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东征之矛：马其顿伙伴骑兵(2)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在新帝国的首都巴比伦尼亚离世，但伙伴骑兵的故事这才刚刚开始。由于此后帝国的分裂和继业者战争的开始，伙伴骑兵们被亚历山大生前的部将和行省总督所瓜分，并且加入到了随之而来的军阀混战——继业者战争中。另一方面，马其顿式重骑兵在过去十余年中的杰出表现，和继业者战争的客观需求，使得继业者们开始训练非马其顿人的伙伴骑兵，越来越多的亚洲骑兵也采纳伙伴骑兵的作战方式。当继业者王国纷纷建立后，各个统治者或沿用伙伴骑兵的番号，或创立与之地位相似的新部队，作为建立属于自己的精锐重骑兵力量。

在马其顿本土，虽然亚历山大时期的伙伴骑兵老兵们纷纷退出战场，伙伴骑兵这一番号仍旧被沿用下去。但由于连续的战争消耗，以及来自东方的大规模移民，马其顿本土的伙伴骑兵实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接下来统治马其顿本土的安提柯王朝，成为希腊化军队骑兵衰退的最好例证。在公元前3世纪末期，安提柯历任国王们所能动员的伙伴骑兵数量，仅剩下可怜的数百人。公元前222年的塞拉西亚会战中，马其顿伙伴骑兵仅有一个由300人组成的中队参战。在3年后的社会战争（Social War）中，这个数字也仅为400余人。直到腓力五世的统治后期，由于对罗马战争的失败，他放弃对希腊世界的积极干预和扩张，转而向北方发展，同时休养民力，这使得马其顿伙伴骑兵的实力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回到了约3000人的水准。其中国王直属的近卫中队，依据罗马史学家李维的记载，被称为“神圣中队”。总的来说，伙伴骑兵的继承者们，在征召和维持的方式上，也继承了腓力二世时期的原则。

在其他继业者王国，伙伴骑兵则需要以新的形式生根发芽。在骑兵建设成果斐然的塞硫西帝国，希腊裔的军事定居者连同被希腊化的伊朗骑兵贵族，组成了东地中海最强大的骑兵集团之一。塞硫西帝国的历代国王，保留了伙伴骑兵的番号。这是一个骑兵队级的作战单位，员额固定在1000名希腊裔士兵。与之并列的，则是由来自米底的伊朗贵族组成的“近卫”骑兵队（Agema，ανλην），同样拥有1000人。这两个单位一起组成了塞硫西国王直属的常设作战部队，拥有与亚历山大时期“皇家中队”所对应的崇高地位、待遇和强大战斗力。其他来自希腊裔定居者和本地贵族的马其顿式骑兵部队，其实力则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在安条克三世和四世的统治期间，“伙伴”式重骑兵部队的总数，维持着8000人左右的固定员额。

显然，塞琉西帝国境内的希腊裔人口，不足以维持这样一支大规模的骑兵部队，因此本地人口的引入成为其主要特征。在塞琉古诸王的统治期间，伊朗贵族始终是非常重要的骑兵来源，这些兵员就如同腓力二世时期的希腊人补充到马其顿人中一样，被吸纳进了马其顿-希腊裔组成的部队中。早在亚历山大时期，就出现了全部由伊朗人组成的一个伙伴骑兵队。到塞琉西帝国时期，忠于希腊化政权的伊朗贵族仍旧被组成独立的部队，比如上文中米底的“近卫”骑兵队就是一例。此外，还有一支被称为“尼萨”的骑兵部队，出现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的塞琉西军队中。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支部队与近卫骑兵队类似，是一支本地化的独立“伙伴”骑兵单位。但尼古拉斯·塞昆达等人认为，这里的尼萨指的是著名的尼萨马，这支部队是以体型巨大的尼萨骏马武装起来的具装骑兵部队。

除了大力引入伊朗兵员外，塞琉西帝国也没有放弃鼓励希腊移民参军的政策。和腓力二世一样，塞琉西诸王以土地吸引希腊半岛的移民，并以这些人力来扩充自己的骑兵部队。根据波利比乌斯的记载，在公元前165年的达菲奈（Daphnae）阅兵庆典中，出现了一个番号为“精选骑兵”（Epiliktoi）的单位。这支部队很有可能是原希腊的色萨利移民后裔，他们在塞琉西帝国境内定居，建立城市，并承担固定的军事义务。因此，马其顿-希腊移民和东方各行省的本地人力，成为塞琉西王朝重骑兵力量的两大来源。

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在骑兵发展上则显得弱势，他们的困扰主要来自希腊移民的缺乏和马匹数量的不足。托勒密王朝的伙伴骑兵被称为皇家骑兵（Τους περιτηνανλην），这支部队在公元前217年的拉菲亚会战中出现，实力达到了700人。其他的托勒密非近卫骑兵单位，其发展情况则显得更为混乱不清。已知的托勒密王朝常设骑兵单位，有至少9个骑兵队番号，但这些部队是否是定居的军事贵族，以及他们是否为伙伴式的重骑兵部队，仍然在史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尚无定论。从兵源和维持上，托勒密王朝的骑兵建设，同样继承了伙伴骑兵模式，但相比塞琉西军队，托勒密王朝没有大规模引入本地骑兵人力的记录。直到托勒密王朝的军事机器濒临崩溃时，才逐渐出现了埃及人组成的骑兵。

在遥远的中亚，巴克特里亚王国同样建立了自己的伙伴骑兵部队。这里的希腊裔军事人口有限，而且其中极端缺少骑兵，但巴克特里亚的统治者们成功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伙伴式骑兵部队。本地的伊朗化贵族和定居的希腊裔殖民者，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中后期，进行了马其顿式的骑兵改革。在公元前2世纪中后期的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印度西北部的统治印度-希腊王国的米南德大帝，就拥有一支员额500人的伙伴骑兵部队；公元前2世纪中期统治巴克特里亚的攸克拉底德斯，则拥有一支300人的伙伴骑兵卫队。

战术

作为马其顿式军队中最主要的打击力量，伙伴骑兵的一切战术原则，都以在会战中发动强有力的冲锋为基础。根据阿利安的记录，每个骑兵连队的49或50名官兵将排成楔形，从前至后排列成从1至13人宽递增的队列。每个骑手间大约保持3英尺（90厘米）的横向间距，以确保每个士兵动作不受阻碍。各连队组成的中队则作为一个整体行动，在每个骑兵中队之间，则保留了相当于一个中队正面宽度的空间，这使得伙伴骑兵能够自由地转向。这样的编组模式，经过了漫长的演化才从马其顿军队中产生。

阿斯克列庇欧多图斯（Asklepiodotos）在他的手稿中提及，希腊城邦传统的骑兵中队一般由128人组成，排列成8排纵深的横队。波利比乌斯同样认为8排纵深是最适合作战的骑兵队形。而实际应用中，希腊骑兵大多采用4～6排纵深的横队，显然多排横队有利于发扬冲击力，但对于骑兵队形的转向等机动动作，则显得过于笨重。128人的最小战术单位，对于骑兵作战而言，在指挥的灵活性上也有所欠缺。可以说，传统的希腊骑兵，其作战模式更多受到了步兵作战的影响，其密集和纵深化的队列，与重装步兵的列阵有所相似。在一些实战战例中，希腊骑兵往往放弃机动性，列阵后静待敌军，甚至在一些记载中被描述成“像重装步兵密集结地交战”。

在希腊中部的色萨利，以骑兵见长的这一地区发展出了不同的战术。其基本队形是由61人组成的小型化菱形中队，以中队指挥官（Ilarches）作为队形中的矛头。其他次一级指挥官则处在菱形的其他几个角上，一名中队殿卫（Ouragos）处在尾部，2名中队侧卫（Plagiophylakes）处在两侧，以方便在转换冲击方向时担任矛头。相比希腊式的骑兵横队，菱形中队的机动更迅速和方便，可快速改变整个中队的朝向。这样的队形也更容易集中力量突破战线一点和扩大缺口，同时稍小的战术单位更利于高效的兵力分配。

这种战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腓力二世。因为受到了色萨利骑兵以及北方的西徐亚骑兵战术的影响，他选择楔形队作为伙伴骑兵的标准战术队形。骑兵连队实际上等同于希腊的骑兵中队，成为战场上的基干骑兵作战单位。

将骑兵的机动性和冲击力成功提升后，马其顿式军队得以围绕着伙伴骑兵建立一套战术体系。在马其顿军队中，伙伴骑兵的侧翼冲击具有决定性作用，军队中的其他组成部分，都将为这一目的而服务。整支军队的总指挥官，一般也会直接领导优势翼的进攻。在大多数情况下，伙伴骑兵的进攻都是集中在一翼发动的。只有本方的骑兵实力占据绝对优势时，指挥官才会同时在两翼发动主攻。

当主攻方向确定后，整支马其顿军队都会开始行动，精选的轻步兵将会和伙伴骑兵部署在一起。在伙伴骑兵的内侧，持盾卫队将与伙伴骑兵并肩发动突击。与伙伴骑兵类似，这一单位也是马其顿王国中央化的军事部队。从持盾卫队开始，整条马其顿步兵战线会向侧后延伸，这一部署方式确保马其顿人在优势翼首先接战，而在劣势翼拖延战斗的进程。在持盾卫队的另一侧，被称为步行伙伴（Pezhetairoi）的各马其顿方阵团组成了中央战线，而各方阵团的角色又有所不同。其中一些相对轻装和精锐化的方阵团，又被称为城镇伙伴（Asthetairoi）。这些来自上马其顿高地的兵员，以更严格的训练和更轻的装备，获取了相对于普通方阵更好的机动性，因而更能配合持盾卫队的突击作战。

于是，在整条马其顿军队的战线上，一个配合周密的整体诞生了。从优势翼（常见是右翼）一端的伙伴骑兵开始，伙伴骑兵、持盾卫队、城镇伙伴和步行伙伴各团的部队，越向战线的内侧布局，就更为趋向于防御和重装化，而越靠近外侧和指挥官的位置，部队就更强调冲击力和灵活性。这样精密复杂的体系，赋予了马其顿军队的侧翼攻势极强的威力。当伙伴骑兵在侧翼遭遇到结阵顽抗的敌军时，持盾卫队会承担攻坚任务，而让伙伴骑兵避免正面强攻；伙伴骑兵则会在轻步兵的支持下，果断地投入与敌军骑兵的正面交战，再以灵活的迂回机动设法攻击结阵步兵的侧后。如果对手是轻盾兵或是其他更轻型的部队时，伙伴骑兵则不再回避正面战斗，往往会试图正面冲垮对手。

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过程中，伙伴骑兵的战术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良。亚历山大在其新征服的东方地区中，组建了许多轻骑兵部队，这些不披甲、持标枪和弓箭的骑手，在战场上被用来执行辅助性的任务。伙伴骑兵发动进攻时，这些轻骑兵将承担侧翼的掩护任务，而在防御作战中，他们则以机动迟滞对手的进攻，为充当预备队的重骑兵制造反冲击的机会。

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解体，马其顿军队落入了不同军阀的手中，随之被投入到继业者战争中。伙伴骑兵所面临的，不仅是被迫对抗旧日同袍的窘境，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交战对手在一夜之间升级，成为以马其顿式的训练和装备组建起来的部队，这促使伙伴骑兵的运用水平飞速进步。这一时期的伙伴骑兵战术中，主要的创新在于预备队战术的发展、小型分队的特殊应用以及战象和骑兵的配合。

在亚历山大大帝时期，伙伴骑兵及色萨利骑兵已经开始扮演预备队的角色，但往往是用于防御作战。继业者战争时期，伙伴骑兵作为预备队的应用更为多样化，骑兵预备队的作用也更为积极。指挥官有意识地将重骑兵保留在二线，利用第一线承受敌方骑兵的冲击，当对方在第一阶段的进攻后失去秩序、急需重整时，本方再投入骑兵预备队，趁势击破敌军，在局部取得完全的优势。这样的预备队运用，从战术思想上不只是以遏止敌军攻势为目的，而更多成为本方发展攻势的手段。以皮洛士大王为例，在他与罗马人进行的数次会战中，在骑兵数量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他依然屡次保留了最精锐的重骑兵作为预备队。皮洛士大王的具体战术是，用本方相对次等的骑兵，在长时间的拉锯战中，将敌军骑兵的体力和兵力消耗至极限，这时再投入预备队完成决定性的进攻。

由于这种战术变化，当两支采用马其顿战术体系的军队交战时，各自以优势翼对抗敌方劣势翼，避实击虚的旧战法更多被“择强而击”的新战法相取代。新战法强调后发制人，以弱势翼对弱势翼，优势翼对优势翼，在优势翼优先考虑利用预备队的高效运用，摧毁对方的进攻主力本身，随后再以得胜的部队在对方的优势翼地段上发动反击作为自己的主要攻势。

在加沙会战（公元前312年）、阿波罗尼亚会战（公元前220年）、帕尼翁会战（公元前200年）中，希腊化军队的指挥官都选择了这类战术，放任对方在侧翼主动进攻，再利用骑兵预备队发动反击，摧毁对方的进攻主力，随之发动反攻。伙伴骑兵的冲击力和机动性，在这样的机动防御作战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另一个新的战术发展趋势，是对小型骑兵分队的使用。骑兵连队、骑兵中队级的小单位，被部署到大型的作战队形之外。他们一般被用于执行独立的作战任务，譬如对主力的侧翼、后方进行掩护，以及在主攻前发动独立的冲击，扰乱敌军的队形。从第二次继业者战争中的帕莱塔西奈会战开始，史料中开始出现对这种部署方式的记载。这样的战术细节，体现了马其顿重骑兵战术的逐渐成熟，同时也展示了古典时代骑兵战术的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