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文化引领社会思想潮流
考察古今中外文化发展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实质上是一部思想解放的历史，也是一次次新的文化启蒙运动史。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发展进步、每一次制度变革，都是以人们思想的大解放、观念的大更新为先导的。纵观古今中外文化发展的历史，一个社会经济活动活跃、社会成员富裕、民主实现程度高、对外文化交流频繁，文化就繁荣、就发展。相反，一个社会生产发展滞后、社会成员贫困、思想管制严酷，文化发展就落后、就贫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历史也遵循着这样的基本规律。
一、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传统文化是对文化的传承而言的，它强调的是文化的本源和沿着这个本源传承下来的全部文化遗产，它不局限于古代，而是迄今为止中华民族经过筛选、淘汰，不断丰富又不断增长的人文精神的总和。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及社会思潮可以依循历史的发展进行追寻。
（一）史前及夏商周三代文化
中华早期文化主要是“图腾”文化，大致可分为自然崇拜、生殖—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三大类。
中华民族的远祖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文化集团。其中发祥于黄土高原后沿黄河东进，散布于中国的中部及北部的部分地区的华夏文明，确立了在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多元化的主流地位，对后世文化发展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殷周时期的由神本向人本转变的思想。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甲骨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字进入了成熟阶段。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使迁殷以后的商人率先“有册有典”，便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文献。文字、典籍、青铜器，以及“殷”这座目前所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古都，标志着古代中国已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来说，周人入主中原具有决定文化模式转换的重要意义。周朝除了建立完备的宗法制和分封制，还形成了所谓“制礼作乐”，建立了中国传统的“礼文化”或“礼制文化”，渗透着一种强烈的伦理道德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主义、民本主义、忧患意识乃至“天人合一”思想的趋向，皆肇始于此。
1.诸子百家。中国思想的源头基本起自先秦时期，尤其是春秋战国之时诸子百家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后世的各种思想潮流大都能从诸子百家那里找到最初的萌芽。当时的“百家争鸣”也对思想的创新与活跃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正是这种局面促成了中国思想史上黄金时代的出现。春秋战国是社会大变革、“礼崩乐坏”的时代，这为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为“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一是礼崩乐坏的社会大裂变，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基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人才的渴求，更加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推动了这一时期文化的发展。二是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文化传播的规模日盛，多因素的冲突、交织与渗透提供了文化重组的机会。三是竞相争霸的诸侯列国，尚未建立一统的观念形态。学术环境的宽松活泼，使文化人有可能进行独立的、富于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从而为道术“天下裂”提供了前提条件。四是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丧失，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纷纷走向下层或转移到列国，直接推动私家学者集团兴起。正是如上种种条件的聚合，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创造了一种千载难逢的契机。
2.汉代儒学。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到汉代已不复存在，儒家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一枝独秀，逐渐成为主导思想，特别是汉武帝之时，由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朝廷采纳，儒学终成统治之学，儒家思想成了正统思想。此后历朝历代，统治者皆奉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秦汉帝国的盛大根植于新兴地主阶级的生气勃勃、雄姿英发。由统治阶级精神状况所决定的社会文化基调也处于一种不可抑制的开拓、创新的亢奋之中，不断地进取成为秦汉文化精神的主旋律。秦汉时代，中国文化从东、南、西三个方向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广泛交流，其中最著名的文化活动是汉武帝时期丝绸之路开辟——张骞通西域。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产品远抵西亚和欧洲，西域乃至印度的文明成果也源源不断地涌进中国，中国文化因此增添了炫丽的色调和光彩。
秦汉统治者在建立一统帝国的同时，致力于思想统一，这就要求建立统一文化。秦始皇逐步实行了“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地同域”等措施，尽管他统一文化的措施是以强化专制君主集权政治为目的，但从文化角度是增进了秦帝国版图内各区域人们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文化心理上的共同性，从而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两汉是中国历史上文化非常辉煌的一个时期。汉代的史家所开创的史学标准，直到18世纪都一直领先于世界。汉代在立国时用法家之法，文景时期，又以道家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以儒家和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不仅强调无为，还注重礼与德的作用，既承认法律的重要性，又坚持约法省简，务在安民。同时，汉朝为中国道教、佛教两大宗教的形成及传入期。
3.魏晋风骨。魏晋之际，随着汉代经学的衰败，肇始于东汉末年清议之风的玄学应运而生。所谓的“玄学”，是以《老子》《庄子》《周易》几部古代经典为基础，结合当时社会的现实政治而发展成为一种不同于汉代经学的新理论。这种理论不仅注重了对于个体生命的人文关怀，而且综合了儒、道思想，探究体用、有无、本末等一些比较抽象的形而上学思维的理论。它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以其思维方式的转换和理论创新为一大特色，一大批魏晋名士中的风流人物，力图从形而上学思辨的角度去观察和解释现实社会。“玄学”在特定历史环境下融合儒道的思想形态，风靡整个魏晋，影响直至南北朝。
思想学术领域中的多元化价值取向，致使魏晋南北朝时期儒、玄、佛、道二学二教的相互冲突、相互整合，造成意识形态结构的激烈动荡。这一时期因匈奴、鲜卑、羯、氐等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引发的胡汉文化的大规模冲突，更使魏晋南北朝的文化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在文化的多重碰撞与融合中，中国文化得到多向度的发展和深化，儒家的伦理济世之学、玄学的宇宙本体之论、道教的养生成仙之说、佛家的因缘彼岸、空性佛性、善恶来报之说等等，皆错综复杂地活跃于这一历史舞台，组成一幅丰富多彩的思想画图。
4.大唐雄风。隋唐政权所推行的包括均田制，“崇重今朝冠冕”，抑制士族以及科举制在内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大批中下层士子由科举步入仕途，在空前壮阔的历史舞台上，中国文化进入了气度恢弘、史诗般壮丽的隆盛时代。
唐文化的宏大气魄还体现在以博大的胸襟广为吸收外域文化。南亚的佛学、历法、医学、语言学、音乐、美术，中亚的音乐、舞蹈，西亚和西方世界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医术、建筑艺术及至马球运动等等，如同八面来风，从唐帝国开启的国门一拥而入，首都长安则是那一时代中外文化汇聚的中心，一个具有盛大气象的世界性都市。隋唐文化对外域文化的大规模吸收，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均可称为卓越范例。英国学者威尔斯在《世界简史》中比较欧洲中世纪与中国盛唐的差异时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
5.宋明理学。儒学演进至宋代之时，某种程度上有所更新，以程颢、程颐、朱熹等为代表的思想家把儒学发展至理学，开创了儒学的新时代。到明代之时，以王阳明为代表的思想家又将理学发展到了新阶段。宋明时期因此也就成为中国儒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宋明理学也便成为儒学第二期发展的象征。理学以儒学为本，而融合了释道哲学，建立了以“理气”论、“心性”论为中心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南宋理学分为两派：一派宗小程，以朱熹为首；一派宗大程，以陆九渊为首。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集中论述了理、气、心三者的关系，认为“理在事先”，有理有气然后有心，而心又兼含和主宰着性（内在的道德理性）和情（具体的情感欲念），只有格物穷理，才能达到新的自我认识。因此，朱熹以“格物，致知”为基本出发点，提出一整套“正心，明德”的修身公式。朱熹所建构的理学体系繁博宏大，但其至关紧要的核心仍然是伦理学本体，“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朱子语类（卷四十）》）。陆九渊主张直接求理于心，提出“心即理也”的命题，强调发明本心，所谓本心即是仁义礼智之心。他宣称的“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象山全集（卷三十六）》），就具有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朱学把理提升到天之上，陆学把理安置于心之中，方法不同，归趋都是一致的。
宋朝是词的朝代。词起源于市井歌谣，因文人介入而趋于雅化。与含义阔大、形象众生的诗不同，词小而狭，巧而新。它侧重音律和语言的契合，造境摇曳空灵，取径幽约怨悱，寄托飘缈怅惆，极为细腻，极为精致。宋代词坛还另有一番风貌的歌唱，这就是由苏轼开创的、以辛弃疾为代表人物的豪放词风，但词坛的主流始终是“婉约”“阴柔”，集中反映出两宋文人士大夫与唐人大不相同的心境和意绪。
两宋时期推行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不仅从根本上解除了唐中叶以来藩镇割据威胁朝廷的忧患，达到了稳定宋代封建政体的政治目的，而且推动了文官制度的建立、儒学复兴、理学框架的搭建和宋人理性精神的大大增强。以文化成天下的国策使人们的生活态度、关注视野、审美情趣等，都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其结果是世俗地主阶级完成了由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的建构过程。
元朝灭金亡宋，不仅打破了原本相对稳定的文化圈，而且其横扫亚欧，疆域猛增，又给中原文化注入了外来文明的新鲜血液，丰富了中原文化的成因。从整个文化史上讲，元代这次巨大的文化转型，正处于华夏文化从开放走向封闭的关键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增入了外来文化的因子，从而为形成元朝的文化特质提供了可能。元朝代表性文化与宋型文化形成区别，呈现出一定的开放型特色。
元杂剧兴盛。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直接影响之下，融合了各种表演艺术形式而成的一种完整的戏剧艺术，并在唐宋以来话本、词曲、讲唱文学的基础上创造的成熟的文学剧本。关汉卿的名作《窦娥冤》，以及以包拯为主角的一系列清官戏，如《蝴蝶梦》《鲁斋郎》《陈州粜米》等，便表现了13世纪中国人民的郁闷与愤懑之情。元杂剧不仅愤激地谴责黑暗，凝重地传递、倾吐内心的不平，而且以一种充满希望的热情，讴歌非正统的美好追求。“天下夺魁”的《西厢记》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它不仅充满激情地以完满的艺术结构展现出莺莺与张生爱情的忠贞不渝和理想终成现实，而且高呼出向正统文化观念挑战的宣言：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6.明清时期的儒学思想。明清之际，随着时代的变迁，一批新思想家崛起，他们既继承了宋明理学的许多思想观念，又对其中不少陈腐之处不满，力求有所更新。在这方面，明代后期的李贽，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都做了大量工作，使得儒学思想更趋实事求是，与国计民生靠得更进，从而又一次发展了儒学。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其生命也有一个由生长到全盛到衰落的历程。明、清两代便处于这一历程的后段，同时它又为传统文化向近现代文化的转型准备着条件。明清是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登峰造极的时代，文化专制亦空前严酷地钳制着思想文化界。明清文化专制的突出表现是文字狱盛行。朱元璋以文字之过，“纵无穷之诛”，大批儒生士大夫因文字而遭横祸。清代文字狱更有过之。明清统治者一手推行文字狱，在文化领域制造恐怖。另一手则崇正宗，灭异端。于是，明初学术界成为程朱的一统天下，士子一味“尊朱”“述朱”，凡“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程朱理学被推上至尊地位。清代统治者在推行文化专制上也不遗余力。乾隆年间，清高宗借编纂《四库全书》的机会，全力剪除危及封建统治思想基础的所谓异端学说。在“书禁亦严，告讦频起”的强大威慑力下，“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惟恐招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摧烧之”（王苍孙《惕甫未定稿》）。中国文化遭到秦始皇焚书以来的又一次巨大浩劫。
明清两代的文化，一方面是文化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与社会形势的变化相适应，又出现了多少具有市民反叛意识的早期启蒙思潮。如王阳明以“致良知”之说打破程朱理学一统天下，他从人的主动性、能动性上顺次展开宇宙论、认识论、价值主体论，从而否认用外在规范，人为地管辖“心”、禁锢“欲”的必要性，高扬了人的主体性，成为晚明人文思潮的哲学基础。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及方以智、唐甄、颜元、戴震、焦循等人，更是从不同侧面与封建社会晚期的正宗文化——程朱理学展开论战，有的批判锋芒直指专制君主。
明清两代进入了中国古典文化的总结时期。在图书典籍方面，明清统治者调动巨大的人力物力，对几千年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物进行收集、钩沉、考证、考辨，编纂了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大型字典《康熙字典》，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永乐大典》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康熙字典》是世界上最早的字数最多的字典，《四库全书》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页数最多的丛书。大型图书的编纂，是古典文化成熟的征象，也包含着文化大总结的意蕴。此外，在古典科技方面的巨著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潘季驯的《河防一览》、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在学术文化方面，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对中国古代文献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整理与考据。对一些难解难读的书进行通俗易懂的解释，对许多书中的错误进行了校注，根据学科发展需要建立了一些新兴学科，这些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创新均作出了巨大贡献。
明末清初，利玛窦、汤若望等欧洲耶稣会传教士东来。他们在给中国人带来欧洲宗教神学的同时，也将近代的世界观念以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技成就广泛传播于中国学术界，开启了“西学东渐”之门，打开了部分中国士人的眼界。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梅文鼎、王锡阐以及康熙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得益于外来的科技知识。近代科学思维的重要特点是实证方法和数学语言，徐光启、方以智等人通过接触西洋近代科技知识，重视“质测之学”和数学语言的应用，初步显示出近代科学思维的风貌。遗憾的是，由于宗法专制社会政治结构的强固以及伦理型文化传统的深厚沉重，“西学东渐”的过程在明末清初进展缓慢。到了雍正年间，随着耶稣会士被逐出国门，“西学东渐”几近中断，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大门日益关闭。
明清两代，是整个世界格局发生剧变的重大时期，当中华帝国驱逐传教士，封闭国门之时，欧亚大陆的资本主义文明发端，新兴的资本主义呼唤工业革命，瓦特发明的双向运动蒸汽机，使欧洲人获得一盏“阿拉丁神灯”。产业革命催化国际分工，资本以其魔力无穷的巨掌将全世界卷入商品流通的大潮之中，农业社会的中国也在劫难逃，工业先进的西方是绝不肯放过如此巨大的一个商品倾销地、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的，中西方的冲突已不可避免。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以血与火的形式把中国文化推入了一个蜕变与新生并存的新的历史阶段。
二、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
鸦片战争后，面对清王朝统治效能低下以及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入侵而带来的内忧外患，一些从新式学堂出身或留学归来的学生接受了资本主义“西学”“新学”的熏陶，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许多青年被培养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少人实现了从封建文人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化。在国内外掀起了出版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翻译著作，创办革命报刊，发行革命书籍，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热潮。
清王朝被推翻后，中国并未真正富强起来，旧的思想观念仍在阻碍着社会前进的步伐，一些知识分子认识到，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国民思想中缺乏民主共和意识，必须从文化思想上冲击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通过普及共和思想来实现真正的共和政体。于是有识之士们又掀起新文化运动，为国人带来新的思想解放潮流，直至引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使中国社会彻底旧貌换新颜。
（一）维新变法思想
鸦片战争后，步入近代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有识之士开始了寻求变革、振兴国家的探索历程。他们先是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继而主张洋务思想，兴办近代企业，以与西方抗衡，最终选择维新变法，以期在制度上做一变革，挽救清王朝濒临灭亡的命运。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的变法思想为代表的维新变法思想在晚清历次变革中最具思想价值，有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
（二）新文化运动
晚清的各项变革没能挽救国家的命运。进入民国之后，人们仍在探索使国家走向富强之路的途径，但旧的思想观念仍在阻碍着社会前进的步伐，于是有识之士们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力图使国人思想再度解放。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提倡民主与科学，主张以新文化代替旧文化、以新文学代替旧文学、以新伦理代替旧伦理，对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带来了巨大影响。1915年9月，由李大钊、胡适、鲁迅、陈独秀等创办的《新青年》（原称《青年杂志》）出版发行，宣传“民主”与“科学”，打倒孔家店反对儒家学说，开启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开始成为中国先进思想界的主流，并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终胜利。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便是借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东风，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并使马克思主义逐渐传播开来，最终成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在这一过程中，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发挥了巨大作用，正是他们在中国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并将其应用于实践，最终使得中国社会摆脱贫穷落后局面，走向富强。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于中国历史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三、20世纪以来中国重大思想理论成果
20世纪以来影响中国社会最为深远的重大思想理论成果，即引导中国走向变革、走向富强、走向现代化的核心理论成果——孙中山三民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系统勾勒出20世纪中国人民不断前进所赖以指导的理论成果的基本面貌。
（一）孙中山三民主义
作为20世纪最早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在推翻清王朝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旧三民主义反映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基本矛盾，概括了客观历史进程提出的三大斗争任务。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最早的入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誓词同《兴中会章程》中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内容，成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简要表述。兴中会的纲领中第一次划时代地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奋斗目标。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起义流产而逃亡国外期间，认真研读了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实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余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通过后来的革命实践，三民主义得到丰富和发展。在同盟会的政纲中，三民主义被完整地表述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话。
（二）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和传统的马列主义相比，毛泽东思想更重视发动农民，主张中国革命不能走俄国式的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城市斗争，必须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农民为主力，实行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胜利，并制定一套基于游击战的战略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认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具体方式则是发动农民进行“人民战争”。为了动员农民参军，必须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分配与农民（即进行土地制度改革）。人民战争包括三个阶段，即发动土地改革、组织农民，建立革命的武装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直到进行正规战争夺取政权。毛泽东思想特别重视发动群众和自力更生。
（三）邓小平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这一伟大事业中，邓小平理论以其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既高瞻远瞩又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与特色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成为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主要创立者、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获得的与苏联模式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
1992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把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以下几点。
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获得新的时代内容。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要抓住时机，争取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执政党的党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社会主义祖国的保卫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一国两制”创造性的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
（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在20世纪和21世纪交替之际，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中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江泽民于2000年2月25日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从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发，首次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可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论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不仅是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同时，它事关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的成败，事关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是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中国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使人民生活奔向小康水准的又一指导思想。
（五）科学发展观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学的十七大上写入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指明了我们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思路和战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和新的中国国情相结合达到了新的高度和阶段。
四、中国改革开放30年思想大解放的回望
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拓新局面的强大思想武器。回顾党的奋斗历程，我们在实践上的每一个重大发展，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工作上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离不开解放思想。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从根本上看，就是一个思想大解放、观念大更新的历程。
从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到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发表的南方谈话，到十七大发出要“继续解放思想”的动员令，30年来，我国曾有过三次思想大解放。这三次思想大解放都是处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发生的，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今天回望这三次思想大解放，对我们纪念这段历史，对我们眼下正在进行的新一轮改革定有裨益。
（一）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推动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
第一次思想大解放主要从哲学理念上进行突破，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打破了个人崇拜，树立了实践标准。
1977年，我国虽然结束了十年动乱，但由于思想领域人们受极左思潮影响时间太长，所以尽管粉碎了“四人帮”，但阴霾仍未散尽，“两个凡是”仍是全社会判断政治是非、行为对错的基本标准。如何在思想领域拨乱反正，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尽快摆脱极左影响，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把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成为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的邓小平同志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作为杰出的政治家，邓小平的过人之处就是能够以他的非凡胆略，一方面积极联合一批政治元老巧妙周旋，解决了一批冤假错案，使一些老同志重回领导岗位；另一方面，在时任中组部部长、中央党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的支持下，积极在思想领域谋划怎样拨乱反正。1978年5月10日，有多名理论工作者参与写作修改，由胡耀邦同志亲自审定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向全国发表。从学术角度来说，该文阐述的不过是最基本的哲学道理，并无理论新意，但是，由于它恰好点到我国在真理问题上的教条主义“死穴”，触及到人们对待“两个凡是”的不同态度，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文章一出，举国震惊，一场围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由此在党内外公开展开。这场讨论与其说是理论争论，不如说是思想斗争，因为真理标准直指“两个凡是”，而人们在“两个凡是”上的不同思想立场，自然就构成两种不同的政治态度。这场讨论与斗争最后以极左派失败、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而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批判了“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从此，我国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社会空前活跃，改革开放稳步推进。在经济领域，“小岗村改革”轰动全国，人民公社悄然解体，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文化领域，小说诗歌佳作不断，美术戏剧新潮迭起，各类思想碰撞不已。每一次思想大解放，都给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带来全方位的大解放和大发展。
（二）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推动中国走上全面改革开放之路
第二次思想大解放重点在经济领域突破，它冲破的是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束缚，打破的是计划经济和所有制问题上的崇拜，以生产发展为中心，树立了生产力标准。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又走到了一个发展的关键点。改革开放搞了10年了，这10年我们国内发生了政治风波，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社会剧变。先从德国推倒柏林墙重新走向统一开始，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受海内外政治形势的影响，国内再次出现思想纷争，“改革开放要收、阶级斗争要抓”的疑问不仅在社会而且在党内也大有存在。这时候，蛰伏多年的“左”倾思想有了抬头空间，在姓“社”姓“资”的争论上，“左”倾势力一度甚嚣尘上。思想上的混乱必然带来生产上的停滞和经济上的下滑，在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在5%上下徘徊，出现较大的滑坡势头。
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历史性的关键时刻，何去何从？在这种形势下，1992年1月，88岁的邓小平同志一路南下，到武昌、到深圳、到珠海，就改革开放中的问题沿途发表谈话。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震动全国，它冲破禁锢人们多年的思想禁区，解决了困惑中国多年的改革难题，为思想再次大解放指明了路径。“东方风来满园春”，当时，全国几乎所有党委机关报都转发了以此为标题，详细记述邓小平在深圳特区视察工作的长篇通讯。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我国市场经济开始建立，股票这个十分陌生的东西开始在深圳发行，沿海、沿江、沿边开放的经济格局逐步形成，内陆地区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多层次、全方位对外开放也逐步建立，整个中国经济呈现高速增长、浪潮迭起的生动局面。第二次思想大解放以后，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此后，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到十六大这十年，解决了姓“公”姓“私”理论之争，把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变成了现实，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但它只是第二次大解放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延伸，它们属同一层面，可以划归到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延续之中。
（三）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中国走上科学发展之路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着力于树立以人为本的标准，坚持用新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来破解我们当前面临的发展难题。
当前中国的发展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头，又到了一个拐点，这时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这次思想大解放的问题既涉及经济也包含政治，既涉及社会更包含民生，所以，在解放思想上所面临的形势肯定更为复杂，担负的任务肯定更重，尤其是当政治与经济、社会与民生这些问题交织一起的时候，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的难度无疑更大更高。因此，党的十七大站在全局的战略的高度，明确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旗帜鲜明地号召全党“继续解放思想”，再次吹响了思想大解放的号角。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如何继续解放思想，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如何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如何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党的建设；等等问题的出现，都需要我们回望30年思想解放与改革历史过后，需要认真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