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还是传承

——对新传播环境下摄影的思考

任黎华

【摘要】：当下，以视觉为中心的视觉文化符号传播系统正向传统的语言文化符号传播提出挑战，摄影在新传播环境下是传承还是传播，特别值得我们摄影组织者的思考。本文首先分析了在数码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三者合力作用下，传统摄影的解体与重构种种现象；其次，论述了被视觉文化左右的新传播环境下日益改变的摄影，正在脱离了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转向以视觉为中心，特别是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最后把着重点放在摄影是传播还是传承这样形而上的问题上。作为摄影我们怎样向历史交待，作为摄影我们怎样不让历史留下空白，举一反三，摄影不是为了传播而传播，我们只有不断拓展摄影人的应对能力，提升摄影传播变革能力，让摄影成为传承中华文化文明的工具，是每一个摄影人重新审视，重新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新传播环境 传统摄影 视觉文化 摄影传承 反思

新传播环境下的摄影在当今社会的普及与主导地位已是不争的事实，数码技术降低了摄影的门槛，也使摄影日渐大众化、普及化，网络、手机等新资讯手段使摄影生态更加丰富，任何人都可以拍自己认为值得拍的照片并发表、参展或投稿，与此番热闹景象不对应的是摄影作品严重地良莠不齐，真正具有文化内涵的高水平摄影作品不多。作为推动摄影发展的摄影组织者不能反对摄影的大众化、普及化，而且还要大力提倡，面对未来的摄影形态必然是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也正因为如此，强调摄影艺术本身的固有特征和影像中的社会价值理念，就更加必要。摄影大众化的程度在加剧，但是这不应成为阻挡优秀作品和优秀摄影家出现的泡沫，未来的摄影面临一种多层次的格局，摄影需要的是大繁荣、大发展而不是凑热闹和摆花架，这也是摆在所有摄影组织者领导者面临的一个严峻课题。对于当前杂乱的现代传媒和五花八门的摄影现象，对于拥有相对稳定的传播面和受众群的摄影团体而言，新兴媒体的冲击和挑战也日趋明显，摄影是传播还是传承，回避没有出路，只有以积极的心态，顺时而为，乘势而上，才能占据主动，实现创新发展。

一、在新传播环境下传统摄影的解体与重构

自公元1839年摄影发明以来，便一直有人问及，究竟摄影是什么呢？曾经有人直截了当的提出，摄影是把影像记录下来的光学及化学过程。由于科技的发展，相机及菲林在其后的数十年有了很大的改良，使得摄影开始“普及”了，到了本世纪初，由于较轻便的相机的出现及简装菲林的面世而变得更为方便及容易，开始有更多的人利用它来作为创作的活动，于是也有人认定它是艺术，也更容易使摄影进升到艺术的门槛。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及服务业的盛行，摄影的商用价值也凸现出来，于是有人说，摄影是一种赚钱的工具。自从传播学建立以来，我们对摄影有了新的形容──摄影就是一项传播行为，而照片则是传播过程中的媒介。随着数码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极大地扩展了摄影文化传播的力度和范围。与此同时，数字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魔鬼也是天使，特别到了今天，在新传播环境下摄影的这种双重特性，得到充分的验证。

新传播环境下的摄影首先对传统摄影语言进行挑战。传统摄影家刻意追求所谓的“摄影素质”：准确、直接、精微和自然地去表现被摄对象的光、色、线、形、纹、质诸方面（典型的沙龙摄影），而不借助任何其他造型艺术的媒介。他们认为摄影应该具有“与自然本身相等同”的忠实性，画面中的每一个细节，只有具有“数学般的准确性”（以“F64”命名的纯粹派摄影），作品才能发挥他种艺术媒介所不具有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如果说传统摄影语言表征的是视觉媒介对现实世界的客观复制，那么新传播环境下的摄影则表征了影像则是真实与虚拟的混合的符码、模型对现实的主宰和对真实的僭越。数码摄影技术支撑更多的无视传统摄影语言现象的发生，影像生产不仅更加轻易便捷、彻底全面，而且它明显地让影像的拟仿（Simulation）逻辑跃出和视觉的边际（观念摄影），渗入到人类生存的基点。新传播环境下的摄影已经没有规范的语言形式，没有固定的工艺流程，没有专业非专业摄影界限，更没有所谓的艺术非艺术。从过去的技术加艺术神坛走到了民间，大众化、普及化是摄影目前的真实写照。一句话摄影从虚拟审美幻觉的“超真实”逻辑、“眼观图像”的层面，扩展到了“人机（电脑）互动”的现实生存体验层面。

新传播下的摄影进步使影像信息变得十分脆弱，十分容易被修改和掩盖。美联社2004年7月15日在不经意间刊登了一张有意夸大陕西省西安市区水灾的新闻照片，后经确认此图片经过电脑处理。美联社对提供照片的摄影记者给予“开除”的处罚。无独有偶，再如：据美国媒体2005年1月4日报道，2004年12月30日，加拿大的《卡尔加里先驱报》在其头版刊发了一张触目惊心的“独家海啸照片”，照片中数米高的浪潮正向人们席卷而来。该照片引起巨大轰动。事后证明该照片并非是在12.26“世纪海啸”中拍摄，而是两年前于中国杭州拍摄到的“钱塘江潮”！还有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周老虎”、“刘羚羊”、“广场鸽”诸如此类的情况不胜枚举，以上几例可以看出电子影像不但打击了摄影纪实这一文化本质，还颠覆了摄影的各个角色，更改变了摄影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从而直接挑战和解构了传统摄影文化。

新传播下的摄影使作者影像表达方式更加私人化。伴随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流入而产生的现代意识作品，有的用怪诞离奇画面来表现意识“新潮”；有的对国外原作翻拍拼贴，故作深沉；有的模仿西方影坛早已淘汰的“达达派”、“抽象派”、“唯美主义”等艺术模式，苦涩难懂，娇柔造作，哗众取宠。在创作、表达中，一些有意识地制造出来的人为的隔阂与障碍，被当做特立独行、与众不同。这样的情形已经持续有年，没有地域限制（传播）、没有空间的束缚（网络）、没有道德的羁绊（时尚），正是在这如何实现有效的表达上，使摄影似乎陷入了一个泥淖，而这些让人看不懂的“新锐”和“观念”的作品，只不过是一些极端私人化的喃喃自语。这种没有约束以至于造成某些糟粕影像的泛滥化，拍照成为像写字一样的简单技能，手机、网络影像的便捷、及时、低成本，群众的参与度迅速增加，在科技发展无形地促进下共同营造了一个没有束缚、没有限制、鱼目混珠的传播氛围，像天文数字一样数量的图片充斥在我们的周围。像“芙蓉姐姐”，就是利用网络大众传播媒介，选择年轻网民关注的问题，用摄影来表现自己的个性化的画面吸引大家眼球。

新传播下的摄影价值界限的消失，使摄影权威性受到了挑战。像170年前谈论绘画死亡时的情景一样，现在摄影术的发明地欧洲又有很多人在谈论摄影的“死亡”。其实我们已经领会到数字技术发展使得传统的摄影方法和技术不再重要。网络和多媒体的应用急速改变代表工业时代的纸媒信息传播方式。人人皆可随时随地便捷地进行数字化摄影并及时传播交流，取景掀动快门不再是摄影家的专利，突发性重大事件报道不再是新闻记者的专利。一个半多世纪以来摄影媒介信息传播意义上的实用功能，被全新的数字媒介技术平静地削弱、覆盖和替代。传统摄影媒介终于获得与当年绘画走向现代主义相似的历史性机遇，在功能上实现完整意义上的艺术形态转向，走向本身独立自主的全新时代。电子影像时代混淆了拍摄者、制作者和观赏者，混淆影像的客观现实性，最终使摄影艺术本源的权威性变成了泡影。而在传统摄影的手工制作影像时期，摄影作品与外在世界的物像几乎是同样重要，每幅作品无不打上作者的烙印，影像符号渐渐的成为信息源和数码文本，有时甚至是数字符号，本源成了泛本源，可以随意地拍摄、修改、调制和删除图像，再也不必付出高额的胶卷以及冲洗的费用，这也就会自然而然在网络出现天文数字量一样的图片，永远看不完的摄影展览，读不尽的摄影画册，数不清的摄影活动……

二、被视觉文化左右的新传播环境下的摄影

社会发展到今天，完全进入信息时代，人们也自然步入了视觉文化时代，摄影也毫无争议的被视觉文化所左右。著名美国学者阿尔温·托夫勒则在他的成名作《第三次浪潮》中提出了三种文盲的概念。他说，随着社会的演进和科技的发展，人类将产生“文字文化文盲、计算机文化文盲和影像文化文盲”。文字文化文盲是农业社会的产物，而计算机文化文盲、影像文化文盲则是工业社会，特别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中认为摄影最具革命性的意义是标志着机械复制时代的来临，而艺术也被拉下神圣的祭坛，被大众化、工业化。摄影、电影等机械复制手段的发明和成熟运用，彻底改变了文化艺术的生存状态。离开这些复制手段的艺术，结局是被遗忘和冷漠。而且同时它们也改变了人类的认知能力和价值取向。美国哈佛大学的丹尼佛·贝尔教授在《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一书中说“我坚信，当代文化正逐渐成为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既然摄影传播是属于视觉文化范畴，视觉文化传播时代的来临，就标志着新的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也标志一种新传播理念的形成。数码影像正在不断地颠覆着传统摄影的成像方式和审美观念，并且放逸出不同的摄影新形态和新模式。

视觉文化首先强化与凸现了人类自身的主体性，特别是在科技的推动下影像文化逐渐下嫁到民众阶层，撕破了原来只由影像精英们把玩的禁闭性的高贵面纱，促使影像文化与视觉文化的转折，而这种影像文化的扭转直接告示着新媒体艺术对叙述话语权利的扩散。苏珊·桑塔格说：“摄影业最为辉煌的成果便是赋予我们一种感觉，使我们觉得自己可以将世间万物尽收胸臆——犹如物象的汇编”。随着影像界域的扩充和对人类的生活介入，影像的制作手段成为了普通百姓与一切社会机构所能操控的常规手段，家用电脑、家用摄像机、照相机的大量攀升以及各种数字化影像软件的大量开发与简易化发展，为普通人获得影像叙述权提供了直接的可能性。在报道伊拉克战争的图片里，有一些直接拍摄战斗的照片很少让人记住，而士兵利用手机拍摄的一些虐待俘虏的照片，使得几百万的人通过因特网看到。拍摄者不需要任何专业训练都可以将照片拍摄下来，而且他们能够在不需要专业摄影师，不能到达的许多地方拍摄这些照片，这些照片能够送给朋友、亲属，甚至是大众，而不会被军方或者图片编辑所限制，所审查。在战争历史上出现这种情况，这种照片的力量之所以产生这么大秘密就在于照片网络传播，这种传播是巨大的，无法控制的。以视觉文化主导的摄影增强了影像与人类艺术体验的互动性，这应该是视觉文化表现的一个重要特征。人机的互动交流主要通过作为开关和按钮功能扩展的键盘来实现。直到界面与鼠标出现，电脑与视觉世界的联系才重新建立起来。电脑图像由开始的静态的平面绘图逐渐过渡到动画、三维动画，最终发展到能够以假乱真的数字化虚拟影像。从视觉效果看，目前计算机的虚拟影像完全可以达到影像质感，影像的拍摄在技术上也完全可以由计算机生成来替代。网络的出现，使得无所羁绊的异地即时（real time）的虚拟互动交流成为现实。由此，传统的媒介被颠覆，传统媒介之间的界限被逐渐解构，图像时代的视觉美学霸权正在被一种虚拟互动的全新美学所撼动。摄影作品可以在地球上的各个角落进行交流，作品承载着特定的文化信息，跨越时空的局限，在无限的时空中传递文化信息，推动着世界文化的交往、沟通和融合。

在视觉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政府宣传摄影。真正在人类历史上有着长久竞争力和吸引力的是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文化影响力。对视觉文化的介入是各级政府作为国家公共关系战略来执行的，自1949年解放，新中国一直重视政治宣传，自然而然对文化传播起主导作用。近年来，极其重视摄影文化的影响力，特别是摄影传媒的影响力，摄影文化影响力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引擎”和“酵母”，引导和驱动社会发展。利用摄影宣传招商引资，利用摄影推广当地旅游发展，利用摄影扩大地方知名度等等。摄影已经成为政府宣传的利器，而且事实证明这一做法非常奏效。平遥，曾是中国西北高原上的农业大县、人口大县、经济欠发达县。1997年以来，因举办“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使它从寂寂无名的小县一跃成为世界摄影界的焦点。摄影图像所形成的视觉文化不是图像的一般的累加，而是以摄影图像传播为中介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视觉化的问题，即摄影的社会现象反映了社会关系，摄影的视觉文化构成了人类视觉的信息化，视觉符号影响社会心理，摄影的内容被社会关系视觉化了，视觉再不仅是“艺术”了，视觉变为现实本身，这是摄影文化大众化对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

三、在新传播环境下摄影是传播还是传承

传承和传播，第一个字都是“传”，都要流传，第二个字不同，表明了对于流传的不同价值诉求。传承的“承”，继承，是时间性的，文化要在时间中、在历史的长河中流传，追求的是久远的价值，要能经得住时间的检验。摄影家让·卢·西埃夫，将他40年来的作品集称为“《光阴是过客，时间如雨丝》光阴虽像过客一样匆匆而去，但时间如雨丝一样无声无息地凝结成辛勤耕耘的成果——一幅幅作品得到永驻。唯一的心愿就是让这些作品能留住过去那些值得怀念的时光，在人间消逝慢些，再慢些。”而摄影传播的“播”，是播送，是空间性的，信息要在空间中、在广大的人群中流传，追求的是当下的效应，能吸引眼球，有收视率和点击率。而摄影作品传承要立足于久远性，传媒着眼于当下性，这是第一个本质上的不同。

摄影文化的传承是取决于视觉文化的发展，在视觉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孕育于“艺术”和“纪录工具”两棵树枝上的摄影，再也不会被出身所束缚，以影像为核心的视觉化社会，为摄影提供了更广阔的栖身地。所谓的摄影特性或者称之为本质，就是将摄影的艺术性和纪录性放在社会视觉化的大舞台上去表现，让摄影带着它固有的特性，再披上文化及实用的外衣，挂上商品消费的品牌，让影像作品适得其所而已。其实从视觉文化发展的角度看，当今中国摄影的定位就是要让摄影走向社会，让摄影的审美和纪录功能形成社会视觉文化元素。这种定位一方面包括对摄影作品的评价和对摄影现象的批评，另一方面就是对摄影视觉文化的倡导。定位的出发点就是要打破单一的“艺术”和“工具”情结。摄影的定位一方面是掌管着对摄影价值取向产生影响的机构的事，另一方面是对大众文化产生影响的机构的事，对视觉文化让摄影重新定位。摄影这种既肩负“艺术”和“工具”双重使命，又被新传播环境推向风口浪尖，成为摄影文化传播的工具，这是第二个不同。

摄影的传承取决于摄影文化地位的提高。摄影是科学与文化的结合体，固然摄影必须要讲究专业性，媒体的传播则可以满足于业余性。摄影和传媒具有不同的性质和价值选择，如果各司其职，本也正常。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是，随着世界呈现“3C融合”（计算机Computer、通讯Communication和消费类电子产品Consumer Electrics）的趋势，摄影这一块——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网络——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势，在此影响下，摄影也在追求当下性和满足于业余性，大量摄影活动毫无文化内涵，加入了推动宣传推介浅层化、碎片化、快餐化、娱乐化的潮流。摄影正在向传媒看齐和蜕变。真正的优秀作品必须有值得传承的文化内涵，这就要求作者对于所涉及的主题有准确、完整的知识，深刻、系统的思考。一般性摄影图片追随时事不断变换话题，涉及面宽泛，通常不可能专业。当然，这是总体性质上的区别，不排除局部事实上的出入，比如，有的摄影人很有文化，其作品最后也就进入了文化的传承，而许多摄影作品只是徒有其表，随着时间的流逝如过眼云烟。

摄影文化的传承取决于摄影在视觉文化传播中独特不可取代的位置。摄影较之文学、绘画、音乐或建筑，更能以其独有的形象信息功能，将其拍摄对象的真实性、直观性和瞬间的永恒性保留下来。“摄影所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历史记录，而且还是面对现实的新方式，就像无以数计的当代摄影文献的效果所证实的那样，当旧照片实塞着我们的历史意象时，现在拍摄的照片则将现实的东西转换为类似历史的意象”。人类在每个时代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存留，能为后世知晓，成为人们的借鉴，但是，每个时代的人们心灵世界所经过的历程，人们的精神面貌，却难以为后世所知晓。解决的方法就是通过各个时代的艺术化的社会象征符号系统地表现他们。人类自从有了摄影，万物世界、历史变迁无不被摄影所记载，因为有摄影作历史的见证，我们从南京大屠杀见证人丹麦人伯恩哈尔·阿尔普·辛德贝格（Bernhard Arp Sindberg）照片上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让我们不忘国耻，不忘战争，热爱祖国，热爱和平；因为摄影的记录，我们从《开国大典》、《斗地主》、《东方红》、《小平你好》、《神圣的权利》、《两党一小步 民族一大步》等典型作品中能看到新中国成立时激动人心的场景，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看到中国经济腾飞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由于摄影的传播，我们从玛格南的图片库里看到世界的战争与灾难、和平与希望，从美国的《国家地理》了解到世界各地的民族文化和习俗，同时也揭开了大自然的奥秘。

摄影文化的传承取决于能否产生摄影精品和大师。何谓精品？精品就是质量上乘的作品。从本质上讲，作品应该以深厚、透彻的时代内涵显示自身的创见和社会价值，应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把对自然、对社会和对人类自身的认识推向更高的层次。当前，很多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当下的摄影状况，是“繁而不荣”，摄影队伍庞大，著名的摄影家也可谓之不少，但却难觅艺术大师；每年创作的作品汗牛充栋，但却缺少精品杰作。一位青年批评家直言：“我们不缺少才子而缺少大师，不缺少优美的风光而缺少警世之作。我们的摄影太需要思想和热情了。”于是呼唤大师、呼唤精品杰作的声音不绝于耳。我们有必要冷静反思一下，为什么当前我们没有大师、为什么缺少精品杰作？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见仁见智。就笔者看来，当前摄影所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摄影界浅薄浮躁之风的盛行和艺术定力的缺失。没有定力，就意味着没有执著、没有专注、没有恒心、没有信仰，也就没有精品，也就没有大师。美国摄影家尤金·史密斯，他的一生只拍摄需要大家去关心的人。他拍摄不是为自己，而是作为人类的一分子去拍摄，去为纪录他永远不会失去信心的人性光辉而忙碌一生。他在对自己作品评价时说：“我不能忍受那些混胀的影展，尽在博物馆墙壁上挂着干干净净的小框子，使得那些影像看起来只是艺术的零碎片断，我要自己的作品成为生活的片断。”在他的摄影生涯里，因拍摄战争被炮弹炸伤（动了23次手术，取出一百多块弹片），因拍《水俣》影集，先后用了四年半的时间，与村民同吃、同住、全身心投入到被列入20世纪最大的公害案——“水银中毒事件”，后来工厂雇佣的打手将他打伤，眼睛差点儿打瞎……史密斯这种为事业而无私奉献的精神，与我国一些摄影家整日为获奖忙碌之间产生了多么大的反差。面对纷纭变化的世界，摄影家要能“把持”住自己，抵挡外界和自身的各种诱惑，耐得住寂寞，扛得住各种压力和风险，保持摄影创作的正确方向，用“十年磨一剑”的精神从事创作，从而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精品。

人类需要摄影把人类文化信息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积累起来，最终成为后一代人丰厚的精神文化财富，使他们从中可获得丰富的、多种多样的信息资源，成为新一代开创未来的起点。如果放弃摄影文化传承的伟大使命，等于就是摄影的灾难。著名历史学家曾说过：“一段历史如果没有影像和文字的记录，等于就没有这段历史。”我们今天尚能自豪地谈论祖国历史上文化灿烂的时代，谈论诸子百家、唐诗宋词乃至民国文人，可是，一百年后，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我们的子孙能谈论些什么呢？海量的信息图片，走马灯似的摄影展览，五花八门的摄影活动早已烟消云散，他们只能说：那是一个没文化的时代。世界，缺的不是照片，而是照片背后令人震撼的思想。作为摄影我们怎样向历史交待，作为摄影我们怎样不让历史留下空白。所以，作为文化的摄影，摄影的自救之道首先应该是树立自身的文化品格，恪守摄影学术和本体，在摄影发展中要有有建树的大师或群体，有经典名作，在国际国内大环境中有流派的传承和创新，特别是要有力地体现与反映正面的价值观道德观。我们承担的其实是一种文化薪火相传的责任，让摄影成为传承中华文化文明的工具，这才是在新传播环境下需要每一个摄影人重新审视，重新思考的问题。

（作者为陕西省安康市群众艺术馆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