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康熙的最后两次南巡
康熙于四十四年(1705年)二月初九至闰四月二十八日进行第五次南巡。这次是为了亲自检查中河南口改建工程,准备善后之规,其他“有应加修防者,亦随宜指示,以图经久”;除此之外,上一次南巡正赶上山东灾害严重,经两年大力赈济,不知“民间生聚果否殷阜”,也需要看看。三月初八日,康熙阅视杨家庄新开中河闸口及附近堤岸、民居。回到行宫,他写了两首诗。其第二首写道:“春雨初开弄柳丝,渔舟唱晚寸阴移。庙堂时注淮黄事,今日安澜天下知。”高兴之情,跃然纸上。
康熙以实事求是态度对待河工,认为河工虽然已告成,“善后方略更为紧要”,特别要注意如何防止清口一带黄水倒灌问题。由于河工很难解决的问题是黄河水不倒灌,所以河臣往往回避此事,即使倒灌,也不敢完全承认。康熙认为黄水暴涨暴落,不可避免会发生倒灌,不能因此说治河失败,而应防患于未然,积极主动采取对策。他对张鹏翮说:“朕今亲临阅视,修建天妃闸甚当。倘黄水涨至五六尺,清水不涨,势弱不敌黄,黄水必然倒灌,亦必致之理,岂可因此即谓治河失策乎?若遇倒灌,即将天妃闸暂下板,蓄清水全力敌黄。不过数日,黄水即退。遇粮船过时,即起板开放,若黄水不灌,不必下板。”除此之外,他针对应修挑水坝、帮修卑薄堤坝等问题提出了建议,目的也是为了“蓄清敌黄”。他见高家堰石堤还没有最终完成,便批评张鹏翮说:“尔等惟见清口之水流出即,不思防御,倘高家堰六坝之水泛溢,则清水力弱,而黄水必复致倒灌矣。高家堰所关紧要,宜谨识之,毋忽。”可以看出康熙第五次南巡时仍强调实事求是防治水患,这对于巩固治水的成果非常重要。
张鹏翮与两江总督阿山、漕运总督桑额,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视察洪泽湖西岸泗洲溜淮套一带地形与水情,为免洪泽湖水侵入泗洲、盱眙,提出在溜淮套一带另开河道,直接到达张福口,以分淮水之势,避免洪泽湖水异涨,确保高家堰之堤无险。但此项工程巨大,张鹏翮不敢独自做主,遂上疏康熙,恳请皇上躬临阅视。这时康熙年岁已高,不想亲自去,但是因大臣们再三要求,遂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正月二十二日至五月二十日进行第六次南巡。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在清口上岸,在溜淮套一带查看地势和水情。他发现溜淮套地势甚高,即使挖成也不能直过清口,无助于泄出高家堰之涨水,而且挖开这条河要占去大量民田,毁坏坟冢。于是康熙立即对此建议加以否决,并对阿山、张鹏翮等大加斥责,命此河断不可开,同时命疏浚洪泽湖各口,加强排水,挑蒋家坝、天然坝一带旧河,以通粮船。二月二十二日,康熙把当地各官召在岸边跪成一排,指责张鹏翮身为河督,唯以虚文为事。张鹏翮害怕至极,于二十七日具疏请罪,康熙命将张鹏翮及联合请开溜淮套的督抚俱严加议处。康熙积累了一些治河的经验,认为治河之道“不可执一”。他说:“朕自甲子年(康熙二十三年即1684年)至今六次南巡,详观河形,一年异于一年。”这次南巡他担心的不是以前的黄水倒灌,而是“清水敌黄有余”。因而主张:“使淮水稍泄其流,乘水未长时预为绸缪,将来水虽大涨,必不致于危险”。他还强调:“应将大墩分水处西岸草坝再加宽大,使清水多出黄河一分,少入运河一分,则运河东堤不致受险;又于蒋家坝开河建闸,由人字河、芒稻河引水下江,由下河及庙湾等处入海,不惟洪泽湖之水可以宣泄,而盱眙、泗州积水田地,也可逐渐排出。水小,则下板蓄水敌黄;水大,则启板泄水,且便于商民舟楫往来。其祥符闸,口门甚窄,趁此黄水水位不是很高时,委干员将归仁、安仁、利仁三闸改宽泄水,则徐州一带民田可无淹没之虞矣。”把这些安排好了,他才回到北京。五月二十五日,康熙结束南巡回京后,立即革去阿山的尚书职务,并削掉张鹏翮太子太保之衔。
康熙治水比靳辅又有所进步。在治水理论上,他反对人顺水性之说,而坚持让水顺人意。在实践上,他果断关闭高家堰的唐埂六坝,以蓄清敌黄,解决积沙淤塞清口、黄水倒灌问题。在思想上,他为人民着想,终不开减水坝,以免淹没人民田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第三次南巡的各项部署,是其治河方案的全面体现;后三次南巡,对这一方案进行了检查和补充。实践中,根据时宜,大胆创新,百折不挠,终于获得巨大成功。
康熙南巡六次,从背景、主要活动和所采取措施来看,都是为了进一步促进生产和巩固政权。据《淮安府志》记载:康熙南巡治河见成效后,黄河20年间无大水患,解决了土地被淹问题,耕地大量增加,加上清政府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使社会生产很快发展起来。社会安定,归根到底是人心的稳定。因此康熙在南巡中也采取了许多赈济灾民、蠲免赋税的措施,来安抚百姓,稳定社会秩序。康熙南巡所经东南沿海各省,特别是山东、江苏、浙江,一直是经济文化兴盛之地,文人荟萃,士绅集中,传统的道德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人们眷恋故明王朝,以明为正统的思想一直比较强烈。直到康熙四十七年,浙江大岗山还出现过以“反清复明”为口号的农民起义,因此在江南地区有必要实行笼络汉族绅商士子的政策。所以康熙南巡时,不辞劳苦,屡谒明陵,拜祭孔子,进一步笼络汉族绅商,以赢得汉族地主及知识分子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