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特稿(4)

二宝什么时候离开我家，我已经记不起来，但有一件事情，她却给我一个坏印象。有一天，母亲买了三只小鸭，给我们每人一只。二宝首先挑了一只大的。我和弟弟的鸭子都放在大脚炉里，因为炉盖有孔，鸭子不会闷死。二宝因为她的鸭子大，不愿和我们的放在一起，就要由她单独养。她以为鸭子会泅水，就把小鸭子放在水缸里，不想鸭子太小，一下子就淹死了。第二天一早，二宝趁我们还没起来，就把我们的小鸭，也放在水缸里淹死。这件事我和弟弟都没有和她计较，但她给我的坏印象，大概终我之生不会磨灭了。

顾金海和顾盘娣

顾金海是我家厨子，年龄大约和父亲差不多。他年轻时我没有看到。从我懂事起到他去世那一段时间里，他却总是那个样子。依我家的经济条件论，雇个女佣帮着干点家务是完全可能的，至于雇佣厨子，就无此必要了。我父亲叔父都难得回常州，加以父亲不喜欢酬应，朋友来看他，也谈论一会就走了，除非是外地来的朋友，才留吃饭留住。可是金海在我家的地位，却特别稳固，仿佛他不是我家雇用的而是我家的一分子那样。这里是有缘故的：他的母亲是父亲的乳母。这位顾老太太直到我父母结婚还住在我家，据母亲形容：她高瘦个儿，小脚，太阳穴上贴着两个头痛膏药。我母亲提到她就摇头，因为她爱到我祖母跟前去讨好。讨好当然不等于“进谗”，但说话轻重失当，或用辞不妥，也会引起误会的。母亲当时是新媳妇，自然不能不警惕。她有个诨名，叫奉圣夫人，这诨名决非我母亲所取，因为母亲性格温和，嘴巴也不尖利，这诨名肯定是不知哪位姑母给她取的，由此也可想见她的为人了。自从我有知识以来，家里难得有人提起她。

金海性格随和，同上下关系都很好，做的菜也不错，不但平日，逢年过节，人来客往，几盘几碗也料理得像个样子。所以除了邀请外祖父到我家来吃饭之外，母亲可以不下厨房。父亲叔父不在家的时候，家里只有他一个是壮年男子，有了他，门户火烛也放心些。而且他每天一早就出去买菜，所以消息灵通，如临时闭城门啦，有散兵游勇在街上游荡，说不定会发生抢劫啦，“拉伕”啦，死囚执行枪决啦，城门上挂着死囚的头颅啦，等等，等等，都及时向母亲汇报。我家厅后的翻轩，西边一间原是袁先生的卧室，袁先生去后，就空在那里，中间一间放杂物，东面一间就给金海作卧房了。金海每天饭后，总要午睡，到下午三四点才起来，回厨房去料理晚饭。所以下午4点钟以后，他的卧室基本上空着，朝北的房子本来阴暗，加以很少人去转动，所以我们小时候，总觉得金海的卧室特别阴森可怕，我和弟弟便想象着有两个精怪藏在金海卧室里，一个叫做“暗穴”，一个叫做“夜官”。我们手握法宝——两尺长的胡萝卜，要去制伏它们。这种想象，这类行动，我们相约绝对不同大人讲，大人只见我们手持胡萝卜，争先恐后地跑到金海房里去，一会儿又尖声叫着从房里奔出来，不知我们在胡闹些什么，有时金海也从厨房里探头出来张望。原来我们假定二“官”本领很大，一下子不能降伏它们，所以屡进屡退，逃出来后，再商量对策，预备下一次进军。说老实话，如果我们一次就能降伏它们，我们不是又要设计新的游戏了吗？从“暗”和“夜”两个字来看，充分反映出孩子害怕黑暗的心理，但这类想象，也或多或少出于偷看《子不语》、《夜谭随录》的赐与。

金海也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常常请假，假期满后还要赖在家里，不准时来上工。他家住在常州北乡龙虎塘，离城不过十多里。凭他在我家的资格，他向母亲请假，自然没有不准的道理。每到他请假的时候，母亲就让女佣代他做厨房里的活，女佣原来的工作，就由母亲姑母帮她做。经常这样，女佣心里自然不大乐意，又不便认真计较，就尽说些挖苦他的话，话题集中在金海怕老婆一事上。金海的老婆姓邱，是继室，个子矮小，干农活是好手，说话做事也很爽脆。我家女佣就给她取个诨名叫“瓜秋头”，是影射她矮小的。有一次女佣告诉母亲说金海背上有被火叉打的伤痕。还有一次，又说金海的女人不让丈夫到城里来上工，因为夏天不能关门，就用一张长板凳拦住门，自己躺在长凳上。后来金海趁她睡着的时候，就从凳子下面爬出来，逃回城里来的。这类话，母亲听了，只是笑笑，给我弟弟听见了，就会去问金海：“你背上当真有火叉印吗？”或是：“你是怎样从长凳下边爬出来的？”金海听了，就故意板起脸，装出生气的样子，问我弟弟：“这类话也是你做少爷的人讲的吗？”

我从小不喜欢进厨房，可我弟弟却爱钻到厨房里去玩，金海看见他走进去，就问他：“你来干什么？”弟弟说：“我来帮你拉风箱。”我家西宅厨房里有一座三眼灶，是烧饭的；一座煤炉，是炒菜的。煤炉烧煤，有一个风箱。炒菜嫌炉火不旺时，就拉风箱。金海说：“你还会拉风箱呢？！小姐不进门房，少爷不进厨房，给我快点出去吧。”这样“少爷”就给“轰”出来了。其实金海怕我们在厨房被水火烫着，也嫌孩子碍手碍脚。

金海是看我们从小长大的，我们也从小就把他当作家里的一员。即使现在，我在写这类只有我一个人感兴趣的琐事，我心里还是充满了温暖。

女佣挖苦金海的话，固然不免添油加醋，但金海惧内，也是事实。记得有一年，那时，我已经是光华大学的学生了。金海忽然来上海找父亲，说要出家做和尚了。父亲苦苦劝他，买了两张火车票，亲自把他送回常州。这件事情之后，父亲就和母亲商量，把东（原十子街六号）西（十号）两宅之间的三间小屋（八号），给他夫妇居住。此后金海免去城乡奔走之劳，他夫人除了大忙季节，也总住在城里，把农活交给儿子和媳妇。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识了金海的孙女盘娣。

盘娣是金海的孙女。她祖母住进我家八号房屋之后，她跟着父母来探望祖父祖母时，有时就留下住几天，她那时只有八岁。起初跟着金海只到厨房里，站一会儿，东张张，西望望，不多时就回八号去了。我家大厅上本来放着好几十只书箱。父亲和我只有暑假才回来，母亲姑母等即使偶尔到厅上去，也不会去查看书箱。为了谨慎起见，父亲除了把书箱上锁外，还用牛皮纸封条封好。有一年暑假，父亲回来发现厅上书箱上的封条，大部分被撕破了。父亲问母亲，母亲说没有的事，前两天她还去看过，一切都好好的，两人随即又同到厅上去查看，果然多数封条撕破了。这时在旁的女佣说：“昨天金海的孙女在这里转来转去，说不定是她做的好事。”给她一点破，事情果然有些像：撕破封条的都是下面一排书箱，叠在上边的书箱，封条还是完整的，而且从撕破的情况看，也像出于儿戏而不是别有意图。父亲就叫佣妇不要声张，他要亲自考察一下。

第二天上午盘娣又来了，她先到厨房里转了转，又在厨房门口站一会，随后就走出去了。约摸她出去后三四分钟，父亲就踱到厅上去。一看果然，盘娣用指甲在剔书箱上的封条。她听到背后脚步声，回过头来，一看见是父亲，立刻住了手，她把两手反放在背后，背部紧靠书箱，仰起头，对父亲看着，脸上一点没有恐惧的神色。盘娣有一张圆脸，皮肤晒得黑黑的，小嘴有点翘，大眼睛里流露出调皮的神气，父亲看着她反而不禁失笑起来。父亲告诉她，封条是有意贴上去的，叫她下回不要撕破，又问她几岁，叫什么名字。她不回答，趁父亲一不留神，撒腿便跑，回八号去了。

这次事之后，盘娣每次进来，就到我家客堂里、房里来玩了。她和我特别亲热，只要看到我，就不肯回家，能在我书房里陪着我坐两三个钟点。那时我已读完大学一年级的课程，暑假后要升大二，二十岁。暑假中回到家里，即使谈不上用功吧，也总要看看书，所以我起初并不欢迎她来，怕她干扰我。后来见她并不干扰我，就想教她认几个字。再转念一想，她到城里来，不过玩几天，到我家来，也不过偶然高兴，未必肯认真识字，我又何必自找麻烦？这样，她每次到书房里来，我就给她一支铅笔，一张纸，让她随意乱画，消磨时间。有时我高兴，也画条鱼，画只鸡，给她做“范本”。她可全不在乎，有范本也罢，没有也罢，只要我在书房里，她就陪着我。

这样过了两个星期，她提出来要跟我一同到上海去，她讲这话的时候很认真，神气也很固执。以后每天来总要问我还在常州住几天，几时上海去。有一天，我随口敷衍她说：“好吧！我带你去，快去做一件新衣服。”这原是一句极无聊的话，她听我说完就走了。以后她还是每天上我家来，但神色有点沮丧，而且绝口不提到上海去的话。起初我完全不在意，隔了好几天，我问她说：“你不想到上海去了吗？”她背过身子去，歇了好一会，才低低说：“我没新衣服。”我听了这话，真像挨了电击，二话没说，立刻到布店里去剪了一件花布衣料，送给她，并且再三向她解释，我不能带她到上海去，并不是因为她没有新衣服。然而使我伤心的是：她能懂得的，只是我那句无聊的话。我解释的话，她并不理解，这样，我在这八岁的孩子面前，就无从弥补我的过失了。

我动身去上海那天，盘娣一早就来了，换了一件干净布衫，头发刷得光溜溜，可能借用了她祖母的“刨花水”，说要送我上火车站。看光景火车站是一定要让她去的了。母亲吩咐多雇一辆人力车，让金海带着她送我们。我们进了车站，买了月台票，金海把行李送上车厢，她跟着我们也走到车厢里，一看见我们找到座位，就老实不客气地抢先坐了，还拍拍座位叫我和父亲坐下。车窗外列车员的铃声已响了第二遍，是送客的人不得不下车的时刻了。金海把她提起来，夹在右边腋下，和我们打了招呼，下车去了。火车开动时，我还看见盘娣躺在地上又蹬脚又哭。

这年寒假我回到常州，盘娣也常到我家来玩。一次她黯然地对我说：我送给她的衣服，她家裁剪给她弟弟做了衣服。

金海是1940年去世的。那时已是抗战时期，我和父母在上海，光华大学还在租界上开学，叔婶姑母在常州乡下避难，金海也回到自己的家乡，他去世的情况不详，不过知道是病终的。1940年我们回到常州时，金海的夫人和她的妹妹还常到我家来。那时我家西宅已全部炸毁倒塌，我们只能用残留的砖瓦和别人卖剩的木料，在废墟上搭两间房屋暂时居住。厨房是用毛竹和草盖起来的。原来西宅的园子和大厅的旧址，我们清理清理种菜。邱夫人妹妹来看我们时，常带点菜秧给我们，有时帮我们锄锄地，浇浇水。奇怪，满是瓦砾石灰块的菜畦，一经她们的手，就顿时改观了。母亲总说：“你们看，邱家阿姆一动手，菜地就‘眉清目秀’了。”

我和盘娣再次相逢，是胜利之后，我是特地到龙虎塘去看她们的，但不知怎的，我只看见盘娣一个人，她祖母父母可能因事出外，现在我已记不清了。她已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而且出落得十分漂亮。她见了我仍旧十分热情，拉着我的手，不住问长问短。可惜我们见面的时间太短，没有真正“一倾积愫”。以致我带着负疚的心情去看她，又不胜遗憾地回来。

以我自己的年龄来推算，现在盘娣已是六十出头的人了。以她的聪明能干，一定能过上健康愉快的生活，这是我衷心的祝颂。在当前开放政策下，说不定她已是万元户。毫无疑问，她一定还记得我，但她还记得我说的那句无聊的话吗？还记得她当时听了这句话后的苦痛吗？也许记得也许记不得。可是我几十年来负疚抱憾的心情，她大约想不到了。

过年

新年几乎可说是孩子们的节日，在灯红酒绿爆竹声中，大人们的感受和孩子是完全不同的。孩子们盼望新年，除穿新衣，吃美食，收压岁钱外，最主要的是大人事情多，酬应忙，根本没有工夫去管他们，即使管，也比平时要客气些，最多口头训斥几句。譬如说：你们这样淘气，要不是过新年，早就该打了。或者说：少胡闹了，难道当真要吃压岁棒？然而孩子们就在这忙乱的环境里，获得了自由感，不但是自由感，而且还有一种新鲜感。

在节前，只要嗅到一点节日的气氛，就使我们兴奋，节日的气氛打哪儿开始呢？首先是母亲用红纸糊烛台，因为新年要祭祖宗，烛台都要用梅红纸重新糊过。其次是包“封子”，所谓“封子”，就是现在称为红包的，把钱用红纸包起来，在我小时候，这类“封子”一般是两毛钱到六毛，很少上一元的，这是太太们出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