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马航失联改变亚洲信息安全未来
2015年1月29日，马来西亚方面终于正式宣布一个持续了近11个月的飞行失联灾异属于事故，这个事件对于马航乘客家属来说，是一个再度精神打击。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宣布是一次国际民用航空公约（《芝加哥公约》）程序意义上的例行事务，并不是因重大信息、实物、肇事者锁定，而被物理证实的事故。在某些法律事务人士看来，它更像是为了方便家属理赔的“技术型操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航370由“失联”变成“失事”，它不仅是马航乘客及家属苦主的不幸，更是一次事实意义上的“马氏9·11”，它是对中国海外崛起、海外信息安全、海外侨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挑战，更将深刻改变亚洲区域的政治地理和信息安全的未来。
如果称马航失联/失事为“马氏9·11”，这个恐怖的主体是谁？仔细回顾马航从失联到失事的全部过程，我们看到亚洲国家在地区安全、战略协同、信息安全、政治互信、军事透明、实际治理等多方面的“不在场”和“集体缺席”，在这个针对民用航空器的失联/失事事件全过程，亚洲国家基本上不掌握核心技术，不产生真正有效的区域协同，无法建立基于突发事件的有效回应和治理。
与地震、海啸、环境污染等物理灾害往往有一个具体的灾害场域不同，马航事件更是一场软灾难（Soft Disaster）和“隐形灾难”，它产生的迫害半径和影响领域，不仅局限于飞机失联/失事区域，而且通过此次事件扩散了其综合负面影响。
美国的“9·11”，是因为宗教极端势力所发起的恐怖袭击，它开始了全球政治的一个新时代，也就是一个警察时代、监控时代、数据时代和精确治理时代。它的影响不仅在美国及其战略活跃区域，而且弥散了全球。
直到现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各级城市，都建立了一个近似防恐和公共安全的监控网络，但是生活在其中的人知道，这个网络虽然建立，可是其中的漏洞随处可见，且相对低端。以进出火车站、地铁、飞机的安检为例，中国大部分的安检是例行公事，尤其是地铁系统，安检人员基本上负责挥手和背诵安检用语，并没有形成对危险的有效布控。
中国的信息治理似乎存在一种“箭垛式”特点，也就是说它的信息采集和使用，往往有具体的发起部门、执行部门、配合部门，同时也有特别针对的事由、区域、数据类型，而且它具有一定的时间性和惯性，总体上形成中国的信息安全治理数据是一种单一指令、单一事项、单一任务为主的线性治理模式。这种情形必然造成大量的脏数据（Muddy Data），反而增加了守望风险和回应危险的难度。在信息治理方面，马来西亚在此次事件中更是表现出相当令人惊异的延迟、错乱、低效和无能，公平来说，这种情形在亚洲国家范围内不同程度上存在。
在另一个国家层面，美国因为“9·11事件”后，任何飞机只要有5—10分钟在任何信息跟踪方面的异常，就将启动警报，而在散漫、失序的亚洲国家范围内，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形成对数据的第一时间掌握和治理，并形成亚洲区域的基本合作。
据2015年1月1日美国《纽约时报》国际版的报道，国际民用航空协会已经在考虑更改飞行器的数据输出和共享的国际规则，目的是为了更精确掌握飞机的飞行信息，但是考虑到涉及国家、产业、部门、程序的复杂，这一过程将很漫长。可以想见，亚洲地区已经有了充足理由，在某些领域开始更为严苛的信息管控、监控、测控和干预；这也将增加信息处理的巨额成本——航空专家认为如果每天把飞机的飞行数据实时传输，考虑到飞行器的数量和密度，将需要新增数十亿美元。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马航事件不管是否能找到残骸、黑匣子，它都已经产生了实质上的“恐怖事件”效果，并将进一步在亚洲社会漫延一种“马氏9·11”情绪。
2011年10月，中国商船在湄公河航道遭到恶性劫持，船员被虐杀。该事件涉及黑帮政治、地缘政治、区域经济利益、族群政治等系列问题，但是得益于中国在澜沧江-湄公河一带的丰富治理经验和国际网络，此次事件不仅被强力侦破，而且案犯被押回中国受审。此次事件因此被英文媒体解读为中国在湄公河区域实施“门罗主义”权力。
“马氏9·11”因为涉及南中国海、安达曼海、印度洋、俄罗斯、乌克兰、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印度、越南等多个地区和国家，使得中国从内陆河流政治，走向海洋政治、领空政治、数据政治、信息政治。在这些领域，亚洲所有国家都受制于一种后殖民架构，原殖民宗主国基本上锁定了核心技术、方法、数据和装备。
再回到“马氏9·11”的恐怖主体这一问题，目前它很难被证实为哪个集团所为、因何而起，虽然民间和舆情已经有基本的定论——甚至共识，但是它基本上可以判断为信息安全和政治经济一体化意义上的“亚洲之死”。亚洲因此将在未来长时间受控于无头人（Acephalous）的失序、混乱和龃龉当中，除非亚洲社会能从一个新的视角看到目前境遇的可怕，并开始着手思考一个新的亚洲未来。
美国“9·11”带来一个反恐时代，“马氏9·11”这类事故，将人民直接引入一种日常性的恐怖和不信任之中，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马氏9·11”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更大。
“马航现象学”：失联/失事背后的亚洲社会
为研究马航370失联事件，我于2015年1月1日特别选择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吉隆坡，访问当地的媒体界、学术界和民间社会，试图从一个民间视角重新审视马航事件的深刻影响。
出乎我的意料，自己所乘坐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乘客非常多，似乎都已经满员，乘客中有西方人面孔，也有不少马来西亚和中国乘客，大家神色如常，和中国内地“谈马色变”的飞行选择颇为不同——许多我的熟人认为我选择马航出行是无畏之举。
在这一意义上，登机的那一刻，研究就开始了。我把马航航班现实的良好服务、相较中国国内航空的更好餐饮、登机乘客神色如常毫无惧色等情形看成一种相对于“中国媒介马航呈现”的意外，也在另一个角度提醒，马航失联事件已经发生了9个多月，似乎正在被人遗忘。
坦白来说，针对马航，中国许多媒体仍然有零星而不系统的报道，所关涉多针对中国失联乘客家属悲恸和煎熬的揪心等待和创伤化生活。除此以外，中国媒体时常会报道发生在马航身上的各种负面新闻，同时传达某种对马来西亚政府处理这一事件的深度失望。
包括中国媒体在内的马航失语有着客观的原因：亚洲所有直接和间接关涉的媒体似乎都缺乏核心的信息源，同时也没有可以操作的调查路径，甚至可以说直到现在有关马航事件的核心信息都是缺失的——谁在何种情况下针对马航370做了什么？产生了何种效果？马航究竟发生了什么？它究竟在哪里？
在采访马来西亚《东方日报》执行总编陈利良时，他提到了一个重要事实，航空事件是一种特别专业的报道领域，有关航空事件处理的流程因为涉及航空业行业标准、国际政治、国家安全、信息公开程序、军事机密、国际合作等原因，它无法实现公众所要求的及时知情权。
“中国媒体在马航事件发生后曾经派出特别多的记者，这些驻扎在当地的媒体记者在连续一两周没有任何实质性调查进展的情况下，立刻慌了——因为总部每天都在催稿，以至于他们四散开去寻找各种所谓专家，到各种无关地点去挖掘新闻。”陈利良提到。
在陈利良看来，马来西亚存在媒体人才的断层，新生代记者都非常年轻，没有此类重大航空灾难报道的经验，这种情形在整个亚洲的记者圈也不同程度存在。这种媒介产业格局下的媒体机器，在信息生产方面最终很难生产出有效信息，并激发同行之间的真正合作。
马航事件让亚洲和事件关涉的其他国家看到，当世界“有事”，我们通过什么可以掌握信息并依据“大数据”来进行有效地现实干预？究竟是谁在控制我们的“信息之脑”——让我们看见一些东西的同时对大量事实遮蔽不见？
任何具有信息搜索能力的人可以发现，马航事件发生的前后，国际社会有多起与信息控制和透明有关的事件，例如斯诺登事件、美国棱镜计划、某些智能手机与通信巨头被国家主体以安全为由遭到拒绝、亚信峰会信息安全、东盟峰会海上安全合作等。这些同时或相继发生的事件成为各种马航阴谋论解释的丰富土壤，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所有流行于中国，甚至大部分亚洲区域的马航阴谋论的搜索工具和信息渠道都是使用谷歌地图、维基百科，部分军事爱好者通过公开搜索工具在线侦查（中国人不可能通过百度搜索出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换言之，从马航事件我们看到，公众往往成为最后的被蒙蔽者，只能通过“盲人摸象”的技术使用各种存在逻辑、技术、真实性缺陷的渠道了解我们身处的世界，与此同时，还被反过来要求为了抵抗这种信息混乱，更多地让渡个人的隐私权和质疑权。
就在我乘坐马航飞往吉隆坡的当日，2014年最后一天的《纽约时报》国际版正好有一篇针对亚航和马航事件的报道，该文在讨论为了航空安全和杜绝马航事件发生，应该开放航空信息（Streaming Data）。
此报道正好涉及我在马来西亚调查时，部分当地学者和媒体人在匿名情况下的观点表述：马来西亚如果真按照“公众”要求公开自己的航空监测数据，同时其他周边国家也开放自己的数据，无疑是将自己国土安全数据、军事雷达数据、信息监测、间谍卫星技术的细节全部公之于人。
马航事件发生的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印度洋等区域是军事情报和海洋地理信息系统的“热战区”，围绕寻找马航的各国军力搜索配合，事实上完成了一种因寻找马航而开展的军事演习和实际战。
我们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看到亚洲各国、东盟通过马航事件表现出来的内在不信任和核心合作框架缺失，中国正在这一区域推行海上丝绸之路概念，如果没有信息安全和信息协同的基本支持，这种海上丝绸之路缺乏存在的基础。相比较传统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国土、海疆、治理权、管辖权等概念，主宰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亚太的核心要素似乎是信息——由谁来控制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协同。在这个意义上，信息即治理（Message is Governance）。
我们如果把马航失联事件所代表的现象当作一种现实的信息治理情境，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政治治理思维正在成型：不管是国家行为还是组织和个人行为，我们会发现大家似乎都想还原事件真相，找到事件发生的核心时间和关键点。这也就是研究“系统”这一对象时的“还原论”（Reductionism）。
通俗来讲，还原论就是相信在一个系统中，宏观层面的特质可以也必然能推导到微观层面。好比地上有四个羚羊脚印，必然可以推断羚羊是四足动物；反过来，如果地面无迹可求，必然可以推断“羚羊挂角”，身停半空。
这种理论在马航事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不管是官方在外表上，还是媒体和个人都试图通过局部、全部、个别、整体的逻辑推断来分析那个体现蛛丝马迹的失联细节在哪里。
我看到马航事件背后的另外一种认知阐释，也就是所谓的“整体论”（Holism），马航事件体现了亚洲以及国际社会的一种“事件交集”，而不是一个孤立事件，也就是说，和公众心焦的“马航去哪”问询相比，在大的国家和社群架构中还存在若干个不同的事件，他们根本不关心马航和马航事件，而是在一个相互缠绕的不同事件滚动过程中向前发展。
也就是说，呈现在公众和媒体的是一个马航失联事件，但是这个事件是由若干个不同类型的事件、自成一体的事件组织而成的；在这些事件中他们各有其阶序和程序，有时甚至不互相关联。
相比较“还原论”，马航事件被认为是一个“怀胎九月”的婴儿，大家想看这个婴儿长什么样，通过摸它的手脚鼻耳，判断长相；“整体论”视角下的马航事件是一个“各怀其胎”的孕育实验室——它是一个亚洲欲望和全球政治交叉孕育的“胚胎动物园”。
我认为，认知到这些，马航事件的探索才可以真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