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呼应时代的艺术节

上海国际艺术节诞生时，无论是文化部还是上海市都不可能拿出相应的办节资金来，而需要由艺术节自己来筹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为什么还要决定创办这个国家级的综合性国际艺术节，并将举办地确定在上海，且要年年举办？

这需要我们将目光投向世纪交替的时代背景。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开启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世纪之交、千年更替之际，这一波澜壮阔、不可逆转的时代进程已展开了20多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的对外开放也在进一步提速。一方面，开放的概念已从早期的经济、技术等领域拓展到更广的范畴，几乎形成了全方位的格局；另一方面，中国开始更加深层次、更加主动地参与到各类国际性事务中。更广范畴、更深层次、更加主动地开放，必然包含着文化上的概念。开放的含义不仅是指经济上的，同样应该有文化方面的内容，文化方面的内容，便代表了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对于“开放”建立起的一种更开阔、更深邃、更全面、更前瞻的视角。

在世纪交接、千年更替之际，我国相继发生的几个重大事件，都为中国对外开放水平在质的提升上作出了最好的注解：

——2001年夏，北京在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上成功获得2008年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

——2001年冬，中国结束漫长的“入世”谈判，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2002年冬，国际展览局会议投票决定2010年世界博览会在中国上海举办。

这三个必然会在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重大事件，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件事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之外（也有文化贸易方面的内容），另外两项实际上都是文化性事件，当然也可以说是与经济有着紧密关联的文化事件。结合这些大背景来看，在20世纪临近尾声、21世纪的足音逐渐清晰时，文化部作为国家文化主管部门，作出在我国举办国家级的国际艺术节的重要决策，并非一时的冲动，也绝不是出自于偶然。

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创办一个国家级的国际艺术节，是中国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对外开放达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凭借强烈的自觉意识与内生动力，参照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主动打造的一个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这个国际艺术节的创办，是非常明确的国家行为。直到今天，在国内名目繁多的各类艺术节庆活动风起云涌的状况下，被定位于国家级的综合性国际艺术节，并且坚持按照这一原则运作的，仍然只有上海国际艺术节。

至于这样一个艺术节为什么最终选择了上海，上海市政府积极争取、主动出击无疑是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除此之外，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国际艺术节组委会副主任李源潮于1999年7月来沪参加艺术节组委会揭牌仪式时说过的一段话，颇值得关注。这段话的大意是：将中国国家级的国际艺术节举办地点选择在上海，并确定以后每年都在上海举行，有三个理由：一是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开放城市，开放的含义不仅是指经济上的，更应该有文化方面的内容；二是上海有着很好的文化设施，并且在精神文明建设上颇有成果，同时已经有举办大型国际文化节庆活动的经验；三是上海具有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和传统。

这几点理由，确实道出了上海这座城市何以成为中国国家级的综合性国际艺术节举办地的根本原因。

一、历史传统的因素

近代以来的上海，因各种历史机缘的作用，客观上承担起了中西文化交汇、交流、交融的使命。

自1843年实行开埠之后，随着大量西方人士纷纷涌入上海，与之息息相关的西方文化也随之进入到这座城市。著名上海文化研究学者熊月之认为，上海历来具有大气的品格，接纳外来文化也最为全面，这与城市的移民传统有关。“没有主客之分，只有先后之别”，城市结构中的大量外来人口，使上海天然地在对待外部世界上十分宽容。可以说，“不排外”的传统从近代上海的雏形期就形成了，而后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宽容大气的城市品格进一步成型并发展起来。

上海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不仅仅是单纯地接纳，更在于吸收、融合、创造，使之渗透到自己的血脉之中，成为塑造自身文化品格的重要基因，这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海派文化”鲜明而典型的特征。

以世界许多艺术节的“重头戏”之一—交响乐为例，或许就能显现出上海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与方式。

距今100多年前的1879年1月8日，上海公共租界发行的英文版报纸《字林西报》刊登了一则广告，内容是“上海公共乐队将于兰心大戏院演出”。这是关于中国境内交响乐团体的最早报道，而上海公共乐队（后改为“上海工部局乐队”）也就是今天的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当时，这支乐队中并没有中国人，主持乐队的是一位叫让 · 雷穆萨的法国长笛演奏家，有20位乐队演奏员，全部来自菲律宾，连演出也主要是为租界中的西方侨民服务，满足他们艺术欣赏的需要。

40年后的1919年9月，意大利钢琴家、指挥家梅百器从德国人手里接过了这支乐队的指挥棒，并利用自己的威望让乐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该乐队已经有团员44人，被称为上海的“主要文化资产”。津巴里斯特、莫伊舍维奇、艾尔曼、戈多夫斯基、麦科马克等著名音乐家都曾与这支乐队有过合作，而中国音乐人也开始加入到了这支乐队中，中国本土的交响乐听众数量亦逐步扩大。

直至1949年上海解放时，这支“远东第一乐团”里还有一半乐手为外籍人士。50年代初，关于这支乐队的存废也曾引起过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交响乐是典型的西方文化的表现形式，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不应再将其继续保留下去。当时主管上海的陈毅市长，没有像有些人主张的那样取缔这支洋腔洋调、洋味十足的乐队，而是坚持认为交响乐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同样可以参与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并将这支艺术团体搬到了湖南路上一处幽雅僻静的花园洋房内，更名为上海交响乐团。

2014年，走过135年历程的上海交响乐团，又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时刻—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音乐厅。据报道，位于复兴中路上的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每一个设计都有严格的声学上的要求，声学设计师甚至先于建筑设计师进入到设计团队中。为了克服附近地铁线路带来的干扰，这座音乐厅还采用了隔振器技术，这也使之成为上海的首个全悬浮建筑。

即使是在中国大陆最为封闭的年代里，上海对外部世界依旧打开了一道细微的门缝，使文化交流的气息不曾完全绝断。1972年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后，费城交响乐团成为美国第一个踏访新中国的艺术团体。乐团在上海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小提琴手德巴斯魁尔等人在长乐路一带散步时，听到有人在阳台上拉小提琴，抬头一看，是个小男孩。他们打手势请他下来。9岁的男孩便拿着小提琴走了过来，德巴斯魁尔调了调音要孩子演奏G大调音阶，孩子拿弓的姿势正确也很放松。接着，德巴斯魁尔接过提琴表演了速弓演奏，孩子很快就领会了。后来，德巴斯魁尔又演奏了《西贝柳斯奏鸣曲》的几个片断和《巴赫g小调奏鸣曲》的第一瞬间乐曲。这时街道上围满了人，大家都很兴奋，男孩和德巴斯魁尔互相鞠躬，旁观者发出热烈的掌声。从这个颇为温馨的故事中不难看出，即便在那个非常特殊的年代，上海的民间也深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强烈意愿以及民众不可小觑的交流能力。

改革开放的大潮终于冲开了曾经牢牢锁闭的国门。20世纪80年代，与当时红红火火的深圳等南方经济特区相比，上海度过了一段相对沉寂的岁月。但是，上海文化构建中与生俱来的外向属性，还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顽强而明显地表现了出来，1986年举办的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就是其中的一例。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于1986年的春天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两座城市举行，而上海的规模还要更大一些。在上海演区，来自全国8个省市的戏剧表演团体，短时间内集中演出了14台风格各异的莎士比亚名剧。以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力水平来衡量，这样的节会规模已堪称庞大。尽管在1986年的这次莎士比亚戏剧节中，没有一个表演团体来自于境外，但莎士比亚戏剧本身就是西方文化中最为经典的部分（莎剧在西方文化中的经典性，被认为仅次于《圣经》），同时也是西方文化最具传承性、代表性的符号之一。经过长时间的隔绝尤其是“文革”的断裂之后，莎剧艺术对上海观众产生了难以抗拒的强大吸引力。莎剧节期间，由于戏票抢手，票务组每天从清晨起就要接待络绎不绝的求票者，许多人为了弄到一张票，要苦苦磨上几个小时，还有许多观众冒着连绵的雨水站在马路上执着地等待着退票。

长期以来，上海在对西方文化展示开放姿态的同时，也是全国文化汇集的大码头。这座城市的两条水之源—黄浦江与苏州河，从某种意义上说，分别象征着近代以来上海同海外、上海同全国各地文化上的交流与联系。全国很多文化人士在上海成名，很多文化品种在上海获得发展空间后走向全国、走向海外，这都得益于上海的包容与开放。新中国成立后，上海肩负着支援全国的重任，如今在新的理念下“服务全国”，事实上都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方面的内容。

二、现实发展的因素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讲话发表之后，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又进入了一个“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新阶段。上海则借助着这股东风跨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以相当大的手笔弥补了历史上的许多欠账。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价值，在这个时期犹如经历了一场“再发现”。而这种“再发现”，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同样表现在文化方面。

就文化活动而言，上海今天最为主要且持续举办的三大文化艺术类的节庆项目，都诞生于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而且都在创办之初便努力追求国际化目标，带上了国际性特征。这三大文化节庆项目分别是：上海电视节、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艺术节。

上海电视节，最早称作“上海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于1986年12月10日由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设立，并在同年开始举办。这是目前上海唯一的一个由地方立法机关批准设立的文化节庆项目。

上海电视节起初为两年一届，早期的参与者都是上海在国际上的友好姐妹城市。后来，这一限制被完全打破，2004年开始上海电视节改为一年一届。如今的上海电视节已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视交流平台之一，具有评奖、节目市场、论坛、设备展览等多个板块，并设立“白玉兰奖”。

上海国际电影节创办于1993年，起初为两年一届，从第五届（2001年）开始改为每年举办。上海国际电影节是目前国际A类电影节之一，其他国际A类电影节还有：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俄罗斯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日本东京国际电影节、埃及开罗国际电影节、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等。上海国际电影节设立“金爵奖”，主要板块有：电影节评奖、电影市场、论坛、国际影展、手机电影节等。

与电视节、电影节等文化活动相比，以表演艺术为主体的艺术节更具有现场性、综合性等特点，覆盖面更广，对场地设施方面的要求更高，组织运行工作也更加严密复杂。上海国际艺术节比上海电视节的出现晚了13年，比上海国际电影节也晚了六年，应当说这一格局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

此外，上海还有一项更为老牌的文化节庆活动值得关注，那就是“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音乐节，起源于1959年的“上海市音乐舞蹈展演月”,1960年5月正式以“上海之春”的名字登上历史舞台。“上海之春”具有力推新人新作和开展群众性音乐舞蹈活动的传统，《红旗颂》、《梁祝》等一大批原创音乐作品便是从“上海之春”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2001年，“上海之春”与创办于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国际广播音乐节，正式合并为“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

三、城市建设的因素

由于种种原因，新中国成立后，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的文化设施建设一直处于较为滞后的状态，在对硬件要求最高的演艺场所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与这座城市的地位显得极不相称。原有的演艺设施在岁月的变迁中不仅逐渐陈旧破损，更重要的是其功能已明显不足，严重阻碍了高端演艺产品进入浦江两岸，这其中留下的种种遗憾与艰辛在今天看来仍令人唏嘘不已。

以色列著名指挥家祖宾 · 梅塔先生1994年访沪演出的遭遇，可谓广为人知。那一年他首次到访上海，在福州路简陋的市政府大礼堂演出时，既被听众热情洋溢的掌声所感动，又对陈旧的演出设施发出了感叹：“上海有最优秀的听众，也有最糟糕的剧场。”这句振聋发聩的话，给上海文化界所带来的震动可想而知。有类似遭遇的决不只是祖宾 · 梅塔，这里还可再举出德国巴伐利亚慕尼黑国家芭蕾舞团的例子。在2005年的第七届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慕尼黑国家芭蕾舞团上演了被认为是突破古典芭蕾“天鹅”（《天鹅湖》）神话的芭蕾舞剧《雷蒙达》。很多人并不知道，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慕尼黑国家芭蕾舞团就曾应邀来华演出，但在上海却遇到了难题。当时申城的主要芭蕾舞演出场地是市政府大礼堂，舞台面积较小，对于演出规模盛大的慕尼黑国家芭蕾舞团来说，必须敲掉舞台旁边的柱子才能安装布景，而这样一来就难以保证演出的安全性，于是只能放弃。这一世界顶级的芭蕾舞团就这样遗憾地与上海擦肩而过，直到上海国际艺术节提供的机缘，该团才在上海的舞台上一展芳容。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上海的文化设施建设开始发力，文化设施的面貌出现了历史性的改观。1998年8月27日，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上海大剧院闪亮开幕。以此为标志，上海文化设施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一时期，上海还完成了对万人体育馆的改造，将其改建为上海大舞台。上海万人体育馆（简称“万体馆”）于1975年建成投入使用，1999年进行改建。改建后的这一场馆，新增了1250平方米的双层舞台，成为国内首家剧院式体育馆，可举办各类文艺演出、大型体育比赛、大型展览等。上海大舞台这个超大型的室内舞台，面积比三个篮球场还要大，最多可容纳1万多名观众。此外，这一时期，还新建了位于闸北区大宁地区的上海马戏城，改建扩建了上海美术馆新馆、美琪大戏院、天蟾逸夫舞台等一批原有的文化设施。

在城市文化的发展进程中，硬件与软件之间必然是相辅相成的。剧场等文化设施是演艺等艺术形式呈现与传播的必要物质载体。缺少相应的硬件载体，软件或是无法有效“装载”，或是无法提升能级。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一旦硬件的建设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和水平，就必须考虑软件的配置如何与之相适应，否则硬件就会在相当程度上被闲置、浪费，无法发挥其基本功能，甚至成为一堆大而无当的摆设。

当以上海大剧院为代表的沪上文化设施建设，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补上历史的欠账，并逐步与这座城市的地位相适应、相匹配时，软件配置的问题便自然而然地凸显了出来，并越发显得紧迫。这就好比高速公路修建好之后，上面必须有大量的车辆行驶一样。举办上海国际艺术节，便是文化软件系统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这样说，如果当时上海市领导没有下决心花大力气来兴建和改造一批公共文化设施，举办上海国际艺术节这样的大型节庆活动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同时，如果没有上海国际艺术节这样的文化软件，这批设施场馆的功效便会大打折扣。我国不少城市近年来都兴建了大剧院等高端文化设施，但普遍使用率不高，有的缺少重量级的演出，因此其功能便无法充分地释放出来。这一状况正如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总监刘文国所说，有了大剧院之后，有了演出平台，拿什么节目来献给我们的观众，是所有从事文艺工作的人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也关系到最基础也是最有难度的建设，那就是对文化消费人群的培养以及对国际文化环境的营造，这是文化软件建设中的重要内容。

在上海国际艺术节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上海文化设施建设依旧在不断地推进。就演艺场所而言，进入21世纪之后，又兴建了外观如同蝴蝶兰的位于浦东新区的演艺重镇—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以音乐剧演出为主要特色的上海文化广场，坐落在城市副中心的大宁剧院、城市剧院等。展览方面的文化设施，近年来则有从2010年上海世博会场馆转换而来的中华艺术宫、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以及一批像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民营美术馆，如：喜玛拉雅美术馆、龙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等。上海国际艺术节很长时间以来都在上海大剧院举行开幕式、闭幕式以及重要的剧（节）目演出，而近年来开闭幕式及重要的剧（节）演出逐渐向上海文化广场、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等分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今天的上海国际艺术节，已经拥有了比较从容的、多样化的承载运行空间。而且，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参演剧（节）目，有一部分就是上海大剧院、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等推荐而来的，文化软硬件之间的良性互动十分明显。

综上所述，一个国家级的国际性大型艺术节的举办，是中国的必然选择；由于上海具备了历史的、经济的、文化的各种综合条件，落户申城最终成为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