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你不知道你错得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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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我们的思维模式

第1章 关于思考过程的思考

在有损于准确分析的诸多问题中,人类心理过程中固有的内在问题必然是最重要也最难以处理的问题之一。信息分析在根本上是一个心理过程,但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大脑如何运转缺乏有意识的察觉,理解信息分析过程也受到了阻碍。

人们不能够有意识地体验到人类大脑之中发生的大多数事情,这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基本发现。与知觉、记忆、信息处理有关的很多功能,在有意识控制之前就已经发生,并且不受到任何有意识的控制。在我们的意识之中自发出现的不是思考过程,而是思考的结果。

人类思考过程中固有的弱点和偏差可以通过精心设计的实验呈现出来。通过有意识地运用一些工具和技术,我们可以减轻这些弱点和偏见。这些工具和技术,应当成为每一位分析师分析工具箱中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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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讨论如何精进我们的头脑时,我们通常是在说要获得信息或知识,或者是一个人应该具有的某种思考模式,而并不是头脑实际运转的方式,我们很少花时间去监控我们的思考并且将其与一种更精密的理想形式做比较。”詹姆斯·L.亚当斯《概念突破:通往更好想法的指南》(Conceptual Blockbusting: A Guide to Better Ideas),纽约:W.W.诺顿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二版,第3页。

当我们讨论改进信息分析时,我们通常指的是写作的质量、分析产品的类型,分析师和信息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分析过程的组织,我们很少把注意力放在改进分析师的思考方法上。

和木工、开车一样,分析性地思考是一种技能,它是可以被传授也可以被学会的,也可以随着练习而提高。但是,和其他的很多技能,比如骑自行车也一样,它不是坐在教室里听人讲要怎么做就能学得会的,分析师需要在实践中学习。大多数人在完成学业之外稍稍有意识地努力一下,就能在分析方面至少达到可以接受的最低水平。然而,通过大量的努力和勤奋的工作,分析员才可以超越自然而然能够达到的程度,并提升到非常杰出的水平。

经常跑步能够增强耐力,但是如果没有专家指导,跑步技术并不会提高。类似的,达到分析工作的最完美境界,可能也必须要有专家指导来调整长期养成的分析习惯。若能有一位分析方面的教练来帮助年轻的分析师磨炼分析技术,这将成为课堂教学之外的宝贵辅助。

学习成功的一个关键是动力。中情局里一些最好的分析师,之所以能训练出卓越的技能,是因为他们职业生涯早期有过失败的分析经验。失败促使他们有更多的自我认知,并使他们的思考过程更加敏锐。

这本书的目标是帮助分析师达到更高的绩效水平,它向人们展示如何根据不完整的、模糊的信息做出判断,并提供简单的工具和概念来提高分析技能。

本书的第一部分指出人类心理过程中的一些固有局限,第二部分讨论分析性技术——用于克服这些局限、使思考更加系统化的简单工具和方法,第8章“竞争性假设分析法”毋庸置疑是最重要的一章。第三部分则展示了关于认知偏差的信息——认知偏差这个术语,指的是简化的信息处理策略所导致的可预测的心理错误。最后一章则展示了一份提供给分析师的清单,并且对分析的管理者如何创造适当的环境,以使卓越分析不断涌现提出了建议。

赫伯特·西蒙首次提出了“有边界”或曰有限理性的概念,赫伯特·西蒙《人类模型》(Models of Man),1957年。他主张,因为人类心智的容量是很有限的,所以人脑不能够直接处理整个世界的复杂性。于是我们采取了替代方法,建立了简化现实的心理模型,然后运用这个模型来工作。在这个心理模型的限度之内,我们以理性的方式行动,但这个模型并不总能充分适应现实世界的需要。现在,有限理性的概念虽然没有普遍到让每个人都能接受的程度,但大多数人都承认它。人们认为它准确描述了人类的判断和选择,同时也是对人类大脑运转方式中固有局限的合理调整。詹姆斯·G.马奇《有限理性、模糊性与选择工程学》,发表在大卫·E.贝尔、霍华德·瑞发和阿莫斯·特沃斯基编辑的《决策制定:描述性、规范性和指导性互动》(Decision Making:Descriptive, Normative, and Prescriptive Interactions,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关于知觉、记忆、注意广度和推理能力的许多心理学研究,都记录了西蒙指出的我们的“心理机器”的局限,很多学者将心理学的这些观点应用到对国际政治行为的研究当中。关于这个话题的早期研究者及其作品包括:约瑟夫·德·里维拉《外国政策的心理学维度》(The Psychological Dimension of Foreign Policy),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美林出版社1968年版;亚历山大·乔治和理查德·斯莫克《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威慑》(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觉》(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关于情报失败和战略意外的一些作品,克里斯托弗·布雷迪《情报失败:变化的益处……》,见于《情报与国家安全》第8卷第4期(1993年10月); N.席加《伊拉克的战略思维定势与海湾战争:失败的蓝图》,见于《情报研究杂志》第15卷第1期(1992年3月)。J.J.维尔茨《越战春季攻势:战争中的情报失败》,1991年出版于纽约;以法莲·坎《奇袭》,哈佛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理查德·贝茨《奇袭:防御规划的教训》,布鲁金斯,1982年;亚伯拉罕·本-兹维《奇袭的研究》,见于《不列颠国际研究杂志》,第5卷(1979年); 《伊朗:1978年11月前情报工作表现评估》,美国众议院情报常设特别委员会评估分会工作人员报告,1979年1月;理查德·贝茨《分析、战争与决策:情报失败为何不可避免》,见于《世界政治》杂志,第31卷第1期(1978年10月);理查德·W.施莱沃克《情报界的失败案例事后分析项目,1973—1975》,见于《情报研究》杂志第21卷第1期(1977年秋季);阿维·施莱姆《国家情报预测的失败:赎罪日战争案例研究》,见于《世界政治》杂志第28卷(1976年4月);麦克·亨德尔《知觉、欺骗与意外:赎罪日战争案例研究》,耶路撒冷:莱纳德·戴维斯国际关系学院,耶路撒冷报第19期,1976年;克劳斯·克诺尔《国家情报预测的失败:古巴导弹案例研究》,见于《国际政治》第16卷(1964年)。也是基于类似的心理学观点撰写的。

本书与那一类作品的区别有两个方面。其一,它从分析师而非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分析问题。其二,它所记录的心理过程的影响,大多数是以认知心理学的实验而非外交和军事历史来支持的。

这本书的一个焦点,是指明了观察者在决定观察什么和如何解读观察所得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人们根据感官提供的信息,构建他们各自独有的不同版本的“现实”。但是他们的感官输入,还受到复杂的心理过程的调节,这些心理过程,决定了他们关注什么信息,如何组织信息,以及对信息赋予什么意义。人们感知到什么信息,他们感知信息的难易,以及接收到信息后如何进行处理,都受过去经验、教育、文化价值观、角色要求和组织规范乃至于接收到的信息自身细节的强烈影响。

这个过程可以形象地类比成通过镜头或屏幕来感知世界,镜头与屏幕能够引导与汇聚光线,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图像可能是歪曲的。例如,为了获得关于中国的尽可能清晰的图像,分析师需要的不仅仅是关于中国的信息,他们还需要理解,中国人自己是通过什么样的镜头来接收信息的。这些镜头在专业语言中有不同的术语表达——心理模型、思维定势、偏见,或者分析假设。

在这本书中,心理模型和思维定势这两个术语,在使用上基本可以相互替代,尽管有个微小的区别:心理模型可能会比思维定势更为成熟,并能够更清晰地表述出来。分析性假设,则是心理模型或者思维定势的一个部分。本书中讨论到的偏见,是大脑工作方式带来的结果,它独立于任何具体的心理模型或思维定势。

精神分析师在获得执业许可之前,自己必须作为客户接受精神分析,以使自己能够更好的意识到自身的人格如何与他们观察他人的过程交互影响,并决定他们观察他人的方式。精神分析的实践没有成功到让情报界和外交界必须去模仿其工作程序的程度,但这个类比,强调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分析师只有理解了自己,才能够理解其他人。训练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a)提升人们对于感知国外事件并做出分析判断时出现的普遍问题的自我认知;(b)为克服这些问题提供指导和练习机会。

目前,在这个方面的培训还不充分——也就是内部针对分析师自身思考过程的培训。分析师的培训,总体上是指组织程序方面的指导、方法论层面的技巧,或者具体的实务话题,我们需要对思考和分析的心理行为给予更多的培训时间。人们只是简单地假设,分析师自己知道怎样做分析,但这个假设是错误的。这本书,就是为检验分析中涉及的思考和推理程序的培训工作提供支持的。

正如下一章中将要讨论的那样,思维定势和心理模型是无可避免的。本质上,它们是我们自以为知道的关于一个主题全部信息的浓缩。问题在于,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如何确保自己的大脑始终保持对其他可能解释的开放性。

思维定势的缺点在于,它能够影响和控制我们的知觉,这种影响和控制力可以很大,甚至于,当某一事件发生未能预料的新的转折时,富有经验的专家,反而可能是最后才看清发生了什么事的人员之一。当面对主要的典型的改变时,关于某一主题经验最丰富的专家,需要消除的认知内容也最多。例如在德国重新统一之前,似乎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德国的一些专家们一直不愿接受东德与西德正在走向统一这一事实,直到职责更广泛、相对不那么专业的长官们加以提醒,他们才认识到那些正在发生的戏剧性变化的重要性,以及东德与西德即将统一的事实。

思维定势的优点,则在于它们能够帮助分析师及时得出结论,并使他们能够在那些成为历史书中章节标题的分水岭事件之间,有效地工作并跟上节奏。这里的措辞来自与杰克·戴维斯的谈话,杰克·戴维斯是中情局退休分析师,同时也是作家和教师。

在上一代人中,很少有分析师,能够有意识地认识和反思他们进行分析的过程。当时公认的智慧的观点,是知识的“常识”理论——也就是说,为了准确地感知事件,只要睁大眼睛,观察事实,去除自己所有的预设和偏见,就能做出客观的判断。

而今天,人们却更深刻地理解到,分析师在着手处理他们的任务时,并不能够使大脑保持空白。他们总是首先从一组假设开始自己的工作,这些假设,概括了他们所负责的领域里,事件通常发生的规律。虽然,这种改变后的观点逐渐成为常规智慧,但是,关于它对情报工作的意义,情报界才刚刚开始产生初步理解。

如果分析师对事件的理解,受到他们借以感知这些事件的思维定势或心理模型的重大影响,那么,通过更多的研究来探索和记录不同心理模型的影响,难道不应该吗?格雷厄姆·阿利森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研究(《决策的本质》, Essence of Decision,理特布朗出版公司1971年版)是符合我设想的一个例子。阿利森识别出关于政府如何工作的三种不同假设——理性行为人模型、组织过程模型和官僚政治模型。接着,阿利森表明,分析师对于哪一个模型最适合分析外国政府的行为,有自己的内在的假设;他展示了这些内在的假设如何导致分析师关注不同的证据,并最终得出不同的结论。另一个例子是我的一份分析,这份分析探讨了在争议性很强的克格勃叛逃者尤里·诺先科一案中,有哪五种不同思路能够使我们做出反情报侦查的判断,详见小理查兹·J.雅《诺先科:判断的五种思路》,见于《情报研究》第31卷第3期(1987年秋季)。它起初是机密文件,但现已解密,并出版于H.布拉德福德·韦斯特菲尔德编辑的《中情局秘密世界内幕:1955—1992年间中情局内部期刊解密文件》,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② 人工情报(HUMINT),指的是通过人类消息来源获得的情报,与之相对的情报收集方式包括信号情报(SIGINT,通过对无线电信号或人们的语言交流进行监听、截获和破译,来获得情报)、图像情报(IMINT,通过获取卫星图像、区域照片来得到情报)和测量与印迹情报(MASINT,通过有目的地安装或植入感受器来获取信息,加以分析后得到的情报)。——译者注

即使在很多情况下,分析师拥有的信息已经超过了他们的处理能力,但情报界对很多问题的反应,却仍然是收集更多的信息。分析师需要的是更多的真正有用的信息——特别是了解内情的内部人士提供的可靠的人工情报,来帮助他们做出更好的决策。或者,他们需要更准确的心理模型和更好的分析工具,来帮助他们整理、理解、最有效地利用手头拥有的模糊而自相矛盾的信息。

心理学研究还为分析师提供了更多的智慧,但这些智慧超出了本书讨论的范畴。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分析师感知和处理信息的方式,分析师的工作常常在小组中进行,并总是在一个庞大的官僚组织背景下发生。在个人、小组和组织这三个层面的工作过程中,都存在着固有的问题。这本书,仅仅聚焦于分析师心理过程中固有的问题,因为它们很可能是最为隐秘诡诈的问题。分析师能够在小组及组织层面的工作过程中观察并略微体会到这些问题,但要在自己大脑的运转过程中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即使可能,也非常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