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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节成风 人民的满意度到底如何？
如今，大大小小的文化节不计其数，仅以国际和全国命名的就有近百个。今年11月有刚刚诞生的鄱阳湖国际生态文化节，而10月举办的上海国际艺术节和北京国际音乐节已经在京沪两地坚持了十几年，几十万、上百万观众在此大饱眼福，一批又一批国内外优秀节目登上舞台。可是，这样的景象并不代表所有的文化节，作为20多年来盛行在各地的一种文化活动形式，文化节有的闻名世界，有的扎根民间，但也有不少只是勉强维持，还有的虎头蛇尾，难以为继，更有一些早就烟消云散。
办节为什么成风
文化节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山东潍坊国际风筝节、河北吴桥国际杂技节、辽宁大连服装节等至今已经持续了20多年，而90年代诞生的国际民间艺术节、金鸡百花电影节、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国际电影节、吉林长春国际电影节、湖北武汉国际杂技节、广西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等也延续了许多届。
我国各地的文化节，大大小小，名目繁多，艺术、服装、风筝、啤酒、豆腐、旅游，几乎无所不包，有的以技艺，有的以特产，有的以风景，有的以历史，有的则以名人为主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似乎本地只要有个出名的东西，无不冠以节的称呼。
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赵季平说，多年来，各个地方最不缺的就是文化节，以致形成了一股办节之风。但是这些文化节是否都是社会的需要？办了这么多年有没有成效？人民的满意度到底如何？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究竟有多少？往后该怎样继续？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回头总结的时候了。
文化节最早出现时有个时髦的说法，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本身的地位日益重要，于是，文化搭台、文化唱戏，纯粹展示文化，又成为一些文化节的主旨。其实，时至今日，文化节还是多元的。有些文化节由政府或企业出资，目的就是打造文化名片，显示中外艺术精品，为市民提供精神食粮，公益性占重要位置，不大追求经济效益；有的重在评奖，文化节的实质是在举办比赛，只是换了一种说法；有些是想借此提高知名度，推广旅游项目，引来中外游客；有的仍以经济合同的签定为期待，招商引资，投入之后更注重最终的产出数量；有的就是借机邀请领导和名流，举办晚会，过过镜头瘾；还有的纯粹是盲目跟从办节风，互相攀比，效仿别人。近些年，许多地方争夺名人故里甚至墓葬地、抢占名人籍贯和名产品的归属权，也与办节有着因果关系。
既然多如牛毛，参差不齐就在所难免。最好的文化节是那种既能得到政府和企业的支持，又有可观的票房或旅游收益，既可以请来世界一流的文化演出，又不忘儿童、学生等普及推广性的公益项目。最差的大概是那种事前没有严谨的规划和预算，事后又入不敷出，不但没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且大众的参与度很低，还引来财政拮据、怨声载道。
如果我们对各地的文化节来个梳理，不难发现，事实是，更多的文化节是“王小二过年”—一届不如一届。节目日渐平庸，观众热情日益减弱，开幕闭幕式渐趋雷同，这种虎头蛇尾的现象在文化节中越来越多。
成功关键在哪里
在许多文化节走下坡路的时候，也有一些文化节仍然持续保持着自己初始的旺盛景象。这些文化节的成功在于主旨鲜明，独一无二。
在第十三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闭幕式上，叶小纲的歌剧新作《咏 · 别》登上了舞台，随后，这部歌剧立即被欧洲的一家著名歌剧院买走演出权。可以说，推出优秀作品，推出中国作曲家的原创，是北京国际音乐节坚持13年的主旨，正因为其主旨始终如一，所以得到了中国建设银行等中外赞助商常年支持，也聚集了一批稳定的观众。
在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我们听到的中国作品首演有郭文景的歌剧《夜宴》、《狂人日记》和《诗人李白》，陈其钢的《五行》和《蝶恋花》，叶小纲的交响序曲《潮》、《西藏之光》、《长城交响曲》以及温德清的《赌命》等。而外国杰作的中国首演则不胜枚举，如华沙国家大剧院的威尔第歌剧《纳布科》，现代作曲家阿尔班 · 贝尔格的歌剧《璐璐》，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姆钦克斯县的麦克白夫人》和《鼻子》。其中最盛大的中国首演当属马勒《第八（千人）交响曲》和理查德 · 瓦格纳的四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前者开创了中国舞台单场音乐会演员人数最多的新纪录，后者填补了中外戏剧交流史上的空白。
北京国际音乐节多年来还不断委约新作，美国作曲家菲利普 · 格拉斯创作的《大提琴协奏曲》，波兰作曲家克里斯托夫 · 潘德列茨基创作的《第八交响曲》，谭盾改编的《马可 · 波罗的四条神秘之路》，当代韩国女作曲家陈银淑创作的管弦乐曲《罗卡娜》等，都使北京国际音乐节在中国舞台拥有了无可替代的位置。同时，北京国际音乐节坚持兴办公益节目，儿童音乐会、导赏音乐会、学生音乐会和各类普及讲座等，也为自己培育了大量观众，扩大了受众群。
让中国观众欣赏世界最优秀的艺术家和作品，让外国观众接触中国最优秀的原创和音乐家，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化平台，为北京国际音乐节铺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上海国际艺术节能够坚持下来，而且成为一个国际品牌，因为其主旨就是为上海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引进优秀艺术作品，让上海成为世界文化的展示窗口。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万多艺术家、400多个中外艺术团体造访艺术节，国内外一流的芭蕾、交响乐、歌剧、舞蹈、话剧、戏曲、杂技作品聚焦艺术节，明星大师和世界名团在艺术节交相辉映。
与北京国际音乐节异曲同工，12年来，上海国际艺术节也举办了1500项普及性活动，从中外艺术家进社区到明星、市民同台“天天演”；从市民才艺大赛到“长三角”地区民歌邀请赛，吸引了1800多万观众参与。艺术节还举办了100多场论坛，来自世界各国的文化名流登台演讲，向市民述说自己独特的文化体味。
除了让外国文化走进来，上海国际艺术节也用演出交易会的方式推动民族文化走出去。如今已经有60多个国家160多个城市和地区的1000多家中外著名艺术节、演出经纪机构、演出团体参加了交易会，每届都有上百个节目在这个平台达成合作意向，云南、四川等地的文化从这里走向世界。
千万别当作调演
一些专家建议，各地应该对各类文化节做一次调整，办不下去的不妨停止，没有起色的可以转型，别不死不活地在那里硬撑着。
其实，无论为了旅游，为了票房，还是专为了比赛，为了展示文化，文化节要想坚持下去，首先需要依据自己的情形确定发展思路，并据此建立一种运营机制。
现在的很多艺术节，实质就是将节目集中展演。北京国际音乐节总监余隆不认同这种做法。他说，文化节不同于调演或汇演，不能图一时之热闹，更非将演出堆在一起，这里应该是积累文化的所在，必须从长久利益考虑其内容。以北京国际音乐节为例，作为一个与国际舞台对接的平台，中国人可以从中了解世界文化，世界也可以在此看到中国新的艺术创作，所以，逐步提升城市的文化素质，扩大艺术家的眼界，拓展中国艺术品的国际市场，才是最终目的。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张同道认为，如今国产电影真正有票房的就那么几部，还有一些，虽有商业利益却缺少文化价值，而有文化的又没有多少市场效应，因此，观众选择的机会不多。另外，现在的电影节老是几个专家在那里主导，人情又总在其中起作用，导致大众的参与热情逐年衰退。这些都让以评选为主要目的的电影节日益萎缩。电影节想要持续发展，恐怕不能不重新调整思路，否则路会越走越窄，最后陷于非常难堪的境地。
在各类文化节中，杂技节似乎更在乎外国的节目来华参赛。中国杂技家协会副主席宁根福认为，摩纳哥、意大利、法国、俄罗斯的国际杂技比赛被世界所认同，延续至今有其成功的运作机制，关键在于这里也是国际杂技的演出交易市场，每届比赛时所有的演出商都会聚集一堂，签订各种商业合同。有了未来的商业利益或者叫饭碗，自然就能吸引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我国的国际杂技比赛水平很高，但商业利益不明显，对国际演出商至今没有形成吸引力，这也为比赛本身带来潜在的危机。如果获奖也就罢了，但没得奖的是多数，仅仅负责食宿和演出费，短时期还能维持，长期就比较难。想让艺术家和艺术团体来参加，不能不考虑人家的切实利益。
文化节究竟可以持续多久，大戏能唱到几时，已经到了必须认真思考的时候了！
（原载2010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
要点回顾
▲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简称“上海国际艺术节”），是国家级的综合性国际艺术节，是我国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对外开放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参照国际上的成功经验，主动打造的一座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
▲ 上海国际艺术节在没有政府拨款的状况下起步，从一开始就为我国文化节庆活动探索了新的办节思路，即：将艺术节本身作为一项带有文化产业性质的无形资产加以开发，主要实行市场化运作，达到“以节养节”的目标，并逐渐实现品牌化，构建内在的发展动力。
▲ 上海被确定为这个艺术节的举办地，具有历史、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尤其是城市中的一批文化硬件设施建成后，更需要包括艺术节在内的文化软件建设与之相匹配，以适应时代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