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转变趋势及其带来的增长挑战

一 引言

东亚经济大多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着刘易斯理论所描述的二元经济发展，即农业中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工业化获得充足且低廉的劳动力供给，经济增长主要由此得到推动。在这个经济发展时期，由于人口抚养比不断降低，有利于充足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因而经济增长可以获得人口红利。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二元经济结构消失，即农业与非农产业的边际劳动生产力达到相等，经济增长进入到新古典阶段，这时，经济增长速度仅仅由技术进步的速度或全要素生产率改进的速度决定。

虽然在现实中难以观察到理论上的二元经济特征消失的转折点，不过，从经验上可以观察到的，则是两个与人口转变的阶段性变化相关的转折点，即第一，由于劳动力供给速度跟不上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出现劳动力短缺和非熟练工人工资持续上涨的刘易斯转折点；第二，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从增长转而减少，人口抚养比从下降转而提高，导致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到来。一旦这两个转折点到来，既往支撑经济增长的源泉就枯竭了，必须转而依靠新古典经济增长所要求的生产率进步。

自198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历的高速增长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特征，剩余劳动力大规模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中西部地区转移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这个劳动力转移过程，对中国经济增长而言，贡献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对劳动者和家庭而言，扩大了劳动参与率，增加了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使中国经济得以利用人口红利，推动了工业化进程，并从全球化中获益。然而，二元经济发展仅仅是与发展阶段相联系的一种经济增长模式，即从马尔萨斯式贫困陷阱到索洛式新古典增长的一个过渡阶段（HansenandPrescott，2002；Aoki， 2011），随着中国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到达新的阶段，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必然经过上述两个转折点而寿终正寝。

本文将揭示，中国已经在2004年到达刘易斯转折点，最迟在2013年也到达人口红利消失的另一个转折点。这种变化标志着中国需要做好从二元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到新古典增长模式的准备。这些准备包括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的改变以及社会经济体制的一系列深刻转变。

二 人口转变与两个转折点

早在1970年代，中国的生育率就开始迅速降低，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前后的6左右，降低到1980年的不到3。随着1980年实施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而更主要的是自那以后的改革开放所激发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推动生育率进一步降低，于1990年代初降到低于2.1的更替水平，目前只有1.4，进入全世界生育率最低国家的行列。

作为生育水平长期下降的结果，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迄今为止，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保持增长，但是增长速度逐年递减，并预计在2013年停止增长。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即依赖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降低到最低点，随后迅速提高。这一人口变化趋势，显著地影响着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模式。

在2004年中国首现民工荒现象之前，非农产业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在工资水平没有实质性上涨的条件下，获得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农民工支撑了经济增长和获得国际竞争力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离开本乡镇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总数，从2001年只有8399万增加到2011年的1.59亿，10年间增加了89.3%。而自2004年以来，劳动力短缺逐渐蔓延到包括中西部地区在内的全国范围，普通劳动者工资持续快速上涨。例如在2004—2011年期间，农民工实际工资以年平均12.7%的速度提高。在经济增长继续保持高速度的情况下，越是临近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的转折点，劳动力短缺现象越严重。例如，招聘农民工的难度和农民工工资上涨幅度，在2011年及至2012年年初，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可见，我们可以把2004年作为中国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标志性年份，而2013年则是人口红利消失的标志性年份。很显然，这两个转折点之间的时间跨度长短，与人口转变特点有直接的关系。中国人口转变的早熟性质（或称为“未富先老”），使其处在这个区间的时间格外地短暂。

根据研究，日本经过刘易斯转折点的时间大约是在1960年（Minami， 1968）。如果以人口抚养比开始提高的年份作为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则是在1990年达到的，两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时间点之间相隔30年左右。韩国在1972年经过刘易斯转折点（Bai，1982），而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则要在2013年前后，与中国同时到达，其间相隔40余年。以2004年作为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2013年作为人口红利消失点，其间相隔充其量只有9年。中国的这个特点，不仅可以解释为什么劳动力短缺一经出现，就表现得如此强烈，也警示着中国转变增长模式的挑战来得格外紧迫。

三 后人口红利时代的增长源泉

在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条件下，依靠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转移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空间大大缩小，潜在增长率必然下降。例如，高路易估计表明（Kuijs，2009），主要由于就业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下降，中国 GDP潜在增长率，将从 1995—2009年的年均 9.6%下降到2010—2015年的8.4%，并在随后的5年期间（2016—2020年）进一步降到只有7%。

在这个发展阶段上，投资者和企业家首先要寻求的是，尽己所能地用机器替代劳动，而政府特别是那些“发展型政府”，也倾向于利用各种投资规划和刺激性政策，加大资本投入力度。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的情形就是这样，目前中国也面临着类似的局面。

高路易发现，中国的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从1978—1994年期间的45.3%提高到2005—2009年期间的64.7%，并预计提高到2010—2015年期间的65.9%。与此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在上述三个时期，则从46.9%大幅度降低到31.8%，并预计进一步降低为28.0%（Kuijs，2009）。其实，这种估计仍然是乐观的。日本在1990年经过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之后，资本深化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攀升到94%，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15%（APO，2008），导致其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HayashiandPrescott，2002）。

事实上，随着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的作用越来越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越来越依赖于资本深化，在劳动力出现短缺的条件下，资本边际回报率自1993年以来已经处于降低趋势（CaiandZhao，2011）。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亟需转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模式。

首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通过产业转移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仍然可以挖掘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潜力。大陆31个省份在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以及户籍人口人口学特征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而足以形成一个国内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雁阵模型，通过充分利用中西部地区成本较低的劳动力，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与人均GDP在6000—12000美元发展阶段上的国家平均水平相比，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过高，进一步吸纳农业劳动力就业，就可以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为此，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可以为这个任务创造必要的制度条件。

其次，政府应该减少直接投资和对企业的保护，创造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政策环境。通过进一步发育生产要素市场，同时让创造性毁灭机制更加充分地发挥作用，使生产要素在产业和行业内部，按照追逐更高效率的方向充分流动，以便让有效率的企业存活、发展和扩大规模，并淘汰掉那些没有效率的企业。只有那些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好的企业能够占主导，并不断提高其份额，整体经济的健康程度才会不断增强。

最后，从更加长期的视角来看，劳动者技能的培养，或国家整体人力资本的积累，对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财政资源不足长期以来构成教育和培训的供给方制约。在这一制约因素未有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教育和培训的需求方制约却呈现出来。在普通劳动者工资加速上涨，并且出现熟练劳动者与非熟练劳动者之间工资趋同的条件下，家庭和个人特别是青年劳动者接受更多教育的激励下降。

根据在12个中国城市对农民工的抽样调查数据估算，高中回报率高出初中水平的程度，从2001年的25.9%下降到2005年的17.3%和2010年的16.9%，而高中以上的教育回报率，同期则从高于初中 80.4%下降到75.3%和57.1%（CaiandDu，2011）。这意味着，在人口红利消失条件下，教育政策应该进行更加根本性的调整，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推动教育更快发展。

参考文献

Aoki，Masahiko，“The Five-Phas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Evolutionin China and Japan”，Presidential Lectureat theⅩⅥth World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Beijing，July4th，2011.

APO（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APO Productivity Databook 2008，the 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1-2-10 Hirakawacho，Chiyoda-ku，Tokyo 102-0093，2008，Japan.

Bai，Moo-ki，“The Turning Pointin the Korean Economy”，DevelopingEconomies，No.2， 1982，pp.117-140.

Cai，Fang，and Yang Du，“Wages Increase，Wages Convergence，andLewisTurningPoint in China”，China Economic Review，doi：10.1016/j.chieco.2011.07.004.

Cai，Fang and Wen Zhao，“When Demographic Dividend Disappears：Growth Sustainability of China”，paper presented at theⅩⅥth World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Beijing，July 4th，2011.

Hansen，G.D.and E. Prescott，“Malthus to Solow，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2，92：1205-1217.

Hayashi，Fumio and EdwardC.Prescott，“The 1990 sinJapan：A Lost Decade”，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2002，Volume5，Issue1，pp.206-235.

Kuijs，Louis，“China Through 2020-A Macroeconomic Scenario”，World Bank China Research Working Paper，2009，No.9.

Lewis，Arthur，“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The Manchester School，Vol.22，No.2，1954，pp.139-191.

Minami，Ryoshin，“The Turning Pointin the Japanese Economy”，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82，No.3，1968，pp.38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