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党在建设道路中经受考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新纪元。建国以后，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辛探索，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期间，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也出现了波折，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1950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包括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进行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工作，以便为开展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三年，即1949年至1952年期间，在着重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的同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实际上也开始实行了。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没收官僚资本，确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第二，开始将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第三，引导个体农民在土地改革后逐步走上互助合作道路。

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任务被提到党与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从 1953 年开始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建设的中心环节，特别是大力开展钢铁、煤、电力、石油、机器制造、国防工业、有色金属和基本化学工程。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工业化建设从此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一五”期间，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着重建设了一大批基础性的重点工程，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坚实基础。到1956年，中国在工业建设上接连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许多零的突破，为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1953 年，党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是围绕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任务进行的。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和政府采取的实际步骤总是力求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以便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不允许对生产力造成破坏。这不仅没有引起激烈的社会动荡和经济破坏，而且使生产力逐年增加，并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直接的推动力量。第一个五年计划在1956年年底就提前完成。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中国继建立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之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建立起来了。这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最主要的标志。

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为中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使得社会生产力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取得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的现代化发展铺平了道路。

二、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探索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但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党面临的全新课题。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关系中缓和趋向的出现以及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中国刚刚起步的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然而，探索中国的建设道路，首先有一个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1956年4月初，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从 1956 年初开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总结了经济建设的初步经验，借鉴了苏联建设的经验教训，概括提出了五大经济关系和五大政治关系。这十大关系，围绕一个基本方针，即“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论十大关系》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标志，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经济方面（这是主要的）和政治方面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为中共八大的召开做了理论准备。

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基本建立，国内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在经济建设上，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在政治建设上，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在执政党建设上，强调要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八大以后，党在探索中又提出一些重要的新思想。同年12月，毛泽东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并把这称作“新经济政策”。

八大后，我国在经济方面不断进行探索，由于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人民内部矛盾日渐突出。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他还提出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总结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历史经验，研究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探索过程，需要经受实践经验。当时面临的主要是两大问题：一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二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速度问题。党在这两个问题上一度发生失误。这两方面又相互影响，使探索过程出现严重曲折。

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结束后，党内开展整风运动。1957年夏，党内整风运动转向反右派斗争。党的指导思想出现了“左”的错误倾向。1958 年 5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上年翻一番，并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迅速推向高潮。由于“大跃进”中片面追求建设的高速度、高指标，在各项指标中又特别突出地强调钢铁指标和粮食指标，严重地破坏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综合平衡。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其基本特点是“一大二公”。它严重地脱离了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致使“一平二调”之风泛滥，损害了广大社员和小集体的利益。1961年1月召开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1962年年初，党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这次会议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积极成果。

但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又发生了新的波折。1962 年 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这样，就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和绝对化。它标志着党在这个问题上“左”的错误再度发展起来。随后，在全国城乡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社教过程中，中央下发了“前十条”、“后十条”和“二十三条”等政策，但这些措施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左”的错误。在政治上“左”倾错误不断发展的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开展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影响了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在此期间，我国建设取得较大成就。如建立武汉、包头两大钢铁基地，建成了大庆、胜利、大港等油田。1964年，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次年，我国首先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5月和8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相继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1969年4月举行的中共九大，自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气氛所笼罩，九大政治报告的核心内容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理论，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其对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也是完全错误的。1970年8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矛盾集中地爆发出来。毛泽东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集团的势力。1971 年 9月 13 日，林彪等人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批林整风”开始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74年1月，经毛泽东批准，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中共十大后在中央政治局势力进一步增强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利用“批林批孔”不断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在 20 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是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开展全面整顿，形势明显好转。1976年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十年内乱，从危机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前提。

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在科技、外交工作方面仍取得显著成就。1970年4月，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的开始。同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签订了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但是，在这长达十年的内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比例关系长期失调，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它给党和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对教育、科学、文化造成了严重破坏，影响极为深远。“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使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了严重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