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体育 感悟体育

许基仁

以下一段絮语大约写于五六年前，被收录于“百度百科”我的名下，也算是对四十多年人生的一个立此存照：

人生诸事均违拂心意。不喜欢新闻，却进了复旦新闻系；不喜欢体育，却在新华社体育部彷徨至今，已无改行的机会和冲动。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当要知人心、识天国。

平日看淡新闻，惟偏心于足球和围棋。5届世界杯，或熬夜笔耕，或奔波赛场，万般困苦均化解于对拙作的孤芳自赏。体育万千项目，到现场观赛均不如枯守电视。惟有足球，从电视里只能看到伪足球，隐没于看台人海中才能感悟鲜活的灵魂和飞扬的才华。因而，不到万般无奈，不看电视足球。围棋之玄妙无须多言，全人类所有励志修身的哲理堆在一起，也不及高手一盘盘无言的手谈。

30岁起撰写新华社评论员文章，32岁被评为新华社首批“双十佳”记者，36岁跻身高级记者行列，38岁出任体育部副主任，41岁赴雅典开始第四次奥运会之旅。冷眼看奥运、思奥运、写奥运，当是自己的份内之事。

近些年可提的事情不多：在2010年重操旧业，带队报道南非世界杯，添了一段有惊无险的经历；在北京奥运会闭幕时撰写的一篇新华社社评被评为中国新闻奖特别奖，其难度肯定要超过运动员夺奥运金牌；2008年，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先进个人”称号。

回望自己26年职业生涯，感受最深的就是经历了4个“转变”：从“小体育”到“大体育”报道的转变，从简单报道到深度报道的转变，从“中国视野”到“全球视野”报道的转变，从单一媒体形态到多媒体形态报道的转变。

中国体育记者是中国体育的记录者、见证者、推动者和守望者。

可以用来回忆的作品

我在北京奥运会闭幕时写的《新华社社评：永恒的经典 历史的丰碑——写在北京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前夕》被评为2008年度中国新闻奖特别奖。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的最高荣誉。对一名中国记者来说，这一奖项是可以重蹈但却无法逾越的“珠穆朗玛峰”。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有一篇著名小说《看不见的珍藏》，讲述一位德国老年盲人不知他珍藏的名家画作已被他的儿女因生活所迫而出售，仍一页页翻着白纸，向客人津津乐道他珍藏的画作。

作为一辈子都是体育记者的自己，也希望在自己老态龙钟之时，能拿出属于自己的作品，向客人、向儿孙追述北京奥运会那遥远而辉煌的瞬间。无须眼睛，只用心灵，就像那位德国老人一样。

在我接手写这篇社评时，就希望它是可以用来回忆的作品。

从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起，自己写新华社评论员文章也已经有七八篇，但写新华社社评还是第一次。接到写作北京奥运会闭幕社评的任务后，心中的那种惶恐难以言喻。材料的搜集和内容的评析应该还不是难题，难的是捕捉社评的主题、立意和构架，既要大气、洒脱，又要可信、耐读，追求的境界自然是“人人心中有而笔下无”。

最后，自己选定了用“永恒的经典 历史的丰碑”作为题目和贯穿评论的主线，并在评论的后半部分连续用3个排比句来分段论述这个主题。虽然是不署名的社评，但在行文上要求有自己的风格和个性，注重多用新闻语言乃至文学语言，少用公文语言、报告语言。北京奥运会波澜壮阔、激情飞扬，我不能把社评写得犹如一篇平淡的报告。

在汇园公寓媒体村房间里，整整一个通宵对脑细胞的杀伤，完成了社评的初稿。第二天，新华社社长李从军到新闻中心看望新华社奥运报道人员，对社评初稿从标题、立意、结构到细节等都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下午还主持召开了专题讨论会，研究对社评的修改。最后从军社长、新华社总编辑何平又对几个关键之处作了画龙点睛的修改和提升。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评论的结尾原本相对平淡，我自己一时也灵感全无。后来从军同志建议把俄罗斯撑杆跳高女选手伊辛巴耶娃的“只有天空是我的极限”放到文尾，使社评在结束时能有一个高扬的基调。于是，我脑海中一下子蹦出了“把横杆架设到天空上”这句话，并迅速改写了结尾，使之有一个与开篇相呼应的激情的迸发。这是一个让我感到非常满意的结尾。

火炬传递：从报道者到亲历者

对奥运会火炬传递，一直情有独钟，这源于1992年第一次报道奥运火炬传递。

巴塞罗那奥运会是我第一次现场报道奥运会，最难忘的倒不是比赛本身，而是在开幕前赴西班牙塞维利亚采访奥运火炬接力。

那届奥运会是第一次大规模邀请外国宾客参加在举办国境内的火炬传递，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被邀请。当时我在提前看选手火炬传递流程时，发现两岸火炬手中间隔了名外国人，于是跟组委会提了个想法，建议调整传递次序，让海峡两岸中国人有一个交接机会。当时，大陆和台湾仍处于相对隔绝状态，彼此间的交流并不多，如果在全球关注的奥运火炬接力中能有一个海峡两岸中国人同举奥运圣火的场景，一定很有现实意义和新闻价值。负责火炬传递的可口可乐公司采纳了我们“造新闻”的建议，临时调整了火炬手传递顺序。最后，当来自大陆的首钢工人王建平把奥运火炬传递给来自台湾的击剑选手颜志行，两人面带微笑、共擎奥运火炬时，在场的中国人都激动不已。回到饭店后，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奋笔疾书，给通稿和当时的《奥运快报》赶写了一个版面的特稿，当时是写一页就给编辑部传真一页，一气呵成。现在偶尔看到自己当初写的稿子，仍奇怪何以能匆匆写就这么一篇很不错的稿子，也一直比较得意自己“策划”了这个新闻点。

不过，那次我差点错过了自己“策划”的“新闻大餐”。那天可乐公司用车把我们送到采访现场时，发生了一些耽搁，到目的地时火炬传递已开始，警察已封路，不准我们进入。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弃车，用人类最原始的“交通工具”——两条腿狂奔，去追赶已缓缓开动的媒体车。等我们终于攀上媒体车时，大家都累得蹲在地上，直不起身子来……

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盛况空前，但在国外传递时也遭遇到诸多麻烦。无论从政治还是从新闻的角度看，那次境外火炬传递都是我们报道的重中之重。当时，我不敢懈怠，五十多天从头到尾都在新华社火炬传递报道中心值班，抢发快讯，把握口径，处理敏感稿件。火炬快要传递时开始上班，传递结果发完稿后下班，一个多月几乎天天倒时差，经历了北京时间、伦敦时间、布宜诺斯艾利斯时间、达累斯萨拉姆时间，几乎把这辈子的时差都倒完了。不过，回想起来，还是挺值得的。

相比之下，自己参加奥运火炬传递就更难忘一些。我是可口可乐公司安排的火炬手，起先知道安排在8月初传递，当时觉得很遥远，也没有太在意。但事到临近，当时新华社报道团已经入驻记者村，在新闻中心开始发稿。作为284人的报道团副秘书长和办公室主任，当时事务缠身，恨不得一天有48小时。而且参加奥运火炬传递规矩比较多，必须提前一天抵达当地。要换成别的事情，早就推辞了，但在中国参加奥运火炬传递，是一辈子唯一的机会，实在难舍。于是，诚惶诚恐地跟大大小小一干领导请假，加班处理了不少事务，才腾出一天半的时间去石家庄参加了火炬传递活动。

见过无数次火炬传递场面，但一旦亲临那种庄严、隆重的场面，看到前一棒火炬手跑向自己，还是感到特别紧张，脑子里一片空白，好在还没有忘记程序和注意事项，比较顺利地跑了下来。

参加奥运火炬传递的照片，也成为我此生最值得珍藏的人生印记。

体育报道之最

26年体育记者生涯，尝到了报道的酸甜苦辣，体验了人生的喜怒哀乐，留下了诸多不可磨灭的记忆。现撷录几个“之最”以印证。

——最恐怖：南非世界杯之旅

2010年，由社长亲点，自己再一次赴前方报道南非世界杯，经历了一次“恐怖”之旅。先是听说央视记者在南非一个安全城市被劫，后来在我们高墙大院、电网密布的驻地也发生了电视机被偷事件。更恐怖的是，明知道是保安和女佣联手所为，房东却不敢解雇内贼，说是怕得罪保安公司和当事人，引发报复事件。于是我们只好与“内贼”为伍，战战兢兢地报道完了世界杯。

——最辛苦：发北京奥运会开幕消息

北京奥运会开幕消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全国的媒体都要等这条消息。开幕式结束已经过了午夜，前方记者出手很快，根据现场内容改定预制稿。但无奈，出席的国内、国外贵宾太多，核对名单并排定顺序，是一项极其繁杂又容不得出丝毫偏差的苦活，耗费了不少时间。等审定稿到我手中，已是9日凌晨4点多。当时，全国的报纸都快“疯”了，我们新闻中心的几个电话此起彼伏，都在催稿。编辑部一位老同志不厌其烦地转圈接电话。我和体育部发稿中心主任周杰一起改清、审定、核校消息稿。一边听着响成一片的电话铃声，一边要保证四千来字、上百人名单的消息不能出丝毫差错，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压力，最终在5点多把稿子发了出去。

天露晨曦，再过几个小时，就出首金，也是重点报道，干脆就不回记者村了，在发稿中心合衣躺了一个多小时，继续第二天的报道。

——最欣慰：捅开“黑哨”窗户纸

2001年的“黑哨”报道是新华社有影响的报道。作为幕后的策划者和协调者，既要体现国家通讯社的社会责任感，告诉读者真相，又要把好事实关，掌控报道节奏，感到责任和难度很大。经常在半夜接前方记者杨明、方益波的传真稿，逐字逐句斟酌、修改，或发通稿，或发内参。

唯一的一次走到台前是与杨明一起到足协采访阎世铎。阎世铎讲到后面时不经意地提到了“有些裁判已经认错”，我跟他确认了一下，把这个内容提了出来，单独发了一篇消息，后来被百余家报纸刊用，北京青年报还放在了头版头条。这是“黑哨”事件发生后，官方第一次承认确有裁判“犯错”，由此捅开了“黑哨”事件的窗户纸。

——最遗憾：没能揭开“悉尼兴奋剂”真相

悉尼奥运会时，中国代表团异乎寻常地分两批公布名单，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事到临头查出了一些运动员包括一些名将血检指标难以判定。我当时被总局领导临时叫去负责报道，与宣传司、科教司领导一起研究如何报道此事。

当时总局面临很大压力，一些省市领导亲自打电话或派人游说，希望这些“问题选手”仍能参加奥运会，这在《袁伟民自述》里已有所披露。由于当时国际上对血检的技术还不过关，虽然有人疑似违规，但剥夺其奥运会参赛权仍缺乏法理依据，用“服药”或“血检呈阳性”都担心引来法律纠纷，总局负责人对如何表述感到头疼。当时我提议用“血检有疑问”的表述，认为这时模糊表述比精确表述更恰当，因为实在无法精确表述。总局采纳了我的提议，此后的新闻稿和官方表述都用的“血检有疑问”。

在发第二批名单时，外界已传得沸沸扬扬，我坚持在新华社通稿中要披露哪些人临时落选，哪怕不直接点明他们“血检有疑问”，哪怕只提哪几个项目也好。但总局还是担心会引来麻烦，最后只同意在公布“第二批名单”通稿的后面加了一段，里面笼统提到有些人“血检有疑问”，所以中国队的参赛总人数有所削减。这样做，实际上并没有回答大家关心的疑问，具体哪些人“血检有疑问”也由此成为历史疑云。这也是我至今仍感到遗憾的一次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