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改善中情局的情报分析：雅探长对情报分析的贡献

杰克·戴维斯

中情局情报研究中心决定发表小理查兹·J．雅关于情报分析心理学的作品，以使新一代的情报从业人员和学者有机会从中获益，我对此鼓掌赞同。

雅探长关于如何改善情报分析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帮助分析师弥补人类大脑在处理复杂问题方面的局限，这些复杂问题往往涉及模糊信息、多方参与和多变的环境。在冷战过后动荡不安的当今世界，像这样在复杂多面的条件下进行预测的挑战迅速增加。

雅想要向分析师们传达的信息，可以用本书第4章中的两句话概括：

分析师应该对自己的推理过程有清晰的认识，他们应该思考自己是如何做出判断并得出结论的，而不是仅仅思考判断和结论本身。

雅的观点适用于任何分析类的工作。在这篇引言之中，我集中讨论他——以及情报分析界其他思想先锋，在中央情报局的重要影响，因为这是雅和他的前辈们，以及我本人，最为了解的机构，我们将自己情报生涯的绝大部分都奉献给了这个地方。

提高分析质量的主要贡献者

分析师以做出明智判断为自身追求目标，他们始终面临着来自两大方面的挑战：一是他们所应对的问题的复杂性，二是需求方对于分析的及时性和数量方面的要求。过去数十年中，关于如何应对挑战、提高分析质量，情报局有四位成员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因此脱颖而出。

我列出了一份非常简短的名单，记录了对中情局情报分析工作最具积极影响的四个人，他们是谢尔曼·肯特、罗伯特·盖茨、道格拉斯·麦凯钦和小理查兹·雅。我的选择方法很简单，我问自己：在我情报分析实践、教学和写作的40年经历中，谁的智慧对我影响最大？

谢尔曼·肯特

仅仅几个段落，远远不足以公正地评价谢尔曼·肯特对情报分析的开创性贡献，我建议读者们去别处寻求更为充分的解说。这里，我仅仅讨论他给情报分析这一职业留下的总体遗赠。

肯特是耶鲁大学的欧洲历史学教授，二战期间，他在战略服务办公室的研究与分析分部工作。20世纪40年代末期，他在国家战争学院时，撰写了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题为《战略情报：为美国环球力量服务》（Strategic Intelligence for American World Power）。1950年至1967年，他历任中央情报局理事会下辖的国家预测局副主席和主席。

肯特对于情报分析质量的最大贡献，在于为分析师确立了一个可敬的身份——周密地“应用推理工具和科学方法”的思想者，这在当时以及现在被收集者和操作员所主导的情报世界之中非常重要。在《战略情报》第二版（1965年）中，肯特考虑到了即将到来的电脑时代，以及人工和技术性的情报收集方法，并声明分析师才具有中心地位：

无论我们力图解开的谜语多么复杂，无论我们用如何精密的方法收集和储存信息，深思熟虑的思想者作为至高无上的情报设备的地位永远不可能被取代。

更具体地说，肯特提倡将关于“科学”地研究过去的技术，应用于对当前正在发生的复杂情形的分析，以及对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件的预测之中。他主张，正如严谨、“不偏不倚”的分析，能在久远的过去事件的信息缺口与模糊之处取得突破一样，批判性思维的力量也能够应用于尚未发生的事件，判断出最可能发生的发展趋势。

为此，肯特发展出了分析金字塔的概念，其特点是由事实信息构成宽阔的基底，侧面则由合理的假设构成，它们指向金字塔尖，即将来最可能发生的情境。

在他的劝导和实践过程中，肯特极力反对官僚主义和意识形态上的偏见，认为它们阻碍明智的情报分析；他还反对不精确的预测词汇，认为它们有碍于清晰地向读者传达信息。尽管他能够觉察到现在我们所说的认知偏差，他在写作中却仅仅敦促分析师“做出决断”，而没有充分讨论如何克服人类大脑的局限性。

如今，中情局的分析师中，仍然在阅读肯特作品的人为数不多，但是他对最早的几代分析师和情报主管影响深远，而且，他的工作仍然间接地影响着情报分析行业的从业者。

罗伯特·盖茨

罗伯特·盖茨曾担任中央情报理事会副理事长（1986—1989）及理事长（1991—1993），但他对中情局情报分析质量做出的最重大的影响，则是在1982—1986年他担任情报副理事长的任期中。

起初，罗伯特以政治科学家的身份学习，在乔治城大学获得了苏联研究方面的博士学位，同时也在中情局做分析师。20世纪70年代，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名工作人员，他对政策制定者如何运用情报分析获得了深刻的理解。他非常聪明，异常勤奋，而且擅长官僚工作艺术。盖茨被中央情报理事长威廉·凯西任命为情报副理事长，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凯西发现，在何为情报局分析师的显著缺陷这个问题上，盖茨是内部人之中极少数和情报理事会观点一致的人之一。1982年，盖茨在担任情报副理事长时的“就职演说”上，对情报分析的表现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凡是听过这段演讲的分析师和情报主管，很少能够忘怀。

关于盖茨与中情局情报分析的公开评论，都围绕着关于他将情报局政治化的指责，以及1991年在参议院为确认他能否担任中央情报局理事长而召开的听证会上，盖茨本人针对这些指责的辩护。这场辩论非常激烈，它在中情局分析师之中造成的余波，过了很久才消散，这在《情报研究》的字里行间清晰可见——《情报研究》是谢尔曼·肯特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中央情报局期刊。

据我所知，没有任何文章曾经回顾过盖茨对中情局情报分析的贡献。我之所以能认识到其情报分析思想的巨大价值，主要是因为在设置和运行一门叫作“情报成败研讨课”的中情局培训课程时，与他有过密切合作。在他担任情报副理事长期间，如果你与分析师或者情报主管聊天，几乎没有哪次不会听到关于盖茨对中情局分析工作改革的额外意见，这些意见或是深思熟虑，或是随口一说，但总会提到。

盖茨认为，中情局分析师做出的许多论证褊狭、松散，缺乏连贯性与完整性。他认为，要克服这些问题，必须着重区别分析师知道的事情和他们相信的事情——也就是说，要说清楚什么是“事实”（即有可信报告的信息），什么是分析师的观点（必须要用广泛证据给予有说服力的支持）。除此之外，他还非常强调必须寻求中情局以外的专家的意见，这些专家包括学术专家和政策官员，以分析展示未来的多种可能发展走向。

然而，盖茨最重要的影响则来自于他的实践——他亲身实施自己的主张。运用自己作为情报副理事长的权威，对于几乎所有的深度评估和当前的情报分析文章，他都在发表之前进行了批判性评审。在他的副手和从新秀初级情报主管中挑选的两位轮值助手的帮助下，盖茨大幅提高了情报副理事长的评审标准——本质上说，评审发生了从“看起来不错”到“向我展示你的证据”的改变。

被盖茨拒绝的大量文稿，都会退回之前认可了这些文稿的情报主管手中——但是还加上了情报副理事长关于文章如何前后不一致、不够清晰、严重偏颇、缺乏证据就做出判断的评价，因此，整个评审链都变得更加严格了。分析师和情报主管们都提高了自己的标准，以免遭受被情报副理事长退稿的痛苦，毕竟，他们的职业前景和自尊心都受到了威胁。

分析师和情报主管变得更加重视以充分证据来支持具体判断，他们在这方面注意力增加之迅速与显著，在中情局历史上恐怕是空前的。然而，强化评审过程的长期收益比较有限，因为，那些能够使情报分析更为明智的情报技术，未能得到充分的关注。在这一过程中，不止一位参与者观察到，因为缺乏准则来指引分析师达到盖茨的标准，所以出现了很多事倍功半的现象。

与肯特的影响一样，盖茨的影响需要从两个层面来看待。一方面，盖茨就分析技术所写的作品，如今没有几篇还有人在读。但是，即便盖茨的继任者废止了他的发表前评审程序，被他批评过的许多情报主管和分析师，仍然能长期地铭记他所建立的标准，在草率地跳过论证得出结论之前，停下来审视自己的分析过程。

道格拉斯·麦凯钦

1993年至1996年，道格拉斯·麦凯钦担任情报副理事长。他的目标是找出一个关键要素，希望只要有这个要素，就能够确保恰当的分析标准得以执行，即：面向分析师的全体共通的情报技术。这种新的情报技术有一个尤其重要的目标，即在评估复杂问题的过程中，确保认知方面的挑战得到足够的关注。

在《分析情报技术：中央情报局的挑战与变化》（The Tradecraft of Analysis: Challenge and Change in the CIA）这本书中，麦凯钦阐述了他关于情报局的分析错误和改正方法的观点。在1994和1995年之中，我与麦凯钦有过一系列交流，从这些沟通中获得的信息，也使我能够更好的评价麦凯钦对于优质情报分析的贡献。

麦凯钦在大学时的专业是经济学，但他在哲学方面也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与盖茨一样，他在情报局的职业生涯中，有很长一段被任命于一个负责政策制定的办公室。从这段经历中，他对什么样的情报便于政策制定者使用并能够带来“附加值”有了新的见解。后来，作为中情局担任武器控制问题方面的高级情报主管，他经常与作风强硬的政策官员们打交道，这些官员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什么情报能够有效地支持政策制定，什么情报不起作用。

1993年，当麦凯钦成为情报副理事长时，盖茨制定的由情报副理事长办公室预先审核几乎所有将要发表的情报理事会分析文章的政策，已经被搁置。麦凯钦采用了一种不同的方法：他——通常是利用周末时间，阅读并反思很多已经发表的情报理事会分析文章，结果，他对于自己的发现并不满意。用他的话说，在意图协助政策制定过程的论文之中，约有三分之一的文章中找不到清晰的论证来增加情报判断的可信度，而另有三分之一的文章论证有缺陷。麦凯钦的这种体会，再加上政策制定者开始认识到，在伊拉克侵略科威特方面，中情局负有“情报失败”之责，因而使中情局面临提高分析绩效的巨大压力，这促使他决定做出一次新的重要尝试，提高分析标准。

麦凯钦倡导采用一种叫“轮辖分析”的方法来使论证结构化，他用了很多直观有力的词汇来表达这个方法中的关键概念。他选择直观词汇的目的，是为了克服中情局很多专业人员对于学术用语的厌恶。标准的学术用语“关键变量”变成了驱动力。关于驱动力的“假说”变成了“轮辖”——论证之中隐含的假定，而这些假定必须要详细地阐释出来。麦凯钦还敦促分析师和情报主管更加注意情报分析的过程，以便提醒政策制定者们注意那些可能导致其他发展走向可能性增大的环境变化。

因此，麦凯钦的工作，为判断分析师是否有效地履行了批判性思考的责任确立了一套系统而清晰的标准。为了增进对这些标准的理解和实施，他命令为情报主管们开设关于轮辖分析的研讨课，并编写印发一系列关于分析性情报技术的笔记。他还要求追踪情报理事会在达成情报标准方面的表现，并表彰模范性的评估分析工作。还有一项行动或许可以说非常雄心勃勃：他着意保证有关情报分析标准的说明被纳入新的培训课“情报2000”之中。1996—1997年间，情报理事会几乎所有的情报主管和分析师都学过这门课。

直到撰写这篇文章时（1999年初），麦凯钦在情报方面的创举有怎样的长期影响尚无清晰的定论，但他倡导的事情大多延续至今。情报理事会下属的很多分析师运用轮辖概念的变体，做出了具有有力论证的预测。在培训领域，“情报2000”被一门新的课程替代，但新课程仍然给新分析师教授同样的概念。但是，现在我们仍然会看到被麦凯钦称之为论证乏力的分析。显然，必须要保持警惕，才能够阻止这样的分析混入情报理事会的工作成果中。

小理查兹·雅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雅探长在中情局都不如肯特、盖茨和麦凯钦著名。他不像肯特作为专业分析之父享有广泛的声誉，也不像盖茨和麦凯钦那样能够运用情报副理事长的行政权力。但我强烈地认为，他对中情局情报分析质量的影响至少与他们一样重要。

1950年，雅在威廉姆斯学院获得了哲学学士学位。他记录道，在威廉姆斯学院，他开始对根本的认识论问题产生了兴趣：“真相是什么，我们如何知道它？”1951年，当他还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生时，恰逢中情局因朝鲜战争而扩大规模，雅由此被招募进入中情局。负责招聘的官员是理查德·赫尔姆斯，战略情报办公室退役工作人员，也是中情局机密服务中的新锐人物，后来成为中央情报理事长。根据雅的回忆，赫尔姆斯当时正在威廉姆斯学院新近的毕业生中寻找中情局工作人员的候选人，赫尔姆斯自己也是从威廉姆斯学院毕业的。除了是校友之外，雅还有另一项优势，他曾经担任院报的编辑，而赫尔姆斯在大约15年前也担任过同一职位。

1975年，在运营理事会工作了24年后，雅被调到情报理事会工作。他在早年对于人们如何知道真相的学术兴趣，被下面的两段经历重新点燃了。其一是，他曾参与了充满争论的苏联克格勃叛逃者尤里·诺先科一案。其二则是，他在南加州大学的欧洲校区攻读国际关系硕士学位时，学到了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新方法。

1979年，当雅退休时，他领导着情报理事会政治分析办公室的方法论研究部门。1978到1986年间，他首先以独立文章的形式写作了这本书中的大多数章节，其中很多都是他在退休之后为情报理事会编写的。在这本书中，他更新了这些文章，并包括了一些新的材料，将其收录于本书中。

雅的核心思想

雅探长的作品指出，情报分析师所面临的认知挑战有以下三个根本特点。

下面一段话摘自雅在1980年写的文章，《知觉：我们为什么看不到该看到的事？》（Perception: Why Can't We See What Is There to be Seen㊣）。这段话表明，雅的观点与麦凯钦的轮辖分析的概念是相似或相符的。

既然人类在处理复杂信息时有着固有的困难，一个审慎的管理系统就应该做到：

雅特别强调心理模型（mental models）（也叫思维定势）的价值和危险。在本书的第1章“关于思考过程的思考”之中，他写道：

（分析师）根据感官提供的信息，构建他们各自独有的不同版本的“现实”。但是他们的感官输入，还受到复杂的心理过程的调节，这些心理过程，决定了他们关注什么信息，如何组织信息，以及对信息赋予什么意义。人们感知到什么信息，他们感知信息的难易，以及接收到信息后如何进行处理，都受过去经验、教育、文化价值观、角色要求和组织规范乃至于接收到的信息自身细节的强烈影响。

这个过程可以形象地类比成通过镜头或屏幕来感知世界，镜头与屏幕能够引导与汇聚光线，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图像可能是歪曲的。例如，为了获得关于中国的尽可能清晰的图像，分析师需要的不仅仅是关于中国的信息。他们还需要理解，中国人自己是通过什么样的镜头来接收信息的。这些镜头在专业语言中有不同的术语表达——心理模型、思维定势、偏见，或者分析假设。

从本质上说，在雅看来，依赖心理模型来简化和解读现实，对于分析师来说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概念机制——这种机制经常很有用，但有时也可能是有害的。他认为，分析师必须要致力于质疑、改进、再质疑他们自己的心理工作模型，因为这些步骤，恰恰是对复杂模糊的问题做出明智解读的主要工作。

对于令人不满意的分析表现，传统的弥补方案是获取“更多更好的信息”，但在整本书中，雅始终对此持批判态度。他要求分析师更多地去注意如何精细地利用手头已有的信息，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质疑和修正他们的心理模型。

雅提出，镜像思考（mirror-imaging）就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认知陷阱的例子。无论分析师在解读他国实体的价值体系时应用了多少专业技能，一旦用尽了确凿的证据，分析师将自己的思维定势投射到解读过程中的倾向就会占据优势。在第4章中，雅讲述了他的观察所见：

为了像外国领导人那样看待他们所面临的选项，我们必须要理解他们的价值观和假设，甚至于他们的错觉和误解。若没有这样的洞察，那么解读外国领导人的决策，或者预测他们将来的决策，往往并不比一知半解的猜测高明多少，他国的行为屡屡让我们觉得“非理性”或“不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这样的结论往往表明，分析师将美国式的价值观和概念框架投射到了外国领导人身上和外国社会之上，而没有按照他们的方式来理解形势。

竞争性假设

分析师不可避免地会借助镜像思考，由此带来决策风险。为了解决这样的风险，雅建议，将分析师关于他国信念和行为的预测视为需要质疑的假设。分析师必须仔细考虑多种备选假设——特别是那些仅根据已有的信息不能够被证伪的假设。

雅提出的“竞争性假设分析”（Analysis of Competing Hypothesis, ACH）概念，是他对情报分析方法论的发展所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竞争性假设分析的核心观点是，让一系列起初看起来合理的假设之间相互竞争，从而判断哪些假设在经受住多方批评检验后，仍与已有的信息相容。这些留存下来的假设——即尚未被证伪的假设，仍要经历更进一步的检验。雅承认，竞争性假设分析并不是总能得到正确的答案，但它能够帮助分析师克服他在本书中所讨论的认知局限。

有些分析师在使用竞争性假设分析时，完整地采用了雅提出的八个步骤，而更常发生的情况是，他们只运用竞争性假设分析的某些成分——特别是其中用现有信息质疑假设这个步骤。

否认与欺骗

本书中并没有列出一个单独的章节来探讨雅在对抗否认和欺骗（Denial and Deception, D&D）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即便如此，仅仅是他所进行的简略讨论也很有说服力。

例如，他提到，分析师常常因为没有看到欺骗的证据而认为欺骗不可能发生。他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充分理由断定不存在欺骗。只要欺骗行为具有周密计划而且执行得当，我们就不应该预期能从自己手上轻易找到欺骗的证据。过早地拒绝一个合理但缺乏证据的假设，容易使之后的分析发生偏差，因为之后分析师就不注意寻找那些可能支持这项假设的证据了。因此，对于存在欺骗行为这个假设，除非我们能够明确地证明它不成立，就不能拒绝它；或者，至少要在系统性地寻找支持证据而未得之后，才能够拒绝该假设。

雅的影响

从雅发表的最初几篇文章开始，他就对分析性情报技术产生了影响。20世纪80年代，由于当时的情报副理事长盖茨要求提高情报分析水平，中情局官员们创办了培训课程，他们的课程计划中有一些部分就是以雅的发现为基础的。在这些课程之中，有一门研讨课探讨情报工作的成败，另有一门课讨论情报分析。这些课程影响了情报理事会的大量分析师，其中很多人现在担任情报主管级别的职位。而“情报2000”的阅读材料选择、案例研究和课堂练习则反映出，这门课程的设计者和教师也受到了雅的影响。

在情报理事会面向全体新分析师的培训课程，以及关于分析中的注意事项和如何对抗否认与欺骗的课程中，雅的作品一直在阅读书单和课程计划之列。那些通过阅读雅的文章或培训课程而直接接触了他的思考的资深分析师和情报主管们，仍继续将雅的智慧传递给新的分析师们。

建议

雅对中情局领导者、情报主管和分析师的建议非常有针对性：为了确保在评估复杂问题方面的表现不断进步，就不能仅仅将分析看作是一个针对具体问题的、组织层面的过程，分析师还必须注意运用技术和工具来应对自身心理机制固有的局限。他要求中情局领导者采取行动达成以下目标：

根据雅的发现，并考虑到情报工作者面临的艰难取舍，我提出以下几点评论和建议作为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