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关资本主义制度优势的讨论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亚当·斯密关于自由市场的前提假设,即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所激发的竞争,最后将促进社会的整体进步。在最纯粹的资本主义模式中,市场完全是自我管理的。
我一直都是、也将继续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但这个支持并不是源于我相信任何市场参与者在任何时候都在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作为在华尔街长大的人,我看到了太多动物精神的影响,因此难以接受那样理想化的观点。但我也看到,自由市场尽管有那么多缺陷,但仍在理论上和实证中取得了压倒性的广泛成功,支持其他经济制度的说法则充满缺陷、缺乏说服力。
我过去以为,对理性和效率的偏离——经常反映着动物精神的影响——是罕见和随机的现象,不会超出经济噪声的级别。但2008年危机给我的冲击非常大,已经很难用经济噪声来描述。此外,那场危机与历史上的事件有着离奇的相似性,如1929年危机和1907年危机。这些崩溃仅仅是某些“噪声”,还是人类本身的某些系统性倾向的表现?随着稳定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的支柱之一的普遍坍塌,我的经济观出现了裂痕,那根支柱就是在战后学术界拥有深厚基础的、对于金融风险的理性管理。
我曾经在危机爆发后不久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到,“那些指望贷款机构为了自身利益而保护股东权益的人,想必都已陷入难以置信的震惊中”。危机让我反思自己以前对动物精神的重要性的看法。在金融危机管理失败的后果面前,我的结论是,提高资本金监管标准的措施被严重耽误了。
危机的爆发证明,不能指望金融机构的经理人维持足以应付各类经济事件的资本准备金。许多金融机构愿意在繁荣期把其有形资本减少到非常少的地步,这种荒唐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从众行为,以及它们对市场流动性波动无常的本性的过分低估。危机造成的金融和经济动荡引发了加强监管的强烈政治反应,最突出的是《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的颁布。从政治层面看,这些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在于,用政府监管来替代市场机制很少能带来改进。后文还将提到,监管如果过度也将导致破坏性的结果。
与某些私人金融机构的经理人在2008年危机前的错误频出相比,政府监管者的表现也同样差劲(参见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