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莎士比亚与历代天才
天才就是俗世的教皇，
艺术是大自然的第二根枝丫，
艺术与大自然同样怡然生发，
那让我们给上帝也下一个定义：
在有生命的无垠境界，
广袤的无垠转化为潜在的自我，
这就是上帝。
第一节 天才与创作
从绝对的意义上讲，在伟大的艺术面前人人平等。笔者在后文中将经常提到“艺术”这个词，在深入探讨之前，请允许我们评估一下“艺术”这个词的内涵。
“艺术”和“大自然”，这是两个意义几乎无关的词。当我们提到这两个词中的任何一个，就意味着引经据典、意味着从深沉的境界里发掘理想，也等于揭开天启般创造的一方帷幕。
上帝首先是通过宇宙的生命向我们显现，其次是通过人的思维，这两者同样神圣。前者名为“大自然”，后者称作“艺术”，那么就会有这样的推论：诗人即神父。
天才就是俗世的教皇，
艺术是大自然的第二根枝丫，
艺术与大自然同样怡然生发，
那让我们给上帝也下一个定义：
在有生命的无垠境界，
广袤的无垠转化为潜在的自我，
这就是上帝。
上帝是明显存在的“不可见之物”。浓缩的天地，是上帝；上帝的扩张，就是整个世界。继续讨论的前提是：我们不相信上帝之外的任何东西。上帝通过人创造艺术。他没有别的工具，他的工具就是人的头脑，而这头脑是创造艺术的人自己铸就的。
英国有一本小册子竟然说莎士比亚会魔术，认为魔术是他的祖传技艺，并且以为他的剧本里许多精彩之处全赖“鬼魂”口授。我们不该回避任何问题，这是历代的人所犯的一个非常古怪的错误：总是将某种未知的帮助强加到人的头脑中。当一部作品具有超凡脱俗的魅力时，人们就想象把某种人类之外的因素归入其中，古代是三脚架，当代是桌子，其实桌子不过是三脚架的卷土重来。苏格拉底自称魔鬼附身、摩西依靠丛林等。如果信以为真，那就是上了形象化比喻的当。
不论是会旋转或者会说话的桌子，早已沦为人们的笑柄了。然而要明白一点：这些讥笑都不能作数，因为用嘲笑代替深思很容易却不科学。
我们认为：在狭义上，科学的职责在于探索种种现象，科学是天真无邪的，谁都无权嘲笑它。如果一位学者把可能的事情当作笑话，那他就近似白痴了。科学应当期待出乎意料的事情出现，它的职责就是抓住这些事情，并仔细地发掘，去伪存真。科学对事实只有认可的权利，并且应当在核实之后加以辨察。人类的全部发展过程就是筛选，并去伪存真。“伪”搅乱了“真”，但不能因此全盘否定。从什么时候起，竟可以因为“莠”而丢掉“良”？锄去毒草，即“错误”，然后收获事实、并将事实连接在一起。科学是事实做成的花束。
科学的任务是研究一切、探索一切。在这个世界上不论是谁，都有权利也有义务做研究。对一种现象回避并拒绝给予应有的重视、驱赶它并斥之于门外、嘲笑并背对着它，那就无异于让真理破产、使科学成为空谈。如果我们对古代的“三脚架”和近代的“桌子”也不妨观察一下，那肯定有益于心理学的发展。另外，需要补充一句：任凭人们轻信各种现象，那都是对人类理智的背叛。
荷马曾断言忒尔菲的三脚架会自己走路，他在《伊利昂纪》第18章中称，这是因为武尔坎为其制造了无形的轮子，然而这种解释对了解这一现象的本质并无助益。柏拉图声称迷宫里的雕像都有自己的思想，并且敢于违抗主人的命令。它们在黑暗中伸展双手或者做鬼脸，为了不让它们逃脱必须将它们捆住，所以称它们是一群用链子锁住的奇怪“犬类”。
公元4世纪，武士叛乱中有所谓“旋转的桌子”，桌面用铜质或锌质平板做成，并装有圆形的刀刃。从以上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实物与诗人灵感相联系的现象一再被否定、却又一再死灰复燃。
笔者想指出，不论轻信的人怎么说或者怎么想，诗人的灵感确实与此类三脚架或者旋转桌子都毫不相干。古代的女预言家拿着三脚架，诗人却不需要，因为诗人自己就是上帝的三脚架，诗人的灵感是直抒胸臆的结果。
上帝创造了人的大脑，它就是思想的美妙蒸馏器。上帝创造大脑，就是要让一切思想都经过它，天才的脑中拥有一切必要的东西。思想从大脑中生长发育，犹如树根生长孕育出水果，思想是人类结出的果实。树根在土壤中发育，大脑借助上帝在无垠中孕育成长。
认为《李尔王》的写作灵感来自于三脚架或者旋转桌的授意，实在错的离谱。这些都是凡人的作品，上帝没有必要让一块木头来帮助莎士比亚或者卡尔德隆，所以我们要撇开这些来讨论诗歌。
诗人擅长写作诗歌，我们要尊重并认可诗人的写作，然而谁也不知道写作的极限在哪里；无论是过去或者将来在诗人的作品中都会涉及超凡的因素，我们要注意并认真对待。同时，我们不要贬低这些凡间伟大的思想劳动者，也没有必要设想他们有神秘的合作者。来自头脑中的就让它依然存在于头脑之中，但是我们应如实指出：天才的作品是来自人类的超人之作。
第二节 历代天才的创作
最崇高的艺术领域是属于那些能力大体相当的天才，他们的杰作旗鼓相当。水达到一百摄氏度之后就不能再增加热量，也不能进一步上升，人的思想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也就达到顶峰。埃斯库罗斯、约伯、菲迪亚斯、以赛亚、圣·保罗、尤维那利斯、但丁、米开朗琪罗、拉伯雷、塞万提斯、莎士比亚、伦勃朗、贝多芬，还有另外少数几个，他们便是一百摄氏度的天才。
人类的精神领域有一个顶峰，这顶峰便是理想之巅。上帝从这顶峰走下来，而人类要走上去。每个世纪仅有三四位天才人物才能进行这样的攀登，世人只在低处用目光仰望追踪。这些冒险者在山上行走，没入云端，消失而后又再现；他们沿着深渊前进，绝不停步；人们窥探他们、观察他们，若有人走错一步，某些观察者就会暗自窃喜。
他们走得远、攀得高，人们只能看见远处几个小的黑点。人群中有人道：“多么渺小！”但他们是真正的巨人。道路艰险，崇山峻岭如何能轻易翻越！步步有壁垒、处处有陷阱，然而他们继续前进。他们必须自筑阶梯，破除冰块，怀着悲愤一往向前。高处不胜寒，风雪狂卷，空气已无法呼吸，但这些“疯子”并不气馁。
他们愈走愈艰难，周围的深渊增多。一些人跌落，另一些人停步、向山下退去。阴郁懒散的情绪在蔓延，然而大勇者仍在坚持前行，带着使命的人毫不妥协。可怕的斜坡在脚下崩塌，苍鹰凝视着他们，雷电与他们摩肩接踵，飓风突起，他们无所畏惧！他们不屈不挠地攀登，已经登上巅峰，可与之平起平坐的是：荷马。当然，还要补充我们刚一一提到的名字。
下文写作仅限于作家和诗人，我们将对这些天才逐一进行研究。那么，他们中谁最伟大呢？我的回答是，他们全都是最伟大的天才！
荷马跻身于天才之列，被称为孩童诗人。在世界诞生之初，荷马是黎明中的飞鸟，尽情歌唱在人类的童年。荷马具有清晨圣洁的憨厚，几乎不知阴暗为何物。
荷马描绘了一个广阔的世界。那里是混沌世界、天地之间、神中之神、王中之王、人民、庙宇、城池、海洋；有攻击与俘获，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狄俄墨得在战斗，《奥德修纪》中的尤利西斯在漂泊，驾一叶小舟曲曲折折寻找故国；有巨人和侏儒，有英雄和凡人；有一幅地图、奥林匹亚山上众神的王冠，烈火烧成的洞穴、冥河、宿命；有司祭、母亲、受惊吓的幼儿、会记事的狗；有白胡子吐出豪言壮语、英雄显露弱点、友情夹杂着爱情、愤怒与水蛇；武尔坎主宰天堂的笑、瑟赛蒂斯表现尘世的笑、对未来婚姻的预言以及朦胧中古代世界的远景。
荷马描写了战争和远行，那正是人类相遇的两种原始的方式。军队袭击圆塔，而远行探索未知的世界是另外一种袭击——袭击不可知的世界。围绕战争，有种种激情；围绕远行，有种种冒险。荷马有两部巨著《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第一部充满血雨腥风，第二部充满光明。
荷马把人写得比实际中更伟大，这些巨人个个有别，丝毫无单调之感。他们勇猛地上前去抬巨石，即使十二头牛也挪不动。荷马铸就英雄，又打碎模型。荷马是一位天才，他解决了艺术中最美的问题：通过夸张地描写人的伟大，来真实地反映人类，即寓现实于理想。童话加历史、虚构加传统、幻想加科学，就是荷马的创作风格。
荷马是深邃无垠的，他总是面带微笑。在这位天才的广袤天空下，远古世纪所有内容厚重的事物都生动无比，被映照得光华四射。荷马为人们所热爱，胜过他所有的对手。希腊人视之为神，有“荷马司祭”举行仪式专门对其顶礼膜拜。荷马的神话超越了异教时期。米开朗琪罗说：当我读荷马时，会情不自禁地看看自己是否也身高二十尺！
荷马像太阳，周围有行星围绕。维吉尔、塔索、弥尔顿、克罗卜史托克、伏尔泰等各自写就伟大的诗篇，他们如同行星围绕着荷马运行。他们将荷马的光辉映照到各自的“月球”上，并在荷马开创的广阔轨迹上以各自不同的距离运行。这就是荷马，史诗之初创者。
在四十个世纪之前，约伯开创了戏剧。虽是如同新生的胚芽，其实已成巨人。他让恶向善挑战，让耶和华与撒旦对视，情节以此展开。人间就是剧情发生的地点，人类是战场，各种灾难依次登场，便是戏剧的主角。
约伯的太阳与荷马相同，但已不是黎明而是正午。这诗篇的最伟大之处在于太阳是狠毒的，那落在沙漠上的强光，充塞着这白热化的诗篇。约伯的身影矮小黯淡，他在粪堆上大汗淋漓，热带苍蝇在他的伤口上嗡嗡乱叫。约伯头顶这可怕的阿拉伯太阳，它是丑恶的培育者、灾难的扩大者，能将猫变成虎、四脚蛇变为鳄鱼、猪猡变为犀牛、鳄鱼变为巨蟒。
比摩西更早的远古年代，生活着约伯和阿拉伯长老。在接受上帝的考验之前，约伯很幸福，他在诗中写道：“他主持宰祭和各种祭祀仪式，是整个东方最崇高的人，是耕者之王；晚上，他祝福大地；他很善良，遇到穷人无不施舍以钱财；他是跛足者的腿、盲人的眼。”约伯能读书，会音律，据传他的诗篇至少从第111章第3段结束都以韵文写就。正是因为他的幸运，尽管他被推倒在地，却在绝境中变成了巨人。
约伯的整个诗篇都围绕着一个思想：在痛苦的深渊中可以发现伟大。约伯并非得意者，他是一个神圣的倒霉者。他的伤口呈庄严的红色，他的痛苦使友人胆战心惊，他们陪他在静默中坐了七天七夜之后，才敢对他说话。约伯一边用瓦片碾碎伤口上的小虫，一边呼唤着星辰：他呼唤猎户星、毕宿星团以及“南方闪烁发光的物体”。他说：“上帝结束了黑夜。”他关心自己的苦痛，也同情别人的不幸。他笑面苦难，但那更让人同情。
约伯有三个特别的朋友，他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像敲鼓一样敲打我。”他的言语在上帝面前是顺从的，在君王面前是苦涩的。他说：“世上的君王在构筑孤独”，这句话发人深省：不知是指自掘坟墓，还是指统治他们的国家。
对于耶和华，他始终热爱。即使在疯狂地鞭打下，他唯一的请求只是：“我可以咽下唾沫吗？”在四千年前，天文学家把“黄道带”刻在花岗岩上，约伯却将他的黄道带镌刻进了人类的思想。不过约伯的黄道带上不是布满星辰，而是苦难重重。如今，这黄道带依然盘旋在我们的头顶。
我们现有的约伯篇仅有希伯来文本，据传为摩西手撰。这样的诗人令人遐思万千，约伯是一位预言家，他从自己的悲剧中引出了教义：痛苦必将人引向上帝。约伯受难，因而拥有了自己的见解，苦难教化了人类。
在悲剧到达顶峰之后，又搅动了“山下”的哲学。他指向两千年后的事：忍让变为牺牲，最终成为走上十字架的狂烈举动，约伯的粪堆就变成了耶稣的十字架。
另一位天才是埃斯库罗斯，他将天才的创作转为神话。由于在他之前已有了约伯对痛苦的忍耐，于是不自觉中普罗米修斯以“造反”作为对约伯故事的补充和延伸。这样对人类思想的教化就完整了：约伯教给人类以责任，而普罗米修斯却体现了人类对“权利”渴望的萌芽。
埃斯库罗斯超绝而伟大，他的作品中有两个“该隐”，而《创世纪》中只有一个。他的作品充盈着某种恐怖，在光明人物的背后某种可怕而深沉的思想逐渐形成。在黑暗的天空里，他跨海越洋，如同被驱赶的飞鸟。
他完全不按既定的“规则”行事，他粗暴、夸张、不懂得“从容”。他简直有点残酷，但却如山石缝隙里长出的野花，拥有奇绝的秀美。他并不理睬那攀登在高山之巅的朱庇特，而是自己另辟蹊径再攀高峰。
他是化身为人的古代神话，抑或是“异教的先知”。如果我们能看到他的全部作品，那将会是一部《希腊圣经》。他如岩石般坚强、如海涛般咆哮，他的作品处处是险峰、湍溪和深渊；他是如此伟岸，有时你觉得他仿佛变成了高山之巅；他的作品比《伊利昂纪》晚，但却深沉厚重如荷马的前辈。
这些天才中还有一位，高居人类之上，好似广袤天空中的霹雳，他就是以赛亚。他是一位伟大的谴责者。他的文风如夜空中的云朵，随着一个个人物形象的出现，照亮了整个忧患思想的深谷。你不禁会惊叹：他照亮了世界！
在人类的文明世界中，“恶”的到来先于“善”，以赛亚紧紧地揪住了“恶”。在战车的隆隆声中，在节庆中、凯旋中，他站出来高呼：肃静！他谴责巴比伦和耶路撒冷，给压迫者定下末日，向强者宣告未来的死亡，给偶像和圆塔限定了日期。他那预言的波涛泛滥向大地。
他站在文明时代的门口，却拒绝进入。他那来自沙漠的声音，代表着沙漠、荆棘和狂风，向着人群呐喊，要求征服城池所在之地。因为在文明时代的城墙内，有暴君和奴隶，亦即傲慢和耻辱。“恶”在那里，体现在人的身上。在荒无人烟的地方仅有野兽，而在人的城池里却有丑恶的怪物。统治者的罪恶、奴仆的卑微、偶像崇拜、穷奢极欲、战争、淫乱和无知，以赛亚曾经谴责的种种丑恶依然存在，所以他是永恒的“当代人”。
以西结是众多天才中的野兽式先知，是洞穴中的天才，适合于表现其思想的方式是怒吼。这野人向世界宣告一件事：人类的进步。这是上帝奇妙的安排，以赛亚破坏了文明，而由以西结来重建。
以赛亚拒绝文明，而以西结接受并改造文明。在以西结发出的柔声怒吼中，大自然与人类相互交融。约伯提出了责任的观念，埃斯库罗斯提出了权利的观念，以西结带来了第三个观念，即综合成果：人类将进化，未来的人类将愈益获得自由。
以西结认为人类的未来如旭日东升，而不是日薄西山，他的观念给了人类慰藉。他呼吁人类现在工作是为了未来。因此，请努力工作，并寄希望于前程。他让人在压迫中遥望自由，他宣布和平，就如同别人宣告作战一样勇敢而坚定。
他预言和谐、善良、温和、团结、种族的联合，以及爱情。他是向人类行善的巨人，让人敬畏。他是愤怒的行善者，他对人类的恶行怒吼，甚至咆哮。人们既怕他又恨他，他宣称“我住在大蔷薇花丛中”，他身边的人由于害怕都如身上长满刺般，以求自我保护。
他变得那样刺目，竟充当了“苦难人类”和“低贱人民”的化身。他自愿让自己成为苦难中的约伯。他在自己的家乡，让人用绳子把自己绑起来，终日沉默不语，如同奴隶。在公共广场上，他吃起粪便。他意在表明：接受某些人的统治，就等于食用粪便。主子将肮脏的思想放进奴隶的灵魂，就如同将粪便放进人的胃里。哦，以西结！您竟献身到这等程度！您通过做这些可怕的事情，让耻辱变得一望可知。您这样做，使怯懦者望而生畏。
可敬的以西结，如猪猡般的先知，他是多么高尚！从他可怕、肮脏的嘴里吐出了熠熠生辉的诗篇。从未有过这样伟大而非凡的语言：“我看见了上帝的幻影。北风劲吹，裹掖着火焰的浓云密布，暴风雨来临；我看见一辆战车，其中有四个奇异的活物，战车和活物上面是一片可怕的水晶的穹苍；车辋用人眼做成，高大而可怕！四位天使振翼的声音如同上帝的声音。”
我又看见仿佛火一样的形象伸出一只手，有个声音说：“君主和长老的灵魂里有肮脏如粪便的神灵。我将从他们的胸中挖出铁石心肠，代之以血肉的心脏。在旷野中，我说：‘枯骨啊，起来吧！’于是我四处观望，一些神经附上了枯骨与血肉，并包上了皮肤，但却没有灵魂。我大声疾呼：‘灵魂啊，请从四面八方来吧！来吧！让这些死者复活吧！’灵魂果然来了，吹到他们的心里。他们站了起来，于是有了一支军队，出现了一个民族。那声音又说：‘你们将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除了我，你们没有别的法官和君王。我将是拥有子民的上帝，你们是拥有上帝的子民。’”
这一切不是很明了吗？如果想寻找更加好的答案，那您是找不到的。在上帝的主宰之下做自由人，这吃脏东西的幻觉者原来是复活者。以西结口中是粪，眼中却充满光芒。犹太人惧怕《以西结书》，因此规定犹太人三十岁以前不允许阅读此书。司祭们忧心忡忡，对这位诗人下达了禁令。我们不能把他看作骗子，他作为先知的惊恐是无可争辩的，因为他真的看到了他所叙述的一切。
他那谜语般的预言，有些话神秘莫测，但他关于进步的幻觉是异常清晰的。以西结看到了人的四重形象：人、牛、狮、鹰，其蕴含的意思是指，人是思想、田野、沙漠和天空的主宰。没有任何疑问，未来尽在此中。
以西结如耶稣基督一样被人称为“人子”，耶稣也常提到以西结。以西结包含了三重含义：人以及人类的进步；神殿以及崇高；城市以及上帝。他对着神殿高声疾呼：“这里不要祭祀，不要君主，也不要君主的骨头。”我们不禁要想：这位《圣经》中的煽动者，如在1793年，必然会助人民起义一臂之力！
他称自己建造的城池为：“永恒的东方！”此后，他在黑暗中沉思，以手指向天际：那里蓝色的光芒愈益灿烂！
还有一位天才卢克莱修，他晦暗而难以为人理解。荷马包含有朱庇特，约伯之中有耶和华，而卢克莱修身上体现了希腊神话牧神潘。命运在朱庇特的头顶，显得异常伟大；牧神潘在卢克莱修那里同样伟大。
卢克莱修喜欢旅行，思考对他来说就是另外一种旅行。他到过雅典，研究希腊，接触过希腊的哲学家。他思考过分子和空间，他的沉思遐想竟成为开创性的学说。他猜想印度的情况，他像毕达哥拉斯一样，曾在幼发拉底的两所神秘学校学习，在那里与犹太学者相遇。他还曾与提洛斯岛的采珍珠者一起生活。谁也不了解他经历了怎样的思想冒险旅程。
人们曾发现过一条他曾经的旅行路线，后来使徒出行就走这条路。走在这条路上，人们见到捕蛇民族，可以到阿拉伯沙漠边缘的博索尔河引水，可以看见大象、白色的香火、绿玉似的山峰、抢劫遇难者的海盗、黑人的国度、鳄鱼之城、恶犬之城，甚至可以到达所罗门的城市。这就是思想家的奇妙旅程，卢克莱修走过这条路吗？谁也不能确定。
卢克莱修旅行颇多，阅人无数，以至于人间万象在他的眼里混作一团，犹如魑魅魍魉。也许他曾询问过鬼怪变成的波涛、和被砍伐的树干交谈过、在芦苇丛中聊天、遇见过两个脑袋的“鱼人”——上面是人头，下面是水蛇头，从下面的嘴里饮混沌水，再从上面的嘴里吐出。卢克莱修的见识惊人。
他将世界极端地简单化。他将古老帷幕浸入黑暗王国的水中，从中拧出悲惨的诗句，时而如倾盆大雨，时而细雨蒙蒙。他似乎深不可测，他的诗句有时刚劲有力，有时塑造的形象浑然天成，如同直接来源于大自然。这样的诗句维吉尔也望尘莫及。
卢克莱修凝视着上帝的“谜语”，盘根究底，置身于现实与不可知的世界之间。他先后为两个深不可测的问题所吸引：当他观测原子时，他笃信宗教；当他窥见真实时却变成了怀疑论者。无论他是表示肯定，抑或否定，同样都展现了他个人深沉的两个侧面。
他曾登上各种大舟小楫，到叙利亚、埃及和印度去。一日，这位旅行家自尽身亡。他觉得那漆黑的地方很新鲜，他想去看一看。他“渡”上了一块棺木，自己解开绳缆，用脚蹬岸，把这阴森的小船推向黑暗。这一次，他朝着死亡出发，随着浪涛起伏，漂向远方。
天才尤维纳利斯，具有卢克莱修欠缺的一切：欲望、激情、热诚、悲剧的烈火、对正义的渴求、复仇的笑声、独特的个性以及人道精神。
尤维纳利斯居住在造物主创造的某个城市，并对此很满意。他觉得可以在自己的有限居所找到一切滋养并充实他那颗正义和愤慨之心的东西。卢克莱修的视野在寰宇，而尤维纳利斯就聚焦在自己的城市周围。
伟大的城市罗马！在这里他们两人即成为两重声音：人间和城市的声音。尤维纳利斯在罗马帝国之上拍打着巨翅，犹如兀鹫在蛇窝上伸展羽翼。他猛冲过去，一只一只吃掉它们，从名叫尼禄的皇帝这条毒蛇，到名为恶俗诗人的小小爬虫。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恺撒们的寝床战栗，尤维纳利斯是已消亡的共和国古老的自由之魂。他的心中有一个罗马，雅典和斯巴达均已熔铸于它的青铜之中。他的诗中有亚里斯多芬的痕迹。提防他！他很严厉。他的七弦琴一弦不缺，他的鞭子也完好无损。
他的形象无比丰厚，集高傲与古板、肃穆与光华四射、激烈与庄重以及公正于一身。他的玩世不恭是愤怒的含蓄表现。在他愿意的时候，严峻中透出几分优雅。他的优雅不依附任何事物，那是“自由”的具体形象，却也长着利爪。他的突然流露，为他的庄严平添几分欢乐。
他的讽刺诗中也有史诗，尤维纳利斯的手中握着尤利西斯的金杖。“夸张、吹嘘、夸大其词”，那些被他的诗歌所打击的人叫嚣。修辞学重复着这些批评的言辞，然而这实在是他的光荣。尤维纳利斯的怒斥已燃烧了两千年，那是诗歌的熊熊烈火，在诸世纪的目光下燃烧着罗马。这壮观的烈焰未因时日而消减，却在浓烟飞卷过后，燃烧得格外炙热。它将充满着璀璨智慧的光芒射向我们法国文明，这是自由之光、诚挚之光和英雄精神的光芒。高乃依诸人，不都是从尤维纳利斯那里射出的光芒吗？
接下来的一位天才是历史学家塔西陀。同尤维纳利斯一样，他身上体现着自由。他用自由的尸衣充作法袍，起诉暴君。一个人的灵魂就变成了一个民族的灵魂，这个人便是尤维纳利斯，这个人也是塔西陀。作为谴责者的诗人身边，一位作为惩罚者的历史学家站了起来。塔西陀在犯罪现场抓获了这些罪犯，即这些君王，坐在天才的象牙椅上召见、审判他们。
罗马帝国的历史是长长的犯罪记录单，这些罪行始于四个魔鬼君王：提比略、卡利古拉、克劳狄和尼禄。提比略是窥探世界的眼睛，如同间谍。他是第一个敢将为人民制定的君权法用来为一己服务的独裁者。他懂希腊文，风趣、聪明、语带讥讽、振振有词、手段恐怖。他是公民的刽子手，告密者的君王。他杀害骑士、元老、自己的妻子和家人，与其说是杀害不如说用匕首从背后暗杀。
他在野蛮人面前卑躬屈膝，竭尽卑鄙无耻之能事。他发明了种种恶行，并为之命名。他已老迈，却在后宫选童女；他干瘦、秃顶、驼背、身上长满疮痍、浑身是脓包，到处贴着膏药，却头戴桂冠；他的溃疡像约伯那样可怕，但手握着玉笏。他选择接班人，正如毒蛇选中老虎，卡利古拉被认为是合适人选。突如其来的幸运让卡利古拉战栗，奴隶变成了主子。
卡利古拉登基之后，将他昨日的惊恐变为了残暴。他是疯狂的君王，无人出其右。他面对错杀无辜的刽子手，阴险地笑着说：“被判刑的也就是一死，彼此相当。”他让一个女人被狗活活吃掉，仅仅为了取乐。他荒淫无度，当众睡在三个赤身裸体的亲妹妹身上。他的一个妹妹死了，他说：“你们谁不为她哭泣就杀了谁，因为她是我的亲妹妹；谁要为她哭泣，就把谁钉上十字架，因为她是女神。”
他还把自己的一匹马封为教皇，就像后来的尼禄将他的猴子封为神。他呈现了一个悲惨景象：在绝对的权威下，人的头脑被消灭。卡利古拉是恶的代表，他是男妓、作弊者、盗贼、古典文化的毁灭者、渴望统治全世界的妄想者、意淫自己的母亲、诅咒帝国瘟疫肆虐、饥馑、战败、狂想自己是神。他甚至期望全人类只有一个脑袋，然后将它砍下，这就是卡利古拉。他强迫儿子看见父亲惨遭酷刑、丈夫看见妻子受辱、并让他们违心地笑。
克劳狄尚未成年就登上了权力的顶峰，成为一代暴君。他戴上了王冠，却胆战心惊，躲藏在山洞中，人们将惊恐万状的他拉出来推上了宝座。他惶恐不安，虽然有了王冠，却不敢肯定能保得住性命。最后，他安心了。
他下令给字母表增加三个字母，看似白痴的他其实也精通学问。有人绞死一名元老，他说：“虽然我没有下令，但已然这样，那就这样吧。”他的妻子当着他的面淫乱，他却看着她问道：“这个女人是谁？”他似乎只是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影子，但这个影子却要将世界压垮。最后，到了他退场的时候了。他毒死了妻子，并丧命于自己的医生之手。临终，他呼喊：“我得救了！”
尼禄是有史以来最令人生厌的人。这个卑劣的人终日懒洋洋，寻欢作乐以消磨时日。他自命为诗人、歌唱家、马车夫，不是残酷施虐便是耽于淫乐；他还曾尝试改变性别，给太监当丈夫，同时又让自己成为奴隶的妻子，并站在自己的“妻子”和“丈夫”中间于罗马街头散步。他还有两个乐趣：一是看人们冲上前抢金币，二是看狮子撕咬人。出于懒散和无聊他弑父，出于好奇他纵火。
塔西陀为这四个暴君准备了绞架，他将他们统治的“果实”挂在了他们的胸前。他的著作《卡利古拉》已经失传，这类书籍的失传或者消失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阅读这些就已经是罪过。后来有人因为读另外一个版本的《卡利古拉》，被下令扔去喂野兽。这样的时代，不论上层还是下层，其残暴程度实属骇人听闻。
高卢人的暴虐反映了罗马人的残酷。高卢爆发暴乱，人们作恶的程度超过了你想象的极限，塔西陀目睹了种种惨绝人寰的暴行。他冷峻地记录了这段历史，让读者作出判断。塔西陀的笔力在诸位君王的肩上留下了烙印，那刺目的伤疤长存于历史的卷帙。尤维纳利斯笔力遒劲，他既抨击恺撒又痛贬人民，笔锋所向无所不包，冰雹突降、万箭齐发；而塔西陀却像烧红的烙铁，命中要害。
天才圣·约翰是一位贞洁的老人。人类无法摆脱爱情，但有少数人抵制了人类繁衍的规律。于是奇异的灵感就有可能降临到他们身上，全部的热情的精华都化作神秘的烟云和战栗，以幻觉的形式汇聚于他们的脑海。《启示录》是一部杰作，反映了作者身上这种伟大的贞洁。
年轻的约翰，温和而强壮，深爱着耶稣。《雅歌》与《启示录》都是贞洁的迸发，这种贞洁储之愈久、发之愈猛。《雅歌》是心灵深处飞出的一只鸽子，《启示录》是火山口喷射而出的巨龙。这两部诗歌在表现人的狂喜、情欲以及恐惧方面，都达到了顶峰。《雅歌》表现了狂喜汲干了爱情，而在《启示录》中确实惊恐汲干了爱情。
有人认为，在人类世界预言精神其实是正常的现象，并将其归结为常见现象。人们似乎没有注意《但以理篇》第七章的内容已经孕育了《启示录》的萌芽，正是传说将两位诗人连接起来：它让其中一位走过狮子沟，另一位下了油锅。
约翰的一生是美好的、令人艳羡的一生。约翰亲历了耶稣受难之后，自己也甘受苦难。苦难成就了他，精神的升华使他成为使徒与先知。作为主教，他编撰了《福音书》。在被放逐之后，他又完成了《启示录》。约翰头顶有奇异的羽翼在拍击，他是在雄鹰的授意下写成传世之作。《福音书》是在《创世纪》的混沌当中萌生，然后在《启示录》轰鸣雷声中宣告完成。
在最后的晚餐中，约翰将头倚在耶稣的胸前。他游离世界，热情地说着简陋的希腊语，其中混杂着希伯来和叙利亚的词汇，但却别具一种热情豪放而又粗犷的魅力。他来到耶路撒冷主教会议上，惊奇地听人们说：耶稣也是凡胎浊骨。当他面对人们的质询时，仅回答道：“你们彼此相爱吧！”
他死时已94岁。然而传说他并未死去，而是继续生活在帕特莫斯，居住在洞穴中。约翰作为历史的编撰者，不乏可与其比肩者。但作为先知，他是独一无二的。任何梦想都与他的梦想相距甚远，因为他在上帝无垠的疆域里已经走得很远，无人能及。他的预言来自永恒，他的眼中有耶稣的光影，他的诗狂放而深沉。
凡人不理解他，因而耻笑他。伏尔泰曾说：“《启示录》是一堆垃圾。”这又有什么关系！帕特莫斯的约翰是位具有卓越才华和高超见识的诗人，这位天才探知了上帝无垠的世界。所有其他诗人仅仅可以意会此种沟通，而在约翰的著作中却历历可辨，甚至触手可及。人们小心翼翼地将手放在了漆黑的门上，通过这扇门，人们走向上帝。当你阅读约翰的诗篇时，仿佛有人从背后推了你一把，那浩瀚无垠朦胧地出现，并深深地吸引你。
另一位天才是圣·保罗，他是早期基督教会的圣人。他既属于神、又属于人，他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他是窥见未来的人。
保罗生于法利赛人教派，少年时学过希伯来文，受过完备的犹太教育，还学过做帐篷的手艺。他曾潜心苦读，立志成为一名消灭异教徒的刽子手。然而，在一次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耶稣的启示如一道黎明的曙光从黑暗的云层中射出，他当即改变了宗教信仰，成了新的宗教最有力的支持者。从此，人类历史上有了一个可叹的故事“大马士革之路”。保罗转变的这一天是一个伟大的日子，人类历史将铭记这一天。保罗为真理打倒在地，重新站立时成为坚定的正义者。保罗的跌倒是转变的开始，这就是保罗的历史。
保罗被新的信仰推倒在地，上帝突然降临的启示使这位天才恍然大悟。当他重新站起来时，便举步向前，追随真理不曾停歇。他是兼容并蓄的领导者，他献身于教会。他以上帝的名义给各国写信。他对拉提亚人说：“哦，失去理智的拉提亚人！你们怎能继续被困在枷锁内？这里将不再有犹太人、希腊人或者奴隶，你们不必再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了。我向你宣布：这一切都无足轻重，你们彼此相爱吧！你们要变为新的受造物，上帝召唤你们成为自由人！”
保罗的书信的内容写得天真而深刻，讲究分寸却富有说服力。保罗提到天国时，仿佛他清楚地看到了他们。保罗和约翰一样，他们一半属于今世，一半属于永恒。他们的思想也似乎一半在人间，另一半在广袤的无垠之中。保罗对于死亡有较多了解，这使他对早期基督教教义有独特的个人见解。他的这种独特性使得他像一个传播异端邪说的人。
彼得说：“可以把保罗的意思解释为消极的思想。”实际上，保罗非常反对君主制，詹姆斯一世就通过刽子手焚烧了致罗马人的书信。保罗的若干著作被教会拒绝视为经典，但那恰恰是保罗作品中的精华。如果将保罗的《启示录》和约翰的《启示录》做一番比较会非常有趣。
也许让保罗感到欣慰的是：他仍然被教会认可为圣徒。然而保罗更加重视的是圣宠，那是来自上帝的灵感、是灵感的气息，也就是自由。保罗对圣宠的喜爱如同我们凡人对公正的渴望。由于智慧的光照使人的精神摆脱桎梏，真理的笼罩使人的心灵优美，这一点在保罗的身上充分体现。保罗的这些转变正是“大马士革之路”的价值。
从此之后，人若想有保罗的这种改变，谁就追随圣·保罗的道路。所有理解公正的人、所有希望治好“眼病”的人、所有拥有信仰的人、所有披荆斩棘的追求理想的人、所有正在为“善”服务并向往“真”的人，都会追随保罗走上这样的道路。他们在那里找到的光明将会改变事物的本质，因为光明总是与黑暗相对。光明在骤然照亮之后，就会逐渐进入到事物的内部转化为理性，但光明永远是光明。
伏尔泰如同圣·保罗一样走在“大马士革”之路上，这将是伟大天才永恒的必经之途。它也是各国人民要走的道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人生之路上总有困难的时刻，并会恰逢奇妙的机遇。保罗在跌倒之后，重新站起来时就有基督教这把灼灼发光的利剑作为武器，刺向传统的谬误。在两千年之后，法国被这同样耀眼的光芒照射，跌倒在地，但它也将重新站立，手持真理之剑：革命！
天才但丁在脑海中构思了黑暗的深渊，在那里肉眼所见全是暗夜，不尽的焦虑在无垠的境界中发出绵绵不绝的泣诉。但丁超越了人类，为鬼魂写下了史诗。他将全部的黑暗与光明交织在一起，化为惊世骇俗的螺旋式上升。
人们俯身窥视深渊，那是火山吗？人们似乎发现那隐约可见的火山便是地狱，那已不是人间景象，人们处于无名的深渊之中。在大灾大难中呻吟的不仅是坏人，而是整个的“恶”，所有可以想见的恶行都在地狱里痛苦万状。在抵达地狱的底层之后，但丁超越了它，从无垠的另一端重新飞升。随着这种升华，他把一切理想化，于是人的思想如同脱掉外衣一般抛开了肉体。
但丁在地狱中的向导从维吉尔变为贝阿特丽丝，而在天国但丁的真正向导是诗歌。随着史诗的展开，天堂、地狱和净界同样令人不可思议，人们无法理解，逐渐失去兴致。也许人的眼睛生来就承受不了如此耀眼的光芒，不能借助天使认识自己。
此外，当诗歌变得顺耳时，也就令人生厌了。让有情人终成眷属或者让灵魂进入天堂，这就是常人的思维轨迹。但是，悲剧却在此之外。何况，当你的脚步追不上但丁时，与他何关？他独自前行，如同雄狮般勇敢。
《神曲》是艺术的奇迹，但丁是了不起的预言家！这个狂人是智慧的哲人！但丁为孟德斯鸠树立了榜样，他在《法意》中的刑法分类效法了《神曲》对地狱的划分。但丁对教皇统治时期的罗马所做的贡献堪比尤维纳利斯对古代罗马的作用，不过但丁是比尤维纳利斯更为伟大的审判者。尤维纳利斯用皮鞭抽打君主的恶行，而但丁却用真理的火焰将其烧灼。尤维纳利斯谴责暴行，但丁却将他们打入地狱。这些伟大的天才一旦将炯炯目光射向那位活着的世人，这人必将倒霉！
天才拉伯雷是高卢的化身。古代希腊人的情趣和高卢式的滑稽，异曲同工。拉伯雷是亚里斯多芬的后继者，前者刻薄后者善良。如果是拉伯雷，他会为苏格拉底辩护。
在伟大天才的行列中，拉伯雷在时间上紧接着但丁。拉伯雷继承了古代戏剧的伟大传统，将古希腊的青铜人物变做活生生的人面。这巨人就在我们当中，从我们身边走过，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但丁是悲哀的，拉伯雷是热闹的，而伏尔泰是嘲讽的。
他们都冲出教会的束缚，反对教会。天才都有自己的独创，或者发现凡人之未见。拉伯雷的发现在人的腹部，人是有头脑的复杂动物，为完成俗世的使命，人身上有三个关键：大脑、心脏、腹部；这三部分就其中每一个的功能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大脑主宰人的思想，心脏关乎情爱，腹部可以传宗接代。一位王后眼见自己的孩子成为敌军的人质，走上城墙指着自己的腹部说：“这里还可以再生出孩子！”在巴黎动荡的年代，平民女子站在街垒中间，向敌军指着自己的腹部说：“你们在杀死自己的母亲。”然而，敌军却用枪弹射穿了她的腹部。
虽然人的腹部蕴藏着英雄精神，但在俗世的生活中腹部产生了罪恶与腐朽，在艺术中则产生了喜剧。人的胸中有心脏，但头脑为它指引方向；而腹部却只有勃起的男性生殖器，它是肉身的中心。它令我们满足，却又充满危险；它包含着食欲、欲望的满足和腐烂；从这里产生的忠诚和柔情终会消失，自私的欲望会代替它们。
人的五脏六腑都易于受制于大肠，它是人身上的蛇，它代表尝试、背叛与惩罚。它会让圣歌带上酒气，诗歌变成庸俗的吟唱。这是令人可悲的真相，是人体内的兽性使然。腹部是这兽性的发源地，它的规律就是堕落。
人类情感的最高一层是《雅歌》，最低级的是粗俗下流的笑话。对于人来说，腹部是可怕而沉重的皮囊。它随时破坏灵魂与肉体的和谐，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它是几乎所有罪恶的根源，是装有各种弊病的口袋。它以淫乐造就苏丹、以酒醉培养君王；它以金钱与女人做诱饵，怂恿暴君越过边界去追求贪欲的满足！欲望使智慧昏聩，享乐代替了意志。
酒神节一般的狂欢，是腹部最初带给人类的一丁点儿“高贵”。然而，随即狂欢变成了贪食，君王所到之地，贪食莫不紧随其后。人变成了酒囊饭袋，欲望淹没了正常的思维，被淹没了的良知无法控制酒醉的灵魂。至此，人类堕落的过程就算完成，连无耻都谈不上，只有空虚和愚昧。剩下的就仅仅是一副酒囊饭袋，空空如也：没有尊严，没有羞耻，没有荣誉，没有道德，甚至也没有灵魂；仅有野兽式的享乐和完全的卑劣。思想在欲望的餍足中日渐消沉，肉体消耗了人的精神。地球上充满灵性的人类，竟这样堕落了，人的腹部吞噬了人的精神和灵魂。
任何社会只要理想消退，就会难逃历史的窠臼，在虚假的繁荣下堕落消亡。甚至哲学家也会将这种物质主义变成“学说”，推动堕落的加速。这种将人变成兽类的过程，实在可悲。最显著的结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上层非常腐朽，法律、习俗和信仰都被视为粪土。
16世纪，社会现状就是这样。拉伯雷看到了事实，他发现整个世界都物欲横流。文明仅仅让人类社会成为一个庞然大物。亨利八世是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罗马是一名酒饭餍足的老妇人。他们健康还是病态？或者是肥胖症、水肿，这有待考证。拉伯雷是医生兼神父，他为教皇号脉，他感觉到了异样，然后无奈地摇摇头，哈哈大笑。在马丁·路德进行宗教改革的时候，拉伯雷无情地鞭挞了神父、主教和教皇。拉伯雷的笑声是人们奋力改变无果之后的自嘲和垂死挣扎。死神正坐在饭桌边，最后一滴酒正在和最后一口气碰杯。人类在大吃大喝中寿终正寝，大肠征服了人类，成为人间的国王。整个旧世界在狂欢，并因过度饮食而走向死亡！
拉伯雷是关于“吃”的埃斯库罗斯，他创造了庞大固埃、卡冈都亚等人物，非常壮观。狼吞虎咽的贪食者是无底洞，尽情吃喝，然后义无反顾地走向死亡。活着是一支曲子，而死亡就是它的副歌。
但丁笔下的宇宙浓缩成地狱，而拉伯雷将世界浓缩在了一只酒桶里。但丁地狱七层结构捆绑并抽紧这奇妙的酒桶，这桶里的面孔并非陌生：懒惰、骄傲、嫉妒、吝啬、愤怒、奢侈、贪食。你在教堂可以看到这位哈哈大笑者——拉伯雷，这七种罪过就是这位神父的主日课。拉伯雷是神父，所以他首先触动的是教会。拉伯雷为死于消化不良的教皇写了一幕闹剧，巨人庞大固埃的闹剧与朱庇特的快活同样宏伟壮观。君主的嘴和教会的嘴都在努力吃喝，拉伯雷的嘴在哈哈大笑。只要读过拉伯雷的作品，你就会发现这冷峻的对照：喜剧的面孔正凝视着神权的面具。
天才塞万提斯拥有史诗般的嘲讽。笔者在1827年在《＜克伦威尔＞序言》中指出：在中世纪与现代之间，在野蛮的封建时期之后，“有两位戏剧式的荷马，一是拉伯雷、二是塞万提斯”，他们似乎是被安排在那里作为结束的。
拉伯雷和塞万提斯都用“笑”来囊括种种丑恶现象，然而这并不是“温和”的表现手法。塞万提斯的嘲讽不同于拉伯雷的哈哈大笑，在他的作品中丝毫没有粗俗的痕迹。即使玩世不恭，也表现得十分含蓄，敏锐、尖刻却彬彬有礼，恰到好处，甚至在含蓄中捎带点自我贬损。塞万提斯的想象力出人意表，超越凡俗。
此外，塞万提斯凭借敏锐的直觉，看到了人的内心世界，他的作品为人类心灵绘制了一幅崭新的“全景式的图画”。由于哲思、喜剧、小说的糅合，因此有出人意表的情节在他的人物、故事和风格中不期而至。他在创作中进行了了不起的冒险，既要人物前后一致，也要让故事和思想围绕人物变化不已。他要使主题思想无休止地更新，并让随之而来的疾风劲吹，这就是伟大作品的创作规律。
塞万提斯是一位斗士，他的创作围绕社会问题，他有自己的独特观点。这类诗人是人类精神领域的斗士，他们在创作中学会战斗。尤维纳利斯在军中当过演说家，埃斯库罗斯来自萨拉米，塞万提斯与他们的经历类似。他们都曾经历过另外一种苦难，埃斯库罗斯和尤维纳利斯被流放，塞万提斯经历过牢狱。
塞万提斯作为诗人有三项主要才能：创造、发明和想象力。通过创造力产生典型人物，使思想变得有血有肉；通过发明，情欲与事件碰撞，人物面对命运迸发火花，由此产生戏剧情节。想象力如同太阳，使画面有了明暗对比与立体感，充满活力。观察力是可以获得的，与其说是一种才能，不如说是一种素质。如果没有深入观察吝啬鬼，莫里哀就不会创造出阿巴公。
在塞万提斯的作品中有一位崭新角色，他在拉伯雷的作品中仅有一点雏形。那毅然决然出现在塞万提斯的笔下的正是：情理。在巴汝奇身上可以看到些许痕迹，而在桑丘·潘沙身上就大放异彩了，他甚至可以宣布：“我就是骑在驴背上的神。”先有智慧再有理智，这是人类精神发展的独特历史。有什么比宗教更具智慧？又有什么比它们更加缺乏理智呢？在荷马和约伯的作品中已经拥有智慧，而理智则是在伏尔泰的作品中才出现的。情理不能等同于智慧，也不等于理智，而是兼而有之，外加一点自私心理。
塞万提斯让情理驾驭无知，同时让英雄骑着瘦弱疲惫的马，这种嘲讽寓意深刻。这是人类相互交叉的两个侧面，他将二者都加以夸张丑化，对崇高和滑稽都毫不留情。在骑马的英雄之后，他又安排了一个骑驴子的人物，似乎暗示“热情”投入战斗，“嘲讽”随即而来。堂吉诃德的丰功伟绩都由很熟悉风车的驴子来评判，塞万提斯的发明是无懈可击的，在典型人物和充当配角的动物之间，已达到“天衣无缝”的境界。
塞万提斯和但丁一样有着不变的理想。今日之杰作，明日仍然可称之为杰作。在塞万提斯这里理想被当作不可实现的事情，并加以嘲讽，这就是他的缺点。然而这只是表象，仔细阅读你就会发现，这微笑当中带着泪花。实际上，塞万提斯是站在堂吉诃德一边的，正如莫里哀支持阿尔塞斯特。
阅读需要用心，尤其是16世纪的书籍。在那个时代思想自由面临种种威胁，因此几乎所有那个时代的书都需要认真解读其中隐藏的秘密，然而揭开秘密的钥匙却常常丢失。拉伯雷运用潜台词、塞万提斯依赖旁白、马基雅维利有双层甚至三层的夹层，他们在各自的创作中掩饰自己的真实态度。
然而无论如何，情理是塞万提斯创作的重大突破。情理虽然算不上德行，但它是人类自身利益的眼睛。暴君和君主制度是不讲情理的，他们制造种种灾难，弄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与他们相比，“情理”的出现是了不起的，他向人类大声疾呼：小心不要失去你的生命！
天才莎士比亚是怎样的人物？他就是整个大地。如果卢克莱修是大气层，那么莎士比亚就是地球。大气层里什么都有，而地球上有人类。卢克莱修是活着，而莎士比亚是生存。因此，在卢克莱修的作品中有许多晦暗不明的地方。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有那么生动的情节和人物，他不受空间限制。
人的一生是处于诞生与死亡之间的谜语般的插曲中的，生命往返于其中，从睁开双眼到闭目归去一直如此。人的一生就是秘密，莎士比亚观察、研究它。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百鸟在歌唱，灌木在抽叶，人们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云在飘，天气变化，晨钟暮鼓，朝发夕至，森林窃窃私语，人们促膝交谈。广阔而永恒的梦轻轻飘浮，千变万化的事物、各种行动与思想、人与人类、活着的人及其生活、大小城镇、钻石珍珠、粪土垃圾、熙来攘往的人群、人来去留下的足迹……一切都在他的心中。这位天才就是大地，死者即是从他那里走出来。
莎士比亚是但丁的兄弟，他们互相补充。但丁体现了完全的超自然主义，莎士比亚展现了全部的大自然。他们迥然不同，但在广阔无垠之中他们却同属一类，实质上相通。但丁的作品中也有活着的人，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不乏鬼魂。死人的头骨从但丁的手中转到莎士比亚手上，乌戈林啃咬它，哈姆雷特则向他提问。莎士比亚笔下的世界，也像但丁“七层”地狱闪耀着遐想的光芒。
莎士比亚像但丁一样让你看到日暮时分的地平线，他们都有可能是梦想朝着现实洞开的窗口。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充斥着现实的描述，到处都是活生生的血与肉；莎士比亚的作品有激情、本能、真诚的呐喊和正义的声音，有熙来攘往的整个人群。他的诗歌既是他自己，也是大千世界中的每一个人。
莎士比亚还有荷马，他们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天才，他们总结各个阶段，并实现革命。他们在人类所有重大危机的时刻出现，荷马标志着亚洲的终结和欧洲的发端，莎士比亚标志着中世纪的终结。拉伯雷和塞万提斯由于他们仅限于冷嘲热讽，就只反映了事物的一面，而莎士比亚却代表了整个时代的精神。
莎士比亚与荷马关上了野蛮时期的最前面的两扇门：古代时期和哥特时期的门。这就是他们的使命，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人类第三次“危机”是法国大革命，这是处于野蛮时期和君权时期之后的第三扇门，它在渐渐关闭。19世纪从这门的铰链吱呀的声响中，听到了即将关闭的命运。对于诗歌、戏剧和艺术而言，这便是“当代”，它既独立于莎士比亚，也不同于荷马。
以上诸位天才就是人类精神领域不朽的巨人所走过的历程。这些天才的头上戴着各样的桂冠，也包括耶稣的荆冠。他们中的每一位都代表了人类精神可能达到的高度总和，这些人难分伯仲，无论先后。荷马、埃斯库罗斯、约伯、以赛亚、但丁和莎士比亚，也许这几位代表着文学领域中的“峰中之峰”。
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特别代表着戏剧。埃斯库罗斯是无与伦比的天才，足以在人类历史中起标志性的作用。他似乎不属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倒更像是荷马的前辈。他的九十部戏剧已失传，仅剩下七部颂歌。他似乎完全浸没在人类记忆的黑夜，仅可见的部分就已经让人叹为观止，对未见部分更生出无比的渴慕。
这些天才高坐在人类思想王国的宝座上。然而还有一些作品是人类集体的智慧结晶，如《吠陀本集》、《罗摩衍那》、《尼伯龙根之歌》、《西班牙民歌总集》。这些作品被认为是神圣的，特别是印度诗歌被认为是狂想的产物。这些诗歌笼罩着传奇式的恐怖，无形的手曾在字里行间添枝加叶，这些诗里有许多不解之谜。印度人认为神灵曾降临，代表智慧的大象也曾参与创作，因此这些作品充满神秘的亚洲色彩。他们在遥远的天际肃立，犹如喜马拉雅山的巍峨壮丽。
这些堪称亚洲《圣经》的作品，比我们的《圣经》更加难懂。它抗拒协调统一，各种宗教和教派在诗中难以调和，这些带着烙印的诗句互相交织、又互相排斥。似乎可以看到一个智慧的民族在漫漫的历史长夜中曾精心记载人们互相斗争所留下的神秘印记，这些诗歌是诸世纪中已逝去的人垒成的金字塔。
《尼伯龙根之歌》是一座与此比肩而立的金字塔。它是过去历代人们集体的遗言，是各民族在历史的身躯上镌刻的斑纹。《西班牙民歌总集》，是数位佚名的“荷马”撰写的另一部《伊利昂纪》。它在英雄精神后开启了骑士精神，任何一个东方或者希腊的人物形象都未曾超过《总集》中的人物形象。父亲献出自己的七个儿子，将他们一个个从心中“捧”出，这就是伟大之所在。在这样崇高的行动面前，读者犹如沐浴在阳光雨露之中。
这些出自无名氏之手的作品被认为达到了人类艺术之巅，人们喜爱它们的程度超过了那些名垂青史的作品。然而，就作品的艺术之美而论，《罗摩衍那》感动我们的程度不及莎士比亚，因为独特的自我比一个民族的“自我”更广阔、更深沉。
这些包罗万象的作品，特别是印度的诗歌，从它们无拘束的风格中产生了无以名之的超自然形态。它们包含着多重“自我”，是出人意表的伟大作品，在艺术的天际塑造了巨龙的身影。
在这些无名氏的作品中，是由个人来代表民族的。它们赋予各民族和诸世纪以人的面貌，它们在艺术中体现了希腊、阿拉伯、异教的罗马、基督教时期的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英国。
德国是西方的“印度”。不管德国如何推崇歌德的冷漠，千万别相信它是不重视个性的。它是最雍容大度的民族之一，是人们热爱的广阔大地，日耳曼人的母亲。德国既包含了一切，又拥有了一切。它有自己的奥林帕斯山，德国人的天性深沉细腻，与欧洲人和而不同。也许德国最崇高的精神只能通过音乐表现，正因为音乐不甚“精确”，反而成为一种优点，与德国的精神一拍即合。
音乐是德国人的语言。歌唱对于德国，犹如呼吸对于生命。德国人与其他国家的人沟通就是通过和声来体现，渗透人类灵魂的各种思想，正是通过音乐流出德国。像舒伯特《魔王》那样的艺术作品，已成为德国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在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是音乐家，这美妙家族的家长是贝多芬。贝多芬是德国的灵魂。
伟大的史前天才是荷马，伟大的希腊人是埃斯库罗斯，伟大的希伯来人是以赛亚，伟大的罗马人是尤维纳利斯，伟大的意大利人是但丁，伟大的英国人是莎士比亚，伟大的德国人是贝多芬。
用传统的审美去评价以上诸位天才的作品，有人责怪荷马的《伊利昂纪》充满了大屠杀，责怪埃斯库罗斯的怪诞，约伯、以赛亚、以西结、圣·保罗用了太多的双关语，拉伯雷放荡淫乱，塞万提斯“笑里藏刀”，莎士比亚过分精细，卢克莱修、尤维纳利斯、塔西陀“晦涩”，圣约翰和但丁阴森可怖。
然而这类责难并不适用于其他一些才智出众的人，如伊索、柏拉图、维吉尔、拉封丹、博马舍和伏尔泰等，他们缺少什么？缺少的正是天才不为人接受的部分，那就是天才对未知和无垠的触摸。
假如让高乃依拥有天才不为人理解的部分，他就可以与埃斯库罗斯比肩；假如莫里哀拥有某些部分，他就与莎士比亚不相上下。由于要遵守“规则”，对原来的悲剧大加砍伐，这是高乃依的不幸；由于清教徒的顾虑，在作品中摒弃大自然，这是弥尔顿的不幸；由于怕损害文风而不敢多写《唐璜》中的穷人，这是莫里哀的不足。他们为了不“授人以柄”，而追求消极的完美。
请抛开对天才的责难，你将发现一个深沉、富于想象力且气度恢宏的世界。他们处于人类思想和诗歌的最高层次，未来人类的进步有需要时，创造一切的造物主会在他们的名字后面继续补充天才的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