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确定了“十二五”时期主题是科学发展，主线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议》同时提出了基本要求，即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本文重点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下简称“转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论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及主要着力点。
一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国内外经济学界对于改革开放30余年创造的“中国奇迹”有各种解释。经济学家常常联系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效果，进行关于改革目标模式的讨论，如华盛顿共识和北京经验；进行关于改革方式的讨论，如改革的渐进性和激进性；进行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讨论，如威权型体制和中性政府。有趣的是，针对同样的中国经验，学者们常常得出针锋相对或截然相反的结论。在利用中国经验证明“华盛顿共识”失效的同时，也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正确地运用了标准的经济理论（也就是说遵循了“华盛顿共识”）（参见姚洋，2008，第1页）。实际上，这种认识混淆了治病的“处方”与“疗效”两个不同的概念。讲到中国的改革，没有证据说我们从出发点上遵循了什么理论教条，但是，令世人瞩目的是我们达到了什么实际效果。
造成上述运用概念上产生歧义和观察现象上出现矛盾的原因，在于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中国的改革理念和实践具有以下特征，即中国改革的目标是确定的，具体的目标模式以及达到目标的手段和方式却可以不确定，而呈现多样性和不断变化的性质。可见，如果未能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即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三个代表”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从根本上对中国特色改革、开放和发展道路的指导与引导，则无法准确地理解“中国奇迹”。
从某种教条出发，在评估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成效时，西方经济学家习惯于用一个固定的、先验的参照系来进行比较
，但是，往往发觉这个参照系并非中国改革所自觉遵循与主动追寻的。其实，这里体现的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改革哲学上的不同。也就是说，中国改革的出发点并非先验地要达到某个既定的目标模式，而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增强国力为最终目的，依此来选择改革的步骤和路径，进而逐步明确目标模式。
从这个目的出发，我们逐步探索出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以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但是，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并没有固定成为独立的模式，而是服从于改善民生和提高国力的目的。也正是这个改革哲学和直接出发点的不同，使中国改革的指导原则和推进方式并没有陷入任何先验的教条中。但是，改革是为了提高生产力、改善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增强国力，这个原则自始至终是明确的，并得以坚持。在这个改革理念指导下，改革、发展和稳定成为一个整体，改革是为了发展，也要服从稳定，而发展成效被用来检验改革道路的正确与否，稳定则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条件。
中央提出“转方式”的要求，也是党的宗旨在经济发展思想上的具体体现。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人均GDP只有300美元，属于典型的低收入国家。因此，一旦改革焕发出劳动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第一要务就是加快经济发展，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正如邓小平反复强调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不是加快了经济发展，GDP总量和人均GDP是不是得到提高，有没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为检验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和成功与否的试金石。因此，在一个时期里，发展速度至关重要，“又快又好”把“快”放在第一位。
在1978年以来的30余年中，我国实现了年平均近10%的GDP增长率和超过8.6%的人均GDP增长率。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到新的阶段，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相继进入中等偏下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生产要素禀赋相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也日渐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协调的紧迫性愈益凸显。正如胡锦涛指出：“这些年我们在加速发展中拼资源、拼环境，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当然发展仍然要快，但 ‘好’已成为我们的第一选择。”（转引自于连坤，2010）
二 “转方式”战略与政策的演变
很久以来，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广泛地进行了关于经济增长模式的讨论，一致认为要把经济增长从粗放型转到集约型的模式上来。在制订“九五”计划时，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提出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的要求。鉴于经济增长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都是与增长模式相关，经过经济学界的长期讨论，“十一五”进一步强调了“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强调了“转方式”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意义。“十一五”规划指出：“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诸多问题的症结，在于结构不合理和增长方式粗放。”为此，国家制订了一系列指标，特别是约束性指标，要求实现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扩张的增长方式，转变为“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资源节约型增长方式。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体界定为：“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从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出发，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这三个方面的要求，无论从内涵还是外延的角度，都更加科学、清晰和明确。把以往所用的“经济增长方式”改变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表述，本身就体现了更加全面、协调、以人为本的发展要求。温家宝总理则更为概括地把现行的经济发展方式表述为“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然而，迄今为止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效果仍不明显，在某种程度上，过度依赖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入的经济发展方式，甚至有所强化。“十一五”没有完成的定量指标，如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服务业就业比重和产值比重，以及完成难度最大的如节能减排指标，就无一不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直接相关。
回顾增长理论与国际经验可知，由于在不同的增长阶段上，经济赖以增长的主要源泉是不一样的，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方式在一定的时期也具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只是当一种增长源泉从式微到耗竭时，为了开发新的增长源泉，发展方式的转变才具有至关紧迫性。有助于克服增长制约因素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是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上，由增长的需要所诱致形成的。我国经济已经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所诱导出的巨大增长冲动，已经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已经具备的增长源泉，并使其发挥作用的余地耗竭。如果不能把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投入扩张转向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就会减弱乃至枯竭。
从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各种制约看，“十二五”时期，我国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就是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标准，人均GDP在975美元以下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976—3855美元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3856—11905美元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11906美元以上为高收入国家。2010年，我国按官方汇率计算的人均GDP已经超过4000美元，跨入中等偏上国家的行列。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一旦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所有在跨越低收入陷阱阶段管用的政策和发展战略，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基本上都不适用了，必须有新的发展战略，通过新的手段实现跨越。因此，中等收入阶段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发展阶段。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定位，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而性命攸关的则在于能否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三 “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观察世界各国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继而向高收入的跨越经验，有助于我们认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通过对1970年以来各国经济发展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那些起步时人均GDP在1000美元以下的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或者继续被困于低收入水平上，或者虽然摆脱了低收入陷阱，却陷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而那些起步时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之间的国家，几十年以后大多摆脱了贫困陷阱，但是国家之间也产生了巨大的分化，有些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有些则被困于中等收入陷阱。
国际上最典型的徘徊于“中等收入陷阱”例子就是拉美现象。20世纪的一段时间内，许多拉美国家利用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价格低廉的优势，吸引了大量外资，经济发展一度非常快，但是在这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经济增长止步不前甚至出现大幅倒退，国内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现象，诱发大量经济社会问题，甚至还会引起社会动荡。
虽然我国在2010年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已经处在典型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发展阶段，但是，这个新阶段并不意味着从此我们可以一路凯歌前进，而是在更高的起点上，向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跃升的同时，也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如果我国顺利度过这个阶段，就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果无法突破这个阶段，则会像很多拉美国家一样，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
许多研究注意到，处于中等收入水平，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对收入分配高度敏感的时期，即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分配状况是否公平，既影响经济激励，也影响社会稳定，最终在经济发展效果上表现为大分化。然而，收入分配恶化实际上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种结果和表现，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却另有原因。
经济学家在观察经济全球化中各国增长表现时发现，处于经济发展较高阶段的国家，在全球化中显著获益；处于经济发展较低阶段的国家，同样是全球化的主要获益者。而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从全球化中获益相对少（EeckhoutandJovanovic，2007）。这是因为，较发达国家和较不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具有比较突出的比较优势，前者因其处于科技创新前沿而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后者因其劳动力丰富且成本低廉，因而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则因其两类比较优势皆不突出，因而在全球化中增长表现较差，因此，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十分突出。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这个解释，对于我国来说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警示意义。伴随着成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生育政策的严格实施，我国人口转变比其他同等发展阶段上的国家来得更为迅速，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例如，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200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为6.8%，2010年提高到8.2%；而同期其他发展中国家平均分别为4.4%和5.0%（UnitedNations，2010）。这种在较低人均收入水平上发生的人口结构变化，可以被形象地称作“未富先老”。
这个与一般经验相异的特征，使得我国较早迎来刘易斯转折点，具体表现为民工荒现象的出现和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大幅度上涨。例如，在2003年出现民工荒现象之后，农民工工资每年平均增长率都在两位数， 2010年更高达18%。体现在劳动力供给丰富和高储蓄率上面的人口红利也将于“十二五”时期达到顶点。例如，在“十二五”期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即依赖型人口（15岁以下和65岁以上）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降到最低点，随后开始上升。
这种“未富先老”特征对经济增长的含义在于，在失去基于丰富劳动力的传统比较优势的时候，我国经济尚未赢得基于资本丰富和技术先进的新比较优势，从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严重挑战。因此，靠廉价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再足以支撑我国长期平稳较快增长，“十二五”乃至更长时期中要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唯一的出路是提高生产率及其对增长的贡献率。我们从技术创新水平和劳动者素质上的差距，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个新发展阶段特征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
首先，中国在研究开发上的人力和财力投入，以及百万人专利件数，都显著地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例如，R&D投入与GDP比率，我国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1%，每万人中R&D人员，我国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77%，而每百万人的专利件数，仅为76%（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2010，第420页）。
其次，我国劳动力的教育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巨大。与美国和日本相比，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中，在所有的年龄阶段上，我国人口的受教育水平都显著地低。而且随着年龄提高，受教育水平与美日的差异越来越大。例如，在20岁年龄组这个起点上，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仅仅相当于美国的77%，相当于日本的66%。这个比例在30岁分别下降到65%和67%，40岁为61%和63%，50岁为53%和57%，60岁仅为44%和52%（WangandNiu，2010，p.46）。
经济发展史和经济理论都已经表明，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甚至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之后，并不意味着从此可以一路凯歌前进，顺理成章地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是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中国的类似挑战，集中表现为如何应对“未富先老”的困境，即一方面，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已经发生了变化，传统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另一方面，人均收入处于较低阶段，新的比较优势尚未显示出来。因此，保持我国经济长期又好又快增长，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唯一的出路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四 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党的十七大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的基础上，在五中全会《建议》中，党中央进一步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下面，我们从涉及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几个主要方面，理解其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内涵。
首先，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加快“转方式”的逻辑起点。扩大消费需求，根本途径在于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和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目前，城乡收入差距是造成居民收入不均等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在基尼系数等不平等指数中，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占40%—60%。而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应该是通过劳动力转移，减少农民数量，增加工资性收入。2010年，全部农民工人数已经超过2.3亿，其中离开本乡镇外出超过6个月的农民工为1.53亿。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尚未获得城镇居民身份，还不能均等地享受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
除了改善收入分配的其他诸多措施之外，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把农民工转变为市民，可以提高他们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程度和就业稳定性，进而显著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例如，一项研究表明，城镇住户的人均收入虽然仅仅比农民工家庭高26.6%，由于他们享有更好的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其人均消费却比农民工家庭高1.2倍。因此，推进更加完整的城市化，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关键。
其次，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有助于促进服务业比重的提高。服务业发展与人口规模以及居住和消费的集中程度紧密相关。农民工转变为市民后，所释放的巨大消费需求，相应地会转化为对服务业的需求。换句话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首先体现在服务业上面。不仅如此，更多人更加广泛地享有公共服务，同样创造出对相关产业的需求。例如，那些具有公共品性质的社会服务项目，依靠市场机制难以获得充分供给，是应该由政府出面提供的一般性公共服务，如基本公共服务之外的公共交通、城乡基础生活设施等。政府对一般性公共服务负有责任，但是，提供方式可以有多种形式，有些内容需要政府直接提供，有些则可以通过政府购买、特许经营、委托代理、服务外包等形式，由企业、行业组织、民办或社会中介机构提供。
再次，向生产率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加快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终要体现在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优化升级上。长期以来，我国依靠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通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和保持了高速经济增长。然而，随着生产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单纯依靠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增长模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产业结构调整，既包括制造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也包括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更加协调，同时，两者之间又有着紧密的逻辑联系。制造业的更新换代必然扩大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是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的。在制造业比重较高且面临转型升级迫切要求的压力下，充分利用现代信息传输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服务所能提供的巨大空间，大力发展创意产业、研发中心、商务服务、现代物流、工程设计等新型服务业态，既扩大服务业比重，又推动制造业产业升级，同时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
最后，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仅直接有助于扩大消费，也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人力资本保障。国际比较显示，人均GDP在3000—6000美元的国家，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公共支出平均占政府支出比重为54%，我国2008年只有29.7%。这种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不足的现状，直接制约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际效果。一方面，在基本公共服务覆盖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城乡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受到很大的压抑。另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也削弱了体现在劳动者的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等方面的人力资本积累，构成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制约因素。
参考文献
姚洋：《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于连坤：《“八个加快”意味着什么》，《解放军报》2010年3月2日，http：//mil.news.sina.com.cn/2010-03-02/0651585497.html。
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10——世界现代化概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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