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初生之犊的德国 从塑造秩序到挑战秩序(2)

俾斯麦要维持德国的中心地位，就必须保持大陆体系的稳定；而要保持大陆体系的稳定，首要的就是要稳住俄罗斯；而稳住俄罗斯，又需要利用英国对俄罗斯的制衡作用，同时不能激化奥匈帝国与俄罗斯的矛盾；而要发挥英国对俄罗斯的制衡作用，又不能使英国人认识到德国将会破坏欧洲大陆平衡；而要避免英国认为德国不会破坏欧洲大陆平衡，德国又需要在法国国内日益高涨的复仇情绪面前保持克制；而在战败国面前保持克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和政党间压力却又令俾斯麦头疼。在必要时，面对不满的国内民众和政党，俾斯麦不仅需要安抚，有时又需要迎合，发表强硬表态；而发表强硬表态的结果，又可能导致英国、俄罗斯的不安，一旦英国和俄罗斯不安又会被法国所利用，使德国在欧洲成为众矢之的。这就是俾斯麦大陆体系，其实它打了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而不是织了一张具有弹性和灵活操作空间的巨网。德国为民族主义情绪所驱动，走上与欧洲为敌的道路便是必然。俾斯麦的冷静与克制只是延缓了德国在统一后的自大情绪而导致的灾难，俾斯麦本身也解决不了德国的问题，因为他制定的大陆体系的战略本身就有问题。

德国一心想稳住俄罗斯，反而使俄罗斯既可以更加主动地利用法德世仇来牵制德国。在俄国看来，“对一个充满怒气的法国的担心将会使德国表现出安静”[6]。而且，俄罗斯也可以利用东欧矛盾向德国抬高同盟价码。德国既然必须保持克制，又使英国仍然坚持“光荣孤立”，拒绝德国对英德同盟的提议，导致德国难以利用英国制衡俄罗斯。其实，德国不应当令自己成为欧洲的政治中心，德国应当将政治中心让与俄罗斯，这样可以使英国认为欧洲大陆平衡的最大威胁是俄罗斯，而使德国获得来自英国的支持。而且可以利用奥、俄矛盾在二者之间待价而沽，甚至还可以使法国为获得俄罗斯的支持付出更大的代价。然而，当时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俾斯麦个人性格、国内的政党斗争都不允许德国在经过数百年分裂与屈辱后将好不容易获得的地位拱手相让。

俄罗斯在西部安全中最敏感的莫过于圣彼得堡与莫斯科之间的广大平原地区毫无天然屏障，非常容易遭到来自西部强国的威胁。德俄关系的稳定对俄罗斯而言是有利的。然而在1875年法德爆发危机时，俄罗斯几乎是带有恐吓式的言辞来反对德国，令德国在法德危机中处于尴尬地位。这一结怨，使1976年到1878年爆发的近东危机中，德国没有像往常那样支持俄罗斯。也许此时，双方至少有一方已经认识到德俄关系已经由普俄时的王朝联盟向实力博弈转变。德俄之间的普俄历史延续基本上已经宣告结束，而一种新的关系模式并未形成，从这个意义上看，第二次“三皇同盟”和《再保险条约》并不是一种新的关系状态的共同界定，而只是新的关系状态稳定前的妥协。这种妥协不是如第一次“三皇同盟”那样肯定双方旧的实力地位，而是束缚了各自新的实力地位的形成。从德国统一后的历史来看，俄罗斯从未因为俾斯麦的亲俄立场而放弃利用法国制衡德国的努力，俄罗斯至少有一个从未后退的立场：法国不能再遭到德国的削弱，法国可以、甚至是必须保持欧洲大国地位。对于这一点，将法德世仇置于德国安危高度的德国，对俄罗斯自然要进行和平的反制。也就是说，“三皇同盟”和《再保险条约》既不可能防止德国力避的俄法同盟，又使德国的自由行动受到诸多条约约束，尤其是在处理和利用奥俄矛盾时，德国丧失了最为需要的灵活性。而且更为关键的是俄罗斯可以利用德国亲俄立场来胁迫德国，破坏德国与其他盟国的关系，因为《再保险条约》与德国其他盟约中所做的承诺相悖。

同时，丧失了在欧洲大陆上行动自由的德国，也难以获得英国的支持，因为英国不仅难以跳出“光荣孤立”的框架，更不可能在俄法结盟垄断欧洲大陆之前，便与一个弱者结盟来保证欧洲大陆均势。何况，如果德国同时与俄法对抗，不威胁英国利益，英国倒是乐见其成。当俾斯麦的继任者发现德国此类问题，再实施“新路线”[7]时，便已为时晚矣。德俄关系在俾斯麦离职之前，已经使德国丧失行动自由，而《再保险条约》不再延续，使德国的行动自由丧失殆尽。

俄罗斯一直都认为中欧应当成为权力真空，或者权力均衡，主要是防止法国在中欧取得支配性地位，普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的写照。当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俄罗斯虽然对于普、奥的中立立场颇有微词，但是也没有强迫普、奥改变中立立场，以防止它们倒向法国，使法国进一步恢复到拿破仑时期在中欧时的地位。然而，当德国统一后，法国主导中欧的威胁已经不存在，而且变成了俄罗斯潜在的盟友。德国虽然看到了这点利害，但也无法稳住俄罗斯。只是当俄罗斯因为要专心向亚洲扩张，从而需要西部边界稳定时，德国可以利用“三皇同盟”来稳住俄罗斯，甚至要支持俄罗斯扩张，而当奥匈帝国与俄罗斯在巴尔干半岛的矛盾最终无法调和时，德国便无法保持中立。如果保持中立，将会同时开罪奥匈帝国和俄罗斯，而如果选择与俄罗斯站在一起，国内德意志民族主义情绪又将会使俾斯麦政府面临垮台的危险。

每一个新兴强国在考虑如何趋利避害时，都容易陷入自我的漩涡当中。一方面担心其他国家群起而攻之，另一方面又难以抑制实力增长后急于改变现状的冲动。统一后的德国处于典型的国内外环境都无法令自己冷静的历史阶段，这是任何一个成长中的大国都要经过的阶段，只是因为俾斯麦的出现，德国初生时所遭遇的浮躁得以延迟，但这并不代表这些成长中必经的阶段不会到来。

俾斯麦治下的德国是历史上新兴强国中难得出现的、能够自我克制和防范敌对性孤立的典范，但是他并没有、也不可能领导德国逃离历史怪圈。俾斯麦过分专注于法德世仇，总是强调：“谁也不应抱有任何幻想，法国再次强大之日，就是和平结束之时。”[8]正因为高估法国对德国复仇产生的影响。所以，俾斯麦才那么“倾心”于一个时刻容易失去理智并缺乏安全感而处于躁动中的俄罗斯。事实证明，要维护与一个不稳定的大国的关系，除非比它还要不稳定，否则只能处处受制于它的不稳定，失去了对其他大国的影响力，也失去了在秩序中的位置，或者只能拥有一个空虚的头衔。俾斯麦是以丧失了战略主动权为代价而“俯身”于俄罗斯的，也就是说，只要俄罗斯的举动可能导致奥俄矛盾或者德俄矛盾，那么德国就必须作出选择：要么让步，要么翻脸。这两种选择无疑使德国处于两难的衡量当中。让步，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压力难以平抑；翻脸，法国便会乘机利用。

俾斯麦之所以将德俄关系作为德国安全与地位的根基，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从个人的历史经验中仍然把德国当作扩大版的普鲁士，而不是一个新型大国。在历史上，普鲁士受影响的两个大国就是奥匈帝国和俄罗斯。普鲁士从七年战争开始，便开始与奥匈帝国争夺德意志民族的领导地位，普鲁士一直利用俄罗斯来制衡奥匈帝国。普鲁士无法与俄罗斯、奥匈帝国拥有同等的政治地位，所以从某种程度上看，普鲁士一直是俄罗斯的依附者，俄罗斯也乐于看到普鲁士与奥匈帝国之间明争暗斗。这种历史传统延续至俾斯麦时代。当德国统一后，俾斯麦担心人口数量处于优势的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加入德国后，将取代信奉新教的普鲁士的领导地位，并没有将奥地利并入德国。德国没有将奥地利并入，足以说明俾斯麦并不是要创建新型德国，而只是扩大普鲁士。当然德国没有并入奥匈帝国，也就没有颠覆当时的欧洲整体战略格局，这意味着普鲁士与奥地利的历史积怨在德国统一后开始化解。试想，如果德国将奥地利并入，则是对欧洲均势体系的剧烈颠覆，可能立即导致俄罗斯与法国结盟。俾斯麦没有并入奥匈帝国是从普鲁士的传统出发，而不是超越普鲁士的传统，这说明俾斯麦从内心中仍然是欧洲历史经验的传承者，而不是超越者。

二是欧洲大国当时都是既定历史与现实的继承者。德国既无法化解法德世仇，又无法与英国结盟。取得暂时的和平艰难，而取得世仇的谅解更加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德世仇的和解也是建立在法国谋求美、苏之外的独立地位与德国已经战败而失去发动战争意志和能力基础之上。自从三十年战争以来，诸多大国历经残酷之实力博弈，世仇早已溶入骨髓，每一次战争之后的和平都是权宜之计。法国不是德意志民族分裂的始作俑者，却是德意志民族分裂的受益者，自从黎塞留时代以来，法国的基本战略便是保持德意志分裂，尤其是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更是利用德意志民族分裂对其百般羞辱。普法战争是普鲁士历史上首次在双方独立进行的战争中战胜法国的一场战争，统一后的德国不可能将世仇释怀，无论是统治层还是民众，都有置法国于死地而后快的心态。德国对法德世仇的担心和实力增长后的自负使德国不可能摆脱世仇的观念来运作自身的战略。而英国看到俾斯麦并无破坏欧洲大陆均势的意图，也就乐于继续坐享欧洲大陆均势给自己带来的海外自由。实际上，英国对于德国统一是矛盾的。英国既不希望法国在欧洲大陆恢复到拿破仑时代的地位，也不希望德国的出现导致欧洲大陆均势遭到破坏。然而，英国那时最大的威胁并不是德国，而是俄罗斯，德国一旦与俄罗斯保持友好，甚至在统一之初便向俄罗斯示好，很难使英国相信德国会成为制衡俄罗斯的帮手。所以，德国无法动摇英国“光荣孤立”的立场。基于这样的格局，德国自然会延续普鲁士时代继续亲俄的立场。

德国应当着手推动奥俄之间在巴尔干矛盾上的妥协与解决。俾斯麦希望利用奥俄矛盾来抬高自己的地位，促使德国不能开罪于任何一方，只有对两边不断作出承诺方能保持影响力。当矛盾激化时，德国却无法再行“善意”中立，陷入被动便是必然。比如，俄土战争之后的柏林会议，俾斯麦为了制约俄罗斯，联合英国与奥匈帝国迫使俄罗斯交出在战争中得到的部分领土，这使俄罗斯认为俾斯麦假意支持俄罗斯，实际上是在背叛俄罗斯。俾斯麦的亲俄政策令其很少从中获益，反倒是增添了自身的负担。虽然“三皇同盟”之后得到保存，但是只是基于各自暂时避免矛盾激化的需要，而不是矛盾根源的解决。当《再保险条约》于1890年期满时，俄罗斯主动提出续约，这可以证明，俾斯麦时代的德俄关系令俄罗斯感到“满意”，而威廉二世拒绝在既定条款上续约，这也反映了威廉二世对俾斯麦时代亲俄政策的不满。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再保险条约》并没有指出俄罗斯在法德之间的明确义务，相反使俄罗斯得以利用《再保险条约》，不仅用法国问题牵制德国，而且还使德国在奥俄矛盾上失去主动权。

德国在欧洲左右逢源时，需要强化俾斯麦的个人权威，因此，出于巩固个人权威的考虑，德国国内的政治制度不可能出现过多的自由色彩。德国便成为了“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同时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以警察来保护的军事专制国家”[9]。这种国家受着容克思想的影响，国内采取自由主义经济，而对外却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这样的国内现状使俾斯麦所有的内政外交均是为了“维护传统统治精英的优势地位，维持迄今受保护的社会等级和专制权力结构”[10]。俾斯麦在建国之初尚能压制海外殖民的呼声，因为他认为：“一方面建立和维持殖民地的成本，往往超过殖民母国所获得的利益；另一方面，德国的海军也缺乏足够的力量去保护遥远的殖民地。”[11]但随着国内专制制度对自由经济的压制，当出现经济发展瓶颈后，俾斯麦不得不“顺应潮流”，开始赞同在海外开展殖民活动。因为德国的经济实力雄厚和国内开展海外殖民活动的热情高涨，所以，德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庞大的海外殖民体系，这个庞大的殖民体系不仅象征着德国正式走出欧洲，实力伸向海外，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力的传播使德国受益，而且在获取新的更大的市场之后，德国的战略视野也开始越过了欧洲的边界。然而，德国建立庞大的殖民地是在英国陷入与法国的海外殖民争夺和俄罗斯争夺中亚时进行的，并不是强大海权的结果，俾斯麦也没有抓住时机发展海上力量，等到威廉二世发展海上力量时，最佳时机已经丧失。

对于德国而言，诸多大国中，最需要稳住的大国莫过于英国，德国应当将主要精力置于英国之上，只要英德关系稳定，即使法俄同盟出现，德国也可以使英国看到法俄联合主宰欧洲大陆的后果。而且法国与俄罗斯都担心独自与德国对抗，反而使英国认为维护德国地位有利于欧洲大陆均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