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鸿逵统治宁夏时期的邮电检查所

◎黎杰

一、成立经过

1943年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电告马鸿逵：为了加强防共防奸，需在宁夏设立邮电检查所，宁夏方面应予协助支持。马鸿逵知道，遍布全国各地的邮电检查所和水陆空交通统一检查站，均由特检处直接领导。特检处是军统的一个主要支系，处长李少白是特务头子戴笠的骨干分子。如果同意特检处在宁夏成立邮电检查所，无异引狼入室，将不利于他在宁夏的统治，但慑于蒋介石的权力，又不好公开拒绝，于是便采取不答复、不表态的办法拖延对付。

同年冬季，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不等马鸿逵表态，即由特检处委派杨福全为宁夏邮电检查所上校所长，带领有专业技术的职业特务10多人来宁夏筹设。杨到宁夏后，曾两次求见马鸿逵，均被拒绝。后经多方疏通，才勉强接见。当时马对杨说的大意是：宁夏的治安情况很好，不需你们设什么检查所。我主政宁夏，难道中央还不放心？你们要设，那就随便吧。

杨福全明知马鸿逵不愿意，但为了完成使命，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于是，在宁夏省城（今银川市）东大街靠近邮局的地方，租赁私房一所，招用勤杂人员10多名，正式开张，挂出“军事委员会特检处宁夏邮电检查所”的牌子。马鸿逵见此，一气之下，便命令军法处长程福刚也建立了一个宁夏邮电检查所，由军法处副处长李树栅任所长，抽调4人为工作人员，地址在特检处检查所的对门福兴店内，与特检处唱对台戏。两个检查所，每天都到邮电局执行检查任务。后因迫于马鸿逵的权势，特检处只好先让马鸿逵方面检查，自己随后再检查。

为了使特检处人员在宁夏不能长久立足，马鸿逵指示粮秣处在粮食供应上多方卡压，使特检人员在生活方面处处感到为难。嗣后，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姚琮给马鸿逵来电说：邮电检查是一门技术工作，检查人员必须经过专业训练，才能承担这一任务。要求宁夏派10人到重庆特种通信人员训练班学习，毕业后与杨福全带来宁夏的工作人员，合并成立宁夏邮电检查所，所长由宁夏派人担任，经费由军委会“特检处”开支。马鸿逵阅电后，认为对自己有利，便欣然接受了。

1944年春，宁夏派军法处副处长李树栅带领纪玉亭（金灵稽查分处中校主任）、黎杰（军法处上尉督察）、陶士俊（稽查处上尉稽查）、王积寿（宪兵连中尉排长）4人，赴重庆特检处接受训练。不料报到时，因去迟而未赶上参加正规训练，重庆特检处便让在重庆邮电检查所参观实习了一段时间，然后返回宁夏。

在重庆期间，特检处接待我们很热情，处长李少白亲自主持宴会，为我们洗尘，安排我们在重庆邮电检查所居住。特检处派一姓王教官每天给我们上课（未发课本、讲义，也不准记笔记）。学习内容是：邮电检查常识、邮电检查的重要性、世界邮电检查概况、邮电检查技术、剪拆邮件的方法及检查人员应遵守的纪律等，共讲了10多次。随后，便让我们到东川邮电局和小龙坎邮电局参观实习。我们走马观花地转了一圈，便草草了事。当时出于好奇，我们要求参观特检处审查化验室，但被婉言谢绝了。我们在重庆学习、参观共10多天，就匆匆返回宁夏。

二、联合建所

1944年秋，经过协商，宁夏与军委会特检处联合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特检处宁夏邮电检查所，由宁夏派李树栅任所长，张金鏊任邮检组长，纪玉亭任电检组长，黎杰任邮检组挂号台检查员，李万荣任邮检组新闻报刊检查员。原杨福全带来的人员只剩下何谓贤、王佐勋、史昌周等，其余均离开宁夏。留用了原先招用的临时工7人。

承担建所任务的宁夏军法处副处长李树栅，素与程福刚（军法处处长）不和，与时任省政府秘书长的翦敦道关系甚密，经常联合起来对付程福刚，由此程一直伺机予以报复。但由于李的父亲李舜五，是马鸿逵在北平、天津的房产、商号总管，兼宁夏驻天津办事处处长，并有翦敦道支持，程一时无法下手。这次，程趁成立邮电检查所和去重庆受训的机会，推李出来任所长，以便从军法处将李排挤出去。

军法处是马部八大处中最有权势的一个处，邮电检查所则是一个冷衙门。李树栅任所长后，牢骚满腹。早在赴重庆之前，程福刚召见我们4人时，就曾秘密对我们说：“受训后的出路由我负责，不必顾虑。要注意李树栅在重庆的活动，回来后要如实报告，不要上他的当。”

李到重庆后，很受特检处重视。处长李少白几次个别邀见，李与特检处秘书周敦景也过从甚密。返回宁夏时，其他人均乘汽车，只有李树栅享受特检处赠送的飞机票，经西安飞回宁夏。离开重庆时，李少白亲自到机场送行。李树栅回到宁夏后，与李少白、周敦景经常书信来往，给这两个人邮赠宁夏特产二毛皮衣等。这些情况，都经我们向程福刚作了秘密报告。

李树栅任邮电检查所所长后，军法处副处长职务即被免去，因此进一步加深了李、程之间的矛盾。1944年，李树栅因挪用公款贩卖鸦片，职工薪饷久拖不发，引起公愤，被由重庆派来的留用人员密告到中央，军委会电令马鸿逵查究。程福刚见此，便趁机指使另一留用人员王佐勋直接向马鸿逵控告，李树栅被撤职查办。

李树栅下台后，程福刚推荐稽查处上校副处长张泽洲任所长。1945年，张因病请假，所长职务由省政府秘书主任马精若接充。

抗战胜利后，军委会命令撤销邮电检查所，并停发经费。但马鸿逵并未遵照执行，用地方经费维持到1946年秋才撤销。

三、邮电检查所的组织与活动情况

抗战时期，宁夏为国防前线，又与陕甘宁边区毗邻，设在宁夏的形形色色的特务机关，如邮电检查所、调查统计室和马鸿逵的稽查处等，共同的任务是反苏、反共、反日寇汉奸，但重点是反共。

编制：设上校所长，下属邮件、电报两个检查组，各设中校组长一人，少校审查员一人，少尉至少校检员15至20人，少尉至少校总务、文书4至5人。

活动情况：为了便于检查，根据邮电局的业务分类范围，共分为4个台点。各台点检查员固定分工，每天按照邮电局的工作时间上班。

检查人员每人发一把约15厘米长的小角刀，一支一头圆、一头扁平的骨扦，作为开拆信封的工具。此外，每人还发给一枚金属小印章，上面有3位数号码，作为检查员的代号。谁拆检的信件，要选择不易发现的地方盖上自己的代号印章，以示负责。如果该检扣的信不拆扣，或信内夹带的现金、物品被窃取，要根据印章追查责任。特别是挂号信件，手续更为严格。交挂号台的待查信件，由检查员根据邮电局的收发登记表册，清点签字，发还时，邮电局也要清点签字。

被查扣的信件，也必须详细登记，谁查扣，由谁签字盖章。被拆查的信，要使收信人觉察不出来，所以如何开拆信封，成了检查员的首要技术，必须细心谨慎。信的封口种类很多，糨糊封口的较容易拆，火漆、机扎、封条等封口的较难拆，得挖空心思，采用多种手段。经处理过的邮件，收件人一般很难发觉。

邮电局每天收的邮件很多，不能一一进行检查，其检查方法，概括起来可分三种：

（一）普查。对来自敌占区（沦陷区）、陕甘宁边区的落地或过路邮件，要普遍进行检查，一件也不能放过。

（二）抽查。一般邮件，检查员根据情况进行抽查。

（三）重点检查。当时被列为重点检查的邮件，除蒋介石中央派驻宁夏的军统“缉私处”、中统“调统室”的邮件外，还有中央银行、农业银行、直接税局、盐务局、航空站等的邮件。此外，有时还对某些可疑人的来往信件，密令为重点检查，其目的是防止向外扩散宁夏内部机密。但因中统、军统特务都设有电台直通中央，马鸿逵虽挖空心思地进行检查，也从邮件中捞不到什么。有两件亲身经历的事值得一提。

1941年，马鸿逵由重庆聘请马兆琦任十七集团军中将参谋长（东北人，回族）。据说马兆琦曾担任过黄埔军校第四期教官，在军委会中有不少同学和好友。从表面看，此人性情古怪，与众不同。为了笼络他，马鸿逵曾先后给他赠送“兰花牌”自行车和四轮马车。马兆琦均以“无功不受禄”为由，拒不接受，对马鸿逵的多次赏赐、馈赠，也均一一谢绝。马母做寿时，贺客盈门，马兆琦却身穿破旧衣服，自荐担任招待工作，迎来送往。凡此种种，均引起马鸿逵的怀疑。

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答应给宁夏拨一批军需物资，虽经蒋介石首肯，但主管部门不予兑现。为此，十七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和马鸿逵派员多次接洽，均无结果，于是有人建议派马兆琦去办。马当即慨然答应，不久就领回了全部物资。马鸿逵觉得此人很有用场，便下令扩大重庆办事处编制，增拨经费，委马兆琦为中将参谋长兼任驻渝办事处处长，常住重庆办公。马兆琦接受任务后，既不扩大编制，又把多拨的经费退回，理由是：“国难当头，不应虚耗国币。”

马鸿逵为查清此人底细，就密令邮电检查所将马兆琦与其老婆的来往信件列为重点检查。马兆琦的老婆马韶珊（东北人，大学毕业），经常出入马鸿逵的大公馆，与马的四姨太刘慕侠来往较多。马疑恐她是特务，钻入府内刺探私密，于是也构成了下令重点检查的一个主要对象。

我当时担任挂号台检查员，接到密令后，在3个月的时间内，共查扣马兆琦夫妇来往书信10多封，交程福刚转马鸿逵审阅后，仍退回发出。马鸿逵从信中得知，这位参谋长不贪财的奥秘是，自己挂“清廉正直”的牌子，招财之事，委夫人“善自为之”。于是马鸿逵投其所好，多次给马韶珊大批财物，并故意叮嘱：“不要叫参谋长知道。”通过这种手段，马兆琦便被其虏为己用。

1944年冬，马鸿逵大张旗鼓地整顿吏治，在宁夏城鼓楼特设告密箱，让百姓密告贪官污吏，并自管钥匙，亲自启开。在这期间，我查获一封由重庆缉私署寄给宁夏缉私处的火漆密封双挂号信。内容是：命令火速查报宁夏高等法院院长苏连元、军法处长程福刚、参谋处长马广田等勾结包绥奸商，由沦陷区往宁夏贩运日货、鸦片一案的情况。查扣后，我将信密交给程福刚时，程大为惊恐，除令我严守秘密，继续注意缉私处来往信件外，还伙同苏连元、马广田买通缉私处处长王孔安隐瞒包庇，使此案既不让马鸿逵知道，又以“查无实据”上报中央。1945年冬，程福刚便破格将我由上尉稽查提升为中校科长。

邮电检查工作，虽订有各种严格的制度，但实际执行中却比较轻松。报刊检查，只查扣明显的进步书报。包裹检查，只看投寄或落地邮包有无夹带“不法宣传品”或违禁物品。电报检查，只抄写一些重要电报内容，存案备查。至于检查多少，粗检细检，都由检查员自便，就是所长、组长站在面前，也很难决定其勤怠。所内虽有纪律制度，但检查员对自己感兴趣的书报、画刊、照片等，还是经常偷拿。

审查员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特工专业技术，要求既能推理、分析问题，又能搞仪器、药物化验。但当时宁夏的邮电检查所什么设备都没有，对查扣的可疑信件，都上交特检处审查，如没问题，原件退回发出。未退发还的信件究竟作何处理，再无人过问。

邮电检查所的工作概括起来有下列四项：

（一）窃抄边区情报。当时驻榆林和靖边宁条梁一带的国民党党政军机关，如晋陕绥边区挺进军总部、榆林专员公署、县党部、三青团及单线军统、中统特务等，经常把刺探、搜集到的边区的情报，向胡宗南的第一战区长官部或重庆中央各有关部门邮寄呈报。这些邮件途经宁夏时，都被邮电检查所查扣，窃抄后再发出。每次均抄两份，一份报特检处，一份报马鸿逵。马鸿逵对边区情况极为重视，曾多次指示，要及时呈报。当时邮检所所长经常要准备这方面的材料，以应付马鸿逵随时询问。

（二）窃抄包绥沦陷区情报。包绥被日军占领后，傅作义尚控制着绥西、陕坝一带，国民党驻在那里的党政军及特务机关，经常向中央汇报日伪情况，遇有这些信件，亦均查扣窃抄。

（三）查扣进步书报。凡共产党发行的报纸和书刊，不论落地（投寄当地）或途经宁夏的邮件，一律查扣。当时延安的《解放日报》、《群众日报》，重庆的《新华日报》等，都给宁夏省各厅、局赠阅，并直寄马鸿逵一份。宁夏邮电检查所查扣的报刊书籍，除剪贴重要材料外，其余全部焚毁。

（四）封锁商情消息。当时国民党发行的纸币，由于一再贬值，引起物价飞涨。因此，宁夏各大商号驻外地的办事人员或与之有关系的外地商号，经常用电信互通商情信息。邮电检查所截扣这类电信后，积压10多天，使其失去时效时才予发出。封锁商情的目的，是企图防止物价暴涨。

摘自《宁夏文史资料》第19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