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中国近代史讲义(1)

第一章 绪论

《史记·六国表》曰：“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此为研究历史当略古详今之注脚。盖事易见而理难明，自谓能明原理者，往往所执仍系实事，事已过去而犹欲强而行之，则泥古之祸作矣。世之侈谈皇古以及理想太高者，其不可用即由于此。然则历史知识信莫贵于现世矣。

史事前后相因，又彼此皆有关系，欲强分之，正如抽刀断流，不可得断一事也。欲求其原因，非谓全宇宙皆其因不真，欲求其结果，亦非谓全宇宙皆其果不确也。然事之真相难穷，而人之知识有限，就凡人识力所及，原因结果，要不能无亲疏之分，然则举吾侪认为与现在有直接关系之事，搜集而研究之，夫固未为不可也。所谓近世史者，其义如此。然则近世史当自何时始邪？

中国历史可划分为三大时期。羲、农、巢、燧利物前民，文化由来，遐哉尚矣，虽书阙有间，传说要非尽虚诬，此为自草昧入文明之世，一也。孔子删书，断自唐虞，史公作记，始于黄帝，惇史留诒，盖自兹始。斯时部落林立，异族错居，以累代之尽力经营，而林立者始渐合并，错居者始渐同化，至于嬴秦，遂胥宇内而为郡县，此自分裂入统一之世，二也。自秦迄今二千余年，就大体言之，疆域实无甚变更，政治亦无甚根本变动，四方异族程度皆较我为低，虽亦有时凭恃武力，荐居上国，至于声明文物，终不得不舍其故有者而从我。一再传后，其族且与我同化，泯然无迹焉。文化足以裨益者，惟一印度，亦仅及神教哲学而止耳，此为闭关独立之世，三也。自欧人东来，而局面乃一变，其文化既与我大异，政治兵力亦迥非前此异族之比，我国受其影响，遂至凡事皆起变化，此为现在所处之时期，就此时期之事而讲述之，此则所谓近世史者也。其中又可分为二期：一自欧人东来，至清末各国竞划势力范围止，此为中国受外力压迫之时代；一自戊戌变政起，讫于现在，此则中国受外力压迫而起反应之时代也。

第二章 中西交通之始

自中国通欧洲陆道凡四：北经西伯利亚逾乌拉岭入欧俄，一也；自蒙古经天山北路出两海间（咸海、里海），二也；自天山南路逾葱岭，三也；南经前后两印度西北行，四也。四道中，北道最荒凉，直至俄人据西伯利亚筑铁路而后大开。自蒙古迄两海间为游牧人种荐居之地，匈奴、蒙古侵略欧洲实自此道，两洲之声教文物由此相接者，希焉。葱岭以西、印度固斯以南，自古多城郭繁华之国，然天山北路，既阻之以大沙漠，川边海藏又为世界第一高原，越此相通，实云艰阻。安南虽为中国郡县，而暹罗、缅甸，开化皆晚，且中国文化，古来亦迄在北方，至南方渐即开明，而安南已离去矣。故中欧虽陆地相接，然其关系反至海洋交通之世而后密也。

海道自地中海、黑海出波斯湾，或自埃及出红海，为自古贾舶所由，然是时航海之业尚未大盛，至近世此道沿岸悉为土耳其所据，而西人航海之业转于此时勃兴，遂不得不舍旧有之道，而别觅新路，其究也，海路之新通者有二，一绕非洲南端入印度洋，一则经西半球东来也。此时欧洲文化亦骤进，其与我相异而足以相资之形大著，于是东西交往有如一家，而世界风云影响且及于亚东之古国矣。

西人近世之东航，实始明代。宪宗成化二十二年（1486），葡萄牙人始抵好望角。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遂来广东，世宗嘉靖十四年（1535），乃得澳门为根据地（见《中西纪事》）。自葡人抵好望角后七年（明孝宗弘治六年，1493），而哥伦布发现美洲；其抵广东后三年（正德十四年，1519），则麦哲伦环绕地球。嘉靖四十四年（1565），西班牙县菲律宾建马尼拉，神宗万历三年（1575）、八年（1580），再至福建求通商，为葡所阻，而中国贾舶往来于马尼拉者甚多。荷兰故西属也，以万历九年（1581）叛西班牙自立时，西班牙王兼王葡萄牙，恶之，禁其出入里斯本，荷人乃自设东印度公司，谋东航，先后据苏门答腊、爪哇、马六甲。万历四十八年（1620），攻澳门不克，转据澎湖，旋略台湾（明熹宗天启四年，1624），至清顺治十七年（1660），乃为郑成功所夺。先四年（顺治十三年，1656），荷人使至清廷求通商，清人许其八岁一至，舶数以四为限。康熙三年（1664），又求改立商约，清人不许。然荷人于好望角、麦哲伦海峡皆筑塞驻兵。自万历三十七年（1609），已得日人允许通商长崎。岛原乱后（事在明思宗崇祯十年，1637），日人悉禁他国不得通，惟荷人不传教独免。当时东方之商业实以荷人为独盛也。英立东印度公司事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与葡人争印度，葡人累败，其卧亚总督乃与英和，许其出入澳门。思宗崇祯十年（1637），英人遂以舰至，而葡人之守澳门者拒之。英人乃自谒中国官，至虎门，为守兵所炮击，英人还击，陷其炮台，后还所掠，中国亦许其通商。未几，兵事起，复绝。郑经尝许英人通商厦门及安平，然台湾初开，安平实无甚贸易，惟厦门时一至而已。明清之间中欧海路之交通如此。

其自陆路东来者，则为俄罗斯。俄盖《唐书》之遏罗支也。（《元史译文证补·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释地》上阿罗思云“今官私文书定称为俄罗斯，详审西音似云遏而罗斯。遏而二字滚于舌尖一气喷薄而出，几于有声无词，自来章奏记载曰斡罗思、鄂罗斯、厄罗斯、兀鲁斯，直无定字。又曰罗刹、罗察、罗车、罗沙，则没其启口之音，促读斯字，变为刹察，歧异百出，有由来也。其族类曰司拉弗哀〈斯拉夫〉，既非乌孙，亦非羌种。佛书罗刹尤为拟于不伦。其国名最晚著而族类之名则早见西书。俄史释司拉弗哀，义谓荣耀，欧洲他国，则释为佣奴。《瀛环志略》谓唐以前为西北散部，受役属于匈奴，最为近似。元人所谓林木中百姓是也。唐季此种人居于俄，今都森彼德普尔〈圣彼得堡〉之南，旧都莫斯科之北，其北邻为瑞典、挪威国。国人有柳利哥者，兄弟三人，夙号雄武，侵陵他族，收抚此种人立为部落。柳利哥故居地有遏而罗斯之名，遂以是名部。他西国人释之曰遏而罗为摇橹声，古时瑞典、挪威国人专事抄掠，驾舟四出，柳利哥亦盗魁，故其地有是称。是说也，俄人所不乐闻。”愚案《唐书·回鹘传》：“又有驳马者，或曰弊剌，曰遏罗支，直突厥之北，距京师万四千里……人貌多似结骨，而语不相通。”遏罗支即遏而罗斯异译。结骨人皆长大赤发，皙面绿瞳，亦见《唐书》，正是白种形状。司拉弗哀盖先为遏罗支所征服，而后柳利哥君之，故犹蒙其旧称，释为橹声，语涉附会。俄人之不乐闻，未必尽由自大也。）

唐懿宗咸通三年（862），有柳利哥者始建诺佛哥罗特，后嗣渐拓而南迁于计掖甫，居黑海之滨，行封建之制。蒙古兴而俄为所征服，地属成吉思汗长子拙赤。拙赤死后，其长子拔都实为之共主，西史称为钦察汗国。明英宗天顺中，俄人叛蒙古，时钦察汗正统已绝，支庶纷争，遂为俄人所乘，次第破灭，时当宪宗成化中，约与葡人之绕好望角而至印度洋同时也。俄人既复西疆，复思东略，收抚哥萨克族以为己用，遂东侵西伯利亚，于是托波儿斯克（万历十五年，1587）、托穆斯克（万历三十二年，1604）、叶尼塞斯克（万历四十七年，1619）、雅库次克（崇祯五年，1632）、鄂霍次克（崇祯十一年，1638），相次建立。至崇祯十二年（1639），遂抵鄂霍次克海，又欲南下黑龙江，而清俄之交涉起矣。

第三章 传教之始

近世东西交通关系之大，在于文化，而西方文化之输入，实始基督教士，此不可诬也。基督教之入中华，不自近世始，当唐太宗时，教徒阿罗本已赍经典来长安，太宗许其建寺曰波斯。是为基督教之乃斯脱利安宗，中国名曰景教。乃斯脱利安者，当南北朝之初，基督教中有基督为神抑兼为人之争，乃斯脱利安主兼为人，后其说见摈，其徒因谋为乱，事泄见逐，皆居波斯，凡三万人，故阿罗本自波斯来也。玄宗以其教本出大秦，改寺名曰大秦。德宗时寺僧景净立“景教流行中国碑”，明末出土，可以考见当时景教流行之情形焉。武宗禁佛教，诸异教皆遭波及，景教亦绝。元世兵力抵欧洲，欧人苦其侵扰，欲以神教怀柔之，于是若望高未诺奉教皇之命，以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至大都，世祖许立教堂四，皈仰者逾六千，然多蒙古人，故元亡后绝。元时基督教徒称也里可温，近人陈垣有考。

明世东西航路通后，旧教教士入中国者，当以利玛窦为始。利玛窦之至澳门，事在万历九年（1581），先传教于肇庆，后至南京，交其士大夫。万历二十八年（1600）始至北京，表献方物。明年又至，神宗赐之宅，并许其建立教堂。利玛窦知中国士大夫不易崇信教理，又知形下之学，为中国所乏，乃先以是牖道之。士大夫多重其人，故其传教无阻。万历三十八年（1610），利玛窦卒。未几南京礼部侍郎沈囗奏攻其教，四十四年（1616）遂遭禁断，教士之居北京者，皆勒归澳门。熹宗立，满洲战事急，召其人造大炮，乃得解，时天启二年（1622）也。会大统历疏舛，而深通天文之汤若望亦来华，遂于首善书院设历局，命造仪器，且译历书。思宗崇祯十四年（1641）新历成。十六年（1643）命以代旧历，事未行而明亡。清人入关，汤若望上书自陈所学，诏名其所造历曰时宪。汤若望及南怀仁并官钦天监，时顺治二年（1645）。世祖没，杨光先疏攻之，汤若望等皆论死，以前劳仅免，各省教士亦多见禁锢。圣祖康熙六年（1667），以推闰失实，乃复黜光先而用南怀仁，在京教堂，仍许设立，然各省之禁止如故也。初波兰人卜弥格以教皇命传教广东，尝于永历四年（清顺治七年，1650），赍桂王母王、马两太后及教士庞天寿书，致教皇请其代祈天主，保佑中兴。当时两太后及皇后王氏，太子慈烜，大臣瞿式耜、丁魁楚等咸受洗礼。逮清圣祖兴，好尚西学，用西教士益多。圣祖最眷南怀仁，南怀仁又引进徐日昇、张诚、安多等进讲西学，外交、制造、测绘等事，亦咸使襄理，各省教堂，虽未解禁，然私设者亦不问。当时广东省有教堂七，江南百余，在他省者亦二三十，信者至数十万人焉。初利玛窦等之传教于中国也，不禁拜孔子，亦不禁拜天祀祖，其说曰，中国人之拜孔子，乃崇敬其人，其拜天，则敬万物之本，祀祖出孝爱之诚，皆非拜偶像求福也。教士咸习华语，通华文，衣食居处，一如华人，其人皆无家室，行坚卓而邃于学，故易起人敬仰之忱，不萌异教畏恶之念，然别派教士有不以为然者，讦之教皇，谓其卖教求荣。康熙四十三年（1704），教皇命铎罗赍密令至中国禁之。铎罗以明年至燕京，知其令与中国不相中，迟至四十六年（1707）乃以己意布其大要，而命教士不从令者皆去中国。圣祖大怒，执铎罗致之澳门，命葡人锢之，后以幽愤死。康熙五十六年（1717），碣石总兵陈昂以天主教在各省开堂聚众，广州城内外尤多，洋船所汇，同类勾引，恐滋事端，乞依旧例严禁。许之。世宗雍正元年（1723），闽浙总督满保请除送京效力人员外，概行安置澳门。各省天主堂皆改为公廨。明年，两广总督孔毓珣以澳门地窄难容，请令暂居广州城内天主堂，而禁其出外行走。（乾隆五十年，1785，西人巴亚央等因私行传教，刑部审拟监禁，奉旨以情实可悯释之）。又明年，毓珣奏言香山西人丁数已逾三千，乞着为定额，余额者悉令归国，皆从之。先是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教皇尝发令，处不从1704年之令者以破门之罪，使嘉禄至中国行焉。嘉禄知其不可，别以己意加八条于令后以调和之，教皇不谓然。1721年（康熙六十年）及1724年（雍正二年）再发令申明1718年令意，于是在华教士不得复顺中国之俗，华人畏恶愈深，川楚教乱后，尤视异教如蛇蝎。仁宗嘉庆十年（1805），御史蔡惟珏疏请严禁西洋人刻书传教，适广东人陈若望为西人德天赐送书函地图至山西，事觉下刑部严讯，德天赐监禁热河营房，陈若望及余任职教会之华人皆遣戍伊犁，教会所刻汉文经31种悉销毁，教禁益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