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初生之犊的德国 从塑造秩序到挑战秩序(1)
历史上鲜有一经统一便令世界为之一震的国家。德国便是这样一个少数国家。雄才伟略的俾斯麦利用了普鲁士在欧洲列强中的传统弱势和欧洲均势体系的漏洞，使德国得以统一。然而，德国的统一并未超越普鲁士的天然地缘政治条件，纵使精明、冷酷的俾斯麦也难以避免德国陷入自己织下的网中，当威廉二世执掌德国时，在缺少理性的民族自豪感、缺乏磨练的个人性格的催化下，强国之路变为歧途。
德国一经统一，便使欧洲为之一震。以前强大的法国是欧洲大陆治乱与战和的晴雨表，而今变成了德国。比起法国，德国有更强的军力和经济、更多的人口。当所有大国都将焦点由法国转向德国时，反而使德国不如普鲁士那样能以灵活的立场与位势来经营自己的安全。以前的普鲁士是大国构建的秩序的边缘者，它只能是适应秩序的改变与转换，而难以产生决定性影响。德国却不是如此。德国再也不可能是秩序的适应者与追随者，而是一个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参与者与塑造者。
使大国走向成功的力量总是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历史惯性。德国的统一是建立在普鲁士强大的陆军、勤勉的国王，以及雄才伟略的俾斯麦在大国间成功地纵横捭阖的基础之上。所以，统一后的德国，其命运走向不能脱离对自身实力的自信、治国者对形势变化的判断，甚至是否之后出现具有同等程度的雄才伟略的人物。然而，如果连续两代都出现同等程度的雄才伟略之人，那么这个国家绝对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幸运儿。
俾斯麦时代：构建根基不牢的大陆体系
德国是在欧洲充满了对它的不安全感、冷眼质疑，甚至是敌对的情势下统一的。普法战争已经使法德世仇难以消解；普法战争之前的普奥战争使德国失去了奥地利这个强大的盟友；英国和俄罗斯两个左右欧洲均势的侧翼大国开始将德国视作主要威胁。
德国的直接威胁是法国，遭到普法战争削弱的法国已经无力单独对抗德国，需要英国和俄罗斯的支持。因此，德国应当主要关注英国和俄罗斯。英国仍然奉行“光荣孤立”，对于一夜之间强大起来的德国，不可能采取极端的压制举措，只会冷眼旁观。俄罗斯对于西部边界的敏感、扩张野心，以及在斯拉夫民族中保持强势地位的诉求，随着德国的统一也开始变得强烈。英国关心的是法、德、俄三者能否形成新的均势，或者三者是否会破坏原有均势。俄罗斯关心的是德国统一对俄罗斯西部安全与其在东欧地区的地位有何影响。显然，德国在没有强力盟友的情况下，如果咄咄逼人，则会受到英、法、俄三个欧洲大国的共同遏制而陷入危险的孤立。而如果德国对既定秩序“低头”，早晚会导致法国重新强大，这使德国面临两难选择：要么等到法国强大后再孤注一掷地与其搏斗，要么在法国强大之前以向英国和俄罗斯让步的代价不断孤立法国。两种情况对德国都不可能是最优选择。
俾斯麦统治下的德国便是在左右为难中构建在历史上被称为大陆体系的欧洲秩序的。大陆体系其实是对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均势体系这座“纸棚屋”的“裱糊”。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均势秩序之所以能够维持和平，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欧洲大陆大国间均势获得英国的认同。二是欧洲大陆大国中，受到拿破仑战争伤害最大的俄罗斯、奥匈帝国、普鲁士三个欧洲大陆大国对法国“宽宏大量”，吸收法国进入大国协调体系。然而，这两个原因都难以持久，这主要是因为在战胜拿破仑法国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俄罗斯具有更加强烈的向东扩张的野心。普鲁士获得了长期的和平，集中精力进行军队改革、优化国民教育，国力在欧洲大陆和平中不知不觉地增长。奥匈帝国虽然是欧洲均势的主要推动者，但是经过连年战争消耗，治国者的主要精力被欧洲政治事务和民族矛盾牵扯，难以像普鲁士那样提升国力。所以，欧洲均势体系最大的问题是基于既定实力地位，约束了未来的实力增长者，最终导致未来实力增长者不满足于现状而自行其是。欧洲大陆大国具有相同的价值观，但其作用只是减缓了未来实力增长者打破既定秩序的步伐，并未消除它或它们打破既定秩序的决心。所以当最具躁动性的俄罗斯在东南欧扩张有可能伤害到英、法等海上大国的势力范围时，欧洲均势体系便开始动摇。
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足以说明欧洲均势体系的脆弱。英、法与俄罗斯开战，不仅是欧洲三个最强大的国家对于共同秩序的颠覆，还使共同秩序成为所有欧洲大陆大国的束缚，以致所有大国均对其不满。法国利用欧洲均势体系制造了和平休养生息，克里米亚战争的胜利使法国开始了重振欧洲大陆中心地位的努力。颇具讽刺意义的是，欧洲均势体系便是为防止法国东山再起而构建的。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暂时停止了在东欧咄咄逼人的举动而专心向亚洲扩张，这样的结果就是俄罗斯对中欧和东欧的影响力弱化。奥匈帝国和普鲁士这两个利用欧洲均势体系避开英、法、俄三个大国的倾轧的较弱者，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既不能站在英、法一边，又不能站在俄罗斯一边，左右为难中，只能坐看欧洲秩序地动山摇。尤其是奥匈帝国的地位极为尴尬，秩序的擘划者面对秩序被动摇而无能为力。
如果法国赢得了普法战争，那么英法之间的历史极有可能延续争霸状态，那样，欧洲的历史也只是重复，不具备真正的颠覆性意义。但残酷的现实是普鲁士赢得普法战争，而且造成德国统一，欧洲大陆实力格局遭到颠覆。以前，欧洲大陆秩序的变数仅限于法国，而德国统一后，欧洲大陆秩序的变数取决于德国与俄罗斯。
德国正因为刚刚统一便成为欧洲大陆政治中心，所以，它不能决定或者构建新秩序，但能破坏既定欧洲均势体系。俾斯麦的伟大在于可以预见德国“破坏作用”后的风险。德国无法像英国那样“超脱”于欧洲大陆斗争的漩涡，也无法像俄罗斯那样可以在某个时期只需要专注一条边界，而在另外一边专心于扩张。德国既不能向既定的边界后退，也不能将边界外推。只能利用各种复杂交织的矛盾构建重叠的联盟体系。
从直接威胁来看，德国必须围绕孤立法国，防止法国与英国特别是与俄罗斯结盟。所以，德国构建的大陆体系的主轴就是安抚俄罗斯，其战略举措就是“三皇同盟”[1]。因为英国不希望改变“光荣孤立”的传统，所以，在英德同盟不可能出现的情况下，德国必须利用英俄矛盾使二者互相牵制。这其实是对欧洲均势体系“漏洞”的修补，而不是秩序颠覆后的重新构建。
当然，德国不可能使英、俄感到德国是“安分守己”者，而是俾斯麦的克制与理智使德国享有暂时需要的和平。英国照样可以利用欧洲均势体系自由地拓展全球殖民体系，而且，德国推动构建三皇同盟，帮助英国遏制俄罗斯向西、向南扩张。俄罗斯可以利用和平与其西部边界外矛盾的暂时缓解，既专心于向亚洲扩张，又可以持续保持对东欧、中欧的影响力。俾斯麦构建的大陆体系使英国和俄罗斯可以坐享其成，而不是解决欧洲均势体系产生矛盾的根源，功能只是暂时掩盖了矛盾。拖延矛盾的代价就是矛盾早晚会激化至无法调和的地步。俾斯麦的大陆体系最大的漏洞就是没有使法国失去行动的自由权。法国时时刻刻地成为英国与俄罗斯压制德国的重要筹码。所以，德国的中心地位是在迎合、安抚英、俄，而不能对它们产生主动性影响。也就是说，从某种程度上看，德国与法国竞相发展与英、俄的“友好”，当然是因为德国的强大而使其更加主动，但并没有改善德国的安全地位。
时刻想着报普法战争之仇的法国因此而获得两个显而易见的巨大机遇：一是使欧洲大国，特别是英国和俄罗斯认为，德国有进一步压制法国，从而破坏欧洲均势体系的野心。二是德国与俄罗斯关系破裂的可能性时刻存在，特别是德国可能基于德意志民族的尊严与利益，在东欧、中欧事务中偏向于奥匈帝国时，俄罗斯必将自行其是。从欧洲地缘政治的现实出发，有利于法国复仇的两个机遇都可能出现，而且当一个机遇出现，则意味着另外一个便自动生成。德国成为欧洲的政治中心，反而使德国受到限制。
德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也不利于德国。德国国内因为普法战争胜利，在被法国民族压制几百年后，民族主义情绪骤然爆发。在这种情绪的喧嚣中，治国者是利用权威来平息非理性意见，还是迎合国内民族主义使德国的战略更加外向，成为决定德国民族命运的关键。俾斯麦的权威可以保证平息非理性民族主义，但不能保证后来也有同等程度的权威来平息事端。作为一代治国和治世大师的俾斯麦，并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作为宰相，也不可能解决好这一问题。
有人认为：“在俾斯麦灵巧的安排下，1870年以后整整20年中，大国体制将被德意志支配。”这样的观点显然只看到了俾斯麦纵横捭阖的风光表面，却没有看到德国在心态上的孤立和地缘政治处境上的微妙变化，实际上德国自己也被自己的大陆体系所束缚，这反而使英国和俄罗斯，甚至是法国具有比德国更多的自由权。
当法德危机于1875年爆发时，德国处于欧洲风暴中心，英国和俄罗斯均站在法国一边，俾斯麦已经明显地感知到，德国不能利用力量优势向法国发动战争。从这一点出发，德国面临的情况已经非常明显，德国只有克制保持所谓的中心地位，否则便会招致“群起而攻之”。
俾斯麦是清醒的，但毕竟是他咄咄逼人的言论挑起了危机，纵使其真实意图只是通过恐吓打消法国复仇的念头。结果，“德国的阴谋迫使法国人做了德国发出最后通牒的思想准备。”[2]俾斯麦的恐吓言论不仅没有恐吓住法国，反而使法国利用俾斯麦的恐吓言论在欧洲挑起了各个大国对德国舆论和外交攻击。这反映了法、德这对世仇，谁更加强势，谁就可能更加孤立。欧洲侧翼的英俄对于法德两国而言，是必须争取与保持稳定态势的根基。然而，法德危机对于德国最大的影响不是欧洲大国在外交上向德国施加压力和欧洲舆论对德国的惊恐与口诛笔伐，而是使德国产生了这样的心理：欧洲没有人希望德国强大。德国人对欧洲的敌意由此而生。这决定了德国在欧洲大国舞台上孤立的心境，在更加保守的心态上，自信逐步变成了民族自负与孤傲。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均与所有大国为敌，即使不是根源于此，也是自德国统一之初便直接导致这种结果。
俾斯麦主张：“应该努力公正地和热爱和平地来运用我们的强大力量，以便缓和我们变成真正的强国引起的不满情绪。”[3]无疑，俾斯麦是冷静的，也是灵活的。基于德国的险恶处境，他的意图就是：“在同一时期内保持不同的选择。”[4]所以，他构建大陆体系时有意地讲究重叠和复杂，先后缔结了三皇同盟、德奥罗同盟、三国同盟、奥塞同盟等同盟体系。实际上，德国在每一个同盟内都承担了相应的义务。这种同盟体系最大的价值在于防患于未然，最大的失败就是一个同盟松散导致其他同盟松散，使得德国面对矛盾时，陷入左支右绌的困境当中，不仅难以消弭矛盾，而且还使德国承担了超过能力范围之外的责任，作出过多的承诺。大陆体系中的各种同盟，其作用只是大国之间暂时妥协的产物，俾斯麦的作用就是推动大国在需要妥协时，找出妥协的条件。
大陆体系既没有化解欧洲西部的法、德矛盾，而且还故意人为地掩盖中欧和东欧的民族矛盾。权宜之计被当作战略安排来运作，最大弊端就是令同盟之外的大国享有更大的战略自由，而同盟体系内的大国看似处于多数支持地位，然而失去了最需要的战略自由，当自身需要战略自由权时，又不得不以破坏同盟条约为代价。因为它在掩盖矛盾的同时，使得导致矛盾的根源日益顽固。可见，重叠、交叉的联盟体系决定了构建者必须是那些理性、灵活、权威兼具的大师才能驾驭，然而，悲剧性的事实是，俾斯麦并未“把领导国家时可能做到的或不可能做到的事告诉任何人”[5]。所以，他一旦离职，后续者能否具有大师般的理性、灵活、权威将会是德国，甚至是整个欧洲的巨大考验。后来的历史证明，俾斯麦去职后的欧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再也没有出现一个秩序的擘划者，都是形势发展的随从者。
有人认为，欧洲大陆大国共同价值观在欧洲均势体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欧洲大陆大国甘心于均势体系。这无疑是“事后诸葛亮”。从当时的欧洲政治现实看，相同价值观的力量从来没有超越过现实政治和实力的博弈。自从三十年战争后，欧洲所有战事的爆发，都是因为实力的博弈，价值观只是每次实力博弈后的寻求暂时和平的手段。而且，欧洲均势体系之所以强调价值观的作用，主要是因为拿破仑法国并不遵循当时欧洲大陆大国的主流政治制度，为了防止各自国内出现拿破仑法国的政治制度，王朝之间“抱团”来巩固封建制度，防范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共同价值观并没有发挥想象中的作用，反而成为各国之间争斗的武器，正因为大国之间利用各自国内的民族主义，或者利用敌对大国国内政局不稳而开始动摇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