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挑战

一 早熟的人口转变与“未富先老”特征

1.作为发展结果的生育率下降

人口学是门非常复杂的学问。在对人口学的研究中，我发现人口转变理论非常重要。人口转变理论是指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口的结构、数量、特征发生几个阶段的变化。在国家发展最穷的时候，人口基本上处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阶段，出生率很高，死亡率也很高，维持人口再生产很难，增长率是低的，这是第一个阶段。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死亡率开始有所下降，但人们生育还有一个惯性，就变成了“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是处在这个阶段，很典型。当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养育孩子的成本会随之提高，与此同时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也提高了。机会成本就是指妈妈要外出工作，否则家庭生活水平就会降低，而妇女的就业、受教育程度提高也倾向于少生孩子，因此人口转变就逐渐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阶段。人类记载的文明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三个阶段。而且只要人均达到了相应水平，通常就会进入那个阶段的人口转变，掌握这些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人口问题。

人口问题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回声现象。人口的回声现象是指人口的转变的后果是延迟的、递减的，换句话说是有阶段的。比如说当我们处在“婴儿潮”时会有大量孩子出生，20年后这些孩子就变成了一个回声，反映在劳动年龄的人口上就是数量迅速增长，再过20年他们就变成中年劳动人口。40年后，他们再回声的时候，他们变成了老龄人口。比如我们新中国成立初期就赶上了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20世纪60年代中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出生的人口就进入了劳动年龄，遇到就业问题，到今天就变成了老龄化问题。因此我们中国的人口问题和人口转变、回声现象的规律是一致的，但是，有中国的特色。我们的人口转变过程是在短短的几十年里面，走过了早期发达国家上百年的道路，因此出现了未富先老的人口特征。

我们先看生育率。可以想象中国的一对夫妻两个人，生育多少孩子才能够实现替代自身，就是说将来我们去世了，孩子的数量正好也抵消了减少的人数，总人口是不增不减，应该是2个，但是通常孩子也是损耗的，因此以2.1作为一个替代水平的总和生育率。一般来说，人们说高于2.1的生育水平就是高生育，那么低2.1就叫作低生育水平。过去我们的政策强调，由于我国人口多、基数大，把生育率的均衡水平定到保守的1.8，那我们看看现实是多少？

20世纪60年代，我们的总和生育率差不多在6、7这个水平上，从1970年到1980年降到了3，接下来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形成，从那以后生育水平持续稳定下降，降到今天是1.4、1.5左右，远远低于2.1替代生育率的水平，也远远低于我们国家制定的均衡人口的1.8。这既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也低于发达国家1.6的平均数，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在全世界最低的行列之中。按现在的生育率来看，我们应该是发达国家，但事实上不是。我们长期处在低生育水平，加了几个回声以后，当年的婴儿就变成了劳动年龄人口，接下来他们变成了老年人，因此我们的人口老龄化非常快。联合国的定义是：6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超过7%就叫作老龄化社会。我们20世纪80—90年代，就已经是这个水平，因此我们很早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只是这些年才逐渐暴露出这个问题。

大家看我们未富先老特征（见图1）。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是右边的金字塔，一般来说是孩子多、年轻人多，越到上面老年人越少，是一个标准化的金字塔形状。发达国家就呈现接近于倒金字塔形状，也就是说它的老龄人口多，生育下降了。

再看中国，左边这个图，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就更接近于一个橄榄形状，说明我们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远远地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跟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实力处在同一个发展阶段，但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却接近发达国家，这就是中国人口未富先老的特征。

2010年我们进行了人口普查，一些学者根据现有的数据推测了一下，改变了我们对中国人口发展趋势的看法。很早以前，我们希望在2050年之前把人口控制在16亿之内，后面逐渐改口为要在2040年之前控制在15亿之内。但是根据调查的结果推测，我们中国的人口高峰是在2022年，数量不超过14亿，就是13.8亿就到头了（见图2）。

这个数字是按照现行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推算的。我们做了一个假设，假设生育政策改革变成“单独”政策，就是一对夫妻中有一个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两个孩子。那么生育高峰、人口高峰会略微晚几年，但也没有超过2030年，稍微超过了14亿。

同样，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的变化更快。从这次的普查推算， 2010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已经在绝对的减少，且每年都在减少。如果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都下降了，这个时候经济再继续增长，没有新增的劳动力的情况很有可能发生，“民工荒、招工难”等问题是一定会出现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济现象背后的人口的背景。

人口影响劳动力市场，我们不看全部就业，仅仅看农民工，因为多年以来我们的新增劳动力基本上全是农民工。从城市的角度来说，大家看到一些年轻的同志参加就业，其实他们的速度还没有退休的人速度快。新增的劳动力，特别是在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中，全部都是农民工。那么，结果是什么呢？需求继续在涨，劳动力的供给增长速度减慢，供需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唯一的结果就是涨价，农民工的工资很自然就迅速的上涨了。我大概推算了一下，从2004年到现在，农民工的工资剔除了物价因素以后，增长大概达到13%，去年就更极端了，高达21%，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2.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

我们的发展经济学应该说真正成形了，发展经济学是和一个人的名字有关的，就是阿瑟·刘易斯，他提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结构上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是一个匀质的社会，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二元社会、二元经济，一头是大量的传统的经济（主要是农业），另一头是现代工业。传统农业最大特点是土地是有限的，但是人口增长很快，那么这种二元经济中发展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劳动力永远不发愁。现代经济增长的部分，你能积累多快、扩张多快，就有多少劳动力提供给你，而不会影响农业的生产水平，你就用那个足够吸引他、高于农业的工资他就愿意转移出来，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工资不上涨，劳动力无限供给，这就是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直到有一天，劳动力供求关系有所变化，剩余劳动力减少，你必须涨工资，才能把他继续吸引出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刘易斯转折点。

你只要看到持续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和普通劳动者工资持续上涨，就是刘易斯转折点。我们第一个转折点已经到了，在2004年。2004年我们第一次听到了大家普遍的抱怨，说劳动力短缺，“民工荒”，从那以后一直没有断过，即使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也是如此，农民几十年不变的工资水平在2004年以后持续上涨，越涨越快（见图3）。

因此我们大家先记住：中国在2004年到达了第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叫刘易斯转折点。

3.第二个转折点：人口红利消失

第二个转折点更确切，是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人口红利是和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相关的。当年我们有过一段大量生孩子的“婴儿潮”，在这之后我们生育率下降了。我们假设新生出来的孩子是0岁，20岁以后他们长成了劳动力，因此20年以后这部分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我们的劳动人口上又出现了波峰。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最高的。劳动力充足意味着：第一，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不用涨工资就可以得到。第二，因为劳动年龄人口多，人口抚养比是下降（见图4）。人口抚养比下降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人口红利，他们对经济增长有额外贡献。但抚养比降到最低点以后就开始上升，我们预测是在2009年到2013年之间，人口负担加重，劳动力供给减少，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部分就消失了。我们假设用官方的数据预测，2013年是我们第二个转折点即人口红利消失的时间。

假如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发生在2004年，人口红利消失的点是2013年的话，我们只有9年的时间。但今天我们社会上还在争论，认为刘易斯转折点根本没有到来。但仅仅9年的时间，甚至不够我们讨论，更不要说应对，要做出政策的调整，去避免未来不好的结局。

我想这个特殊的因素来自于未富先老，这就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国情，未富先老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我们先来看一看人口的特征怎样影响经济增长。

二 “未富先老”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的逻辑

很多人听到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指到达中等收入阶段以后长期徘徊不前。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人们发现在全球化的时期，有两类国家受益比较多，一类是发达国家，一类是低收入国家，最典型的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人均收入不到300美元，但是加入全球经济中之后，我们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有比较优势，劳动力充足、便宜。相比之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受益就比较少，想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跟中国竞争做不到，想在技术和资本上跟发达国家竞争做不到。因此，中国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意味着中国逐渐丧失过去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又不能获得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将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我们处在一个比较优势不充足或者真空的状态，因此在这个时期的确有增长速度下降的可能性，甚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这是一个逻辑。

就拿我们农民工去年工资上涨21%来看，对利润的冲击是什么影响呢？20%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影响企业利润的20%—60%，这意味着你用的劳动力越多，越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产业变化趋势中就会越快丧失竞争力。在研发的投入上，我们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没有技术资本的比较优势，以发展最杰出的瑞士为1测算，中国大概是0.3的水平，在中国之前甚至包括了巴西、墨西哥、南非、阿根廷、泰国、智利这样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我们正好处在可能会失去传统的比较优势，而不能获得新的比较优势的发展阶段，人们很自然地预测中国可能要发生经济减速的结果。

最近，有两个比较有影响的预测。

一是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做的一个预测。根据统计数据，他们发现，一般一个国家发展到人均GDP7000美元的时候（7000美元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比通常按汇率计算要高不少）增长速度会减下来，不一定每个国家都会减，但是通常有很大一部分国家在这个阶段速度要降下来。

二是由跨国的经济学家团体预测的。他们认为高速增长的国家在人均GDP17000美元的时候会减速，同样也使用购买力平价法。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GDP是9000—10000美元。

我们把这两个预测看作是一个区间的话，中国目前正处在两者之间，也就是说我们大致处在应该减速的阶段上，我们过去维持30年接近10%的GDP增长率很可能不再维持了。

三 人口红利消失后的潜在增长率

1.经济增长源泉分解

如何保持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有很多看法。有人说我们要把出口转到扩大内需上，我们有足够大的内需了，就能保持更快的经济增长。有的人就直接地说城市化是未来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城市化还能给中国经济带来若干百分点的增长率。认为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点，同样是从需求的角度来说，需求方因素决定了你生产出的产品有没有人需要，但不决定你有没有能力生产这么多产品。所以我们讲中国未来的潜在增长能力时，应该从供给方，也就是生产要素，比如资本、土地、资源和各种生活要素的生产力来看。因此在讨论潜在增长率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先撇开需求方的因素，从供给方面看一看。

我们对中国迄今为止的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做了一个分解，来看一看接近10%的增长率中，都是由哪些因素推动的。其中71%的贡献率来自于资本投入，资本投入和人口红利有关。我前面讲了人口红利我们可以用人口抚养比来代替，人口抚养比低，意味着我们可以储蓄、积累，保障资本的充足，我们有资本可以投入。同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当我们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时候，不会出现资本和劳动力比例失调，也就不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劳动力和资本的关系是一样的。劳动力充足，资本就不断地投入，不会发现报酬递减现象。接下来的8%的贡献率来自于劳动力的增长、4%的来自人力资本，也就是受教育水平，也和红利资本是相关的。其他的17%我们叫残差，我们把它分解出来，发现其中有7%直接来自于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就是人口抚养比下降本身对经济增长有贡献；还有10%我们把它叫作全要素生产率，也可以说是效率的改进。过去有人说人口抚养比这块儿是人口红利，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中有7%是人口红利，其实不然，这是直接的人口红利，而在人力资本里、劳动力里，甚至资本投入中都有间接人口红利（见图5）。

另外，全要素生产率也有人口红利，这其中的劳动力配置也和人口红利相关，它占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接近一半，因此说人口红利消失，劳动生产率中的因素也会消失，会影响到未来资本的投入、劳动力的投入、人力资本的投入，也会影响生产力。

刘易斯转折点是人口红利消失的前兆，人口红利真正消失以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全会发生不利的逆转，相应地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下降。

2.认可潜在增长率降低很重要

世界银行对中国潜在增长率有一个预测。潜在增长率就是按照你现在能够供给的生产要素来推算。大家看，1978年到1994年，潜在增长率是9.9%，每年GDP增长9.9%和实际增长率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做过比较，1995年到2009年，略有下降，潜在增长率是在9.6%，也和实际发生的基本一致。但是，他们预测的2010年到2015年，大体上相当于我们的“十二五”时期，他们预测的增长率要降到了8.4%，我们今年就开始向潜在增长率靠近，到大致上是“十三五”的时候，是2016年到2020年的时候是降到7%（见图6），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研究很有意思，能够揭示出构成这个潜在增长率的因素组成部分， 1994年之前就业增长的贡献是接近三分之一，到了1995—2009年的时候差不多是九分之一，因为人口红利消失了，直接表现在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到了“十二五”时期，它就很小很小，微不足道了。到“十三五”它变成了负的，人口红利变成了人口负债，起到抵消其他经济增长因素的作用。

应该说，这个预测还是乐观的。因为前面我给大家看过，我们的总人口在2020年就会达到顶峰，只有13.8亿人口，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010年已经开始下降。所有的这些，在经济学家做预测、收集数据的时候都得不到，他们得到的都是传统数据，认为中国大概在2030年或者2030年之后才达到人口的高峰，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是在2015年、2013年以后。因此，如果我们把这些发生的人口变化的新因素加进去的话，大概是还要下降一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我们是按照“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预测，比现在看到的还要悲观一些。

潜在增长率下降是不是坏事？如果仅仅从“7%”、“6%”这些数字上看，仍然是全世界最快的经济增长之一，好像并没有那么可怕，但真正可怕的是在哪儿？

我现在就想澄清一个概念，我们到底有没有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到目前为止预测的这些下降都是合理的，也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增长速度，而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在于当潜在增长率下降了以后，如果还要保持过去的增长速度的话，就有一个增长率的差距，这个差距想去填补是最容易犯错的。如果犯了这个错误，可能会长期影响经济增长。历史上有很多国家在这个时候犯过错误，比如拉美国家。日本，虽然是发达国家，但也在这个问题上犯过错误。

这个图（见图7）比较简单，我只是给大家说明一个原理，S1这条线我们把它叫作总供给线，也就是说，社会总产品是从这个线上得到的。如果总供给继续增加，产量从O0到O1，你发现总成本会大幅度地提高，这不仅是广义的成本，还包括因政策扭曲带来的成本增加，比如资源环境的破坏、宏观经济不稳定现象、通货膨胀，等等。也就是说在这条曲线上，如果你的产能线是这样的，那么你还要继续超过这个增长速度，你得到的结果就是高成本而且是广义的成本。但是，我提前说一个结论，就是潜在增长率是不应该超越的。如果潜在增长率是8%，不应该人为地追求到9%、10%。但是还有第二个结论是说潜在增长率本身是可以改变的。假如我们通过某种办法把这个总供给线变成S2，大家可以看到，同样的产量增加，它的成本提高就要低得多，后边我把它用具体的经济现象来说。

3.如何认识和应对潜在增长率变化

当潜在增长率下降以后，我们最容易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保增长。保增长，人们需要“抓手”。抓手就是说有一些政策是可实施的，而且实施后能够实现实在的GDP百分点。很自然，第一个政策就是产业政策。这意味国家有大量的投资还有大量的优惠鼓励性的政策。这些政策其实有两个目的：一是保增长，二是选择新的比较优势。那么新的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哪儿呢？很多国家觉得企业自身是找不到的，因此政府就采取一套措施，去鼓励、支持这些产业或者直接投资建设。其实，比较优势的选择应该是在单个的企业和投资者之间进行的，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有最直接的动机和最切身的利益去选择产业。如果政府选择，往往会出现潮涌现象，由于政府有优惠大家会一窝蜂地全到了那些产业，而且这些产业也会产生相应的产业链，私人投资也跟着去凑热闹，结果就是重复建设、产能过剩。

因此，追求超越潜在增长率的速度会造成政策扭曲，第一个政策扭曲就是把你过去好的产业政策变成了一种赶超型的政策，这个政策造成产能过剩。还会扭曲生产要素的价格。我们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逐年下降，人口红利减少，提高一点GDP的百分点代价都很高昂。因此我们应该寻找其他方面的路径，其中一个就是挖掘劳动力转移的潜力。即使我们今天到达了第二个转折点——人口红利消失的时候，我们农业中劳动力的比重仍然很高，我们有巨大的潜力继续转移劳动力。

如果说我们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把产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劳动力供给这个要素的条件会得到改善，因此潜在增长率还可以有所提高。为什么要强调户籍制度改革？2011年我们的城市化率超过51%，但是这51%里面按照官方的统计定义是在城市居住了6个月及以上的人口。我们知道，什么叫农民工？农民工是离开本乡镇6个月以上的农村劳动力，这两个合在一起，就意味着说我们的城市化中是包括农民工的。可见，说我们的城市化率的统计包括了农民工，但是农民工有没有得到城市的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如果按照非农业户口的比重，非农业户口占全部人口比重只有34%，那么也就是说，这其中有超过16个百分点的差距，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工资还在改善，但他参加的社会保障的水平却非常低。所有的这些东西决定了，在城市他只是一个过客。如果说我们的退休年龄是60岁的话，他们大部分在40岁以前就退休回到土地上去了，这将造成劳动力供给不充足、不稳定，这是改革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改变潜在增长率或者提高潜在增长率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不是用抓手，而是要用改革的办法，而改革的办法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直接见效的。

刚才说的是改善劳动力的供给，我们也可以改善资本的供给。我们能不能保持过去那样的高储蓄和高积累水平？这也值得考虑。

现在有一个概念叫作第二次人口红利，最初人们提出它时是从养老保障制度的角度提出来的。如果按照第一次人口红利概念，人口抚养比开始提高了以后，社会负担就重了，人们的储蓄水平就会下降，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储蓄率越低。人口红利消失了，储蓄率要下降，未来的资本供给从哪儿来？人们就说，可以选择合适的养老保障制度。

迄今为止，从理念上来说有两种养老保障制度，我们现实的做法是把两个东西合在一起，我们叫双支柱，一个是统筹账户、一个是个人账户。理论上说，一类叫作现收现付制度，也就是说今天从在职的职工中收缴了一部分养老保险金，现在就支付给已退休的人，不积累。我们这些工作的人老了以后，就吃我们下一拨同事的养老金，这叫现收现付制度。还有一类制度叫作完全积累制度。就是说我个人在工作时期，缴纳养老金作为我的个人账户就存在那儿，等我退休以后，逐渐把这部分钱再给花掉，这是完全积累。

我们想一想，在人口老化的情况下，现收现付制度会不会让人有储蓄动机呢？其实没有。如果我当年交养老保险养了老职工，现在我退休了自然需要下一代养，因此我不会做积累。如果我们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完全积累式的，那就意味着笔者未来能够领取多少养老金和我今天的积累是直接相关的。可是如果有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应该把养老金拿去保值、增值，这就变成了资本积累，也可以转变为资本投资。

目前国际资本市场上都有养老基金在里面，而我们还没开始。我们的养老保险制度还没有做好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准备，这是从资本的供给的角度看的。

四 全要素生产率：唯一可持续增长源泉

1.全要素生产率决定国家兴衰

最重要的是，在新的增长阶段，没有全要素生产率就没有GDP。我们人口红利消失以后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了，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资本报酬递减，所有的这些现象都预示着一个重要的转变，我们在从一个二元经济发展的时期，转变成一个新古典增长时期。目前的发达国家，都是处在一个新古典增长时期里，而对于新古典增长的阶段来说，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就没有经济增长。这个概念很重要，听着很复杂，解释和计算起来更复杂。

我们有几类文献，现在证明全要素生产率就是一切。

第一类文献，现代的增长理论都同意，就是认为唯一能够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是全要素生产率，这是共识，大家都承认。

第二类是苏联经验。在资本主义大危机时期，苏联经济增长一枝独秀，而且又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立下大功，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了世界。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的全要素生产率是负的，所有的投入都被低效率给吃掉了，导致经济垮台和苏联解体。

第三类是普雷斯科特，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认为国家兴衰之谜核心在于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不一样。刚才我讲到了有人预测经济发展到人均17000美元的水平上增长一定会减速，他们也算了其中有8.5%的原因是全要素生产率不再增长了。

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1990年以后日本全要素生产率表现非常差，从1990年到现在，每年的GDP增长0.2%多一点，但它的物价指数是负的，把物价指数搁进去以后它变成了0.85%，不到一个百分点的增长率连续20年。日本其实是一个经典的“罗马俱乐部”式的增长，高福利，人们生活好了，就不要继续增长了，这样能节约资源。我反复拿日本做我国的反面教员，因为它的情况跟我们太像了。它在人口抚养比下降过程中，有人口红利，保持了9.2%的经济增长速度，当它的人口红利降到最低点，增长的速度一下减到了3.8%，而它的人口红利变成人口负债之后，经济增长连续20年是0.85%。而对于我们来说，3.8%都是不可想象的。人们解释为，因为过去有人口红利，保持了高速增长，而当它需要靠全要素生产率支撑经济增长的时候，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概念比较抽象，其计算办法也很复杂。那么我们怎么来理解呢？简单地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配置效率，就是资源怎么配置。

2.配置效应：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途径

一般来说，有三类资源配置效率。

第一种是宏观配置，比较大的三个产业：农业、工业、服务业。二元经济时期农业有大量剩余劳动力，这意味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是最低的，把最低的劳动生产率的劳动力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部门，就带来了资源的重新配置效率，这是当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来源。当劳动力短缺，人口红利消失以后，这个源泉就不多了。

第二种是中观配置效率，比如第二产业中有各个行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这时如果允许生产要素、资本、土地、劳动力能够在行业之间流动，没有进出障碍和垄断，就会出现生产率低的部门会缩减，生产率高的部门增长更快，总体上也是改善配置效率，也是全要素生产来源。

第三种是微观配置效率，是指如果同一行业内部，企业之间也有效率之差，允许那些生产力高的企业去兼并或得到更多的资源扩大发展，效率低的企业被淘汰，整体的效率也会提高。这是企业之间的配置效率。

因此，根据上面的三种配置来源，我们可以创造什么样的条件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宏观配置效率靠产业转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沿海地区减少了，但有很大的一部分转移到了我国的中部地区。这样做，还可以挖掘劳动力的潜力，当年在深圳打工的那些小伙子，今天变成了提前退休的40岁上下的农民。如果他发现在家门口又有了当年熟悉的工厂，他还是愿意出来打工的。而且他的能力也能够胜任。这样，我们的劳动力潜力得到进一步的挖掘。

中观配置效率靠产业升级。我们应该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逐渐去发展更多的，新的价值增值的环节，这包括产品设计、创意行业和产后的销售等很多环节。

微观配置效率靠创造性破坏，应该让做得不好的企业死掉，让好的企业去壮大，提高效率。我们来看日本的例子。日本所有的变化都是发生在1990年以后，它的表现不好，为什么？就是因为在泡沫经济破灭以后，政府不想让企业垮掉，没有看到增长率低的原因是比较优势变化、人口红利消失的结果，因此就命令银行继续给企业贷款，政府的保护造成了大量的“僵尸企业”，银行也被拖累成了“僵尸银行”。导致日本的金融陷入了困境。加上一系列其他产业政策上的失误，导致日本经济到现在都不能恢复。因此，微观环节的配置就是要靠创造性的破坏，没有效率低下的企业的破产，就不可能有更高的效率。

最后补充一点，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提高效率的重要来源，现在我讲个美国和日本的例子，希望对中国有启发。

美国经济有一种现象叫作无就业复苏。就是每次经济衰退以后，经济开始恢复，GDP上涨了，但就业恢复得越来越慢，而这次的金融危机到目前为止就业还没有恢复，还是8%的失业率。无就业复苏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劳动力市场发生了一些变化。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历经了两极化过程，最高和最低技能的岗位增长比较快，但是中间需要一定技能的岗位增长很慢。美国受教育人多，可以受到最好的教育成为顶尖人才，而剩下的人什么教育都没有，今天的美国是适龄人口的高中入学率不到50%，这些人无法从事需要一定技能的中间岗位。因此，在产业升级时就断裂，每一次经济危机打击一次它的制造业，一部分制造业转出去，就有更多的人找不到工作。

再看日本的例子。我们今天有一个争论，要不要继续保持大学的扩招。日本当年也有过一个大规模的扩招，导致如下问题：第一，大学生毕业以后，找工作难；第二，找到了工作工资不那么高了，“工资趋同”（我们中国出现了农民工和大学生工资趋同的趋势）；第三，高等教育的质量能不能保证。因此文部省决定大学扩招暂缓，有意压制了高等教育的发展。结果当需要产业升级，必须站在技术创新最前沿的时候，人才的储备无法满足需要。虽然总体上来说，日本受教育程度还是很高的，但在全世界发达国家中，它的创新能力已经排在比较靠后了，这也是日本的一个重要的教训。

因此中国要培养人力资本，继续发展教育非常重要。美国有一位经济学家叫科斯，最近他接受了我国《财经》杂志的采访，他说：“我已经102岁了，我已经多年不接受采访，但是我接受你们的采访，因为我有话想对中国人说。”他首先认为中国发展非常令人惊奇，同时也表示中国保持未来增长是非常重要的，但未来增长来自哪儿呢？如何回答钱学森之问呢？科斯说，我也提供一个回答，那就是因为中国缺少一个思想的市场。他说的思想也许是指创意，但是更广义的是指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技术创新，创造发明等。这就是说，年轻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重不够高的话，无法实现思想的创新。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高等教育的发展应该继续下去，高中教育和学前教育是我们继续提高教育水平的关键，而大学教育给高中教育提供了一个激励。

因此，能够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其实归根结底还是落在“人”上，通过我们人口结构的改变，孩子上学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它和人口红利消失是相反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提高人力资本是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也是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一种具体表现。

（此文为在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主题讲坛上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