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的学术对话^注3

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夕，《思想理论教育导刊》记者走访了清史专家李文海教授，就辛亥革命研究中若干学术问题进行了访谈，主要内容如下：

记者：人们把一百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称作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您能不能先谈一谈这个伟大历史事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李文海：辛亥革命是怎样发生的?革命发生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以说一百年来，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美国发表了一个《白皮书》，把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归结于“西方的影响”。他们说：“到了19世纪中叶，西方突破了中国孤立的墙壁”，正是西方带来的许多“新思想发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骚动和不安”，才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对于这个，毛泽东同志专门写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加以评析，指出用思想来解释革命的发生，其实是唯心史观的老调。

20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告别革命”论。鼓吹者说：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在一些人“丧失理性”、“发疯发狂”的“情绪化”的鼓动下，许多人犯了“革命崇拜症”，“辛亥革命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20世纪选择革命方式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给社会造成了大破坏”。这个观点依然是用思想来解释革命，而且认为革命是少数人鼓动起来的，这实在是一种非常陈旧的观点。早在19世纪，恩格斯就说过：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早已过去了。

所以，回答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归之于思想的作用，更不能归之于少数人的煽动，而要从社会物质生活中去找原因，从社会矛盾中找根源。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通过向中国发动多次侵略战争，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条约，他们一方面牢牢地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把封建统治阶级变为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一方面操纵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疯狂地进行剥削掠夺，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和生产力的发展。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国家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极大危机，经济凋敝，社会残破，政治动荡，民不聊生。

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个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一个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是因为，造成近代中国国弱民贫的最根本的原因，正是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要挽救国家的危亡，寻求民族振兴的出路，就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压迫和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帝国主义及其附庸封建主义。辛亥革命就是在上述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如果要用最简洁明确的语言来回答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那就是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记者：最近出版的一部专门讲辛亥革命的书中，说辛亥革命前，中国社会是很稳定的，“经济得到很大的恢复发展”，财政大幅度增加，“工商业呈现兴旺景象”，社会治安良好，所以，“革命形势一直都不够成熟”，“这个革命的发生，多少有点偶然性”。您觉得当时的客观形势是这样吗?

李文海：讲历史，不能凭主观臆想，而要根据客观事实。当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势，比较信得过的是当时人和当事人的看法和意见。

当时的革命派对国家、民族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危险，可以说是披肝沥胆，大声疾呼，描写得淋漓尽致。读一读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及其他一些革命报刊的文章，就很清楚。孙中山在《香港兴中会章程》中作了这样的描写：中国的外部环境是“堂堂华国，不齿于列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强邻环列，虎视鹰瞵”，“瓜分豆剖”，“蚕食鲸吞”；国内状况则是“政治不修，纲维败坏”，“鬻爵卖官，公行贿赂”，“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这是一幅何等触目惊心的悲惨景象!

也许有人会说，革命派为了宣传目的，难免有意夸大当时形势的危险性和严重性。那么你可以去看看立宪派的言论。立宪派是不主张推翻清王朝的，但他们也认为民族危殆，险象环生，清政权已危如累卵了。有一部书叫《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其中收录了各派政治力量对时势的各种看法，很多意见并不一致，甚至针锋相对，但对形势的分析，我丝毫也没有看到有同你刚才提到的那部书里那样的观点。

我们还可以看看清朝掌握最高统治权力者是怎样说的。慈禧、光绪死后，宣统继位，由载沣任摄政王，载沣成为继慈禧之后掌握清廷最高统治权力的人。革命起来，载沣被迫辞去摄政王，在辞职的奏折中，他用了这样八个字来形容当时的政局：“人心瓦解，国势土崩。”“人心”也好，“国势”也好，都已经到了“土崩”“瓦解”的地步，哪里还有一点“社会稳定”的影子?事实上，辛亥前夕，清朝的一些高中级官员，在私底下或半公开场合，讲清王朝“气数已尽”、“大势已去”、“大厦将倾”，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

还可以举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当时三位不同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的人物，一个孙中山，一个梁启超，一个李鸿章，曾不约而同地把清王朝比喻成一座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老房子，只要一遇急风暴雨，就会轰然倒塌。我在一篇题为《“老屋子”的比喻》的杂文里，就讲到这方面的情况。

从上面这些事实，可以看到清王朝确实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苟延残喘，朝不保夕。我们可以说，辛亥革命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客观的历史必然性。

记者：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应该怎样理解这句话呢?

李文海：我觉得，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说，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辛亥革命前就有了，但还不是正规意义上的，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二是说，只有到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才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升到了正规的阶段。

事实上，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从来也没有停止过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追求，没有停止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辛亥革命以前，这种斗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面前，我国广大爱国将士和民众，勇敢地拿起武器，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表现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暴、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不论是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还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都是如此。但由于社会制度腐败，经济技术落后，这些战争都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二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群众，不堪忍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欺凌与压迫，拿起原始武器，直接对封建统治阶级或帝国主义展开武装斗争。鸦片战争后10年发生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辛亥革命前10年发生的义和团运动，就是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太平天国前后坚持了14年之久，占领了广大地区，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政权，给予封建统治秩序以重大打击。义和团在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开展的波澜壮阔的斗争，不仅震动了中国而且震撼了世界，他们以自己的爱国壮举有力地抵制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图谋。但是，太平天国所追求的绝对平均主义缺乏真正实施的现实可能性，农民自己在思想上也无法挣脱皇权主义的束缚；义和团凭借笼统排外主义及迷信思想也无力抗拒帝国主义的野蛮镇压，更不能识破和摆脱封建统治者的欺骗与愚弄。结果，这两个运动终于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血腥镇压下惨遭失败。

三是戊戌维新派的政治改革运动。甲午战争前后，维新派总结了清王朝推行洋务运动，企图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物质文明所取得的积极成效和失败教训，决心按照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对中国的封建政治进行大胆的改革。1898年，在维新派的推动下，光绪皇帝下诏宣布变法，要求革新封建政治，发展经济文化。这个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大大提升了国民的民主意识。但这些改革举措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变法活动进行了103天，在慈禧太后的镇压下夭折。

毛泽东同志指出：“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斗争，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光绪二十年的甲午战争，后头又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以后接着是辛亥革命。革命是反对两个东西：一个叫做外国的压迫，一个叫做封建制度的压迫。中国人民对这两个东西总是不满意，总是要起来反抗。”(《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前面提到的辛亥革命前发生的那些历史事件，都是中国人民在不同的时间中和不同的程度上反对外国压迫和封建制度压迫的斗争。但是，虽然这些斗争都作出了自己的历史贡献，但总体来说，都还只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准备阶段，因为它们都只是在个别方面打击了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还没有能够提出较为系统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只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才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

孙中山在成立兴中会的时候，就在神州大地上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后，孙中山又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的崇高理想。特别是明确提出要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共和国，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政治理念，这就把民主主义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记者：前些年有人鼓吹2008年是“中国宪政百周年”，因为1908年清廷颁布了一个《钦定宪法大纲》，认为从此开启了民主宪政的历史。对此您怎么看呢?

李文海：是的，前几年确实有人闹过一阵。他们写文章说：“中国人得到自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清末新政开始的。”“慈禧太后为首的清王朝顺应时代潮流，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宪政改革”，“我们九十年代做的工作，我看了一下，大体是继续做光绪皇帝、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他们说的“九十年代”，是指20世纪的90年代，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个观点当然是很荒唐的。其错误，首先是混淆两种不同性质的“事业”，光绪、宣统搞的所谓“宪政”，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永远维持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钦定宪法大纲》的第一条就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第二条是“君主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也就是说，这个《宪法大纲》首先维护的是清朝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即独裁政权。独裁同民主正好是相对立的两极，二者冰炭不容，针锋相对。坚持独裁，必然扼杀民主；争取民主，必然要推翻专制统治。说中国人民从那个时候起得到了自由民主，实在有点像天方夜谭。我们现在搞的事业，从政治方面说，不论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也好，还是政治体制改革也好，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以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就像胡锦涛同志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事业”，怎么可能是一种相互继承的关系呢?恰恰相反，不否定专制独裁，就不可能有人民民主。不破除旧的制度，就不能开辟新路。如果我们在一百年前不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独裁统治，而是一直沿着光绪、宣统的老路走下去，绝对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个境地。这一点，只要不抱偏见，大概不会有什么争议。

记者：“告别革命”论强调“革命只起破坏性的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意义”。“暴烈的战争或革命很少能带来真正的进步。”“革命是一种能量的消耗”，“老是革命，整个民族的生命能量就在革命中耗尽了”。应该怎样来看待破坏和建设的关系呢?

李文海：这其实是一个十分古老的问题。还在辛亥革命的准备阶段，改良派就指责革命派只热衷于破坏而无意于建设。对于这种指责，革命派反复说明，他们对于旧制度和旧秩序的破坏，正是为大规模的建设厘清地基，扫除障碍。邹容在《革命军》中说：“欲大建设，必先破坏；欲大破坏，必先建设。此千古不易之定论。吾侪今日所行之革命，为建设而破坏之革命也。”孙中山后来也曾反复讲过：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革命正是为了建设，“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只有推翻了腐朽政权之后，才可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解决好人民的衣食住行问题”。的确，革命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解放生产力。既然民族独立地位丧失，国家主权备受侵凌，把中华民族逼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既然封建专制政治的统治，剥夺了人民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成为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巨大障壁，志士仁人们便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去。从现象上看，辛亥革命似乎只是或主要是一种政治行动，但资产阶级革命派却特意提醒人们，要从政治表象的背后看到经济的目标和推动力。孙中山说：“毫无疑义，最近时期中国的革命运动具有单纯的政治性质，而不是经济的性质。但是它将为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打下基础。”所以，把辛亥革命同中国的现代化对立起来，是没有道理的。

记者：党的十五大对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概括成一句话：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请问，这种进步作用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李文海：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这场革命没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没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国家统一的局面很快被军阀混战所代替。就这个意义说，辛亥革命又是失败的。辛亥革命虽然是一个失败了的革命，但却有着十分伟大的意义。它的历史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这种为进步打开闸门的历史作用究竟怎样体现出来呢?概括地说，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几个方面来谈。

从政治上说，辛亥革命带来了一次政治上、思想上的大解放。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被推翻，其意义并不仅仅是赶跑了一个皇帝，它在两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对传统观念作了根本性的颠覆。一是过去被认为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制、独裁政治，被宣布为罪恶的、黑暗的、“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公开声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是对以往政治是非的一个根本颠倒。二是过去被认为是卑贱的、可以任意生杀予夺的“愚民”、“草民”，被宣布为国家的主人。早在同盟会时期，革命派就提出“国家为人民之公产，凡人民之事，人民共理之”；在制订《临时约法》时，孙中山特地要求加上“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内容。这是对以往政治是非的又一个根本颠倒。这两条虽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没有立即实现，但至少在法律上、人们的观念上得到了认可，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这对后来的政治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巨大、十分深远的。辛亥革命以后，任何形式的反动专制统治都无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追根溯源，不能不说同上面提到的政治观念的变革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辛亥革命后，政权虽然落到了袁世凯手里，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却并没有完全丧失，它不仅铲除了中国封建势力最顽固的堡垒，宣告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时代的结束，同时也促进了人们民主意识的极大提高，迈出了从专制向民主转化的重要一步，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经济上说，辛亥时期的革命志士们，始终把国家富强和民生幸福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他们一方面深信，只要推翻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中国一定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取得“异常之速度”，在短期内“迎头赶上”甚至超过西方国家；一方面通过发展经济，努力改善民生，“为人民谋福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了振兴实业，成立了实业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令，使当时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民国初年，现代工业无论在数量、规模、范围还是影响上，都大大超过晚清几十年的总和，教育事业、新闻出版事业、医疗事业等也都有了明显的进步。这就为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从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说，辛亥革命促使人们思想观念、社会风俗及生活习惯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革命活动本身就是对许多陈腐的旧观念的巨大中击和涤荡，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又大力革除封建陋习，提倡社会新风。如废除对官吏的跪拜礼，禁称“大人”、“老爷”；废止奴婢，解放“贱民”；男子剪辫，女子放足；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以及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等。这些措施，使社会一时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也对改变社会风气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在讨论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时，不能忽略了它在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方面的积极贡献。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革命派曾提出过“反满”的口号，这个口号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但其实质还是反对以满族贵族为最高统治者的封建独裁政权，而不是反对满族这个民族。等到清王朝一旦覆亡后，革命派就立即高举民族平等的大旗，强调消除民族畛域，促进民族和睦。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明确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在另外的文件中，孙中山还强调只有实现国内各民族的平等，才能“和衷共济，丕兴实业，促进教育，推广东球之商务，维持世界之和平”。这些认识和举措，是以往历代封建政权所从未有过的，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上，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记者：今年既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就是说，辛亥革命以后十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内在历史联系呢?

李文海：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指出：“说到革命的准备，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毛泽东明确地把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看做“共产党的前身”，这既科学地揭示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同中国共产党产生之间的历史联系，也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进步作用。

可以这样说：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客观社会条件。辛亥革命导致的思想解放，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学说的传播提供了环境和条件；辛亥革命所追求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破灭，促使人们在怀疑和失望中另觅新路，为选择社会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了无产阶级的力量，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准备了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有一部分是积极参加辛亥革命甚至在同盟会时期就担负重要领导责任的，有一部分是受到辛亥革命重大影响的，就这个意义说，辛亥革命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干部条件。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始终把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视为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并公开声称，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所继承的，就是辛亥革命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就是为争取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国共产党把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推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种又继承又发展的历史进程，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记者：最后，能不能请您讲一讲辛亥革命在整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大业中的历史地位?

李文海：综观我国进入20世纪一直到现在百余年的历史，中国人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第一次就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正确认识近百余年来的中国历史，最关键的是要正确认识这三次历史性巨变之间的历史联系和辩证关系。没有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也就谈不上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政权，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也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不可能有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历史的发展就像长江大河之运行，川流不息，奔腾向前，前后承续，无法切断。又如登临崇山峻岭，必须由卑及高，拾级而上，每一个台阶都是通往顶峰的必经阶梯。看到过去的贡献而无视现实的超越，或者以今天达到的水准去嘲弄昨日之幼稚，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