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修订明史

康熙年间，清廷开始组织纂修《明史》。

清朝定鼎北京的第二年便开始了编纂《明史》一事。清廷统治者任命了一些汉族知识分子主持此事，但那群人中有不少曾在明朝为官，现在又入仕清朝，对修《明史》他们不仅感到汗颜，而且担心《明史》修成会暴露出他们的种种劣迹。加上战乱频多，胜负难料，资料散在各地，一时无法收集齐全，所以完全没有什么进展。散居民间的有气节的汉族士大夫，有的不甘心清王朝取代明王朝的地位，为抗清排满而积极奔走，他们当然不愿意去做修《明史》之事。当清王朝已基本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之时，这些人见复明无望，为表达对故国的怀念，许多人开始埋头著述明史，以此来抒发对新王朝的不满。这是清初军事对抗结束后，最令清统治者头痛的问题。毕竟，纂修《明史》不仅能激发汉族士大夫们的民族情感，甚至有可能使已渐趋沉寂的思念故明之情和反清情绪重新抬头。康熙初年，四辅臣当政时发生的庄氏《明史》案正是对那些敢于借著书来诽谤新朝者的惩戒。

禁止私人修史的历史，可一直追溯到唐朝。也是从唐朝开始便形成了新兴王朝为前朝修史，由政府组织人员、设置史馆来进行的传统。顺治二年（1645年）下令编修明史即是此传统的继续，当然也是清政府希望以官修代替和禁止私修的重要举措。但是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汉族知识分子并没有被“文字狱”吓倒。就在康熙帝亲政前后的十余年间，大儒王夫之写成了《永历实录》、黄宗羲编著了《永历纪年》、张岱有《石匮书后集》，甚至牵连到《明史》案中的查继佐，仍不怕清廷的文网威胁，写成了数百万言的《罪惟录》。这些书都是关于明代历史的重要著作。许多人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搜集资料、考证史事，希望能写出一部流传后世的《明史》。他们抛弃一切杂念，决不仕清，不为利禄所动，不为生死所迫，专心著述，“穷年累月，不休”。然而，由于缺乏足够的财力支持，资料难以搜集，一己之力也难以应付繁重的工作，他们要达到目的是极为艰难的。

早在康熙四年（1665年），山东道御史顾如华上疏给康熙帝，向他提出修明史的建议，指出大量搜集资料很重要，但最关键的还是应选择博学之士，共同纂修编辑，“然后把修成的结果上交给满汉总裁，由他们决定书的内容的取舍保留与否，最终完成全书的纂修，并呈交给皇上御览，使它成为一代信史”，留传后世而不朽。修《明史》是清王朝立志完成的任务，而汉族士大夫又极为关注，把它当做怀念亡明的寄托；而这些汉族名士既不能以高官厚禄去诱惑，何不拿他们一直耿耿于怀的修《明史》一事来做契机，让这些名播天下的大儒出来为皇上效劳？这样既可以显示出清王朝的“德意”和皇上的宽大心胸，同时也提供了汉族知识分子走上与政府合作的一条途径。康熙帝后来采纳了此建议。他下令开“博学鸿词”科，并将所有取中之人全部任为史官，并亲自关注《明史》的纂修工作。与此同时，在修纂总裁官徐元文的推荐下，康熙帝又特旨召用著名学者李清、黄宗羲、黄虞稷及姜宸英等人。尽管黄宗羲以自己年老体衰以及老母在堂为由拒绝与清廷合作，但康熙帝也不怪罪他，还令地方官派人到他家中将他有关《明史》的著作抄录下来，以示对他的尊重。康熙帝这一政策在召用万斯同、刘献廷等人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万斯同是浙江宁波人，自幼博闻强记，后拜黄宗羲为师，“博通诸史，尤熟明代掌故”。此前一年，他被举荐参加博学鸿词科，但他坚守名节，严词拒绝。总裁徐元文也知道很难请动他。于是就请他的侄子万言去请他参与《明史》的纂修一事。万斯同尽管对康熙修《明史》的诚意如何不得而知，但他被写出传世《明史》的强烈愿望所支配，在得到老师的同意后，他与侄子一块儿来到北京。对万斯同的到来，徐元文真是喜出望外，立即请康熙帝授给他翰林院纂修官，但万斯同竟严辞拒绝，表示不入史馆，不受官衔，不要俸禄，只以布衣身份参与修史工作。此后他住在徐元文家中，《明史》草稿和史事分歧都由他审校裁定，他已成为《明史》事实上的总裁官。十余年后，徐元文罢官，继任总裁王鸿绪、陈廷敬仍旧请他于家中审定史稿。最后万斯同死于王鸿绪家中。誓死不与清朝合作的黄宗羲在送这个“布衣万某”的弟子北上时，告诫他“太平有道莫轻题”，万斯同严尊师教，直到他去世都保持着布衣百姓的身份。就在万斯同到北京后一年，黄宗羲也没能拒绝徐元文和另一总裁叶方蔼的邀请，他派自己的儿子黄百家北上参与修史。至此，可以说，康熙帝通过开馆修《明史》，起到了笼络人才、收服人心的目的。就在这期间，刘献廷也被万斯同邀请来参与纂修《明史》。他也是当时名满天下的大学者，与王夫之、顾培等为师友，交往密切。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康熙帝下令修《大清一统志》，刘献廷和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黄仪也都到总裁徐乾学府下参与其事。这些人虽然始终保持着明朝遗民身份，但事实上在他们的内心里已发生重大变化。

康熙帝的宽大与安抚政策确实使汉族士大夫及在野的遗民感触颇深。大儒顾炎武曾在全国范围内联络抗清，九死一生。他虽然坚决拒绝与清朝合作，但晚年在给在朝为高官的外甥徐乾学等的信中，不止一次地表达了他对朝政的关注。黄宗羲不仅让儿子入史馆修史，还在自己的著述中多次赞誉康熙帝为“圣天子”，希望“同学之士，共起讲堂，以赞右文之治”。在《明史》开馆后的十数年间，尽管康熙帝不可能借此将满汉矛盾完全化解，但自清朝开国以来严重的反抗已经销声匿迹了，即使是思想对立也极大地缓和下来。一些入仕为官者为康熙帝的礼遇所感动，不仅尽心尽力地为天下大治出谋划策，而且还对康熙帝的个人品格与治国功绩盛赞倍至、歌功颂德了。

《钦定明史》 清 徐乾学、万斯同等撰

其实，康熙帝确实并不是真的想用选入的博学鸿词者修《明史》，他的主要目的在于缓解民族矛盾。这些人在修明史中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对康熙帝及清王朝来说，这些人只要肯合作，他们便取得了胜利。至于做什么，这不是他们所关心的。更何况其中一些人虽满腹经纶，却并没有修史的才能。所以他才同意徐元文、叶方霭、王鸿绪等任总裁者以私人名义请那些名士修史。当然对于修《明史》，康熙并不是一点作用也没起。由于他想利用修《明史》的机会，把散布于民间的大量稗官野史和私人著作统统收缴上来，把那些不利于王朝统治、煽动民族对立情绪的书籍全部清理一番，因此，《明史》开馆后，康熙帝多次下令，对进呈书籍者给以奖励，并指令地方官员在地方访买求购。大量的图书资料源源不断地流入京城，客观上为修明史奠定了基础。

此外，康熙帝修《明史》并非仅出于笼络人心的考虑，也不仅专注于对私修史书的清理，他对修出一部好的《明史》也确实表现出了相当的热情。当时初召入史馆的各位史官和延揽的史才，心中都存有顾虑：在修纂过程中若是触犯清王朝的忌讳，恐怕会惹来杀身之祸。为此当时总裁叶方霭就曾含蓄地向康熙帝提出，为防止材料相左，意见不一的情况，还是请皇帝下指示，“时沛纶音，一加申诫”，以消除“偏畸之见”。康熙帝对此表示理解，因此，在重开史馆之后，康熙帝便接二连三发布上谕说：明朝“时代既近，则瞻徇易生，作史昭垂永久，关系甚大，务宜从公论断”。又指出修史一定要依据事实，持论公允，“不应胶执私见，为一偏之论”。“元人讥宋，明复讥元，朕并不似前人，辄讥亡国也，惟从公论耳”。康熙帝的上谕使众人思想上的压力减轻了许多。《明史》初稿大致在康熙末年才完成，后来雍正、乾隆帝时期又做了一些修改，除了对满族兴起等一些史实做了改动外，在作为正史的二十四史中，仍然称得上是上乘之作，这是康熙帝在文化上的一大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