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囚徒困境——如何破解背叛（1）

所谓囚徒困境，是数学家图克在讲述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时，用两个犯罪嫌疑人的故事构建的一种博弈模型。当共同作案的两个嫌疑人甲和乙被警方隔离关押和审讯时，他们无法交流信息，不知道对方会招供还是抵赖，两个人便同时陷入了囚徒困境。

警方怀疑他们作案，但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期待他们自动招供。两人面临的情形是，如果他们其中一方与警方合作，而另一方抵赖，则前者会无罪释放，后者会被判10年重刑；如果他们同时招供，则双方都将被判5年；如果双方都选择不与警方合作，那警方没有证据，两人最终都会被无罪释放。

对甲和乙来说，都有两种策略选择——招供和抵赖。如果甲选择抵赖，那会有两种情况：乙选择招供的话，甲会被判10年刑期；乙选择抵赖的话，甲会被无罪释放。对乙来说，情况也是如此。虽然第二种情况是对两人最为有利的，但是两人无法互通消息，这种合作实际上是无法达成的。

背叛的脚步不可抵挡

因为双方都不知道彼此的想法，所以最理性的博弈结果，其实是两人都选择招供。不管甲、乙两人谁招供，都会得到减轻刑罚的结果：如果甲招供了，乙抵赖，甲将免于惩罚；如果乙也招供了，两人各承担一半的刑罚，从甲的角度来讲，也减轻了刑罚。但如果甲选择抵赖，那他就要承担被重判10年的风险，这是甲最不愿意得到的结果。甲、乙位置互换，结果也是如此。所以，不管对方招供与否，自己选择招供，都是最优策略选择。所以，两人都招供，成为两人的优势策略。

讲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优势策略虽然不会得到最好的结果，但却势在必行，甲、乙两人互相背叛在所难免。也就是说，囚徒困境的均衡点是建立在两个“囚徒”互相背叛的基础上的，因为相互背叛才会得到一定的利益。假如一方选择不背叛，那必然要在博弈中遭到淘汰。所以，当人处于囚徒困境当中，背叛的脚步就不可阻挡。

在历史上，为了共同的政治利益或军事利益，君臣联手、臣臣结党、国家结盟者比比皆是，而最终因陷入生死困境互相背叛的也不在少数。

周纪二

显王三十六年（前333）记载：初，洛阳人苏秦说秦王以兼天下之术，秦王不用其言。苏秦乃去，说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赵之为蔽其南也。且秦之攻燕也，战于千里之外；赵之攻燕也，战于百里之内。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计无过于此者。愿大王与赵从亲，天下为一，则燕国必无患矣。”文公从之，资苏秦车马，以说赵肃侯曰：“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秦之所害亦莫如赵。然而秦不敢举兵伐赵者，畏韩、魏之议其后也。秦之攻韩、魏也，无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蚕食之，傅国都而止。韩、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无韩、魏之规则祸中于赵矣。臣以天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国为一，并力西乡而攻秦，秦必破矣。夫衡人者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与秦，秦成则其身富荣，国被秦患而不与其忧，是以衡人日夜务以秦权恐愒诸侯，以求割地。故愿大王熟计之也！窃为大王计，莫如一韩、魏、齐、楚、燕、赵为从亲以畔秦，令天下之将相会于洹水上，通质结盟，约曰：‘秦攻一国，五国各出锐师，或桡秦，或救之。有不如约者，五国共伐之！’诸侯从亲以摈秦，秦甲必不敢出于函谷以害山东矣。”肃侯大说，厚待苏秦，尊宠赐赉之，以约于诸侯。会秦使犀首伐魏，大败其师四万余人，禽将龙贾，取雕阴，且欲东兵。苏秦恐秦兵至赵而败从约，念莫可使用于秦者，乃激怒张仪，入之于秦。

显王三十七年（前332）记载：秦惠王使犀首欺齐、魏，与共伐赵，以败从约。赵肃侯让苏秦，苏秦恐，请使燕，必报齐。苏秦去赵而从约皆解。赵人决河水以灌齐、魏之师，齐、魏之师乃去。

周纪三

慎靓王四年（前317）记载：张仪说魏襄王曰：“梁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地四平，无名山大川之限，卒戍楚、韩、齐、赵之境，宁亭、障者不下十万，梁之地势固战场也。夫诸侯之约从，盟洹水之上，结为兄弟以相坚也。今亲兄弟同父母，尚有争钱财相杀伤，而欲恃反覆苏秦之余谋，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据卷衍、酸枣，劫卫，取阳晋，则赵不南，赵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则从道绝，从道绝则大王之国欲毋危，不可得也。故愿大王审定计议，且赐骸骨。”魏王乃倍从约，而因仪以请成于秦。张仪归，复相秦。

战国时期，纵横家苏秦、张仪皆能巧舌如簧，游走于各诸侯国，佩数国相印，可谓风光一时。苏秦说服六国约纵共同抗秦，而张仪破合纵之盟而让诸国与秦连横，这些《资治通鉴》中都有记载。先说苏秦，苏秦到秦国去兜售自己的纵横策略，没有得到秦国的重用。苏秦便到了燕国游说燕文公。他以燕、赵两国互为屏障、唇齿相依的利害关系，说明燕国应亲赵而抗秦才是利国大计，燕文公马上认同了苏秦的说法。苏秦又去游说赵侯，他先陈明割地事秦的坏处，然后又以六国约纵共同抗秦来鼓动赵侯对抗秦国的信心。“秦攻一国，五国各出锐师，或桡秦，或救之。有不如约者，五国共伐之！”一旦韩、魏、齐、楚、燕、赵六国结为合纵联盟，如果秦国攻打其中一国，那其他五国都出兵相助；如果其中一国不守合纵之约，那其他五国共同讨伐。六国坚如磐石，那抗秦自然能够取胜。这话相当具有煽动性，毕竟没有哪个君主真心愿意割让自己的土地给秦国，如果不用割地就能抗秦，那自然是好的。

于是，在苏秦的卖力游说下，韩、魏、齐、楚四国君主也被他的话打动了，六国很快结为合纵之盟，相约共同抗秦。然而，这种结盟看似牢固，但一遭遇秦国的威逼利诱，马上就出了背叛者。

在约纵刚刚缔结的第二年，即公元前332年，秦国就派了一个叫公孙衍的人到齐国和魏国进行恐吓、施压，两国马上倒向秦国，共同出兵伐赵。赵王责难苏秦，苏秦出使燕国，合纵也就随之被破解了。赵军用决堤的河水，退了齐、魏之兵。可见，秦国只用一个人去动动嘴皮子，就让齐国、魏国和赵国打了起来，合纵联盟相当脆弱。

到了公元前317年，张仪出马，去说服魏襄王离开六国联盟而西向事秦。他说：“魏国都城大梁方圆还不到千里，无名山大川作为屏障，其地势就是充当战场而已。如今各诸侯国结为合纵之盟，互相称兄道弟，看似非常牢靠。可是即使同父母的亲兄弟，还有因为争夺钱财而互相杀伤的，何况是反复之人苏秦出的谋略呢？您想要依恃这种策略对抗秦国，显而易见是不可能的。大王您不事秦，免不了要遭攻伐，恐怕魏国要遭灭亡的危险了。”与苏秦相比，张仪更善于揣测六国君主的心理，一句“今亲兄弟同父母，尚有争钱财相杀伤，而欲恃反覆苏秦之余谋，其不可成亦明矣”便挑动了魏惠王心里那根脆弱的防线。所谓六国精诚合作，共抗强秦，那不过都是浮云。

六国结盟，目的是为了对抗秦国。如果不用割地赔款就能让自己不受秦国的欺负，那自然是好。但如果自己首当其冲，成为炮灰，又不能真正得到其他各国的援助，那自己的国家可就要遭受灭顶之灾了。魏襄王当然不愿冒这个险，而其他同样处于“囚徒”状态的五国也当然不愿冒这样的险。于是，齐、魏很快就倒向了秦国，背叛了当初与其他各国立下的盟约。

到了公元前241年，六国再次联合起来共同攻打秦国，但仍以失败而告终。贾谊的《过秦论》中说：“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而延敌，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评论的其实就是“囚徒之困”。六国之力虽然倍于强秦，但力量不是靠相加的，而是需要整合的。六国之军看着浩荡，但其实“各怀鬼胎”，各为其利，根本没办法团结一心。所以，秦国不用费多大力气，就能让六国联盟溃败。

国与国之间的结盟是如此，那君与臣之间的联手就更不必说了。一旦出现纰漏或危机，占主导的一方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背叛，出卖自己的盟友。

汉纪八

孝景皇帝前三年丁亥（前154）记载：晁错数上书言吴过，可削；文帝宽，不忍罚，以此吴日益横。及帝即位，错说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齐七十余城，楚四十余城，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郤，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弗忍，因赐几杖，德至厚，当改过自新，反益骄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杂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由此与错有郤。及楚王戊来朝，错因言：“戊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请诛之。”诏赦，削东海郡。及前年，赵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胶西王卬以卖爵事有奸，削其六县。

廷臣方议削吴。吴王恐削地无已，因发谋举事。念诸侯无足与计者，闻胶西王勇，好兵，诸侯皆畏惮之，于是使中大夫应高口说胶西王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听信谗贼，侵削诸侯，诛罚良重，日以益甚。语有之曰：‘狧穅及米。’吴与胶西，知名诸侯也，一时见察，不得安肆矣。吴王身有内疾，不能朝请二十余年，常患见疑，无以自白，胁肩累足，犹惧不见释。窃闻大王以爵事有过。所闻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将奈何？”高曰：“吴王自以与大王同忧，愿因时循理，弃躯以除患于天下，意亦可乎？”胶西王瞿然骇曰：“寡人何敢如是！王上虽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高曰：“御史大夫晁错，营惑天子，侵夺诸侯，朝廷疾怨，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极矣。彗星出，蝗虫起，此万世一时；而愁劳，圣人所以起也。吴王内以晁错为诛，外从大王后车，方洋天下，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诚幸而许之一言，则吴王率楚王略函谷关，守荥阳、敖仓之粟，距汉兵，治次舍，须大王。大王幸而临之，则天下可并，两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归，报吴王，吴王犹恐其不果，乃身自为使者，至胶西面约之。胶西群臣或闻王谋，谏曰：“诸侯地不能当汉十二，为叛逆以忧太后，非计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两主分争，患乃益生。”王不听，遂发使约齐、菑川、胶东、济南，皆许诺。

……

初，晁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哗。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语多怨，公何为也？”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逮身！”后十余日，吴、楚七国俱反，以诛错为名。

上与错议出军事，错欲令上自将兵而身居守；又言：“徐、僮之旁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错素与吴相袁盎不善，错所居坐，盎辄避；盎所居坐，错亦避；两人未尝同堂语。及错为御史大夫，使吏按盎受吴王财物，抵罪；诏赦以为庶人。吴、楚反，错谓丞、史曰：“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盎，宜知其计谋。”丞、史曰：“事未发，治之有绝；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谋。”错犹与未决。人有告盎，盎恐，夜见窦婴，为言吴所以反，愿至前，口对状。婴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见，上方与错调兵食。上问盎：“今吴、楚反，于公意何如？”对曰：“不足忧也！”上曰：“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豪杰；白头举事、此其计不百全，岂发乎！何以言其无能为也？”对曰：“吴铜盐之利则有之，安得豪杰而诱之！诚令吴得豪杰，亦且辅而为谊，不反矣。吴所诱皆亡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诱以乱。”错曰：“盎策之善。”上曰：“计安出？”盎对曰：“愿屏左右。”上屏人，独错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错。错趋避东厢，甚恨。上卒问盎，对曰：“吴、楚相遗书，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晁错擅适诸侯，削夺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诛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于是上默然良久，曰：“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盎曰：“愚计出此，唯上孰计之！”乃拜盎为太常，密装治行。后十余日，上令丞相青、中尉嘉、廷尉欧劾奏错：“不称主上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无臣子礼，大逆无道。错当要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制曰：“可。”错殊不知。壬子，上使中尉召错，绐载行市，错衣朝衣斩东市。上乃使袁盎与吴王弟子宗正德侯通使吴。

西汉建立之初，刘邦大封刘姓子弟为王，以巩固天下。这些藩王在各自封地可以掌管赋，铸钱币，任用官员，权力极大，俨然一个个小王国。到了文帝、景帝时期，诸王势大，对中央君权就造成了威胁。晁错曾数次建议文帝削藩，但文帝都宽而待之。不是文帝不明白藩王势大的害处，而是知道操之过急必出大乱，要缓而治之。但是晁错却不明白这个道理，在景帝即位之后，他又极力撺掇景帝削藩。他说：“吴王诈病不来朝拜天子，按古法应该处以死刑。但先帝不忍心那么做，只赐了几案和拐棍，准许他不上朝。天子仁德，厚待至此，吴王当改过自新才是。但吴王却日益骄纵，挖矿铸钱，煮海水制盐，诱导天下流亡的人作乱。照如此情形，削藩他会反，不削藩他也会反。不如及早削之，避免酿成大祸。”

景帝或许是刚刚执政，年轻气盛，加上早就对吴王及其他藩王不满，所以与晁错一拍即合，很快达成共识。而且晁错在说吴王必反时，说吴国又铸钱，又煮盐，简直富得流油。削藩不但可以巩固皇权，在经济上也能捞到实惠。于是，景帝与晁错君臣二人暂时结为“死党”，天天筹划着削藩之事。

可是没想到，景帝刚下令削藩，吴王刘濞就带头造反了。他联合胶西、胶东、楚、赵等六王共组成七国发动叛乱。七王发兵，来势汹汹，景帝一下子傻了眼。他本以为吴王没有那么大的实力和魄力，可孰料一造反就大有要倾覆朝廷之势。

景帝如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他问计于晁错，晁错竟“欲令上自将兵而身居守”，意思是让景帝御驾亲征，而他留守京城。不知道晁错是不是脑子锈住了，还是另有居心。皇帝亲征自然能鼓舞士气，但搞不好还有可能被叛军俘虏，小命不保，景帝怎么可能以身犯险？

总之，景帝没有采纳晁错的这个建议。他又问计于袁盎，袁盎素与晁错有嫌隙，趁机出了个阴招。

袁盎见景帝，景帝问“计安出”，就是说什么计策可以退兵。袁盎让景帝屏退左右，晁错犹在身旁，他完全把自己当作景帝的自己人，殊不知对皇帝而言，没有真正的自己人。袁盎的计策就是杀了晁错，因为是晁错煽动景帝削藩，才造成七国叛乱。而且吴王造反打的旗号就是“清君侧，诛晁错”，袁盎说只要杀了晁错，平息了诸王心中之愤，他们自然就都退兵了。景帝听了，默然良久，还是毫不犹豫地牺牲了盟友。虽然他知道有点儿对不住晁错，但与江山社稷相比，何惜晁错一人性命？晁错身穿朝服就被腰斩于世，真是令人可怜可恨。

在这一场博弈中，本来景帝与晁错联手，想除掉藩王之患，若成功，景帝可巩固君权，晁错也可博得大功，扬名立万。但不料七国一齐造反，将景帝与晁错逼入囚徒困境，毕竟景帝是皇帝，占据主导地位，能将盟友供出去求得喘息机会，而晁错顶多建议皇帝亲征，没有其他选择权，所以只能被景帝出卖。这也说明，不管曾经景帝和晁错私下里如何要好，到关键时刻，背叛与出卖都是在所难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