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是谁动了你的决策——冲动真的是魔鬼吗
有一种恶习会使心灵向着那不正当的事情，那就是一时冲动而没有理性的行动。
——彼得·阿柏拉德
◎易冲动的人之所以会做出草率、鲁莽的决定，原因就在于多巴胺（一种专门负责控制大脑的兴奋度和刺激感的神经传导物质）。
◎冲动是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
◎在人体的大脑中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人人都渴望受到公正的待遇。出于对安全感的需要，出于怕自己落后的考虑……你的决策才会经常被他人干扰。
◎也许踏入一个陌生的领域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不断反思自己的决策却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如果这种方法行得通，就继续使用；如果这种方法行不通，那么就调整方向吧。
◎在时间的压力下，冲动的人可以朝同一个方向自由地释放自己的冲动，这个方向就是“我要找个办法使事情继续下去。”
◎当一个人快要跌倒时，身体立即会作出反应保持平衡。同样的道理，当我们理财时，也要克制自己的本性，让大脑对财务危机作出预警。
在做决策之前，为什么你总是不假思索就行动
每个人“三思而后行”的能力都大不相同，对于购物狂和约会狂来说，他们的生活更是常常被心血来潮的念头所驱使。
现今，科学研究渐渐揭示出这种看似随机的行为背后其实有着一定的生物学原理。易冲动人群之所以会做出草率、鲁莽的决定，原因就在于多巴胺（一种专门负责控制大脑的兴奋度和刺激感的神经传导物质）。
2000年初，美国加州大学的吉姆·斯旺森和他的同事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研究人员让一批ADHD（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儿童做一个任务类似于“红绿灯”的儿童游戏，研究人员通过计算机向儿童呈现一系列刺激并告诉他们，如果屏幕上出现某种刺激，就要按键盘上相应的键。如果听到停止的命令，就不要按任何一个键。
由于这是一些不同于正常孩子的ADHD儿童，所以，他们对停止信号的反应表现得非常慢，结果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完成这项任务，这令吉姆·斯旺森教授在内的研究人员都惊讶不已。
在实验之前，研究人员把这些儿童分为两组，一组含有多巴胺受体D4基因（dopaminereceptor D4）的突变型，另一组不含有这种突变型。这里所说的这种D4基因能够恢复儿童大脑里的多巴胺水平。在每个人的大脑里都含有某种基因的突变型，但并非每个人的基因突变型都是一样的，这是人类基因的一个通例。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多巴胺受体D4基因，但是并非每个人的D4基因突变型都是相同的。
那么，这些突变型基因的差异又在哪儿呢？答案就是基因片段在基因序列中重复的不同次数。通常情况下，大多数人的突变型基因的片段都比较短，只能重复4次。而一些人的突变型基因的片段则较长，重复的次数高达7次。实验结果表明，较长的突变型基因对多巴胺的反应表现得很迟缓，以至于脑内供应较少的多巴胺。也就是说，多巴胺在大脑内表现得不够活跃，因此这些人不得不动脑筋把多巴胺的朋友（化学分子）聚在一起，通过额外的刺激让萎靡不振的多巴胺重新兴奋起来。
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科学家理查德·艾伯斯坦就发现，在基因片段较长的人群身上具有“追求新异刺激”的人格特质。鉴于这一研究成果，D4基因也被称为“追求新异刺激基因”。与普通人相比，这些具有“追求新异刺激”人格特质的人，其大脑中都充满了多巴胺，换言之，他们更喜欢追求新鲜的刺激。
但是，对于天生多巴胺分泌不足的人来说，必须通过别的方式来补偿这个缺陷。于是，相比安于享受缓慢生活节奏的大多数人，多巴胺分泌不足的人往往很难适应平淡的生活，经常会表现得异常活跃，比如，他们无法像常人那样坐下来静静地看书、遵守交通规则，他们会超速驾驶，把安全事项抛在脑后，他们甚至在谈情说爱的时候都会开小差。
很显然，因为受到蠢蠢欲动因子的驱使，他们会不断地从外界寻求刺激，以此让多巴胺趋于“正常水平”，不过，多巴胺分泌过度也并非乐事，它往往会把刺激变成恐惧，狂喜变成焦虑。
冲动是好事，还是坏事
说起冲动，想必看过美国著名小说《在路上》的人，立刻会想到骨子里像卡萨迪这样放荡不羁的人，作者凯鲁亚克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充满无限风光的公路风景画的同时，也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代“垮掉的人”，他们浑身散发着粗犷和豪气，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
对于冲动性的研究结果表明，这种集体意象确实存在，以一个冲动性较高的人为例，其中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嗜好风险驾驶，而卡萨迪钟爱一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极速飙车。
通常情况下，冲动是一种既矛盾又难以琢磨的人格特质，在这种人身上，我们会看到思维敏捷、热衷冒险、渴望回报这些特质，很显然，冲动是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那么，问题来了，冲动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为什么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像“垮掉”的人物那样热爱冲动的驾驶呢？为什么冲动性会成为影响我们成功的重要因素呢？
为了找出人类行为差异背后的原因，为了弄清个人行为和群体行为背后隐藏的原因，美国一家权威的EQ测评和训练机构做了这样一个研究：研究人员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冲动量表。如果量表的得分越高，那么说明测试者越有可能是一个冲动的人。
该研究针对2000多人展开，并将测试者的得分与一系列成功指标（比如，工作提升的总次数、年薪、工作绩效）和生活质量指标（测试者对工作及生活的主观满意度）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在冲动量表上，那些得分最低的测试者（性格偏谨慎的人），赚的钱最少、工作绩效最差、生活质量也处于下滑状态，而那些得分越高的测试者（性格偏冲动的人），事业蒸蒸日上，对自己的生活也相当满意。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会见到线性趋势的例子。比如，一个人锻炼得越多，就越健康，所以锻炼和健康呈线性趋势。再比如，一个公司盈利越多，其股价涨得就越高，所以利润和股价也呈线性趋势。照此推论，从表面上看，冲动也应该算是件好事。不过，冲动一方面会让人从中受益，但是另一方面也会让人蒙受损失。因此，我们还不能确定冲动是好还是坏。那么，在冲动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奥秘呢？
在计算机领域，比尔·盖茨是出了名的冲动性人物。20世纪70年代早期，年轻的盖茨就自己制出了一台山寨计算机。盖茨还像卡萨迪一样热爱极速飙车带来的快感，每次去机场接微软的客户，他总会利用这个机会开足马力，大肆飙车。有一次，他曾吓得一位日本客户颤抖不已，连说以后再也不敢再坐他的车，即便如此，盖茨还是不停地抱怨自己开车不够快。
盖茨的冒险精神还体现在他对微软的领导上。早些年，微软还是刚起步的小公司，盖茨就试图挑战IBM和苹果这样的巨头企业，直到后来美梦成真。
尽管我们并不清楚比尔·盖茨是否真的具有寻求新异刺激的基因，但是他们的冲动行为似乎恰恰可以证明这一点。2001年，米勒·威廉斯企业管理顾问公司为了解决策者的决策风格，对1600多名企业主管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发现，IT界精英的比尔·盖茨是典型的风险规避型决策者。回想起他热衷飙车的嗜好，这个结果着实让人难以置信。也许，很多人会质疑了，一个从大学中途辍学、喜欢飙车，然后带着梦想干出一番大事业的人怎么会是一个风险规避型的人呢？
事实上，米勒·威廉斯的调查结果却是可信的。其实，盖茨有着另外一面：他对任何意见甚至是他自己的意见都会深思熟虑，仔细推敲。在80年代的10年里，他几乎每晚都失眠，担心Windows操作系统会彻底失败。在盖茨的大脑里，一方面他会乐观地朝着成功的方向努力，同时又会悲观地看到前方可能存在的阻碍。
研究发现，全球财富百强企业的商业精英，其决策风格和大家想象的一样，大多数公司的决策者都是精打细算型的，但是其中有1/4的人都热衷冒险。冲动的思想家会考虑用哪一种方法更奏效。正如不少商业精英脱口而出的那句话：“方向要正确。”没错，在任何情境中，任何人都需要保持正确的方向，对于冲动的人来说，保持正确的方向更是尤为重要。他们之所以困惑，其实是因为他们在思考如何才能把冲动变为积极的力量并加以利用。
然而，性情冲动的人也各不相同。在20世纪90年代，德州大学临床心理学家斯科特·迪克曼提出了两种类型的冲动：功能型冲动和功能不良型冲动，前者是一种适应性的行为，虽然当事人对冒险的事情总是跃跃欲试，结果总惹来一堆麻烦，但功能型冲动却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而后者则会给个体带来麻烦。
爱沙尼亚的心理学家曾做过这样一个研究，结果发现功能型冲动的人被开超速罚单的概率要远远高于一般人。尽管如此，酒驾司机也并不一定都是功能型冲动，这两种人的区别就在于他们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虽说超速司机热衷飙车，但是他们一般都很清楚自己要承担多大的风险，而酒驾司机显然不知道自己该承担什么样的风险。那些功能不良型冲动的人极有可能在喝酒之后还坚持自己开车，完全不顾酒驾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
要想成为功能型冲动的人就必须具备像盖茨那样的特质：既能享受冒险，又能注意保持正确的方向，他们一方面会相信自己冲动的决断力，同时又会反省自己的决断力是否正确。相反，功能不良型冲动的人压根不会考虑自己走的路是否正确，也完全不在乎这条路有多么危险。介于这一点，盖茨才成为世界首富后并继续挑战极限。
但是《在路上》的卡萨迪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虽说作者凯鲁亚克因此作品获得了众人瞩目的文学成就，但是卡萨迪在其一生中都没有什么建树。1968年，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寒夜，还不满42岁的卡萨迪只身前往墨西哥的圣米格尔？阿连德参加朋友的婚礼。喜宴之后，他穿着单薄的衣裤沿着铁轨走了15公里路，醉得不省人事。直到第二天他才被人发现死于肺炎。就在其去世前的几个月，他似乎意识到了是自己不计后果的冲动性格毁掉了他的一生，最终，他对前妻这样说道：“我无路可走，对人对己我都是一个危险人物。”或许，此时的卡萨迪才终于意识到保持正确方向的重要性了，但为时已晚。
为什么你的决策很容易被他人干扰
回想一下，你和朋友最近一次吃饭的情景。大伙儿有说有笑，推杯换盏，大快朵颐。最终，吃完饭，如何分配账单这一紧张的时刻来了。你在心里盘算着每个人平均要付多少钱。不过到头来，大家无可避免地都会遇到小费不够付的情况，因为可能有一半人忘了给他们吃过的鸡肉付税了。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大多数人碰到这种情况时，会采取五五分账。但是经济学家却质疑这种买单方式，芝加哥大学工作经济学家尤里·格尼茨发现，如果人们吃饭采用AA制，那么买单花的钱会更多。这位经济学家给了这样的解释：比如，你和朋友出去吃饭，大家事先说好AA制。在此之前，你知道饭局里有个朋友花钱大手大脚，他待会儿点菜时肯定会点最贵的。通常情况下，如果你一个人吃饭，一个三明治就够了。但现在和你一起吃饭的家伙却点了40美元的龙虾，而你只点了12美元的三明治，这种时候，你难免会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或许，你对三明治的确是情有独钟，但是那位嘴里嚼着生猛海鲜，还不时发出“嘎吱”声的家伙却在时刻提醒你，待会你要和他平摊账单。
这个哑巴亏，你当然不愿意吃了，于是你抢在那个家伙前面点了一道龙虾。对于你的这一做法，你确信不是一时冲动，只是在保护自己的利益。既然吃完饭，每个人平摊账单都是20美元，而你相当于只花了20美元就吃到了价值40美元的龙虾。如果只有你打了这个算盘，那么这顿饭你肯定吃得既实惠又美味。但是，餐桌上不止你有这个想法，其他人和你一样，也想犒劳自己。这并不是说他们有多么喜欢吃龙虾，只是他们想抢在你和其他人前面点比较贵的菜而已。别忘了，每个人都想犒劳自己，于是所有人都点了龙虾。
结果呢？买单的时候，大家反倒比原先计划的消费多了一倍。如果采取AA制的买单方式，每个人只要出20美元，可是现在却变成了40美元。虽说采取了AA制的买单方式，大家的口味并没有变，但是你对付账的方式却产生了怀疑。和你一起吃饭的朋友也想用最少的钱就吃上一顿大餐，你当然不愿自己吃亏。人同此心，于是，大家都点了昂贵的菜。
一般说来，小心谨慎的人是绝对不会点昂贵龙虾的，他们遇到问题首先会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这些都是冲动的人才会干的事。那么，小心谨慎的人什么时候才会投资呢？只有当他们认为“如果不投资，就会构成更大的风险”的时候，才会愿意冒这个险。此时不搏，更待何时，对于小心谨慎的人而言，只有在危险时刻来临时，才会放手一搏。
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想花最少的钱吃上美味的大餐，显然，这属于情境型冲动的典型事例。当人们看到朋友点了龙虾时，他们的参照点就会立刻发生改变。于是，眼前情况不再是吃一顿美味大餐那么简单，而是产生了一种“担心自己会损失更多利益”的心理，其实人们并非想超越别人，出于对安全感的需要，出于怕自己落后的考虑，才如此为之。
那么，AA制聚餐中点昂贵龙虾又是怎样在大众之间传开的呢？对此，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心理学家研究小组通过研究一个经典的实验——最后通牒博弈，最终发现在人们的大脑中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人人都渴望受到公正的待遇。
这个博弈由两名参与者进行，一名提议者向另一名响应者提出一种分配资源的方案，如果响应者同意这个方案，则按照该方案进行资源分配；如果响应者不同意这个方案，两名参与者什么都得不到。按照理性人假设[1]，只要提议者将少量资源分配给响应者，响应后者就应该同意，因为这比什么都得不到要好。然而，实际进行的实验表明只有提议者给响应者分配了足够的资源时，这个方案才能通过。比如说，两人分一笔总量固定的钱，假设是100元。方法是：一人提出方案，另一人表决。如果表决的人同意，那么就按此方案来分；如果表决的人不同意，那么两个人都将一无所得。
在最后通牒博弈中，有些人倾向于分给自己更多的资源。可是，第二个人显然不会接受这种分配方案。即便第二个人知道如果自己拒绝该方案的话，两人都会一无所获，仍然会拒绝不公平的分配。这个选择貌似不符合逻辑，但却合乎人情。不管这个决策是不是巨大的失误，第二个人仍会拒绝这个不公平的交易。在心理层面上，他宁愿一无所获，也绝不让第一个家伙占到半点便宜。
不过，最后通牒博弈结果发现，大多数人都不会占尽先机，他们倾向于和第二个人五五分账。但是也有极少数投机者想赢得更多的钱，结果遭到对方的拒绝，两个人都一无所获。
“做了再想”行得通吗
先来看看下面这则古老的故事。
在13世纪的意大利有一位名叫方济·阿西西的人，23岁以前的他，过着无忧无虑、肆意挥霍的生活。但是几年后，他参加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但最终战事失利，方济因此沦为阶下囚。在狱中，他幡然醒悟，越来越抵触家族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
23岁那年，方济决定主动放弃世俗的财物，宣誓自己将终生过着贫困的生活，并为那些受压迫的人服务。从宗教层面来说，如果一个人甘愿放弃安全舒适的生活，那么他肯定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但是心理学却把这种放弃的决定称为“冲动”。
方济·阿西西前后所做的决定诠释了一个潜在冒险主义者的真正本质，从某种意义上说，方济把自己的过去一笔勾销了——不负责任、不担心失去财产。不过，方济也为此面临更基本的责任，比如如何不让自己饿死或是冻死。但是方济挺过来了，他牢牢控制住了自己的冲动，不再成为冲动的奴隶，这意味着他从“功能不良型冲动”向“功能型冲动”转变，而他的成功也无不是因为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大方向上。
后来，为了寻求真理和正道，方济又在教会极其艰难的环境中锐意改革，最终他成为了普通大众最需要的指路人，也成为历史上最振奋人心的伟人之一。
一个肆意放纵的年轻人摇身变成残酷无情的斗士，到最后，又蜕变成一个悲天悯人的圣人，这个转变的确令人不可思议。事实上，这位13世纪的意大利僧侣充分诠释了“做了再想”这条“金科玉律”。现如今，如果我们再仔细研究，800年前指导方济的行为规范同样可以在今天冒险家做决策时发挥作用。
几年前，在澳大利亚，美国最权威的EQ测评和训练机构的研发总监尼克塔斯勒与一群才华横溢的潜在冒险主义者共事，有机会在全球《财富》500强公司中研究“做了再想”是否能用来追求世俗的成功？
在此之前，跟大多数人一样，尼克也认为这些人在跨国公司的金融服务部门里早已轻车熟路。但事实上，尼克却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在这群从事金融业的潜在冒险主义者身上明显表现出“做了再想”的性格倾向。在一次分组会议中，这些人做完冲动因素测试后，在进入自我分析环节时，说“抱歉”比说“请”更容易。
从表面上看，这仿佛就是一群特立独行的冲动分子——叛逆、粗心大意，生活中也处处表现得很糟糕。试问一下，如果你的同事中有人做事从不征求你的意见，更愿意事后向你道歉，你还愿意与这样的人相处吗？
后来，经过多次讨论，这些人指出这种“做了再想”的行为准则尤其适用于模糊不清的情境中。因为在答案不明确或是迫于时间压力的情境下，传统的思维方式显然不符合这群潜在冒险主义者的策略方向，于是，他们会先作决定以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万一情况不妙，他们就会争取时间弥补过错。显然，这并不违反规则，正是这种以行动为导向的原则使他们打开成功之门，若是因恐惧而迟疑只会让成功之门紧闭。实际上，只有当你记得说“抱歉”时，别人才会原谅你。道歉可以让你与周围的人保持稳定的友好关系。更重要的是，道歉的同时还需要不断地反思。为了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错误，你必须坦承自己的决策并接受他人的审视，如此一来，你才能更好地保持正确的方向。
让我们再次回到与才华横溢的潜在冒险主义者的交往，其中不少人宁愿说“抱歉”，也不愿说“请”。不管他们多么胸有成竹，也充分意识到结果有可能会失败，但承认这一点并不妨碍他们率先采取行动。他们深深明白，无论事前准备得多么充分，失败也在所难免。他们非常清楚一旦做出决策，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如果这些潜在冒险主义者决定要把握住机会，他必须相信明天总会到来。
如此看来，潜在冒险主义者似乎就是天生的实验家，他们总是那么乐于尝试新鲜事物，而这恰恰是所有实验必备的催化剂。也许，踏入一个陌生的领域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不断反思自己的决策却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如果这种方法行得通，就继续使用；如果这种方法行不通，那么就调整方向吧。
一个成功的潜在冒险主义者会坦承他们果断的决策有对有错，不过，最重要的是，当他们做完决策，会花大量的时间反省是否需要改变方向。如果潜在冒险主义者省略事后反省这一重要步骤，那就说明他们缺乏或是没有试验精神，要么思想处于漫无目的的游离状态，要么离精神错乱不远了。
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能做出最佳决策吗
你是潜在的冒险主义者，还是睿智的风险管理者？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你能做出最佳决策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先看看下面这个故事。
阿泽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中西部度过，高中毕业后，他和高中同学结了婚，生了4个孩子。36岁时，搬过14次家，住过11个城镇，有过40多部家用车。换句话说，他们至少每年要换一部车，每隔两年半就要换一处住所，每隔三年就要换新的邻居和城镇，而且这些都是他自由选择的结果。阿泽先后做过保险推销员，挨家挨户推销过烟雾探测器，还做过洗衣店的生意，但是在30岁出头时，他决定在农业这一行站稳脚跟。
在接下来的20年里，阿泽一直经营谷仓生意，又叫做农民专业合作社。每年到了收获季节，农民需要腾出一个地方来囤积谷物，以便将来出售、运输，再到卖给国内各地的买家。与公司类似，大多数合作社在不同镇区也有很多分支机构，并设有经理和董事会。
不过，合作社也有自身的难题，其中最严重的一个就是：一旦到了收获的旺季，就没有足够的仓库用来囤积所有的谷物。这种情况下，合作社只能拒收农民送上门的谷物。可是，农民没有谷物就没有收入。因为谷物一旦囤积过久就容易腐坏，卖不出好价钱，所以收获的庄稼一定要在有限的时间内马上出售。
合作社在收获旺季拒收谷物就像在节假日购物旺季时，百货商店关门一样。合作社的这一做法不仅仅是拒绝送上门的生意，同时还会惹怒大股东。可以想见，收获季节对当地的合作社来说确实是压力最大的时期。
一直工作至今的阿泽已过半百，跟所有过来人一样，他对那段喧嚣的经历有着许多回忆。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觉得那是他职业生涯中最美好的回忆，收获旺季的那天必须快速做出决策，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就让阿泽感到非常兴奋。因为对于像阿泽这种冲动型的人来说，快速决策绝不是什么忍受不了的事情，他很擅长在这种情境中迅速做出决策。每当阿泽提起丰收时需要做出重要决策的那段困难时期，他的兴奋就溢于言表，周围人回忆说，他会睁大眼睛，身子微微前倾，屁股挪到椅子边上，脸上还泛着亮光，可以说，在当时那个时刻，阿泽体内的多巴胺受体调到了超速传动档，而阿泽对此的解释更是让合作社其他地区的经理们震惊不已：“我会想到一些办法腾出更多位置、租仓库、找场地……就是想让事情继续下去。”
阿泽之所以能果断地做出决策，归功于“并不期望得到总经理的认同”，而合作社其他地区的经理常常害怕做出错误的决定，所以什么都不做。那么，到底是什么让阿泽坚持下去？而这份坚持又使他的谷物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呢？当阿泽说“想让事情继续下去”时，他当然指的是分社继续买卖谷物。但是“事情”也可能是指多巴胺的大量分泌，这是阿泽的多巴胺受体渴望的事情。
和许多冲动型的人一样，阿泽偶尔也想集中一下自己的注意力。不过，他很快便想尝试新鲜体验，这就是他为什么频繁换工作、搬家、换车的原因。但是当他在时间的压力下冲向成功时，他的注意力就会变得非常敏锐。这种情况下，他的关注点和冲动不会偏离他要走的轨道。
在对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病人的研究中，会发现这样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们有时也容易“高度集中注意力”，变得异常专注，不会走神。这就好像他们的多巴胺受体在新鲜经历中漫无目的地游荡，试图寻找合适的刺激。只要这些多巴胺受体找到合适的刺激，就会猛烈攻击。正如阿泽所说，“总要找个办法使事情继续下去”。如果没有时间的压力，反倒没了刺激。
大量事实也证明，大多数潜在冒险主义者都相信越是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越能做出最佳的决策。对于潜在冒险主义者而言，他们不仅喜欢迅速做出决策，而且他们觉得时间压力可以提高决策的质量。可以说，在时间的压力下，冲动的人可以朝同一个方向自由地释放自己的冲动，这个方向就是“要找个办法使事情继续下去”，他们的反应满足了多巴胺受体的需要，所以他们的行为得以被强化，并一直保持下去。
此外，保持正确的方向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正如阿泽对周围人所说，他自己正是凭借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才能在高压下做出有效的决策。反之，若是缺少经验，潜在冒险主义者也很难驾驭自己的冲动。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这种冲动的人的决定是完美的，毕竟人无完人。然而，冲动的人格特质却能令其快速地做出决策、高度地专注于目标，并能参考过去类似的经历。
为什么存钱就这么难
先来做这样一个小测验：首先，回忆一下，你每个月想存多少钱？并且写下你的答案，看看这笔钱占了收入的多少。其次，再想一想，你存了多少钱？这需要你看一看前几个月实际存了多少，而不是明年还清信用卡上的欠账后的打算，与此同时，请以占收入百分比的形式写下你的答案。
现在，请比较一下这两个数字。令我们感觉不快的是：对于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其存款数额远远要比我们希望的存款数额少得多。
为什么存钱就这么难呢？在动物界，每当秋天来临的时候，松鼠们就开始忙碌起来，在这两个月内，每只松鼠都会储存超过3000个橡籽、松果以及其他的坚果，而我们人类的不少上班族，却差不多每个月都会把薪水花得精光。难道人类的储蓄能力还不如动物吗？
要想回答这一问题，还得从人类基因的社会解读说起。我们经常可以在报上读到这样一些信息：科学家们又发现了“导致酗酒基因”、“人类老化基因”或者是“精神病基因”等，这些来自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研究革命性地揭示出DNA对人类生命遗传的影响，使我们了解到许多疾病的遗传基础，并为这些疾病的根治带来希望。
不过，来自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泰瑞·伯恩汉姆教授和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家简·费尔兰却认为，基因对人类的影响层面远比这些论文或报道要广泛深刻得多，某些在我们看来纯粹是个人主观意志驱使的行为，其实往往也是拜基因之赐。
或许我们会为祖先的遗传基因感到骄傲，但是要在有冰箱、有银行，而且又崇尚以瘦为美的社会里成功的话，我们就必须和体内的基因对着干。
受进化的影响，我们逐渐被塑造成喜欢将视野所及的所有东西都消耗掉的生物，因此我们，尽量少带一些现金就成了一个最简单的省钱办法。可是，聪明的银行家又发明了信用卡，自从有了这张小卡片，我们往往会不知不觉地花掉更多，而且还理直气壮地赊账。不过，下面这个案例却告诉我们另一个道理。
杰克是个典型的上班族，工作还没一年，他就发现信用卡使自己很快就债台高筑了。于是，在一位从事理财工作的朋友的建议下，他把信用卡换成每月一次付清现款的那种，而且还让银行每个月扣一笔钱用于投资基金。
自从这么做之后，杰克每月可存入银行250美元。虽说数额有限，但是也逐渐改掉了他乱花钱的毛病。
有一本书叫《下一个富翁就是你》，在这本书中，作者出人意料地提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大部分人之所以富有，不是由于他们赚得多，而是因为他们花得少。那么，为什么我们在储蓄这件事情上需要给予这样的引导，而另外一些行为却不用呢？
有人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将一把上了膛的手枪放在幼儿园的玩具堆里，当小孩子玩耍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把这把手枪视为玩具，甚至还会把它放入嘴巴，边笑边玩。但是，如果在幼儿园的玩具堆里放一条塑料蛇，那么，孩子们则会因为感到害怕而躲得远远的，不敢玩这些塑料蛇。
实际上，任何国家和任何年龄段的人，只要看到蛇，他们都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反应，包括流汗和心跳加速。显然，只要看到蛇，我们就会产生一种发自本能的恐惧，而对枪却不会，这又是为什么呢？一份统计资料表明，在1998年，死在枪下的美国人约有3万，被蛇咬死的人也不过30人，而人类的生理反应却对蛇的恐惧大于对枪的恐惧。这就是问题的答案：我们遗传了祖先的本能，那就是恐惧基因。
不仅仅是蛇，这个实验对于有些动物也是成立的。那些一辈子在动物园里长大，从未见过蛇的猴子和黑猩猩，也和人类一样对蛇充满了畏惧感。
两千多年来，人类认识到应该用积存钱币的方式来累积财富，但是却始终不情愿这样做，是因为由基因构建的大脑，在没有钱币的世界适应良好，却未能进化到本能地去积累钱币。
那么，人类能够改变某种本能吗？可以。因为一些节俭文化的产生已经证明了这点：人类绝对有储蓄能力。美国人花钱如流水的时候，日本人却因消费指数太低导致经济发展迟滞，这就说明人类的本能是可以改造的。
下面这个研究人类本能的实验也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研究人员要求一组受试者挑选一部影片在当晚观看，另一组受试者被要求还要同时挑选可在以后3天观看的3部影片，不过，两组受试者都必须在同一天完成这个工作。
接下来，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凡是挑选当天晚上要看的影片时，两组受试者都无一例外地挑选了轻松浪漫的文艺片，而为未来3天挑选影片时，却都是主题严肃深刻的影片，如《辛德勒名单》等。然而，到了第二天，这些受试者还是想看轻松的片子，于是，他们又把主题严肃深刻的影片推到第三天看。正如一位受试者所说：“今晚我要看轻松的片子，不过明天我会看我该看的片子。”
看看吧，我们人类天生就是如此，对于未来，我们总是有着过分乐观的天性，无可救药地认为明天会更好，所以我们才会幻想即便今天钱花超了，明天还是会省出来，即便是借了钱，也不会在乎是否付得起利息。当一个人快要跌倒时，身体立即会作出反应保持平衡。同样的道理，当我们理财时，也要克制自己的本性，让大脑对财务危机作出预警。
注释
[1]“理性人”假设（hypothesisofrational man）是指作为经济决策的主体都是充满理智的，既不会感情用事，也不会盲从，而是精于判断和计算，其行为是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