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固海工委工作的二三事
固海工委于1946年组建，由马思义、赵崇德主持工作。由于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进犯延安革命根据地，经上级指示，全部人员撤回，工委工作一度中断。
1948年4月，党中央和西北局指示重新组建固海工委。陇东地委召集固海工委原班人（11人，其中有我）会议，布置了第二次成立固海工委的事宜及其任务。决定工委工作由艾青山、薛广、谢占儒负责，并将何中发领导的游击队拨工委指挥。当时任务，主要是在毛井、山岔、车道三区搞收复工作。
当时，在环县、镇原一带有几支国民党自卫队。主要是车道区的李世怀，在涝坝（今彭阳县罗洼乡）的王志彦，镇原何岘的魏文明、祁杰山，冯庄董家湾的柳生海等，共有兵力300左右。这些自卫队各霸一方，为非作歹，坑害群众，经常扰乱社会秩序和群众的生产、生活。我们的任务就是打击这些反动势力，发动群众抗粮、抗款、抗丁，配合正规军作战。5月份，我们在车道、毛井一带很快将李世怀一支自卫队（六七十人）打散，收复了车道、山岔、毛井三区。至此，收复工作基本完成，转入组建武工队第二项任务。
1948年6月，在工委的领导下成立了两个武工队，分别由车万宝和我负责。每个武工队十二三人。车万宝在大涝坝一带活动，我在小铺系、白家河一带活动。车万宝带了7个人对王志彦所带的一支自卫队（四五人）进行了周密的侦察后，在一个晚上，他们包围了王的家，由3人冲进去，4个人在外面接应，将王及手下所带枪支没收，并把王一伙带到孙家掌（老区）进行政治教育。做了一段工作后，王表示不再与共产党作对，再不坑害群众。经组织研究决定将王志彦等人放回。但武工队仍然守在那里。王的一帮人被放回后再也不敢坑害群众了，武工队常在大涝坝一带活动，他们也规规矩矩，不敢反抗，社会秩序也稳定多了。
同年七八月，国民党马鸿逵部队又给毛井的赵家渠派来一支骑兵团，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威胁。由于我们只有100余人，敌人的兵力、装备等方面都优于我们，我们采用游击战术，与这个骑兵团打了几仗，武工队受了些损失，阵亡4人，受伤两人。我们立即向上级作了汇报，经上级研究，调集了正规十三、十四团和回民骑兵团，加上游击大队共4个团的兵力，准备全歼敌人。这时，敌骑兵团突然撤走，又来了一个步兵营，上级考虑歼灭一个营的敌人，用不了4个团的兵力，下令将十三、十四团中的一个团撤回，留下步兵团、骑兵团和游击大队同敌作战。
作战计划都订好了，就要进攻时，发现敌人又派来一个旅的增援部队。在这十分紧急的情况下，我们立即改变战术，由毛志善领导的游击大队阻击敌增援部队，其余部队利用夜间突袭敌步兵营。战斗一打响，我们迅速将敌人包围起来。敌人仗着武器精良，又有村庄院落为掩护，拼死顽抗，战斗非常激烈。从夜间10点一直打到第二天黎明，共击毙敌人几十人，活捉10余人。我们考虑全歼敌已不可能，就主动撤出了战斗。这次战斗虽未全歼敌人，但重创了敌人，敌人见势不妙撤走了。
那次战斗结束后，工委又派出我们11人进入敌占区，开展地下工作，建立根据地。我们的任务是在西海固地区发动群众抗粮、抗款、抗丁，与敌人进行秘密地或公开的斗争。当时，工委在车道区（今环县境内）的窦家城子。我们的计划是，先到固原的峁堡、红河一带扎住脚（因这里有些群众关系），然后再向西吉、海原延伸。
12月，我们11人带上武器，翻山越岭，夜间赶路。从窦家城开始，第一站到车道区的杨家店。当晚，我们把行动路线和方向进行了研究。第二天晚上到安家川，第三天晚上走到草庙黑窑村庄，从沟里进去，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就在山洞里面住了1天。第四天晚上又走到草庙西部一个庄子住下，第五天晚上到田家什字，派尹维华出来联系，我们在佃农尹维民家住下。接着，我们与峁堡的赵正明取得了联系（赵正明是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家住峁堡的后山上）。
根据赵提供的情况，我们研究了具体活动计划。决定采取分散活动的办法，发动群众。董贤明分到白河的明全录家，车万宝分到石家沟口的马家，我和尹维华仍到田家什字，薛广分到赵正明在峁堡开的铺子里，艾青山到白河的高正文家，郭满福因这家在蒿店，暂回家隐蔽。这一段时间非常艰苦，白天钻山沟，晚上出来活动。由于群众受国民党反宣传的影响，对我们不了解、不信任，难以接近，工作进展缓慢，有时一两天连饭都吃不上。
这样分散的活动实在不行，又经过研究集中起来活动，并把枪都带上。白天钻进山里藏起来，晚上出来观察，哪个庄子小或独家独户，就派一部分人把庄子包围起来，一部分人进去做群众工作，向群众说明我们是共产党，是红军，是帮助穷人翻身求解放的，给他们宣传党的政策。由于我们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的东西，吃了饭开饭钱，群众渐渐对我们有了好感，慢慢地接近我们，给我们说心里话，向我们提供国民党军队、自卫队及保甲长的活动情况。有了群众基础，我们就扎稳了脚跟。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改变了活动计划，把枪藏起来，白天出来深入群众做宣传组织工作。我和尹维华住在尹维民家。尹维民是当地地主、县参议田仲山的佃户。我们的活动被田发现了，田就威胁尹维民说：“你窝藏红军，这样下去我就不要你种我的地了。”尹维民有些害怕，让我们离开他家，于是我们就给尹做思想工作。同时，经过研究，决定制服田仲山。一个晚上，我们带上枪支到田家去，我们对田仲山说：“你是固原有声望的人，你派人给县政府送个信，就说红军在你们的家里，让县政府派人来把我们抓去，你可以领赏，还可以高升。”田一听吓得发抖，一再给我们说好话，表示不再威胁尹维民，让我们长期住下去，并主动拿出7石麦子，放在尹维民家，供我们吃用。我们警告田仲山：“如果走漏一点风声，我们就要你的头。”田一再表示不敢。就这样把田制服了，我们开展活动比较顺利了。群众很快发动起来，国民党军队来村要粮要草，只是设法应付走就了事，一点粮草也得不到。
在田家什字，我们联系一名叫尹正明的群众。由于我们在他家来去频繁，被其父发现。尹正明的父亲思想守旧，又吸大烟，多次训责儿子不要同我们接近，并且还往外乱说。尹正明把情况告诉我们后，我们就同尹正明一起去见他父亲。我们对尹正明的父亲说明我们是共产党派来的武工队，你儿子是我们联系的群众，我们是做群众工作的，你若往外传，对你儿子和你都没好处。并向他讲了我们党的政策，给了他点烟土。他感到事关重大，再也不往外传说，保证了我们工作的顺利开展。
我们在做群众工作时，经常遇到危险。一次是1949年的1月中旬，我们十几个人到白河的高家，正好下了一场大雪，影响我们的行动。没事干，就坐在高家的小土窑炕上耍牌，把枪藏在烂被子里面。正在耍时，驻蒿店的国民党一支骑兵闯了进来，一看我们打牌，就大喊大骂：“你们不交草，不交料，还坐下耍呢。”我赶快叫其他几人都出去催草料，喊了些群众，有的装着撕草，有的拿上口袋，在庄里喊着收料。我正经地坐下没动，其他几个队员就出去干了起来。把敌人哄走后，我们也就给群众做好工作，撤离了白河，以防患于未然。
另一次，我们到陈家园子的陈德才家，刚坐在炕上说话，突然来了一个连的国民党军队催草、催料。我一看情况不妙，就把陈从后面捅了一下，意思是赶快按老办法喊些人来装着捆草、收料，我们在房子里把枪拿出来，子弹推上膛，准备和敌人搏斗。敌人见群众捆草、收料，就到别处催要去了。敌人未发觉我们是武工队。
我和尹维华在峁堡一带活动。有一次，我们在大火家山上一个破窑洞里铺了些麦草住着。有个给富农干活的娃娃上山割草，发现了我们。我把那个娃娃叫进窑里，让尹维华出去替他割草。我在窑里给那个孩子讲党的政策，宣传革命的道理，孩子开始还是不相信，说：“你们不知是干什么的。”我给那个孩子叮咛，不论你对我们相信不相信，但回去后，不要把今天遇到我们的情况给掌柜家说。那孩子走后，我们分析了情况，估计回去还是要说的。为了稳妥起见，晚上我们就给那个富农宣传政策，说我们是共产党，是红军，你们不许给任何人说，你们若说了出去，对你们没有好处。那富农害怕了，向我们保证不往外传说。我们在这里扎住了脚，继续开展工作。
在大火家对面山上有个甲长很坏。我们在那里活动时，被他发觉，就到处乱说：“咱们这里有红军。”并经常威胁群众：“谁要是知道哪里有红军，必须报告，要是窝藏的话，上边（指县政府）知道了就要掉脑袋。”那里的群众被他搞得人心惶惶，不敢接近武工队员。我们得知此事后，一方面给群众耐心地做工作，另一方面研究对付这个甲长的办法。一天晚上，我们带上武器到他家里去，向他直接说明了我们的身份。并在他家吃了饭，还要在他家住宿，他害怕了，说啥也不敢让我们住，一再说：“如果人家（指国民党）知道此事，我们全家人就保不住性命了。”并向我们保证，不再乱说，不再威胁群众了。以后，这个甲长倒也规矩，我们白天都可以大模大样地走家串户发动群众。
摘自《固原文史资料》第4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