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夫，晚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其自幼嗜学，7岁时，就能听人讲《左氏春秋》，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为人温良谦恭，品德高尚，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后世将其与孔子、孟子一起，尊奉为儒家三圣。他的治国之方见于《资治通鉴》，治家之道载于《传家集》。

司马光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奉敕编成了《资治通鉴》。它是中国最详尽的编年体史书，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历时十九年才编成，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为后世治国理民、为人处世、启迪智慧、移风易俗提供了大量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

司马光像

编年体是指以年月为顺序的史书编写体裁，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按历史发展过程记述史实。

《资治通鉴》的编撰方法对后世的编年体通史有极为巨大的影响，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

《资治通鉴》的编撰

北宋建国数十年之后，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学术文化繁荣，同时，内政多弊，御戎不力，“积贫积弱”，局势不稳。当时，帝王将相，志士仁人，平民百姓，都在寻找出路。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正值其反对王安石变法遭到失败之后。他企图借助著述来影响最高统治者，以维护自己的政治主张。此书修撰的目的是通览历史，取其“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历史经验，帮助为政者实行王道仁政，故有人称之为“帝王教科书”。在司马光之前，历代史书已卷帙浩繁，且均文字繁多，体裁各异，布衣尚且“读之不遍”，日理万机的人君更是无暇周览，司马光于是效左氏编年之体，撮取其要，撰编年史，初成《通志》八卷，记叙的是战国至秦二世约两百年间的史事。司马光将其进呈英宗，英宗大为赞赏，于治平三年（1066）四月诏令开局，借阅宫廷秘阁图书，继续修撰此书。历19年，书成，英宗已崩，宋神宗因其裨益治道，赐名为《资治通鉴》。

预修此书的还有：刘攽（负责战国、两汉部分）、刘恕（负责三国、南北朝部分）、范祖禹（负责隋、唐、五代部分）。

《资治通鉴》的内容

记事上始战国三家分晋（前403），下终五代（959），共一千三百六十三年，以编年为体，记述了周秦至五代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情况，并将历代典章制度在对历史的叙述过程中展现了出来。全书持论极为平正，删削了前史的符瑞及神异怪诞之说，将历史人物的活动与性格进行生动的描写，使这一部史学巨著兼具了很高的文学性。由于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带有反对王安石变法，维护自己的政治主张的意图，书中许多地方都带有比较浓重的封建正统思想。对此，朱熹曾表达他的不满曰：“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同时，司马迁过于偏重人的思想活动，尤其是统治者的政治活动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书中着重进行政事、军事的记载，对社会经济变动的叙述比较欠缺。但，作为一部成功的集体编写的通史，《资治通鉴》仍不失为《史记》之后最重要的历史巨著。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

现存本以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为最著名，最通行的版本是中华书局版《资治通鉴》。

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汇合群书，详加校勘与考证，将难字音义注出，甚为方便读者；明代严衍作《资治通鉴补正》，为《资治通鉴》拾遗，补缺，刊正错误，很有参考价值；明末王夫之《读通鉴论》，史识高卓。以上三书是读《资治通鉴》的人应备的参考书。

《资治通鉴》影响巨大，有很多续作者，如：南宋朱子作《通鉴纲目》，李焘作《续资治通鉴长编》，金履祥作《通鉴前编》，清徐乾学作《资治通鉴后编》，毕沅作《续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