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徐爱录(3)
[6]“惟天下”句：语出《中庸》：“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大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7]仁民、爱物：语出《孟子·尽心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8]不诚无物：语出《中庸》：“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
[9]大人格君心：语出《孟子·离娄上》：“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格，正、纠正。
译文
徐爱问：“昨天听先生讲‘止至善’，我觉得知道用功的方向，但想想总觉得和朱熹‘格物’的观点不一致。”
先生说：“‘格物’是‘止至善’的功夫，既然知道了‘至善’，也就明白了‘格物’。”
徐爱说：“昨天用先生的观点推究朱熹的‘格物’学说，看起来也大致上理解了。但是朱熹的观点，有《尚书》中的‘精一’，《论语》中的‘博约’，《孟子》中的‘尽心知性’作为依据，因此我还是有点怀疑，不能彻底明白。”
先生说：“子夏很相信圣人，曾子反躬自省。虽然相信圣人也正确，但不如自己反躬自省来得真切。现在既然心里没有搞清楚，怎么可以因循守旧，而不去探究正确的答案呢？就像朱熹一样，他也尊崇、相信程子，但是对于心里不明白的地方，他又怎么会盲目跟从？‘精一’、‘博约’、‘尽心’，本来就与我的学说相吻合，只是你没有认真思考罢了。朱熹‘格物’的观点，未免有点牵强附会，并不是《大学》的宗旨。精是一的功夫，博是约的功夫。你既然已经明白了知行合一的道理，就可用一句话说清楚了。‘尽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的人能够做的事；‘存心养性事天’是‘学知利行’的人能够做的事；‘夭寿不贰，修身以俟’则是‘困知勉行’的人能够做的事。朱熹错误地理解‘格物’，只因为他把前后因果关系看颠倒了，以为‘尽心知性’就是‘格物知至’，要求初学的人就去做‘生知安行’的事，怎么能做到呢？”
徐爱问：“‘尽心知性’怎么会是‘生知安行’的人才能够做的事呢？”
先生说：“性是心的本体，天是性的本源，尽心也就是尽性。《中庸》说：‘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知天地之化育。’所谓‘存心’，就是没有‘尽心’。‘知天’中的‘知’就像知州、知府中的‘知’，州官、县官对州县的治理是他们的分内之事，人知晓天理也应当是自然而然的分内事，通晓天理就是已经与天合为一体。‘事天’，就好像儿子服侍父亲、大臣辅佐君王一样，需要毕恭毕敬小心奉侍，然后才能万无一失，‘事天’就是还没有与天合二为一，这就是圣人和贤人的区别。至于‘夭寿不贰’，它教育学生一心向善，不能因为处境好坏、寿命长短而动摇了为善的心。要不断地修身，等待命运的安排，认识到富与贵、寿与夭都由上天注定，所以我也不必因此而动摇了自己行善的心。‘事天’虽然认识到自己与天是两回事，但是自己已经知道有天的存在了。‘俟命’就是还不曾见过面，只能在这里等待。这就是初学的人在开始确立目标时，在困境中自勉的意思。而今却被朱熹把先后顺序搞颠倒了，所以让初学的人感到无从下手。”
徐爱说：“昨天听先生的教诲，已隐隐约约觉得功夫应该这样做。今天听了这些，更无怀疑。我昨天早上思考：‘格物’的‘物’字就是‘事’字，都是从心上来说的。”
先生说：“正确。人身体的主宰就是心，心的触发就是意，意的本体就是知，而且意要寄托于具体事物之上。比如，意念在侍奉父母上，那么侍奉父母就是一件事；意念在辅佐国君上，那么辅佐国君就是一件事；意念在关心百姓、爱护万物上，那么关心百姓、爱护万物就是一件事；意念在视、听、言、动上，那么视、听、言、动就是一件事。所以我才说：‘心外无事，心外无理。’《中庸》说‘不诚无物’，《大学》里说的‘明明德’的功夫只是一个诚意，而诚意的功夫，只是一个格物。”
先生又说：“‘格物’的‘格’如同孟子的‘大人格君心’中的‘格’，是去掉心中的不正之处，保持良知的天然纯正。只要是意念所在之处，都要去掉其中的不正以保全良知的纯正，也就是时时处处都要‘存天理’，‘存天理’就是‘穷理’。‘天理’就是‘明德’，‘穷理’就是‘明明德’。”
先生又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到父母自然知道孝敬，见到兄长自然知道尊敬，见到幼童落入井里自然会动恻隐之心。这就是良知，不能向外求得。如果良知生发，没有私心阻碍，就是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充满，仁爱用之而不能尽了’。但是对一般人来讲，不可能没有私欲的阻碍，所以就需要用‘致知’、‘格物’的功夫，战胜私心以恢复天理。这样，人心的良知就再没有什么障碍了，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扬流传，这就是致良知，良知恢复了，意才能真诚。”
博文是约礼的功夫
爱问：“先生以‘博文’为‘约礼’功夫[1]，深思之未能得，略请开示。”
先生曰：“‘礼’字即是‘理’字。‘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隐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如发见于事亲时，就在事亲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事君时，就在事君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富贵贫贱时，就在处富贵贫贱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患难、夷狄时，就在处患难、夷狄上学存此天理。至于行止、语默，无处不然，随他发见处，即就那上面学个存天理。这便是‘博学之于文’，便是‘约礼’的功夫。‘博文’即是‘惟精’。‘约礼’即是‘惟一’。”
注释
[1]博文、约礼：语出《论语·雍也》：“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畔，通“叛”。
译文
徐爱问：“先生认为‘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我用心思索仍不明白，还请先生大致讲一讲。”
先生说：“‘礼’就是‘理’，‘理’能表现出来，被人看见，就是‘文’，‘文’中隐藏的看不见的就是‘理’，‘礼’和‘理’是同一件事。‘约礼’只是要使心处于纯粹天理的状态。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理’表现出来的地方下功夫。譬如，礼表现在侍奉双亲上，就在侍奉双亲上学习存养天理；表现在辅佐君王上，就在辅佐君王上学习存养天理；表现在身处富贵贫贱上时，就在富贵贫贱上学习存养天理；表现在身处患难、夷狄之邦时，就在患难中、夷狄之邦学习存养天理。无论行止语默，无不如此，理表现在什么地方，就在那上面学习存养天理。这就是‘博学之于文’，就是‘约礼’的功夫。‘博文’就是‘惟精’，就是要广泛地在万事万物上学习存养天理的方法，其目的就是要求得至精至纯的天理，它是‘约礼’的功夫。‘约礼’就是‘惟一’，就是用礼的精神来约束人的思想以达到与天理的统一。”
道心与人心
爱问：“‘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1]，以先生‘精一’之训推之，此语似有弊。”
先生曰：“然。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谓：‘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2]’语若分析，而意实得之。今曰‘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
注释
[1]道心、人心：语出《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心，合乎天理的心；人心，私欲之心。
[2]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语出《河南程氏遗书》：“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
译文
徐爱问：“‘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用先生对‘精一’的解释来推敲它，这句话好像并不妥当。”
先生说：“正确。心只有一个。没有夹杂私心杂念的称作道心，夹杂了个人私欲的称作人心。人心若能守持正念就是道心，道心失去正念就是人心，并不是真有两个心。程子认为‘人心就是私欲，道心就是天理’，这句话看似把人心和道心分开了，但他的意思实际上是正确的。而朱熹认为：‘道心是主宰，人心听从它的命令。’这样人就有两个心了。‘天理’、‘人欲’不能并立，怎么会有‘天理’为主，‘人欲’又听从它的命令的情况呢？”
圣人删述“六经”的本意
爱问文中子、韩退之[1]。
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
爱问：“何以有拟经之失？”
先生曰：“拟经恐未可尽非。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
爱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无，然期以明道；拟经纯若为名。”
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曰：“孔子删述‘六经’[2]，以明道也。”
先生曰：“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
爱曰：“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拟经似徒拟其迹，恐于道无补。”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3]于世也？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4]，其间言《易》如《连山》、《归藏》[5]之属，纷纷籍籍，不知其几，《易》道大乱。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知其说之将无纪极，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以为惟此为得其宗。于是纷纷之说尽废，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书》、《诗》、《礼》、《乐》、《春秋》皆然。《书》自《典》、《谟》[6]以后，《诗》自《二南》[7]以降，如《九丘》、《八索》[8]，一切淫哇逸荡之词，盖不知其几千百篇。《礼》、《乐》之名物度数，至是亦不可胜穷，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说始废。如《书》、《诗》、《礼》、《乐》中，孔子何尝加一语？今之《礼记》诸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之旧。至于《春秋》，虽称孔子作之，其实皆鲁史旧文；所谓‘笔’者笔其书，所谓‘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自秦汉以降，文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
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
先生曰：“《春秋》必待《传》[9]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
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弒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弒君’，即弒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弒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10]，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此便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叹曰：“此非达天德[11]者，未易与言此也！”
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12]。’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13]’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注释
[1]文中子：王通（584~618），字仲淹，隋朝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隋末大儒。曾任蜀王侍郎，后辞官，一心著书讲学。曾仿《春秋》、《论语》著《元经》、《中说》等，主张三教合一。弟子门人众多，且多为一时俊杰，传说唐初名臣房玄龄、魏征、温大雅、杜淹都是他的弟子。
韩退之：韩愈（768~824），字退之，唐朝河阳（今河南孟县）人，中唐文学家，古文运动领袖，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尊崇儒学，排斥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