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注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也是辛亥革命的100周年。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目。这两个赓续相连的重大历史事件，存在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从中可以给我们提供哪些历史启示呢？

一、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客观社会条件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黑暗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这次运动虽然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却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谱写了古老中国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篇章。辛亥革命怎样为中国的进步打开闸门，表现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客观社会条件。

　　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指出：“说到革命的准备，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毛泽东明确地把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看做“共产党的前身”，这既科学地揭示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同中国共产党产生之间的历史联系，也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进步作用。辛亥革命是怎样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客观条件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作具体的论述。

　　首先，辛亥革命促进了民族资本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准备了阶级基础。辛亥革命解放了为封建专制统治所禁锢的近代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发展社会生产力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孙中山宣称：“现在民国大局已定，亟当振兴实业，改良商货，方于国计民生有所裨益。”(《孙中山全集》，第2卷，1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黄兴也指出：“今者共和成立，欲苏民困，厚国力，舍实业莫由。”(《黄兴集》，2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南京临时政府设立了实业部，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和保护工商业的章程和条例，以立法的形式大力促进民族资本的发展。据当时农商部统计，辛亥革命前8年间，全国共设厂6393家，而民国建立后，3年内建厂3669家，年设厂率大大超过了晚清时期。1912年至1918年6年之中投资总额达1.4亿多元，比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16年间的投资总和还多3000多万元。民族资本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工人阶级队伍发展壮大的过程。辛亥革命前，中国近代产业工人不超过60万人，到1920年，全国产业工人已经达到二三百万人。可以说，无产阶级如果没有从辛亥革命开始的这一过程的量的积累，在五四运动时就很难以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更不可能在五四运动以后的两年间成立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因此，辛亥革命是工人阶级发展壮大的一个临界点，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急剧地积聚着阶级力量。

　　其次，辛亥革命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理论基础。辛亥革命的胜利，极大地促进了思想的解放。1912年元旦，《申报》一篇名为《新祝词》的文章写道：“我四万万同胞如新婴儿新出于母胎，从今日起为新国民，道德一新、学术一新、冠裳一新，前途种种新事业，胥吾新国民之新责任也。”辛亥革命之后，共和以崭新的实体形式出现在国人面前，资产阶级革命派用立法的手段表明了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否定及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的确认。南京临时政府所颁布的《临时约法》宣布，“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人民应该是国家的主人，是国家主权的所有者，这一点，虽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没有立即实现，但对于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却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此后，民主、共和已成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由于“专制局破，共和成立”，大大激发了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当时全国报纸的数量已从十多年前的100多种增至近500种，许多报纸议论时政，宣传民主、科学和各种社会政治学说。政党、社团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民初政党数量“殆达三百有余”。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世界上各种社会政治学说广为传播，五光十色的各种“主义”风起云涌，虽然情况正如邓颖超所描写的：“那时的思想，受到长期禁锢，像小脚女人把脚裹住；放开以后，不知怎样走路，有倒的，有歪的，也有跌跤的。那时是百家争鸣，各种思潮都有。”(《回忆天津“觉悟社”等情况》)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正是在各种思潮奔涌而至的情况下一起传了进来，并由于主客观社会条件逐渐发展成新思潮的主流。另一方面，“起共和而终帝制”的辛亥革命的失败，又使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们在感到失望和迷茫的同时，积极寻找探索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外的新路。连孙中山本人也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建国方略》)毛泽东也谈到，辛亥革命失败后，“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在这样的情势下，国际国内局势此时恰好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显示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的威力，随着无产阶级的壮大，五四运动前后，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接受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坚定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历了五四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诞生了。

　　再次，辛亥革命也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条件。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和领导人，或者直接参与过辛亥革命运动，甚至在辛亥革命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或者受到辛亥革命的重要影响。这些老一代共产党人和许多后来同共产党合作的民主人士正是从辛亥革命出发再继续向前迈进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如陈独秀、朱德、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皆直接参与过辛亥革命运动，亲自经受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吴玉章在1905年即成为中国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1907年，他和焦达峰、孙武等人在东京创立革命团体共进会，1911年，吴玉章参与策划黄花岗起义，随后赴四川领导荣县起义和内江起义。陈独秀曾是安徽反清秘密组织岳王会的总会长，武昌起义后又担任过安徽都督府的秘书长。朱德称他自己“就是在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于1909年在云南讲武堂参加同盟会的”(《辛亥革命回忆》)。另外许多共产党人，如任弼时、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恽代英、张太雷、赵世炎、李立三、彭湃、王若飞、蔡和森、陈潭秋等，虽未直接参加辛亥革命，但深受它的感染，读过当时的进步书刊或接受过同盟会员的启蒙。如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就说自己青年时代常读《民报》，从报纸上知道了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经过思考，他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最初几批党员中，具有直接或间接参加过辛亥革命运动经历的人数约占三分之一，其中约有10%出身于同盟会会员。

二、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晚年的转变

　　1922年6月，孙中山特别倚重的粤军首领陈炯明公然发动武装叛乱。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和国内各派军阀乘机对他落井下石，孙中山陷入了空前的窘境。在这样关键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苏俄都向他伸出友谊之手，热情地鼓励他重新振作起来，进行新的革命斗争。孙中山的思想由此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转告共产国际的代表达林说：“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以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唯一实际的真诚朋友是苏俄。”(达林：《中国回忆录》，12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是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规定民主联合战线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的合同动作”，这里实质上即指建立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各种革命力量的大联合、大协作。8月，中共负责人李大钊等到上海拜访了孙中山，据李大钊后来回忆说，孙中山与他“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李大钊文集》，下册，8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孙中山对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够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宋庆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8月底，中共中央召开西湖会议，决议中共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根据会议精神，李大钊首先向孙中山提出了加入国民党的要求。1923年1月，孙中山和苏俄代表越飞经过谈判，联名发表《孙文—越飞宣言》，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此后，孙中山多次指出，国民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俄国的成功经验，“殊可为我党师法”。“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在他看来，“苏俄的主义与吾党之三民主义，实在暗相符合。吾党与他们所主张皆是三民主义，主义既是相同，但吾党尚未有良好方法，所以仍迟迟不能成功。他等气魄厚，学问深，故能想出良好方法。吾等想革命成功，一定要学他”(《孙中山全集》，第8卷，438页)。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对三民主义做出了新的解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此次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一共41名，其中中共党员有10名，差不多占了四分之一。毛泽东对孙中山晚年思想的转变予以高度评价：“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论》)

三、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事业的继承与发展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辛亥革命虽然宣告了两千多年封建政体的结束，但是，却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了继太平天国提出的平均、平等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方案，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的君主立宪方案先后失败之后，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所精心设计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也不能够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辛亥革命为先进的中国人继续探寻救国之路奠定了基础，也激励着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更加勇敢地奋斗。1925年3月，为革命耗尽毕生精力的孙中山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谆谆嘱愿，溘然长逝。中国共产党忠实地继承了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的伟大精神。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纪念孙中山先生》)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也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孙中山先生也始终把中国共产党人当成自己的亲密朋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正是对辛亥革命的继承和超越。中国共产党所继承的，就是辛亥革命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就是为争取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9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辛亥革命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激励下，继续高举革命旗帜，把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中国人民首先致力于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经过北伐、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终于结束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又不失时机地把民主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又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开拓前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一文中满怀豪情地展望：“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做了深情的回应：“四十五年已经过去了，现在的中国怎么样呢？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的预言完全实现了！今日之中国，到处是发展和进步的蓬勃场面，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昔日积贫积弱的历史旧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日之中国，国家统一，各民族团结，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香港、澳门回到了祖国怀抱。今日之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与日俱增，已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的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真正实现了令无数辛亥革命先辈们魂牵梦萦的民族独立、政治民主、民生幸福的美好理想，完成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志士们未竟的事业，而且把它更加发扬光大。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来看，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历史阶段，是历史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的合乎规律的现象。回顾辛亥革命直至今天的一百年，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巨变，第一次就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其中，第一次伟大历史变革是由孙中山领导的，第二、三次历史性巨变是在以毛泽东、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正确认识百年来的中国历史，最关键的是要正确认识这三次历史性巨变之间既相互联系、前后继承又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辩证关系。

100年来的中国历史，始终贯穿着一个主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由他亲自起草的《兴中会宣言》，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响亮地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呼喊。自此以后的100多年间，“振兴中华”这一振聋发聩的口号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强大而奋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无数革命先驱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当代中国人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我们应当铭记辛亥志士振兴中华的夙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把几代中国人为之呐喊、为之奋斗、为之流血牺牲的民族复兴伟业继续推向前进。抚今追昔，展望未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地看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乘风破浪，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