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学邓小平理论开创了“外圆内方”
1.南街人用“外圆内方”内外接轨。南街村流行的一个故事：日本小姐南街行。南街村没有围墙，南街人不设围墙挡外来风。
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在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下，走集体化道路，实行公平分配的制度，就是等同于走孤立自己，闭关自守的道路。往日的岁月中，那清一色黑又是清一色白再是清一色的藏青的色调，给人们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了。
因此，在人们心目中，南街村似乎有着一堵无形的墙，就好像南街人与外面的人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一般的。
其实，只要你到南街村走一走，了解一下南街村的实际情况，你会为南街人与外面世界接轨得是如此融洽而感到惊讶。因为，南街人有个“外圆内方”的秘方。
南街村党组织带领村民在发展村办企业的实践中，不断探索，确立了一条“坚持外圆闯商海，严守内方治南街”的发展策略。这是南街人在市场经济初建的条件下，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实践中创造的一种策略，它实事求是地解决了许多具体问题。正因为有了这一策略，“外圆”使南街的集体经济与市场经济接轨，并得到了空前规模的发展，而“内方”则使得南街村的性质与村里的民意接轨，南街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因此而得到了卓有成效的发展。
南街人以事实证明了他们不仅与中国人之间没有隔墙，而且与外国人之间都没有隔墙。拿王宏斌的话说：我们不反对与任何人接触，我们只坚持这么一个原则，群众支持的就做，群众反对的就不干。我们搞外圆，把当年的日本鬼子都“圆”到南街来了，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我们南街和日本搞了四个合资企业。
说起日本人到南街村来投资的事，南街人还传着这么一个故事。
那是90年代初的事了。那会儿南街村刚拿了河南省第一个亿元村，村办企业正大踏步地向前迈进。
这一天，南街村来了一对日本姐妹。这两人说起来可真是不简单，在中国到处考察投资项目和投资环境，从海南跑到中国北方，几乎走了大半个中国，最后经人介绍来到了南街村。她们了解了南街村的实际情况后，就被这里的投资环境给吸引了，决定在这里投资。她们非常了解中国国情，知道这地方什么人说话才算数，因此，她们直截了当地找上了王宏斌。
可王宏斌那时候正忙着方便面厂扩大生产的事儿，根本没把这两个日本姐妹当一回事，就说：“谈啥哩，在咱村里好好玩玩，不谈生意我们也一样欢迎你们。”就这样把两个姑娘给挡住了。
然而人家日本姐妹来中国不是为了旅游观光的，再说那南街是小地方，10来分钟也就看了个遍，有什么好玩的。急着和王宏斌谈投资意向的日本姑娘急了：“王先生，我们确实是来投资的。”
王宏斌看人家认真了，也不好怎么着，就只好应付道：“真的吗？”
“我们是真的。”
于是，两个姑娘就开始谈她们的投资意图，从业务意向到投资比例，甚至经营管理都细细地谈到了，整整讲了好几个小时，王宏斌也只好听了好几个小时。完了，王宏斌问道：“你们说完了？”
“完了。请王先生多关照。”两个姑娘起身躬腰答谢。
“说完了就这吧，感谢你们给我讲了这么多信息。咱们去吃饭吧，也没有啥好吃的，主要是我代表南街人尽尽心意。”
“我们不吃饭，我们来南街不是为了吃饭的，我们是来工作的。”两个姑娘一听王宏斌甩了一句“完了就这吧”，更急了，连饭也不要吃了。王宏斌当时心里一乐，别是拿绝食来要挟。
“那你们说完了，工作不就完了吗？”
“我们说完了，可王先生却没表态。”
“我没有啥说。”
“为什么？王先生这话没有诚意。”日本姑娘急了，顾不上礼貌了，急急地反问道。
王宏斌心想，看来不说实话是应付不过去了，于是打开天窗说起亮话来：“我也给你们说实话吧，不是我不给你们谈，我没法给你们谈。一来是我们从没有跟外国人合资过，这都不打紧，我们可以学习。主要是你们两个女孩子跑这么远，你们家里父母放心不放心？你们这么年轻，要投资这么多钱进来，你们都不怀疑我们骗你们？万一我们骗了你们，你们咋回去给老人交代？”王宏斌一脸中原农民的朴实和真诚。
这话一说，两个姑娘就笑了开来。最后，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这是由王宏斌定下来的，那就是合资项目可以考虑，但两个姑娘要回去和家里人再合计合计。这其实也是王宏斌的缓兵之计，他压根儿没把这事当回事。
可是一向精明的王宏斌这次可算是漏招了，他万万没想到那两个日本姑娘走了没多长时间，人还没有拐回来，投资的资金先汇了过来。这一下把他急慌了手脚，明白了这不是闹着玩儿的事了，连忙投入工作。
当我们来到南街村采访了当事人——日方总经理周静华时，方知这个南街人流传得很是广泛的故事，有许多地方并不是故事的原版。
首先得说明的是，故事里的两个日本小姑娘其实是中国人，是受日本公司委托在中国寻找投资项目的中国人。领头的那个就是周静华。周静华是东北人，1983年，她在日本的亲戚帮助下，远渡大洋到日本谋生。1990年，受日本内田株式集团的委托，回到中国考察。
在那栋南街人为她们居住生活方便而筑的小楼里，周静华谈起了她的初次南街行。
确实是如同故事里所说的那样，周静华和同伴跑了中国的南方北方的许多地方，但直到1991年还是没有找到她们觉得理想的投资环境。这时候，在北京设了办事处的她们，在别人的介绍下认识了正在南街村中原工贸公司驻北京办事处的公司企管办主任王继春。王继春是个善于抓住机遇的人，当他觉得面前的这个姑娘是个能给南街村带来资金的投资者时，就打定主意要让她到南街去一趟。王继春向周静华作了一番盛情的邀请之后，周静华却在去与不去之间打不定主意。后来周静华回忆说，当时南街村的经济建设正处于起步腾飞的阶段，对于一个投资者来说，确实是有着很强的吸引力的，但她对这个不通航班的中原地区的交通等因素却抱有疑问。最后，在王继春的努力下，周静华和一名同伴到了北京西客站，准备乘火车到南街村去看看。谁知好事多磨，到了车站却没买上卧铺票，心急的王继春怕周静华她们再反悔，已等不得第二天再出发了，硬是把那两个人给“骗”上了火车。
来到南街之后，大致内容与故事里所说的就有些相像了。工宏斌确实是不与她们谈合资上项目的事。这里头的两点原因，一是王宏斌对与外国人搞合资心里没底；二是王继春把周静华等人带回南街村之前，没来得及和王宏斌等人商量，村里没准备，比如要办什么项目，双方的资金情况等问题一点都没考虑。就这样，在南街呆了两天，第三天一早，什么项目也没谈成的周静华就回了北京。
然而，正当南街村的男男女女都认为与日本人合资办企业的事就这样黄了的时候，周静华没出一个月就再次回到了南街村，这次她是先和王宏斌他们事先打了招呼的——要和南街村合办一个彩印厂。而且，这回来南街的不只是两个小姑娘了，还有一位日本老人——周静华所在公司的董事长内田先生也一齐来到了南街村，亲自与南街村的领导洽谈合资的有关事宜。日本公司的这一举动大大地出乎了南街村的人们的预料。究其主要原因，就是周静华的头一次南街行，给她作为一个投资者留下了一个很好的感觉。
要说起周静华头一次来南街村时的环境，那可以是用一个“差”字来形容。那时南街村的“颍松大道”还没有修好，只有一条窄窄的柏油路与县城相连，其余地方都是土路，车子一过，到处灰土满天飞。住的招待所是一栋平房，房间里没有洗澡间。而且南街村的企业那时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村庄的规划建设也还极不完整。然而，就这样的环境，给周静华等人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印象。或许如同周静华所说的那样，在她们所到过的中国乡镇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在南街村她们找到了与别的地方所不同的特点。
每每谈起周静华南街行，她总是有一份难以掩饰的激动。她说：“这是一块净土。你瞧这里根本就不像是在农村，多么干净，地上连一个香烟头都很难找到。这与南方一些经济发达的农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些地方工厂很干净，家里也很干净，但村庄里的公开场所却是非常脏，根本没有人管。而且这里的人精神面貌爽，总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感觉。”
这事儿从现在看来，王宏斌精，其实还没有人家日本人精，那眼光真是准。她们就是看准了南街人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效率。第一个合资项目是彩印厂，如期完工，如期投产，甚至连出效益的时间，都如南街村的会计算的一样准时，只是效益比原先预计的多出了许多。于是，第二个合资项目又进入了洽谈计划。
当时就有人问那两个姑娘，人家南街村搞的是集体化经济，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的头脑，是个标标准准的共产党的风格，你们日本人怎么和他们合作起来了？谁料那日本姑娘说：我们不管南街学的是什么思想走的是什么路线，我们认为南街村适合我们投资，加上王先生人好，我们为什么不跟他们合作呢？
而同样有人问王宏斌他们，你们口口声声坚持毛泽东思想，走社会主义的集体化道路，怎么和日本人搞起合作来了？王宏斌说：“邓小平同志讲过：‘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就是看群众是否欢迎不欢迎，赞成不赞成，拥护不拥护’。我们南街村党组织就是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去做的，和外国人合作，有利发展我们南街的经济，经济发展了，群众才能过上好日子，因此，群众就支持我们和外国人合作，而有了群众的支持，我们就和外国人合作了。”
从这一件事中，人们不难看出，南街人所走的道路，并不像传说的那般不近人情，或者说不可思议，南街人只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营建着属于自己的家园。
十多年的发展史告诉人们，南街人不设高墙挡外来风！
2.外面的世界“逼”着实在的南街人送回扣，也拿回扣。盖栋洋房给日本人住，几万元做了张麻将桌。
中国有句古话叫“背水一战”，平时我们也常说“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是因为有了压力，被逼急了，就做出了似乎超出能力范围的事来。
王宏斌就在一次南街村的总结大会上讲：“南街这几年的发展，我认为是群众‘逼’出来的。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群众‘逼’出来的，坚持用毛泽东思想育人也是群众‘逼’出来的，更是群众‘逼’着我们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设想。而这些年我们村干部党员，则完全是在群众‘逼’的力量下，有了工作压力，产生了工作动力，终于想出了办法找出了路子，成了真正的‘梁山好汉’，成了苦拼实干、乐于奉献、为共同富裕奋斗的好干部、好党员。”
王宏斌的这番话对与否，我们暂且不去论证它，但我们可以这么说，南街人实行“外圆内方”，则完完全全是社会环境与南街村的现实“逼”出来的。这一种思想的诞生，总给人一种植物在某个夹缝里不屈生长的感觉。
应该说，对于南街人的“外圆”政策了解得最深，感触也最多的，肯定是那些长年累月在外面搞供销的人，其次就是村里头负责接待的村办公室的一班人。
南街村作为一个整体，它靠的就是数以百计的供销人员与外面的世界接触。这些供销员是南街村“外圆”政策的具体实施者，他们也代表着南街村的形像。
而早些年就曾和王宏斌一起闯北京的推销员穆国灿，可以讲是南街村在外面跑的人的代表，他是南街村实施“农村包围城市”计划的主要干将，如今是南街村销售公司的一个部门经理。或许南街人创业的往事确实是不堪回首，一提起供销人员的辛苦，这位感情丰富的汉子就会淌下激动的泪水。穆国灿一当推销员就被“班长”王宏斌派往北京闯天下。一个农民一下子进了北京城，那一份滋味或许只有穆国灿他自己才能品味。那会儿他看哪儿都大，只觉得自己小。手里没钱，有钱也不敢乱花。他总想着自己一个人在北京，家乡父老乡亲都在等着自己的消息，王宏斌书记在等着自己的消息，身上的担子重呀，压得他都有些喘不过气来。他平时坐公共汽车啃干馍，能省一个钱是一个，但做生意陪客人时却坐出租车下酒店，为了撑住面子，怕别人瞧不起农民推销员。
王宏斌给南街村在外面跑的供销员说：只要能为咱南街做好事，能帮南街发展，该做啥你们就做啥，我支持你们。
其实，王宏斌的话也是南街村党支部、村党委一班人的意思。于是，南街村的供销员也和别的供销员一样，给客户送礼，给客户回扣。
说起送礼，南街村的供销员们都懂得，那可是一门学问。他们知道，咱是农民企业，城里人看不起，一般来说到办公室都是谈不成生意，就要上家里去谈。上家里去谈，当然就是去送礼。可是送礼也得找到地方，这可不容易找。那要先侦察，先跟踪，和特务一样悄悄地跟在人家后边，人家坐什么车子，他也得坐什么车子，还不能让人家发现。为了害怕人家认出来，有时还要化装一下。就这样，找到一个家庭住址，常常要好几天时间跟踪，这才能去送礼。送什么礼，这学问就更大了，对什么人送什么礼，有些人一次不行两次，只要让南街村的供销员盯住了，那就非得把他摆平不可。生意谈成了，这时候，多半已是到了深夜，连公共汽车都没有了，又舍不得打的，就步行着回旅社。穆国灿就说他常常在北京深夜的大街上，一走就是三四个小时。
南街村的供销员们在外面风餐露宿，可每做成一笔生意，那心里头就甭提有多美了，在他们心中，唯一的愿望就是为南街村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这话说起来似乎有些过于政治化了，有些做作，但却是供销员们的肺腑之言。
南街人不仅送礼，在外面跑的供销员也收别人送的礼品。与别的地方的供销员不同的是，南街村的供销员收了礼品后，都非常自觉地把礼品上交给集体。也有人问供销员们：“你们都是一个人在外头，收了人家的礼品，上交不上交也没有人知道。”这似乎是极难回答的问题，而南街村的供销员们则非常巧妙地回答了：“那当然，你不上交绝对没人知道。这就是纪律永远不是万能的，所以就要靠自觉了。不论是什么法律和纪律，对人的约束总是有限的，而人的思想觉悟和心灵境界才是永远无限的。因此，面对交与不交的问题，就要看一个人的素质和追求了。不是说大话，如果说我们南街人和别的地方人有什么不大一样，就在这里面有所区别，我们不是为钱而活着，我们活的是一种精神。”
这时候，任何人都会立即想起南街人学毛泽东思想的事来，或许，人确实需要用一种高尚的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来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
而当人们问道：“你们的思想觉悟和你们送礼矛盾不矛盾？”
南街村的供销员们会回答：“若不送礼能做成生意，我们决不干这事，所有的一切都是现实所‘逼’的。我们肩负着必须做成生意的重担，而要做生意，不送礼行吗？”
其实，南街人的“俗”是无可非议的，一个小小的乡村里的农民，他们怎么能与社会大潮流去作正面的抵触呢，那不是他们真正地在自己与大千世界之间，竖起一道墙了！
有着中原人民老实淳朴的传统的南街人，面对世界之纷杂，也只有去适应去感叹的份了。
南街人就在社会主义大市场的潮流中，学会了灵活应对，学会了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解决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当南街人与日本人开始合资办企业后，聪明的南街人就着眼为日本商人营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以此来表达我们伟大民族的友好，也以此来稳定日本客商的心，促进南街村经济的发展。他们为了与日本内田贸易株式会社合资办厂，就根据日本人基本的生活方式，不惜重金为日本客商建造了内设小舞厅、卡拉OK厅、健身房、酒吧间的豪华别墅，更令人叫绝的是，南街人居然还在在别墅里安装了电脑控制、可自动翻牌、自动洗牌的高级麻将桌，以此来丰富日本客人的业余文化生活。
要说打麻将，南街村几乎是没有人打的，唯独这栋小楼里可以打，不仅可以打，而且村里的班子成员每天晚上还轮流陪着他们打麻将，南街党委认为，这是你必不可少的一份工作，不管你是否情愿。从这些现象可以看出，南街人的“外圆”可真是够份了。
3.280多名党员，谁也没有搞个人致富。拿了客人给的“好处”全上交。搞“内方”，南街人自个儿管得严实。保持一方净土。
南街村之所以远近闻名，经济发展速度之快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一面则是因为南街村对本村村民及在村内上班的职工等内部人员，实行一项“内方”政策。
可以这么解释：南街村实行的“内方”，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村里内部的管理，在各项工作中，与职工、村民的民情民意、村规民约接轨。也就是说，这是一项旨在使制度适应群众思想的实质措施。而拿南街村的人自己的话来说，搞“内方”，就是要“一丝不苟干南街事，一尘不染做南街人”。或许后者更直接形象地概括了“内方”的真正含义，以及搞“内方”的目的所在。
南街村从一走上富裕之路后，就是年年的省级文明村、明星村，外界的舆论称之为“世外桃源”、“一方净土”。然而，在赞誉声中，以王宏斌为首的南街人却保持住了清醒的头脑，能够正确地对待社会各界舆论，客观评价南街村所取得的成绩和突出存在的问题。王宏斌多次在会上说，在南街村，成绩是显著的，是主流，但问题不仅有，而且有的还相当严重，已经到了不治不行的地步。如果陶醉于一片赞扬声中，对那些以权谋私、损公肥私的现象睁只眼闭只眼，听之任之，甚至包庇袒护，南街村的事业就会受到严重干扰，南街村十多年辛辛苦苦发展起来的家业就会逐步消失。居安当思危，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认真查找问题和不足，以便始终保持内部的先进性、纯洁性。
为了解决南街村内部存在的各种问题，南街人开始搞起了“内方”。换句南街村流行的话说，这也是“逼”的。
从这个南街人搞“内方”的起因来看，他们并不是想利用搞“内方”，与别人不一样，搞独树一帜，而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劳动果实，是为了防止南街村的风气变坏，要说南街人想树立点什么的话，那他们是为了给南街村的干部党员竖立一块抵挡外面不正之风的“挡风墙”。从南街人发展经济要找指导思想，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习惯于将自己的言行，置于理论的规范指导之下，就好比船在海中走，没有航标灯，那至少也得有指南针标明前进的方向。人确实需要这样的一种行事原则的。
南街人搞“内方”，先给“内方”定上一些条条框框。
按照南街村什么事都得干部党员站在前面的原则，首先，村领导给自己定上了这么一个行为规范，那就是：无论办什么事做什么决定，都要与村情民意接轨，以小平同志提出的“我们无论办什么事情，都要看人民愿意不愿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拥护不拥护为标准。凡是人民愿意的、高兴的、拥护的，就坚决去办，并且要办得快、办得好；凡是人民不愿意的、不高兴的、不拥护的，就坚决不办，不管这东西在社会上多么流行，多么时髦”为指导思想。
给领导定了规矩，也得给群众划上个框框。这主要体现在内部管理上。内部管理严格要求，丁是丁，卯是卯，规规矩矩，方方正正，教育广大的党员干部、职工群众要廉洁自律，做到一尘不染。
说出去的话是泼出去的水，说到就要做到。
党员、干部首先做到的第一点是克服了“个人先富，谁也不顾”的思想，十多年来，全村280多名党员谁也没搞家庭工商业，一心扑在集体创办的20多个企业上，在生产、销售的各个经营岗位上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个个成为集体经济的“顶梁柱”。
第二点是做到了“不能台上说人家，台下被人家说”。当南街村实现了“玩泥蛋起家，玩面蛋发家”的致富梦后，因为集体经济小有富余了，个别的党员、干部就产生了自满、自傲的思想，想群众的事就少了，考虑个人的事多了，艰苦创业的精神也丢了，有的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搞特殊化。当时村里就有四个在发展村办企业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干部放松了自己的要求，搞特殊，并经常丢下工作聚在家里喝酒闲聊，群众对他们很有意见，连党组织的批评他们听不进去，仍旧我行我素，而且越喝越出格，竟偷偷地开公车外出喝酒。这些现象的出现使王宏斌等人大吃一惊。在一次会上，王宏斌点名对这几名干部进行了批评，并经村党委研究决定，公布对他们停职反省，并勒令限期做出深刻的检查。王宏斌在会上动情地说：“过去群众不信任我们干部，告我们的状，是因为我们忘记带领群众共同致富。如今群众理解支持我们的工作，参与集体工作的积极性也上来了，集体发展有门路了。你们这些干部就有些不知道王二哥贵姓，丢开工作，搞吃喝玩乐。就不怕群众像当年那样捣你们的脊梁骨吗？我们的党员干部不能台上说人家，台下反被人家说啊！”从此，这句“不能台下说人家，台下反被人家说”，成了南街村党员干部的座右铭。后来村党委又在这句话的后面加了“公生明，廉生威”。之后，他们又在全村的党员干部中倡议做好“四个决不能”和“过好三关”。四个“决不能”就是，南街村的共产党员决不能啥也不顾，自己先富；决不能说“给我上”，而只能说“跟我来”；决不能“台上”说人家，“台下”被人家说；决不能护短怕羞，要敢于揭短亮丑。过好“三关”就是一是过好吃请关，遇到宴请嘴不馋；二是过好权力关，一心一意为群众；三是过好金钱关，见到钱财心不贪眼不红。
其三是确实做到了什么事都为群众想。比如说村里搞文化娱乐设施，近几年来南街村的集体经济已有了较好的底子，要搞一些社会上流行的东西，完全能够办到。但是党委一班人就清醒地认识到，南街村的村民既不是城市的居民，虽然进厂子上起了和城里人一样的班，住进了和城里人一样的楼房，但骨子里的南街人还是农民。作为农民的南街人也不像沿海开放地区的农民，传统观念和思想意识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在他们身上既有封建的、落后的、保守的一面，更多的是有着值得永远发扬光大的吃苦耐劳、善良朴实、忠厚为人、勤俭持家等传统美德。因此，南街村党委就根据群众的喜好，置办村里的各种各类文化活动设施，办了小剧团，开起了故事会等活动内容，而外面的世界流行的歌舞厅、夜总会、卡拉OK厅、桑拿浴之类的东西，南街村的领导也想都没想过是否要办上它一个。
南街村的党员干部带了好头，全村的社会风气日益扶正。南街的群众从党员干部身上懂得了干工作为公的道理，因此也就涌现了许多得了“外快”上交的感人故事。
南街村开展“五献一留”活动，即：为祖国献忠心，为社会献爱心，为别人献关心，为企业乐奉献，为老人献孝心，为自己留信心。全村人蜂起响应。
随着南街村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和知名度不断提高，业务往来和社会交往愈加频繁。南街村上至党委成员，下至业务人员、汽车司机，收到的纪念品、好处费、回扣款、礼品愈来愈多，档次也越来越高，从百儿八十的钱、成箱的水果、香烟，到高级录音机、摄像机、金首饰、名贵烟酒等等。按照礼尚往来的做法，南街人也收礼，但是该收的收了，回来得一律上交村里。仅据1995年公布的名单和数字看出，全村共收到上交的好处费、回扣款、奖金、奉献款47480元。其中，收交好处费、回扣款共3695元，上交礼品的17人折价24%元。
南街人搞“内方”的另一个特色，则是组织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大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思想上去牢固规范每一个人。应该说，这才是南街村的“内方”政策得以自始至终地落实下去的缘由。
在南街村，经常听到村党委组织村民开展类似“公有制好不好”、“怎样建设南街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大讨论，各种各类的整风活动，讲故事活动，更是家常便饭。南街村党委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教育，把党员、干部、职工、群众培养成了大公无私、廉洁奉公、勤奋务实、勇于开拓的人。
可以这样说，南街村的“内方”把南街人团结到了一起，从而形成了一股积极向上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