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餐桌上的故事
实在很难解释为什么我们会搬到一个冰川般寒冷的地方居住，尤其是在那时，纽约市的冬天已开始露出它尖锐的獠牙。当我尝试着限制出行次数的时候，总会有一些戏谑的声音，尤其是剧院朋友的调侃，让我脸红不已。
“不出行？像在挪威的苔原冻土地带？”制作人目瞪口呆地望着我。其他演员也迷茫地注视着我，连导演都挑起了眉毛问道：“挪威，我明白了，那一定是瑞典的首都喽？”人群中响起窃窃的笑声：“不出行是怕把你那脆弱的耳垂冻住吗？”
为了弄清楚所处的确切方位，我再三查看了挪威首都奥斯陆的坐标。朋友们，的确是这样，它位于北纬60度，和阿拉斯加州、育空①、西伯利亚以及加拿大北部地区一个叫做“爱斯基摩居民点”的地方处于同一冰际线。
难怪我从未考虑过奥斯陆，也没想过斯堪的纳维亚。但在十月的前几周，诸多事情接踵而至，11月末，我又在剧院制片室与艺术总监磋商合约，向他描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和丈夫带着两个孩子到了那里，开始了他的商业生涯和我刚刚起步的戏剧生涯，除此之外，我毫无头绪。因此，我必须开始模糊地思考一些细节问题。
就在这年10月，在手机还没有完全普及之时，发生了一些事情。
在戏剧幕间休息时，技术人员过来敲了敲更衣室的门，示意后台有我的电话。兰德尔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是在奥斯陆，倒像是在霍博肯②。
“亲爱的，我很抱歉这个时候打扰你，但是……今天采访的内容真的很重要，不会浪费你多少时间的。啊，对了，你再告诉我一次，你认为挪威怎么样呢？”
我认为这儿实在是太冷了，我的确感觉到了。
“你是说他们已经投标出价了？就现在？”
我裹着件鲜绿色的长袍，前额抵在墙上，尼龙发套下的卷发用发夹夹住。我用耳朵固定住贴身话筒，以防拖曳的电线滑落，就像一条浅褐色的花纹蛇在脸颊上滑动。电话线很快就会被我头上戴的上世纪40年代的白金色假发覆盖住。演员们从我身边路过，急促地跑来跑去，专注于在地板上散乱的电话线间寻找空隙。有的放声大笑，两手拽着垫肩和裙角，彼此拍着对方后背，与身边的人窃窃私语。一个剧组人员指了指我，又指了指他的腕表，扬了扬眉，晃动着两根指头。只剩两分钟休息时间了。
我听到这些话——我们对于和这样一个友好的团队一起工作是否感兴趣、是否做好了随时迁移的准备、做一个优秀的指导者、乐于听命并且随叫随到，还有优雅的办公室，这地方太棒了，待在这儿两年或者最长三年？或者很快就可以跨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腕表上的指针在不停地敲打，滴滴答答的声音愈发明显。时间，没有时间了。真不是谈话的好时机。
尽管这样，我终究也没有打断兰德尔滔滔不绝的关于他初次面试的倾诉。我希望他的面试顺利。就像他所说的那样，这样一个机遇简直太美妙了，绝对是千载难逢。
但我一直希望这种机遇能来得晚一些，一年或两三年后都行。也许可以等到我将这种疯狂生活中的多种角色——一位全职妈妈和妻子、一位语言学教授助理、一位有抱负的音乐剧演员——调整好。我想，或许也可以等到我们在伦敦金融区找到安居的地方，抑或等我们想出办法，能够在日益频繁的排演中抽出时间照看两个孩子。我想，要等到……等到去剧院的路上，我和兰德尔已经处理好那天傍晚复杂的工作移交之后。也许可以更晚一些，当我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不会精疲力竭（夜场表演结束后我回到家已接近凌晨一点。早晨6点，孩子们起床，兰德尔出门工作）。或许再晚些时候，等到这种接二连三的表演结束，等到我和其中一个排队预约的经纪人签约之后。
所以，当我站在后台电话旁，伴随着刺耳的喊叫声提醒第二幕戏序曲开始的时候，当亲爱的兰德尔告诉我，他很抱歉，他也知道这种突发情况不在我们预料之内，但必须在几小时内做出决定的时候，我没有感到被愚弄的愤怒，只有深深的受挫感。
当时，电话和后台紧张的压力处于最盛状态；随着第二幕戏序曲拉开，大小号的旋律此起彼伏；更衣室的门开开合合，探照灯晃眼的白光照射进来；当一个神情狂乱的剧组人员对我比划着“割喉咙”的手势，发出“再不快点儿，你就死定了”的信号时，我缓缓地闭上了眼睛，低下了头。这个姿势可以让我在脑海中找寻一个宁静的空间，审视这些烦恼之事，以及我心中更为关键的事情。
就像冒着暴风雪行驶在新泽西州高速公路上一样，我感觉自己仿佛缓缓穿过一片模糊不清的事物。我脑海中出现一台绿色节能扫雪机，它体型庞大、嗡嗡作响，我甚至可以看到那金黄色的冰刃，在我寒冷潮湿的思想冰山中开辟一条通道。
一个月后，我在新泽西州伯灵顿服装工厂的货架上四处搜索着，为妈妈、爸爸、四岁的帕克和两岁的克莱尔准备外衣。另外，剧院特意为我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欢送会，这让我几小时内都对脑中绿色节能扫雪机的可靠性感到既糟糕又怀疑，怀疑它能否预测到关于我全部家庭和职业生活的未来。
实际上，我和兰德尔对“国外”生活并不陌生。婚前，我们分别在德国和奥地利生活和工作。我曾在奥地利的萨尔斯堡和维也纳留学。
婚后，我们一起回到维也纳工作。在那之前，甚至在我们这辈之前，兰德尔的父亲在二战前曾作为一名传教士在德国传教，我的父亲在二战后也在德国传教，之后在维也纳学习音乐，和我母亲结婚后又搬到了慕尼黑，在那里，他们继续着音乐学习（父亲主修小提琴，母亲则主修声乐）。一个旖旎的夜晚后，母亲怀上了我。可以这么说，我作为一颗受精卵的开始就是在“国外”。27年后，为了兰德尔在香港银行的短期实习机会，我们带着刚出生的帕克搬到了亚洲。
我听过太多关于挪威冬天漫长阴冷的描述，听说过那些令人惊叹的北极光，也听说过易卜生、葛利格③、Aqua④、A-Ha⑤，还有Lillehammer⑥。我们已经离开了中国香港、奥地利、德国，来到了日耳曼族系的挪威。这家公司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资助，使我们这个年轻家庭免于向世界银行贷款，可以在地球上最昂贵的五大城市之一的奥斯陆生存。对于曾是大学教师的我们来说，学习挪威语听起来很有趣，“跳房子”游戏或是制作一架模型飞机也其乐无穷。如果整理行李搬到那儿居住几年，我们又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呢？我在Actor’s Equity（演艺人员的权益协会）的会员资格有效期是3年，在此期间，肯定不会有任何专业戏剧剧本寄到奥斯陆，更不会有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妈妈的角色让我参演。到那时，我们将带着北欧生活的行囊，重新回到以前的生活轨道中去，回到我们那人口拥挤、板墙围绕的泽西岛小镇，回到按既定路线发展的家园。
在挪威，等待我们的是一个令人大开眼界的旅途，处处充满了挑战却又如此令人满意，我甚至想不出一个词语来描述它。自此，我们的家庭开始步入正轨。大约20年后，我们依然在这里生活，并且生活得如鱼得水。当剧院后台的电话响起时，我们并未预料到现在的情况，但正是我做出的那个离开的决定，使我们踏上安然于行的旅程。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惧怕未知的事物，害怕被大风吹散、害怕裙子被吹个底朝天，害怕我们的骄傲会受到打击。我们深知，无论在舒适区的边缘地带摇摇欲坠的生活是多么有限无趣，跨进一个地理和文化上的异域，重新安置生活，必然会暴露出我们的劣势和缺陷。
然而，我们内心有另一个声音在叫嚷着，催促着我们迈出这一步。
正如挪威人所说：全心全意地热爱一个新地方、一类新人群、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有时候，这种热爱的开始恰恰是粗略模糊的，可能是出于好奇而对这个地方匆匆一瞥。我们观察当地人，观察他们在交谈中的动作、言语和手势。同时，我们也留意他们在城市公园里给婴儿哼唱的方式以及在集市里怎样与老朋友打招呼。不久后，我们就养成了和他们一样的饮食习惯，出声地喝味噌汤、从肩膀上空吐出果核、从热乎乎的法棍上掰下一块、剥去冻虾的皮，等等。做这些的时候，我们仿佛双眼已被蒙上，双手已被反绑在背后，只有盲目跟随。
在挪威，你确实要直接剥皮并生吃冻虾，这一切都要在长条桌上进行，就像我们的长条松木餐桌一样。刚搬到那里时，经朋友介绍，我们认识了工匠彼得，他身材高大、脸颊干净、皮肤白皙、金发碧眼、轮廓分明，有着典型日耳曼民族的特征。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工作室里独自安静地工作。这位挪威工匠拿着我们精心挑选的松树图片，亲自去砍伐，并对实木进行了加工处理，制成了这张厚实的餐桌，又配备了12把传统挪威农场椅（手工描画，用红色绘出谷仓的景致），看起来倒像是主教专用的。现在我就坐在其中一把椅子上。
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这张取材于静谧的挪威北部森林，然后在同样安静的工作间制成的桌子，周围却充斥着各种声音。那是欢声笑语、唱歌的声音，夹杂着餐具和玻璃碰撞的叮当声。这些声音来自于我们结识的新朋友，其中一些人就坐在邻近的折叠餐桌旁，它勉强能够塞入最大房间的角落里。每个人都在说着不同的语言。谈话经常从一种语言跳到另一种语言，最后又回到共同的语言，停留打转一会儿又加快谈话进度，然后不知不觉地陷入到说不同语言、讲不同故事、打不同手势的绘声绘色的谈话中。
一般而言，除了白色餐布（一个新朋友赠送的礼物）、青灰色的盘子（另一个新朋友送的礼物）或者人们的胳膊肘所占据的地方，餐桌上的食物几乎覆盖了木桌上的每一英寸。人们的面孔凑在烛光旁，彼此亲密地靠在一起。
那就是奥斯陆。
那就是巴黎。
那就是慕尼黑。
那就是……
这恰恰就是故事的一部分，就是在书中出现的璀璨闪耀的、瞬间定格的、可以制作成电影的、童话般的部分。那里有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他们帮助我们学习不同的语言和国家历史，一起谈论囊括政治、宗教、性别、教育制度在内的一切事物。我们这个朋友圈围满了整张桌子，天南海北，侃侃而谈。他们围绕在我们家庭周围，也存在于我们的家庭故事之中。实际上，没有他们，就没有故事可以讲述。
这本书的核心是一个永恒的真理，一个这么多年来我从游牧般的生活中以及从一系列变化的漩涡里学到的真理。那个真理就是，每件事、所有事、每件物品从根本上来说，都可以任意处置。当你一次次地擦拭、打包、装卸、搬举时，就会明白这些物品的重要性开始变得微不足道，它们会让你远离轻松和优雅。当事情受到重力的影响而停滞不前时，正如我们的挪威木桌一样，会引起左邻右舍观望的盛大场面，会使搬运工人流汗咒骂，从卡通里的人物形象转变为恶魔。
你是否抓住了我话语中关于人性矛盾的典型语病？哎呀，如果像挪威木桌之类的物品的重要性“相对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它们“从根本上来说，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理”，为什么还会在巴黎晴朗的清晨出现那场搬桌子的骚动呢？
因为我需要利用这张桌子来讲述这个或任何一个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故事。
当我处在这种游荡的漩涡之中，丈夫和四个孩子一直是我的全部世界。除此之外，能保持一成不变的有形物品少之又少。几乎剩下的所有物品总会在某一时刻被抛到脑后。我们抛下房子、汽车、沙发、钢琴、床铺、少量的传家宝等物品，纯粹是因为必须这么做。
失去其他物品，我不在乎，但绝不能失去家人和朋友。我知道，他们总会陪伴在我身边，不离不弃。我们没有也不会再有20年，更不会有20年间和12个家庭比邻而居、一起度过的愉快梦幻的时光：共同见证孩子们的青春期和毕业舞会，互相帮助给草坪喷水施肥、修补露天平台、调制烧烤酱，互相照看孩子、在邻居家里的游泳池里游泳，有时甚至会聊到基因库的问题。
有人说一个人无法拥有全部。
这些人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一个人的确无法拥有全部。
所以，我们做出了选择，我们选择拥有彼此。
我所经历的模式是，一旦你开始在那张挪威木桌前和新朋友聚餐、侃侃而谈、音乐从角落的钢琴中流泻出来，当你正谈到精彩之处，和斯文共用叉子或与素玲同用筷子进餐，抑或是和斯维特拉娜分享分娩的故事时，你却不得不告知他们你即将离开这个地方。
你也要将“一个人无法拥有全部”的观点告诉孩子们，他们也有自己的朋友圈。在你宣布要离开的艰难时刻，餐桌前的庆祝盛宴就此暂停，钢琴声减弱，发出沉重的响声，你又退回到那种嘴边的肌肉变得僵硬的奇怪状态，就像以前无数次做过的那样，含糊地承诺一句“保持联系”。承诺完之后，你会对此表示遗憾，遗憾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却没能做到更多想做的事。你经常会这么说，我们根本就没料到会搬去这么遥远的地方。
而且，如此之快。很快你就从灰色的包装纸中展开了叉子和筷子，从泡沫塑料中拿出杯子，一个搬运工在你身边忙碌地打转，喋喋不休地嘟囔着什么。
这些搬运工就这样穿过狭窄的门厅，挥舞着询问的手势，然后把床放置在另一边错误的房间错误的框架里。然后脑海中就浮现出自己像蛇一样用腹部爬行穿越沉闷的迷宫，试图发现“床”、“框架”和“错误的”之间那该死的共通之处。余光一扫，透过底层窗户看去，却只能看到其他搬运工正站在大街中央，围绕着那张庞大的桌子，那件唯一需要格外珍惜的物品。你的桌子，她就搁置在那儿，原松木就暴露在无遮蔽和不堪一击的户外，而那些搬运工在抓耳挠腮，试图疏散因为行驶的卡车和纹丝不动的桌子而造成的交通堵塞。
所以，如果你和我们的生活状态相似的话，就需要一个不同寻常的、舒适的解决方法。我们的桌子就是这样的一件物品，它几乎成为了我们不可或缺的朋友，长久地陪伴着我们，见证了这种游荡的生活对我们这个小家庭的重要意义。例如，在某次聚餐之后（前提是你要和我约定永远不会告诉我邀请的客人这件事儿），我在桌子上给婴儿换了尿布。当我的孩子们肠胃堵塞和痉挛时，也是在面积宽广的桌面上，我用杏仁油和桉树精华液给他们瘦小的四肢做了按摩。在这张桌子上，我也曾给火鸡和野鸡的表皮里层涂满黄油，也曾给孩子们因踢足球起水泡而疼痛的脚趾头按摩。正是通过紧紧地抓着磕磕碰碰却依然稳固的桌子边缘，我们最年幼的两个孩子——道尔顿和吕克，才开始了蹒跚学步。长大一点儿，他们俩就躲在桌下的贝多因人⑦的帐篷里玩到床上去。我们这四个孩子趴在这张桌子上做了超过规定量的家庭作业，他们继承了典型的法德两国的学术传统，强迫症似的在图表上画直角。
至于我和道尔顿，则是趴在这张宽大的松木桌上，用手支撑着脑袋，学习说中国普通话。
作为一张真实存在的桌子，它已经浸润了真实生活的痕迹：血滴、香醋色拉调味汁、眼泪，还有一些由于刀具掉落（或用力投掷）和可卡犬的爪子划出的凹凸不平的小槽。我并不希望这张桌子与众不同。
不介意这些小缺陷，实际上，我更喜欢桌子上的裂纹、水印圈、痕迹、碰撞处和钢笔印迹，它们本身就是生动真实的故事。当我用手抚摸它们时，就像在一片沉寂的象形文字中回顾那些多层次的、自然发展的、引人注目的、永恒的记忆。
这张木桌不仅象征性地存在于故事背后和故事之中，毫不夸张地说，它几乎贯穿了整个故事的始终，因为我就是在这张桌子上记录下整个故事的。
就是在这儿，我邀请你坐下，从我的后窗了望，法国的侏罗山就在房子的这一侧，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在另一侧。我会尽我所能，用文字将你们带到远远超过这些山脉和地方的一些特别的地点，让你们认识我和我的家人所熟识和深爱的人们。
这个星期，一位瑞士的朋友前来拜访。当她走到宽大的窗户旁，看到这张桌子时，惊叹道：“哇！这真是张好桌子！”她情不自禁地用手抚摸着桌子的边缘，又说道：“她真漂亮。我敢说她身上一定有很多故事。”
我说：“是的，确实有很多的故事。”
①加拿大西北部地区。
②美国新泽西州的城市。
③挪威音乐之父。
④又名“水叮当”，北欧的一支流行舞曲乐队。
⑤20世纪80年代挪威最红的音乐组合。
⑥利勒哈默尔，挪威中部偏南的城镇，夏季和冬季体育运动胜地。
⑦一个居无定所的阿拉伯游牧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