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

陈昭

1984年，当《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的进行曲在洛杉矶体育场伴随着中国奥运军团的入场响起时，我刚刚从社科院新闻系毕业一年。那是新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向世人的第一次展示，也是改革开放起步不久的中国体育健儿全面登上世界体坛的标志。

1992年，在巴塞罗那，作为一个体育记者，我第一次见识到奥运会那无比磅礴震撼人心的力量。在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的故乡，奥运会的开幕式讲述了动人的神话故事。在蒙锥克山顶，伏明霞的小小身躯在蓝天下的碧波中划出无比优美的涟漪。后来在闭幕式上，当主办者打开运动员和记者席的闸门，让来自五洲四海不同肤色的人们从看台上下来，在体育场中央共同载歌载舞狂欢雀跃时，我也激动地下到奥林匹克体育场中央，和西班牙演员们以及各国运动员教练员手拉着手围成一个个大圈圈，纵情跳着笑着。尽管大家操着各国语言，但是人们用心读懂了友谊的意义和分手时刻的别离之情。那个晚上，我抬头望着星空，憧憬着北京举办奥运会的情景。

1993年，9月23日夜晚，我在值夜班，我们焦急地等着从蒙特卡洛传来的消息。那是中国第一次申办奥运会。我们买了许多鞭炮，那时北京城还没有禁放。人民日报有史以来准备了两块版面，一块成功的，一块失败的；我被指示撰写了两篇通讯。成功的标题是《我们感谢世界》，失败的题目是《我们告诉世界，北京不说再见》。深夜两点，前方记者打来国际长途，从他焦急的声音里我们听出了不祥。果然，北京以两票之差输给悉尼。早已准备好的摆满办公室一桌的饭菜无人动筷子，我把一整瓶二锅头灌到肚子里昏昏睡到第二天中午。

尽管《我们告诉世界，北京不说再见》获得了当年体育新闻的特等奖，但我的心里充满了苦涩。

1996年，在美国南部城市亚特兰大采访奥运会。那是著名美国小说《飘》的故乡，可口可乐、CNN等众多美国大公司的总部也设在这里。但我经历的却是亚特兰大奥林匹克公园的大爆炸，那天夜里一点多，一听到爆炸声我抓起两台相机，往摄影背心里塞了几个胶卷和镜头就冲出了新闻中心，来到一街之隔的奥林匹克公园。大街上都是穿着各种制服的美国军人、警察以及国民自卫队士兵。两架直升机在低空盘旋，机肚下射出刺眼的探照灯光来回扫视着下方。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让游客们从奥林匹克公园迅速撤离。

一些刚刚从奥林匹克公园逃生出来的游客惊魂甫定地在街上狂奔。我看见马路边的台阶上坐着一个年轻的姑娘哭泣，她的脸上血迹斑斑。我大声用英语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说，公园里发生了爆炸，有人死伤。这时候，街道上已经有几百名各国记者聚集。扛着摄像机，举着照相机大炮筒子，以及把麦克风高高举起的记者们此时都如奋不顾身的战士一起冲向奥林匹克公园的大门。美国警察和士兵们手挽着手组成了三四道人墙，就是不让记者通过。记者们急了，尽管谁也不知道里面是不是还会爆炸，有没有危险，但职业素质决定了他们此刻只有一个想法，进入第一线。我在那一瞬间，突然感到了记者职业的崇高，这是我职业生涯中从未有过的感觉和经历，似乎还有一些悲壮。生死置之度外，那短短的刹那里，除了前进，危险、害怕等等早已置之脑后。为了阻止记者们的冲击，美国警察们抛出了催泪弹，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尝到催泪弹的袭击，鼻涕眼泪流得稀里哗啦，只能蹲在地上大声咳嗽。我觉得自己就像置身于美国惊险大片中的枪战。那种刺激，让人的神经都微微颤抖。

2001年7月12日，北京申办奥运会的决战前夕。当天夜里北京时间10点多，国际奥委会将在莫斯科投票决定第29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经历过1993年申办失利的中国，这次势在必得，并且做了充分的准备。人民日报也动员了全社的力量报道。在我们研究申办报道方案时，我提议如果申办成功，人民日报应该出号外。晚上8点多，当时的人民日报社长白克明和主管体育的副总编李仁臣通知我们立即到社长办公室开会商量出号外一事。经过简短的研究，白社长和李总当场拍板同意，并连夜调集报社编辑部门和印刷厂以及后勤等部门开会。第二天，经过全报社同志们的一致努力，晚饭前，10万份人民日报号外印刷出来。白克明社长明确指示，如果申办不成功，所有的号外一份不少通通收回；如果成功了，在车站、机场、闹市区装满号外待命的汽车马上向群众散发。当白社长在电波里听到北京申办成功的消息，第一时间把人民日报号外送到世纪坛中央首长手中时，当北京乃至全中国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中时，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也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看到人民如此欢欣鼓舞。我们上夜班的好多同志涌到报社旁边的红庙路口，把号外分发给街头狂欢的老百姓，而我在办公室里，泪水不由自主地流满面颊。

2006年2月20日，祖国人民还在欢度春节的气氛中，我在意大利都灵采访冬奥会。早上醒来，顺手打开电视，其实都是意大利语的，一点儿也听不懂，只不过弄点儿动静不让屋里太静而已。正在播天气预报，从图上显示，意大利北部今日有雪。有些担心，因为我们一行记者今天下午要进山采访自由式滑雪。但也没太在意。谁料到，这一天，成为我采访生涯中极其难忘的一页。

下午出发坐火车去萨奥兹。杜尔克斯滑雪场，车行约一个多小时。从都灵出发时，天空中飘起了细雨，可火车越往山里开，细雨就变成了纷纷扬扬的雪花。待我们5点多下了火车以后，天就变得乌朦朦的。换上进山的大轿车，路已然非常难走了。萨奥兹，杜尔克斯滑雪场海拔1500多米，车行至山顶时，满天雪花扑面而来，天地之间白茫茫一片。

比赛晚上6点半开始。6点我和几个摄影记者就开始往雪台上走。因为去晚了，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背着几十斤重的摄影器材，要爬上百个台阶才能到达指定摄影区，也非易事。山顶上雪更加大。平生从未见过如此大的雪。幸而风不大，但人站上几分钟，身上就铺了一层厚厚的积雪。不光记者，数千名热情的观众也在雪中站立着，等待比赛的开始。

然而，雪越下越大，天空中仿佛笼罩着一块厚厚的雪幕。站在雪地中的人，好像一个个堆砌的雪人。今日方才体会到什么叫做“燕山雪花大如席”。拿出照相机，你刚拍上几张，快门就会被冻住，你必须马上放在怀里捂上一会儿，才能继续使用。这种恶劣的天气，看来比赛要悬。工作人员不停地用工具铲去雪道上的浮雪。中国的教练和运动员们都在等待着，杨尔绮教练看我们几个中国记者辛苦，特意给我们送来了几瓶水，但谁也不敢喝。没有卫生间，喝了水，不知到哪里方便。

终于，经过几次开会，裁判委员会决定推迟比赛到21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下山的路据说无法通行。有说雪太大路滑，也有说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据工作人员讲，通车要到后半夜了。我们在等待了近1个小时之后，遂决定冒雪步行走下去。

阿尔卑斯山里，漆黑一片，到处是茫茫白雪，我们顺着公路跌跌撞撞连滚带爬，为了赶上10点半的火车，一通狂奔，近一个小时之后，终于在火车到来之前的10分钟到达火车站。路上倒也不寂寞。几千名观众，扶老携幼，全都跟逃难一般。山路上，几百辆汽车停在那儿，司机们无奈地看着这帮浩浩荡荡下山的人们。

一次难得的采访经历，一次阿尔卑斯山中的突围。我们庆幸自己选择了步行而没有等待。在这座美丽的阿尔卑斯山的雪原中，迎着漫天雪花在黑夜里和数千名各国观众急行军，恐怕今后再也不会遇到了。

当我们远远望见奥尔克斯小镇上的灯光时，只觉得是如此迷人和美丽……

2008年8月8日的夜晚，我在比邻鸟巢的新闻中心写稿。因为已经看过开幕式彩排，就把开幕式的票让给了其他同志。那一晚，很闷热。我站在新闻中心的平台上，看着不远处鸟巢上空的漫天礼花，感慨万千。23年，光阴就这样从我身边匆匆而悄然地走过。不经意间，“朝如青丝暮如雪”，23年的体育记者生涯，终于等来了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时刻。

中国人第一次知道奥运会，还是在辛亥革命前的满清政府。当时的朝廷接到邀请中国参加第一届奥运会的函件时，不知为何物从而束之高阁。被称之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连饭都吃不饱，更遑论什么体育运动和奥运会了。百年屈辱，不堪回首。

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里程碑。世界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头醒狮，更是腾飞于九天的巨龙。

光阴，记载下多少人生和历史；光阴，又将铭刻下多少辉煌和骄傲。

我们的光阴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我的光阴，已经融会在奥林匹克运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