？”
赏析与点评
“危而不持，颠而不扶。” ——这句与传统儒家读书人所讲求的“仁、义、礼、智、勇”可谓背道而驰。今天的知识分子虽未必人人皆可以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情怀，但起码亦不要让自己陷于“危而不持，颠而不扶”、麻木不仁的地步。太宗引此古语来激励臣下做忠臣，克终臣节。否则，国破家亡之日，不单是帝王身死，更是天下臣民之灾。
贞观七年，太宗与秘书监魏征从容论自古治政得失
，因曰：『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治。』征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治，思治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大乱之后，将求致治，宁可造次而望乎？』征曰：『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以为然。封德彝等对曰：『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理而不能，岂能理而不欲？若信魏征所说，恐败乱国家。』征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理。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若言人渐浇讹，不返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德彝等无以难之，然咸以为不可。
太宗每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突厥破灭，因谓群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勍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征之力也。』顾谓征曰：『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
译文
贞观七年（六三三），太宗与秘书监魏征闲暇漫谈时讨论到自古以来的治国得失，就说：“现在国家处于大乱之后，短时间内，不可能使风俗淳朴，天下太平。”魏征说：“不是这样，但凡人在危急困苦之时，就担忧死亡；担忧死亡，就希望国家太平；希望国家太平，就容易教化。那么，经历动乱以后就更有利于教化万民，就像饥饿的人更容易满足于对食物的需要。”太宗说：“贤明的人治理国家也要待百年之久，才能使残暴者不再为恶，废除刑杀。大乱之后，就企求达到天下太平，怎么可以在短时间内就希望得到啊！”魏征说：“这是对平常人而言的，不能用在英明的君主身上。如果英明的君主施行教化，上下协力同心，百姓就会像回声那样迅速地响应跟从，虽然不想求快也会很快地取得成功。一年时间就可以达到预期的成果，相信并不困难，三年才取得成功，那仍太迟了。”太宗认为对。封德彝等说：“夏、商、周三代之后，人变得越来越浮薄、狡诈。所以秦朝治国专用刑法，汉朝将仁义与刑法掺杂使用，都是想使民风纯正而未能实现，怎能说可以使民风纯正而不想去做呢？如果听信魏征的话，恐怕会使国家败乱。”魏征说：“五帝、三王治国时，并没有变换国中的人民而实现了教化。躬行无为而治之道，便成就了帝业。躬行仁义之道，便成就了王业。这在于当时国君的治理，教化而已。查考古书典籍的记载，就可以知道……如果说人越来越浮薄、狡诈，再也不会纯朴，那么到了今天，人都应该变得和鬼魅一样，还能施行教化吗？”封德彝等再也找不到理由来反驳，然而他们全体还是认为魏征的主张是行不通的。
太宗坚持实施教化，竭力施行，毫不懈怠，数年间，天下安定，突厥被打败，俯首称臣，太宗因而对群臣说：“贞观初年，人们多有不同意见，说当今一定不能实行帝道、王道，只有魏征劝我实行。我采纳了他的意见，不过数年，就做到中原安宁，边远的外族臣服。突厥从来就是中原的强敌，如今突厥的首领酋长却身佩刀剑，在禁宫中值宿警卫，部众也跟着穿戴起中原的衣冠。使我取得这样的成就，都是魏征的功劳。”（太宗）回头对魏征说：“玉虽有美好的本质，但当它还藏在石块中间，没有良好的工匠去琢磨，那就与瓦块碎石没有区别。如果遇到好的工匠，就可以成为留传万代的珍宝。我虽然没有玉的本质给你琢磨，但劳你拿仁义来约束、要求我，以道德来补充、光大我，使我能达致这样的功业，你真可以说是一位高超的工匠啊！”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隋时百姓纵有财物，岂得保此？自朕有天下已来，存心抚养，无有所科差
，人人皆得营生，守其资财，即朕所赐。向使朕科唤不已，虽数资赏赐，亦不如不得。』魏征对曰：『尧、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含哺鼓腹，而云「帝何力」于其间矣。今陛下如此含养，百姓可谓日用而不知。』又奏称：『晋文公出田，逐兽于砀，入大泽，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渔者，文公谓曰：「我，若君也，道将安出？我且厚赐若。」渔者曰：「臣愿有献。」文公曰：「出泽而受之。」于是送出泽。文公曰：「子今之所欲寡人者，何也？愿受之。」渔者曰：「鸿鹄保河海，厌而徙之小泽，则有矰丸之忧。鼋鼍保深渊，厌而出之浅渚，必有钓射之忧。今君出兽砀，入至此，何行之太远也。」文公曰：「善哉！」谓从者记渔者名。渔者曰：「君何以名？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国，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臣亦与焉。君不尊天，不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海，外失礼于诸侯，内逆民心，一国流亡，渔者虽有厚赐，不得保也。」遂辞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
译文
贞观八年（六三四），太宗对侍臣说：“隋朝时期百姓即使有财物，岂能保住它？从我占有天下以来，有心抚养百姓，没有什么苛捐杂税，没有劳役征派，人人都得以经营生计，保守其财富，这都是我赐予他们的啊！假使我不断科税征役，即使老是赏赐，百姓也不如不得赏赐。”魏征回答说：“尧舜在位的时候，老百姓也说‘我自己耕田吃饭，凿井饮水’，吃饱了饭轻轻拍拍肚子说‘皇帝有什么用’。现在陛下这样爱护百姓，百姓可以说是天天享用而不知道。”魏征又奏道：“当年晋文公出外打猎，到砀这个地方追逐野兽，进入大沼泽地，迷路不知如何离开。沼泽中有个渔夫，文公对他说：‘我是你的君主，你告诉我怎样走出去，我将大大地赏赐你。’渔夫说：‘小臣想进献一点儿意见。’文公说：‘出了沼泽地再听。’于是渔夫将他送出了沼泽地。文公说：‘现在我想听听你想指教我的是什么。’渔夫说：‘天鹅安全地居于河海，如果厌倦了迁往小沼泽，就有被弹射的危险。鼋鼍安全地生活于深水的地方，如果厌倦了而迁至浅滩，必有被钓获、射杀的危险。现在君王出来猎兽到砀，深入到这个地方，走得不是太远了吗？’文公说：‘说得对！’于是吩咐随从记下渔夫的姓名。渔夫说：‘君王为什么要记下我的名字？君王如果敬天地，重社稷，保四境，爱人民，轻赋税，我就有好处。君王如果不敬天地，不重社稷，不守四境，外失礼于诸侯，在内背离民心，那么一国（元人）都要流亡，渔夫虽得重赏，也不能保存。’于是推辞了不肯领受文公的赏赐。”太宗说：“你说得对。”
赏析与点评
“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帝何力（于我哉）。”——注释所解的是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反之若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则是人们只要安分守己，奉公守法，循规蹈矩地经营生活，哪怕是什么严苛的法律，日子依然可以过得稳妥。魏征引此古语是希望告诫太宗，百姓的要求很简单，只要生活安定，他们自然愿意臣服于朝廷的统治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