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章太炎

【大师素描】

他是一位“疯”、“狂”的国学大师，“章疯子”是他的别称，这个称呼在当时可以说是举国闻名。他是一位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曾和国父孙中山先生并肩战斗。他被人称为“一代儒宗”，鲁迅、胡适、黃侃等名人都是他的门下弟子。他可以说“誉满天下”——“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他可以说“疯狂至极”——他曾独自一人公然跑到大总统府前破口大骂袁世凯背信弃义、狼子野心。他可以说“骂不绝口”——骂慈禧、骂光绪、骂康有为、骂袁世凯、骂蒋介石……而在他的“疯”、“癫”“狂”“骂”的背后，他更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思想家、民主革命家，一位学问博大精深的国学大师。

他就是章太炎，一个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国学大师，一个充满激情、狂放不羁的革命家。在这里我们将淋漓地感受这位“民国祢衡”、“疯子大师”的个性锋芒；领略他“疯”的智慧、“狂”的潇洒、“骂”的艺术和他那浩瀚无际的精深思想。

第一章 感悟“疯子大师”的“疯狂”智慧

如今，李阳的“疯狂英语”可以说为困惑英语学习的人点起了一盏明灯，而这里，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他的“疯狂智慧”将给你的人生点起一盏明灯。在这盏明灯的指引下，你将发现自我、走出自己独有的个性步伐；在这盏明灯的照耀下，你前行的道路，将多一些“疯狂”的畅快淋漓，并多一些平安和顺畅。

“疯”的智慧：兄弟我是一个神经病

章太炎先生是一个特立独行、富含个性魅力的人。他曾这么调侃自己：兄弟我是一个神经病。的确如他所说，在当时他的绰号就是“章疯子”。表面看上去，章太炎先生的确像是个“疯子”，然而他的“疯”中，却隐藏着巨大的智慧。

1906年7月，东京留学生开会欢迎章太炎先生获释出狱到日本，在欢迎会上章太炎先生说：“独有兄弟却承认我是疯颠，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颠，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为甚么缘故呢？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从这些话中，我们便能知道章太炎先生并非真的是神经病。只是他有着看似神经病的模样，敢想敢说，能像神经病一样“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别人不敢说的，做别人不敢做的，有着百折不回的勇气和信心。

在章太炎先生看来，他所说的神经病指的是一种心性品质，换成现在的话，就是“个性”，而且是“真个性”。人，只有患上了这种“神经病”，他才能有大学问成大事业。道理，其实也很简单，一个人如果没有这种神经病，不敢想前人之未想，不敢做前人之未做，只是抱残守缺没有创新，那么他肯定不能有大学问；一个人如果没有这种神经病，一遇到困难的阻隔、流言的诋毁便打起退堂鼓，没有百折不回的毅力和勇气，不能孤行己意，那么他肯定不会成就一番大事业。所以，章太炎先生就曾认真地宣称：“总之，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更传染与四万万人”

这就是章太炎先生“疯”的智慧。他不但称自己为神经病，而且希望将这神经病传染给当时所有的国民。因为在章太炎先生看来，只有人人都有着这种“神经病”，一个民族的文化才会进步，一个国家的政治才有民主。而相对于个人来说，只有患上了这种神经病，他才能进步，才能活出自己的个性风采，才能有人生的大成功。

事实也却是如此，章太炎先生“疯”的智慧，不但成就了章太炎先生在学术上的精深造诣，而且他的“疯”，更让当时的民主观念深入人心，让当时的人们从听他的“疯言”、看他的“疯举”中，认清了当局的腐败，唤醒了民众心中追去民主和自由的意识。

1913年，已经当上了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废掉了当时的国会。章太炎先生得知这个消息后，毅然离开了新婚的妻子，北上北京去找袁世凯算账。1914年1月7日下午的傍晚时分，章太炎先生手持团扇一柄，扇子下面系着他的勋章，脚上穿着一双破官靴。就这样横冲直撞地来到了当时的大总统府门前，大嚷着要见袁世凯。

接待员问他要名片，他白眼一翻，大叫：“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是在上海坐过三年西牢的‘章神经’！”接待人员被震住了后，报请当时总统府的日常主管梁士贻。梁士贻出来后刚开口，便被章太炎破口大骂，说“我要见袁世凯，哪个要见你！”

后来，章太炎先生被请进了接待室。然而袁世凯根本就不想见他，派人告诉他有公务，让他等着。没办法，章太炎先生只好按住自己的火爆性子在接待室中踱来踱去。可他眼见国务总理熊希龄和袁世凯谈过了，副部长向瑞琨也和袁世凯谈过了，还轮不到他时。一怒之下，骂道：“向瑞琨，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见得，难道我见不得？”于是便径直往里袁世凯办公室闯。警卫阻拦他，双方立刻起了冲突，章太炎先生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操起桌上的花瓶朝大总统画像猛力掷去，“哐啷”一声巨响，“大总统”就已粉身碎骨。

就这样闯了祸后，章太炎先生被卫兵强行捉入马车。然而他满腔怒气耿耿难消，于是又指名道姓骂袁世凯为“包藏祸心”的“窃国大盗”和“独夫民贼”。反反复复骂个不止，看守他的卫兵听后心惊胆战，赶紧找来棉花，塞住自己的耳朵……章太炎先生的这一“疯举”，让袁世凯实在太难堪了，于是，便对外宣称说章太炎“疯”了。然后让京城的宪兵头子陆建章派人将章太炎先生先软禁起来，对外则说是给章太炎先生治病。

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大报纸竞相报导了这件事情。民众对“章疯子”的“疯举”佩服不已。而当得知章太炎先生被软禁起来之后，更是纷纷要求袁世凯将其释放。面对民众的呼声，袁世凯可以说是伤透了脑筋。他自然想把章太炎先生给杀了，然而章太炎先生又罪不至死，杀了更会激起民愤。而不杀，放了章太炎先生，面对他犀利的笔触，又十分害怕他再一次挑起舆论。无奈之下，只好假装表现出自己宽宏的度量。派人将章太炎先生好生伺候着，但是限制了其自由的行动。

然而，当时的民众从章太炎先生的这次事件里，民主的意识得到了启发。他们开始看清了袁世凯的真是面目，在佩服章太炎先生“疯狂”的举动的同时，也激发了自己为民主而奋斗的信心。正是被章太炎先生神经病给传染后，在袁世凯称帝不到一百天的时间里，将其赶下了台。

由此可见，章太炎先生“疯”的智慧有着多大的作用。而作为未来希望的青少年们，更是应该也感染上这种“神经病”，做一个能发出非常的议论，能做出非常的事业，能创造出非常的技术的“疯子”，当每个青少年都能像章太炎先生一般自信地喊出：兄弟我是一个神经病时，那么未来的中国将有着无尽的国学大师、政治家、科学家、发明家……

“狂”的智慧

章太炎先生的“疯”是出了名的，而除了他的“疯”出名之外，他的“狂”也是十分的出名。这里，我们一起去感受他“狂”的智慧。

少年之狂中的智慧

早在他16岁的时候，受父命参加“童子试”，当时试卷的试题为：论灿烂之大清国。考场上鸦雀无声，许多考生绞尽脑汁，苦思冥想，引经据典，寻章摘句，大做起、承、转、合的八股文章。而章太炎先生想起鸦片战争后，外国军舰闯入中国沿海城镇，烧、杀、奸、掠；又想到许多清朝官僚对洋人卑躬屈膝，对人民作威作福……这怎能证明清国“灿烂”呢？

于是他挥毫疾书，把满腔积愤洒于字里行间，并呼吁“吾国民众当务之急乃光复中华也”。不到一个钟点，章太炎便第一个交了卷。主考官见其他考生，有的仍在咬文嚼字，有的还在挖耳搔头，有的……惟独这名考生才思敏捷，不由暗暗称奇。章太炎正要跨步离开考场，只见主考官拍案而起：“慢，你好大胆！可知罪……”章太炎不亢不卑，坦然自若道：“我之所思，件件合乎当今国人之思；我之所论，桩桩合乎国情之实，何罪之有？”顿时，考场里“哗”地引起一阵骚乱。主考官想驳又驳不倒，气得脸色铁青，又怕事态扩大，可能会连累自己的乌纱帽，速令两名差役把章太炎挟出考场。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便可看出章太炎先生年少时便是一个狂放不羁之人。然而他的狂不同于其他之人的狂，他的狂之中有着“狂”的智慧。他“狂”出了真，“狂”出了勇敢，让人不得不佩服得五体投地。

幽默之狂中的智慧

早年在日本，东京警视厅让他填写一份户口调查表，原是例行公事，而章太炎先生对此却十分不满，所以他所填的各项为：“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这就是章太炎先生的幽默之狂，狂出了幽默的智慧。

诟骂之狂中的智慧

章太炎先生的骂中最能体现他的狂。他骂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不过先帝一遗妾耳”，只知吸食黎民之膏血，戕残国家之元气，别无能耐。而且用一副对联来“骂”——“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时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全逢万岁祝疆无。”将慈禧太后一生的丑恶之举描绘得淋漓尽致。

他骂光绪皇帝“载湉（光绪皇帝名）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将光绪皇帝的懦弱无能骂得入木三分。他也写一副对联来骂康有为“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此联是藏字联又是嵌字联，所藏者，是“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和“老而不是是为妖”的“妖孽”和“妖”，是骂康有为是妖孽。所嵌者，联头“国老”二字，联尾“有为”二字，是骂康有为自认大清遗老，极力保皇一事。他骂袁世凯：独夫民贼，骂蒋介石执行的三民主义是“卖国主义、党治主义与民不聊生主义”……他的诟骂之中的智慧可以说让人心悦诚服，又敬佩万分。

革命之狂中的智慧

章太炎先生因为发表革命的文章被捕后，高呼“革命流血起，流血自我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种革命之狂鼓舞了当时众多的革命青年，激起了青年们革命的热血和豪情。这种革命之狂中的智慧，可以说在当时起到了醒世钟般的作用。《革命军》的作者邹容，正是听到狱中章太炎先生的呼声，选择了义无反顾地从容就义。

遗言之狂中的智慧

“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这是章太炎先生临死前的一句“狂言”，意在希望年轻人能够弘扬传统国学的精华，让文化得以传承。“若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这是章太炎先生的临终遗言，可见其临终之时也不忘爱国，狂到要求世世子孙不食异族的官禄。他的这句遗言，与其说是说给自己的子孙后人，不如说是说给全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这就是他遗言之狂中的智慧。

这就是章太炎先生“狂”的智慧，他的这些“狂”的智慧留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一个人，要有狂的自信，狂并不是一件坏事，只要你为着正义而狂，为着国家而狂，为着民族而狂，那么你的人生将如同章太炎先生一般多姿多彩。

可以说，狂，对于青少年来说是必须的。青少年时期的“狂”往往能造就一个人一生的成就。周恩来总理年轻时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是一种狂，这种狂简介成就了他辉煌的一生。毛主席在《沁园春·雪》中写下：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一种狂，这种狂让他带领着人们创造出了一个新中国。钱钟书先生大学毕业后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人能当钱某人的导师，是一种狂，这中狂成就了他“文化昆仑”的一生。而众所周知的李敖更是一个“狂”人，可以说狂出了大名。

所以，青少年朋友们，“出名要趁早”，从这一刻开始，就让自己也骄傲地“狂”起来吧，做一个生活中的“狂”人，像章太炎先生一般，用“狂”的智慧描绘不同凡响的一生。

第二章 国学大师“语不惊人死不休”般的独特智慧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用来形容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再好不过，这位6岁便能写得惊人好诗的“疯狂大师”，总是给人特立独行的感觉。这里我们从他精粹思想中，摘取了两朵最别致的花朵送给青少年朋友，相信会带给你扑鼻的馨香。

为学最要“眼学”，而非仅仅“耳学”

章太炎先生有一著名的教育理念，那就是：为学最要“眼学”，而非仅仅“耳学”。“眼学”，顾名思义，就是指用眼睛来学。在章太炎先生看来，眼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读书。对于任何知识和问题，只有自己在书本中亲自去翻阅资料，用眼睛去看，找到根据，才不会出现差错。而“耳学”，则是指我们最为常见的用耳朵来听讲这种学习方式。在课堂讲授成为知识传播的主要途径时，也就是“耳学”，成了我们学习知识的主要途径时，章太炎先生强调最要紧的是“眼学”，是有其原因的。

首先，“眼学”，是一种亲身地学习实践，它能让人对“耳学”得来的知识进行考证，也能弥补“耳学”所没有学到的。众所周知，通过听讲来的知识，并非是书本上原原本本所有的知识，而是经过老师或者他人们的理解后所讲解给我们听的。一旦老师们理解错了，或者有所遗漏，那么我们“耳学”来的知识自然就与原来的知识有了偏差。所以，章太炎先生强调要学会“耳学”，只有“耳学”，才能吸收原原本本的知识，减少了因听讲而导致知识偏差的可能。其次，“眼学”是一种自我学习的能力，我们不可能一辈子都留在学校中通过听讲来学习。我们必须养成自我学习的习惯和能力。所以，章太炎先生极力提倡要学会“眼学”。他曾说：“制之恶者，期人速悟，而不寻其根柢，专重耳学，遗弃眼学，卒令学者所知，不能出于讲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耳学虽然能快速地掌握知识，然而却不能穷究知识的根源，使知识出不了老师讲义的范围。

纵观我国的历史，大凡有着渊博学识的大学问家，无不是注重“眼学”的人。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和史学家顾炎武就是其中之一。

顾炎武被后人广为推崇得最多的，是他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他的一句名言。而在学术上，他则是一位非常有造诣的史学家。他是当时非常出名的“乾嘉学派”的开山鼻祖。他治学的方法就是推崇“眼学”，注重知识的求真。而具体的治学方法则有两点：一是注重旅行治学，二是注重考究治学。

他的旅行治学，并不是简单的游山逛水或为学术而学术，而是在特殊情况下，抱着“纪政事，察民隐”的目的，寻求经世致用的有补于国计民生的道理。他到过河北、山西、陕西和山东等地，一年之中，有一半时间是住宿旅店的。定居北京后，仍然继续活动，足迹几乎踏遍了北京郊区各地。顾炎武在旅行的过程中，不肯乘车或骑坐马匹，他牵的两头大骡子，驮满了图书资料，每到一处，就把实地考查结果和书本上的记载对照参看，做出科学而又详细的记录。他写的《京东考古录》和《昌平山水记》等书，被后人称之为最为真实和准确的著作。这就是顾炎武的旅行治学，在旅行的过程中，用自己的双眼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而不道听途说。正是在这种旅行“眼学”思想的指引之下，顾炎武才写出了这些著作。

他的考究治学则是表现在，对知识的考证当中，力求辨别知识的真伪，主张自己去看典籍，去考证典籍的真伪。他认为治学旨在经世致用，资政育人。他毕生提倡务实求真、去芜存菁的学风，反对治学中的蜻蜓点水和沽名钓誉现象。在这种主张之下，他大力提倡世人读书要“眼学”，要学会自己的双眼去探究典故和知识的来源，要在学习当中求真务实。他有一部著作《日知录》，虽是他倾注大量心血精炼而成的巨著，但顾炎武为该书所写自序却只有短短的六十一字。意思用白话翻译过来则是说：“我从小读书养成一个习惯，每有心得，便信手记录下来。日后发现与新材料和新认识有不合之处，就反复修改。倘若发现与古人所见略同，则干脆删除。日积月累，花三十年工夫写成本书，期待后世方家审正。”这种务实的治学态度，反映出顾炎武刻苦钻研、独立思考的严谨治学态度；在《日知录》中，他时刻都在告诫学人：治学切忌心浮气躁！万不可“一年磨十剑”。凡为学之人当以此为戒，以此共勉。

这就是顾炎武的“眼学”。在这种“眼学”思想的指引之下，顾炎武养成了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开拓了自己的视野和见识，成就了大学问家的美名。

青少年朋友们，“耳学”让我们在认真听讲的过程中，快速地掌握了知识，对于我们知识的启蒙来说，“耳学”功不可没，在课堂上我们真的必须学会“耳学”，然而人不可能一辈子都呆在学校里。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我们唯有养成“眼学”的习惯和能力，才能在一生当中能独立地学到真知。章太炎先生说：“为学，最要紧的是眼学，而非仅仅耳学”，告诉我们的是这两种学习都不可偏废，然而眼学才是我们更应该掌握的治学方法。

要学会在“群”中做“大独”

章太炎先生有一句名言：“夫大独必群，不群非独也”。这里的“独”不是离群索居的孤芳自赏，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而优游于天地之间的“独善其身”。章太炎先生眼中的“大独”是在“群”中的“大独”，用现在的话来讲，“大独”我们可以理解为有大成就的人，而“群”自然就是群体，集体。从这句话中，我们得出的启示就是：一个人，要想成为杰出的人物，必须学会融入集体当中，利用集体的优势，来成就自己“大独”的理想。

事实也确是如此，一个人的能力就算再出类拔萃，如果他是一个离群索居之人，那么他绝对不可能成就一番大的事业。而一个人的能力即使不算优异，但他学会融入集体当中，借助于“群”的作用，那么他很可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历史上著名的“楚汉之争”就是最好的证明。

西楚霸王项羽，出生于贵族家庭，他年少时曾学习书法不成，又学剑，仍不成。立志要学“万人敌”（以一人敌万人的智谋），于是跟从叔父学习兵法。项羽身高八尺，力能举鼎，“力拔山兮气盖世”就是形容他的武艺高强。年青时的项羽志向远大。一次秦始皇出巡在渡浙江（今钱塘江）时，项羽见其车马仪仗威风凛凛，便脱口而上：“彼可取而代也”，可见年轻的项羽便有着做“大独”的理想。

而与项羽相比，刘邦在四十岁时还是一事无成，只是一名小小的亭长。这位布衣出身的汉高祖在年轻之时，还是一个市井之中的无赖，小混混。他既长得没有项羽英俊潇洒，当然更没有项羽武艺高强，也没有项羽那么良好的家庭背景。可以说，年轻时代刘邦根本就没有想过自己能当上皇帝，根本就没有项羽那般做“大独”的理想。然而最终取代秦朝登上皇位的人，却是他这样一位小混混。这当中有什么原因呢？

后来，史学家们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项羽虽然优秀，然而他的“大独”理想是建立在“群”之外的，而刘邦虽然不怎么优秀，然而时势造英雄，他在“群”中一步步被推为“大独”。项羽，的确五一高强，用兵也非常有术，“破釜沉舟”的典故就是用来形容他的军事天才的。然而项羽往往仗着自己的个人能力，忽视了他的部下们的作用。正如原来本是项羽部下的韩信回忆说：项羽有一个范曾而不能用，对待自己的部下，该给的封赏又十分地吝惜，只凭借着自己的匹夫之勇，自然不可能成就帝王的霸业。而刘邦呢？虽然本领不怎么样，用刘邦自己的话来说：文不及萧何，武不及韩信，谋不及陈平，然而这些人才都能为刘邦所用。这就说明了一点了，刘邦是一个群中的“大独”，一个懂得充分利用“群”的力量的人。

最后历史的进展也正是如此，鸿门宴后，项羽再也没有了杀刘邦的机会，反而逐渐地被刘邦赶超，最后在垓下决战之时，英雄一时的西楚霸王谱写了“乌江自刎”的可悲壮歌。

这就是历史的明证。项羽的悲剧正好印证了这句“不群非独也”。而章太炎先生的这句话，给我们青少年的启示则是：我们要学会融入集体，在集体中获取自己不断进步所需的帮助和支持，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大独”。“大独必群”这个道理可以说已经深入了我们的生活。众所周知，现在的明星选秀活动层出不穷，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何洁等超女们的出现，以及陈楚生等快男的产生，无不是观众用一条条短信给投出来的。而观众为什么会给他们投票，而且动不动就有几十万的票数，原因就在于他们并不是孤立于他们的“粉丝”之外的。成龙、刘德华、李连杰等大牌的明星们，年纪一大把了依然如此的红，也并非完全由于他们真的有多帅，有多么有型和酷，而是他们有着一种亲和力，融入了观众的心，贴合了观众的审美需求，所以他们才能成为影视界的“大独”。道理都是相同的，同样在我们青少年的学习生活中，也是如此，一个成绩优异的学生，如果被周围的同学孤立，从不与人讨论和交流，他也不可能会有多好的成绩。

所以，青少年朋友们，在我们年轻气盛之时，千万不要做一个孤芳自赏的“孤独者”，要牢记章太炎先生所说的“大独必群，不群非独也”，学会在“群”中做一个“大独”，那样我们不但能活出自信，享受着“大独”的快乐，而且我们也能被周围的人所喜爱，让自己的人生多出很多欢乐。

第三章 “一代儒宗”给青少年的温馨提醒

抛开民主革命家的身份，现实中的章太炎先生，是一位非常儒雅和善、诲人不倦的学者。他一直关心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对青少年的话语也总是温文尔雅。这里，我们将感受到的是他“一代儒宗”身影下和善可亲的气息，品读他的这些温馨提醒，我们将受益无穷。

依自，不依他！

章太炎先生在《今日青年之弱点》中提到，现在青年的一个弱点，就是妄想凭藉已成势力。本来自己是有才能的，因为要想凭籍已成势力。就将自己原有之才能皆一并牺牲，不能发展。章太炎先生的话，可以说有着很深的教育意义。一个人，如果妄想凭借“已成势力”，依赖于现有的条件，而不知道依靠自己的能力去拼搏，那么，结果肯定是不能取得任何发展的。这一点，从我国历史上出现的许多“虎父犬子”的现象中，就能看出来。

三国时的刘备，可算是一代英豪，一生东征南讨，纵横驰骋，从贩鞋织席为生到成为蜀汉皇帝。可他的儿子刘禅却是个错庸荒淫的无能之辈。连诸葛亮这样大智大勇的人都扶不起他，俗称“扶不起的阿斗”。世人曾长叹：虎父何以有此犬子！

三国时另一奇才周瑜，他是东吴名将，足智多谋，在赤壁之战中，用火攻大破曹军，名扬天下。他的儿子周胤，无功受封，自恃其父有功，他荒淫自恣，荒于政事，奸人妻女，后遭流放到庐陵郡。孙权曾指出周胤堕落的原因：“昔胤年少，初无功劳，横受精兵，爵以候将，盖念公瑾以及子胤恃此，酗淫自恣。”

唐太宗李世民，雄才大略。中国帝王中的佼佼者。可他的14个儿子，无一成器，三个被杀，三个自杀，三个早夭，一个被幽禁，两个遭流放，另两个平庸无能，错聩糊涂。

北宋名相寇准，他的子孙依靠祖上的功德，不能自立，不过30年，家道衰落，沦为庶民。

“虎父犬子”的现象，说明这样的道理：不求自立自强，一味想依靠祖上的荫庇，是决不会有什么作为的。章太炎先生有一句名言：依自，不依他！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要学会割舍自己依赖的念头，学会自立自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所作为。而这一点从莎士比亚的故事中，就能得到最好的佐证。

莎士比亚出生于英国一个富商家庭。13岁时，便离开学校，帮助父亲料理生意。16岁离开家庭，外出独自谋生。在伦敦一家剧院门前替看戏的绅士们照看马匹，在剧院打杂，有时给演员们提词或跑跑龙套。此外还在屠宰场当过学徒，帮人家做过书僮，做过乡村教师，当兵，做过律师，任过小官。为了谋生，他漂过英吉利海峡，到过荷兰、意大利。

莎士比亚在独立谋生的闯荡中，丰富了人生经历，增长了才干。为他后来创作《罗密欧与朱丽叶》、《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等一大批著名悲喜剧奠定了基础。

易卜生先生曾经说过：“世界上最坚强的人就是独立的人。”是的，因为自立的个人才会有所作为，自立的国家才会不受欺负，实现繁荣富强。陶行知先生也说过：“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好汉。”这些无疑说明了人要学会自立，更要懂得自立。因为总有一天我们会长大，许多事情都要自己解决，自己面对。我们不能事事都依赖于他人，因为不懂得自立的就会被社会所淘汰。

有这么一位母亲，因为一次她的儿子上街迷了路，这位母亲找了很久才找到。她看着儿子说：“妈再也不让你出门了。”从此以后，她的儿子不能上学，就连吃饭、洗脸也只能在床上，所有的事都不让儿子干。儿子到30多岁时，但是智力还相当于7岁的孩子一样，根本无法自立。这则故事无疑说明了一个问题，人必须要学会自立，如果依赖成了习惯的话，那么人就不可能取得发展和进步。

自立是不依赖别人、依靠自己的努力做事的精神品质。实际上自立是一种自我生存的意识和能力。一个人具有自立的意识和能力，不仅对社会有好处，而且对自身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人有了自立的意识和能力，便比较容易适应社会，把握机遇，发展自身。

章太炎先生在曾对少年中国学会鼓励道：“你们主张不利用已成势力我是很赞成的。不过已成势力，无论大小，皆不宜利用。宗旨确定，向前做去，自然志同道合的青年一天多似一天，那力量就不小了。惟最要紧的须要耐得过这寂寞的日子，不要动那凭藉势力的念头。”

所以，青少年朋友们，让我们牢记章太炎先生的话，在生活中打消凭借其他势力的念头，牢记“依自，不依他！”这句话，相信自己的能力，那么我们肯定会取得不断地进步。

在胸怀大志和好高骛远间画上“≠”

有理想固然是值得褒扬的品质，但理想必须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一个有理想的蚂蚁，是把自己变成最优秀的蚂蚁；一个有理想的狮子，是把自己变成最优秀的狮子。蚂蚁想变成狮子，那便是好高骛远了，痴心妄想了。

我们常常会因为小小的成绩而沾沾自喜，然后为自己定下更加宏伟的奋斗目标，却忽视了给自己一个合理的定位。章太炎先生在《今日青年之弱点》就明确指出许多青少年有“好高骛远”的陋习。他说：“现在青年，在求学时代，都以将来之大政治家自命，并不踏踏实实去求学问。在少年时代，偶然说几句大话，将来偶然成功，那些执笔先生就称他为少年大志。”

胸怀大志并不是坏事，前提必须对自我有个合理的定位，切莫让远大的志向偏离了轨道，成为你夸夸其谈的材料。

从前，一位陶工制作了一只精美的彩釉陶罐，他把这只精美的陶罐搬回家中放到了屋角的一块石头上。陶罐认为主人把自己放错了地方，整天唉声叹气地抱怨说：“我这么漂亮，这么精致，为什么不把我放到皇宫里作为收藏品呢？即使摆放到商店展出，也比呆在这儿强啊！”

陶罐底下的石头听了忍不住劝它说：“这儿不是也挺好吗？我比你待的时间还久呢。”

陶罐听了讥讽石头说：“你算什么东西？只不过是一块垫脚石罢了，你有我这么漂亮的图案么？和你在一起我真感到羞耻。”

石头争辩说：“我确实不如你漂亮好看，我生来就是做垫脚石的，但在完成本职任务方面，我不见得比你差……”

“住嘴！”陶罐愤怒地说，“你怎么敢和我相提并论！你等着吧，要不了多久，我就会被送到皇宫成为收藏品……”它越说越激动，不提防摇晃了一下，“哗啦”掉在地上，摔成了一堆碎片。

一年一年过去了，世界发生了许多变化，一个又一个王朝覆灭了，陶工的房子早已倒塌了，石块和那堆陶罐碎片被遗落在荒凉的场地上。许多年以后的一天，人们来到这里，掘开厚厚的堆积，发现了那块石头。人们把石块上的泥土刷掉，露出了晶莹的颜色。“啊，这块石头可是一块价值连城的宝玉呢！”一个人惊讶地说。

“谢谢你们！”石块兴奋地说，“我的朋友陶罐就在我的旁边，请你们把它也发掘出来吧，它一定闷得受够了。”

人们把陶罐碎片捡起来，翻来覆去查看了一番，说：“这只是一堆普通的陶罐碎片，一点价值也没有。”说完就把这些陶罐碎片扔进了垃圾堆。

社会是一座舞台，要想在这个舞台上当一名好演员，就必须根据自己的素质、才能、兴趣和环境条件，选择好适合自己的社会角色。只能演配角就不要去争当主角，适合当士兵就别奢望当将军。如果认不清自己，不满足于普通的角色，像故事中的陶罐那样，一心想成为皇宫的收藏品，把自己摆错了位置，到头来就会白费力气，一事无成。

在明确了自己的位置后，则应该从自身的实际出发，一步一步地朝目标迈进。

到迁徙的季节了，所有的鸟儿都要往南飞。有一只笨鸟开始犯愁，它想：“每次飞行我都落在后面，都被别人取笑。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落到最后一个了。那样太没面子了！”这只笨鸟想啊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它兴奋地对自己说：“我可以在它们还没有起飞的时候自己先起飞，这样就不会落在后面了！”

为了抢先到达目的地，这只笨鸟就先于同伴起飞了。笨鸟确实很笨，飞了一段路程就迷失方向了。于是就落在一棵树上等同伴。等了很久也没有等到同伴，笨鸟急了，又循着原路往回飞。结果却发现，其他的鸟儿都已经飞走了。

无奈之下，这只笨鸟只好再一次独自飞往南方。让笨鸟恐惧和沮丧的是，每次都飞到半路就迷路了。这个冬天，笨鸟终究没有飞到南方。一场大雪降临，笨鸟冻死了。

笨鸟先飞，这句古语欺骗了我们上千年。如果这只笨鸟后飞，在其他鸟都起飞之后默默地跟在后面，慢点儿不要紧，至少不会迷失方向。

明知道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却要去尝试，无异于以卵击石。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有缺点并不是坏事，它是通向更高层次的阶梯，只有承认不足，才能弥补不足，才能提高自己。所以，缺点就是希望，承认并改正自己的缺点，才能获得最终的成功。不要以为笨鸟后飞是很丢脸的事，你就是你，别人的方式并不一定适合你。

青少年朋友们，扎扎实实地走好你的每一步，不要怨天尤人，也不要好高骛远。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千万别为了抢先而错过了属于你自己的风景。

不做人云亦云的学舌鹦鹉

美国的自然科学家们曾经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把一群毛虫放在一个盘子的边缘，让它们一个跟着一个，头尾相连，沿着盘子排成一圈。于是，这些毛虫开始沿着盘子爬行，每一只都紧跟着自己前边的那一只，既不敢掉队，也不敢独自走新路。它们连续爬了七天七夜，终于因饥饿而死去，而在那个盘子中央就摆着它们喜欢吃的食物。

青少年朋友们，也许你会讥笑毛虫的呆板与愚蠢，那么，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有时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大家一起讨论问题，当你的观点与其他人不同时，即使自己是对的，是否也感觉不妥，放弃自己的意见而“随大流”；参加活动，为了和大家保持一致，你是否选择了“委曲求全”。

不是这样吗？我们总是倾向于相信多数，认为多数人的行为和意见是正确的而怀疑自己的判断。当我们个人的感觉与大多数人不一致时，为了使自己不被别人认为“标新立异”，常常放弃自己的看法而接受大多数人的看法，这种现象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从众。“从众”就是无主见。所谓“人云亦云”、“墙上一棵草，风吹一边倒”等就是其典型表现。对于一个人或一件事情，大家都这么认为，我也就这么认为；大家都这么做，我也就跟着这么做。

《在章太炎经典文存》这本书中，章太炎先生从孔子的“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这句话谈起，告诉我们：在生活中不能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不以众人的是非判断标准决定自己的是非判断。而要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进行理性的判断，然后再做出结论。

我们经常会犯“人云亦云”、“随大流”的毛病，结果只能导致错误的认识和判断。所以亲自去细致地观察某种人或事，得出符合实际的正确结论，在为人处世中是非常重要的。下面这个春秋战国时期魏文侯的故事，就对我们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中山国叛乱时，魏文侯派乐羊为帅，领兵伐中山国，而乐羊的儿子乐舒恰恰在中山国做官。乐羊因故连续三次延缓攻城日期，此时魏国一些本来就对乐羊得宠而忌恨在心的大小官员们，听到这个消息纷纷上书告乐羊的状，说乐羊不但念及私情，不进攻中山国贻误了战机，而且有与中山国合谋反叛魏国的意图，大肆攻击乐羊。魏文侯凭着对乐羊的了解和信任，硬是不为之所动，把这些告状信统统锁进一个箧子里，三月期限已到，中山国仍不肯投降，乐羊马上亲自督战攻城。中山国王无计可施，只好把乐舒给杀了，用他的肉煮了一罐汤，让人送给乐羊，企图使乐羊为之心惊胆颤，动摇攻城的信心。乐羊接过汤来，毅然食之，并对来者说：“回去转告你的国王，我军中炊具很多，马上就要轮到他了！”随即发起全线攻击，一下子就占领全城，中山国王走投无路，自杀身亡。

乐羊回朝后，魏文侯出城远迎，并设宴于宫内为其庆功洗尘。宴毕，魏文侯命人取来两个密封的箧子送给乐羊。乐羊以为是因立功所赏的金银财宝，殊不知回家一看，全是一些告他围城不攻企图谋反的书信状纸。乐羊大为吃惊和感慨，心想：朝中有如此之多的人造谣诽谤我，要不是君主信任我，不为谗言所动，我恐怕早变成刀下鬼了。从此，乐羊对魏文侯更加感激，忠心效劳。假如当初魏文侯自己没有主见，相信群臣的传言，临阵撤换乐羊，甚至问罪，能够很快取得战争的胜利吗？

章太炎先生就曾说过：对于众人的意见、社会的传言，信还是不信，都不能盲目，既不要盲目相信，也不要盲目不信。正确的态度、重要的途径是必须“察”之。察清内情后，才能尽量不做出错误的举动。而这一点正是我们缺少的，在我们的周围，包括我们的家长、朋友很多人都会盲从他人的观点。比如很多人，包括他们的父母在选择大学的专业时，往往盲从社会上大多数人所说的英语、财经、计算机等专业将来毕业了好找工作，而选择这方面的专业。可是却忽略了自己是不是适合这个基本的问题，结果进大学了，发现自己根本不感兴趣，就这样荒废了四年的青春。这就是等等的盲从往往害了我们自己。

一个民间笑话：一场多边国际贸易洽谈会正在一艘游船上进行，突然发生了意外事故，游船开始下沉。船长命令大副紧急安排各国谈判代表穿上救生衣离船，可是大副的劝说失败。船长只得亲自出马，他很快就让各国的商人都弃船而去。大副惊诧不已。船长解释说：“劝说其实很简单。我告诉英国人说，跳水是有益健康的运动；告诉意大利人说，不那样做是被禁止的；告诉德国人说，那是命令；告诉法国人说，那样做很时髦；告诉俄罗斯人说，那是革命；告诉美国人说，我已经给他上了保险；告诉中国人说，你看大家都跳水了。”

这则笑话令我们捧腹之余，不难引发有关各国文化差异的思索，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虽然灵活，但是比较喜欢盲从他人，不能坚持自己的原则，或根本就没有原则。这个笑话可能有些夸张，但中国人喜欢盲从的特点在现代生活中也不乏实例。

青少年时期是正处于人生观和价值观成型的阶段，我们做事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而且要坚持自己正确的主见。千万不能盲从，成为一只“人云亦云”的学舌鹦鹉，那样最容易失去自我而招致一生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