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并不总是愉快的

汪大昭

新闻采写，采访竟不重要了，认真采访后再写未必比根本不采访就写出来的东西吸引受众，这是时代发展的结果，还是一些从业人员素质的堕落，搞不懂。其实，稿子是否经过认真采访，多数情况下还是能看出来的。说两件经历吧。

西北：大山里的娃娃要踢球

2009年初冬，我到陕北采访当地足球活动。那里是国安俱乐部老总张路40多年前插队的地方。当年，毛泽东率红军长征至此，得到刘志丹接济，在这个穷山沟里落脚。70多年过去，直到脚下发现了石油，当地经济状况才出现转机。至于踢球，还是文革中北京知青带了个破球，在沟壑之间小打小闹地耍上几脚，让山里的孩子们开了眼。大批知青返城，足球却留了下来。上世纪80年代中期，志丹县办起了自己的足球比赛，至今已有27届。三位机关干部动心，联手成立了县足协，年复一年地开展足球活动，带动起中小学，竟完成了普及大业。

我采访足球项目20多年，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所谓县体育场，比篮球场大不了多少，铺上了人造草皮。虽然是比赛，也有位体育教师咬着哨子，在组织，也在指点，但孩子们其实是围着足球追跑打闹，男女都不分，快活就好。一位女教师站在场边看管衣服，我从她那里得知这是四年级的一个班，难得场地有空，得让孩子们高兴高兴。她是教语文的，又是班主任，看到有的孩子抢不到球，急得在一旁给学生们高声鼓劲。

志丹的足球水平不高，多年来，连一名能进入陕西队的球员都没有，却乐此不疲地踢下去，男孩子踢，女孩子也踢。校园文化主要是两件事，打腰鼓、踢足球。他们缺的是有经验的教练，可谁会到这条山沟里为瘠薄的足球土壤“浇水施肥”呢？作为记者，眼前这一幕足球图景令人心情复杂，中国足球落后，到底落后在什么地方，一直在探讨之中，答案也很复杂。在县足协召开的座谈会上，听完各方的意见，我留下了大约15分钟的发言。这是没有写进稿子的内容，却是真实的采访手记：

第一是规划与计划──志丹县没有坐等国家制定校园足球的宏观规划，而是自己动手制定本地足球发展的计划。第二是昨天和明天──志丹足球一路走来，没有负面社会形象，对得起来之不易的局面，对得起孩子们的未来。第三是规矩和规律──校园足球不能只盯着出人才、出成绩，要改变的是环境和条件，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做事要遵守规矩，更要遵循规律。第四是方向和方法──志丹足球没有走弯路，虽然不快，但是没错。我的结论是如果每省有一个志丹县，中国足球必有质变。

东北：雪地里的训练停不下

1990年初冬，我到牡丹江采访。海林县体校的一堂足球训练课让我难忘。教练领着一群孩子像打雪仗一样，在球场的厚厚积雪中拼抢。雪地足球并非娱乐项目，而是体校学员的正式训练。好不容易，有一年中国足协通知他们到梧州基地参加全国少年足球冬训，但一到南方草皮球场上踢球，孩子们反而不知所措，还不及在雪地里铲球来得快。

采访中，教练不敢停下来多说话，否则汗水浸湿的球衣会冻成盔甲。他指着看台说：“现在好多了。原来，孩子们睡在地下室，伙食标准是5元钱。”训练后开饭，大家围着一盆猪肉炖粉条吃得很香。当地有很多人是朝鲜族，包括安得松教练本人，他们非常喜爱足球，有球踢就有快乐可言，至于成绩，显然不能指望这样的训练会培养出高水平人才。

县体校对记者来采访感到意外，不知道自己做出了多大的业绩，而我更以为这样的机会很难得。那时候，电子版尚未问世，也没有动辄备好书面材料的习惯，更没有要向记者做汇报的风气，一切都靠问答，问不到的东西人家也想不到要自我宣传。东北人质朴豪爽，盘腿上炕，围着小锅就着狗肉喝酒，说起话来透着实诚。回来以后，我写下了这样几百字的报道：

黑龙江省有个海林县，地处牡丹江市郊，北纬45度，在中国足球训练网的分布上，是名副其实的“北极”。1971年，只有4人编制的县体委居然承办了黑龙江省足球训练重点班。县里陆续建起了体育场、足球班宿舍、食堂、浴室、训练房，一步一步创造条件。

海林县业余体校足球队1982年起参加全国性比赛，1988年进入八强。少年足球赛并不好打，去年连辽宁队都降了级，而海林体校今年代表黑龙江省争得第六名。孩子有出息，大人也引以为荣，球队出征前，乡亲们杀猪宰羊为其壮行。

县政府每年拿出两三万元钱贴补小足球队到广西梧州参加全国少年足球集训。从北国到南疆，一路火车硬座加轮船，共要9天时间，大部分餐食是方便面。

照一般人看来，海林的气候一年之中有半年不宜足球训练。记者11月初踏访，正赶上寒潮，气温骤降至零下15摄氏度。穿着棉大衣也只能坚持十几分钟，冷风像刀子割脸，耳朵似有一碰就掉的感觉。下午3时，足球班开始训练。孩子们冻得脸蛋通红，双手不住地捂耳朵，身上只是普通的运动衣，脚穿胶鞋，皮球和冻土一样梆梆硬。42岁的教练安得松告诉记者：“比这再冷我们也不停练，东北就是冷。下雪时，哪回不是扒开雪，露出土来照样踢。”

记者见一个个头不高的孩子射门脚法不错，一问，今年15岁，已经在球场上度过4个寒冬。孩子无法接受采访，他必须不停地踢下去，否则会冻坏的。

这些年，记者见过不少足球训练，很少有不讲条件的，尤其喜欢跟外国的训练条件相比。那么，就请看看海林的孩子们练球的条件吧。足球训练要求的最低气温是多少，大概没有这个科研题目，但是，踢足球所应当具有的精神和品质是什么，海林县的小球员们做出了可贵的回答。

光阴荏苒，一晃就是20年，那些孩子如果坚持踢下去，已经到了退役的年龄。我一直想知道他们的“后来”。多年来，采访过的教练员、运动员不计其数，可这些孩子让人无法忘却。

采访：兵败后的记忆最深刻

中国体育事业在很长的时间里是做给别人看的，不能总让人说我们是东亚病夫，要争块金牌证明一下我们也行。现在，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升，体育要做给自己，提高民族的体质和健康水平，但是，竞技体育的功能不会因此而褪变。就说足球，踢得好才好玩，踢不好就没那么好玩了。

1991年，我在广州天河体育场新闻发布厅里，耳闻目睹中国女足主教练商瑞华噙着眼泪发表痛苦的告别语。队伍在场面占尽优势的情况下没有办法挽回一记失球，被瑞典队淘汰于世界杯赛四强之外。那一年，商瑞华46岁，希望还有机会。而2010年，当他以66岁的高龄率队征战世界杯外围赛竟未能出线的时候，彻底没戏的不是一名教练员，而是中国的女足运动。这一回，他已经不相信眼泪。

就在商瑞华兵败天河后不到两个月，与他同龄的徐根宝执教中国奥林匹克队，兵败吉隆坡外围赛。在国际足联首次实行奥运会参赛球员年龄限制的规定后，中国足球遭受重创。一场打平就出线的比赛，开场9分钟被韩国队连进3球，徐根宝同样无力回天。赛后，范志毅、郝海东、黎兵等球员坐在跑道上，男儿有泪不轻弹，可那一刻，除了眼泪，什么也无法帮助他们掩去面前残酷的现实。如今的中国足协新闻官董华，当时还是《足球世界》的特派记者，我只听到他带着不解的自言自语：“就这么完了吗？这是怎么回事啊？”徐根宝板起脸，大吼一声：“都站起来！责任在我，你们还要踢球，中国足球还指着你们！”即使不这样大喊，他也不会因为输球而落泪，徐根宝从来就是这么倔强。

当记者，都想分享胜利的喜悦和激动，谁也不愿一起遭罪。“5·19”、“黑色三分钟”，中国足球留下了太多的翻车之作；北京工体、伊尔比德、大连金州、天津水滴，中国足球留下了太多的伤心之地；苏永舜、曾雪麟、施拉普纳、戚务生、霍顿、沈祥福、哈恩、福拉多，中国足球留下了太多败将的名字。一个采访足球的记者，势必要和这些代号、这些地点、这些人物建立非常特殊的联系，记在本子上和电脑里的东西都不能替代记在脑子里的东西，粘贴下来的文字是没有情感的，而脑中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或兴奋或不安。少有舒心，多有焦虑，少有懈怠，多有责任，足球大业未竟，记者并不好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