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礼记》导读(1)
刘志辉
今天，为什么我们还要读《礼记》？
一、《礼记》的作者、成书及研究
《礼记》，又称《小戴礼记》。
在先秦时期，《礼记》并未成书，它只是单篇流传，或被收录在一些儒家弟子的“记”文之中，所以《礼记》的篇章并非成于一人之手。至于《礼记》的编纂人是谁，历来说法纷纭，据《隋志》、《唐志》所载，西汉宣帝时，礼学家戴圣将春秋末年至战国晚期一些解释和补充《仪礼》的文献编纂成书。不过，按孔颖达《礼记正义·序》引东汉郑玄《六艺论》云：“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小戴礼》是也。”这里只说了戴圣传授《小戴礼》，却未说戴圣是编者。关于今本《礼记》的编者谁属，从来就各有说法。不过据近现代之学者考证，戴圣为今本《礼记》的编者的可能性颇大。
汉宣帝时，戴圣（叔）、戴德（侄）与庆普的礼学，号称为《仪礼》三家之学，至汉平帝时，三家同被立为官学。故大、小二戴《礼记》都是今文学派的作品。
与此相比，若说大、小二戴的《礼记》是属于今文学派的，那么汉代刘向（前七十七年至前六年）的《礼记》辑本则是古文学派的代表。据《汉书·艺文志》记述，有《记》（即《礼记》）百三十一篇、《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孔子三朝》七篇，上述各篇可能都是刘向《礼记》的辑本来源。据研究显示，就成书时间而言，大戴《礼记》可能成书于宣帝中期，小戴《礼记》约成书于元帝永光四年至五年之间。至于成帝末年，始有刘向《礼记》问世。[1]
众所周知，今、古文经在两汉经学上一直纠结不清，关系复杂，而上述的三种《礼记》辑本，虽然在材料选编和篇目订定上都各有取舍，互不相袭，但是三者都可以说是今、古文经“互动”的“混合体”。以对古文《礼记》的吸收为例，三部《礼记》中，刘向最为积极，他辑录了二百零四篇古文经，戴德次之，戴圣最少，仅从古《礼记》二百余篇中选取了四十余篇，然而，比较大小戴与刘向三家整合《礼记》的做法，可以看出其中的分歧并不是今古文经学的分歧。[2]到了东汉，大、小二戴的《礼记》垄断了官学的位置，但据《后汉书·儒林传》所记，官方今文经的传人颇多，唯独今文系统的大、小二戴《礼》学的传人“不显”，未记名氏，由此可见，大、小二戴《礼》学在东汉时已逐渐衰微。
不过官学毕竟是官学，小戴《礼记》（下称《礼记》）早已有人研究或作注疏，据《后汉书·桥玄传》记载，戴圣在世之时，弟子桥仁已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其后，马融（《礼记注》）、卢植（《礼记解诂》）等都对《礼记》进行注解。当然，东汉末年郑玄的《礼记注》是至今仍然完整保存的《礼记》最早注本。除了曹魏至西晋时王肃的《礼记》三十卷被立为官学，郑玄之学曾一度被压抑之外，郑氏的《礼记》一直为学者所宗。至南北朝时期，义疏之学兴起，是时南朝皇侃（《礼记义疏》四十八卷），北朝熊安生（《礼记义疏》三十卷）均以为郑注《礼记》作义疏而闻名。皇、熊二氏之《礼记义疏》开唐人注疏之先河，唐太宗时期，国子祭酒孔颖达（五七四至六四八）奉诏考订《五经》，把《礼记》（《小戴礼记》）与《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氏传》并举，撰写成官方经学教科书——《五经正义》。自此，《礼记》正式跻身“经”的行列，而且广受天下读书人的欢迎。又因孔氏宗郑氏之学，又好南学，使郑玄之学得以彰显，不过其他注本皆不传。
汉唐以后，研究经学的风气渐变。赵宋一朝，研究《礼记》的不再恪守郑注、孔疏，而着重作义理的解读。宋代治《礼记》之学最力者为南宋人卫湜，他的《礼记集说》共一百六十卷：“采百四十四家《礼记》”之说[3]，保留了汉至南宋以来诸家学说。到了元代，又有吴澄的《礼记纂言》三十六卷和陈澔的《礼记集说》十卷，后者于明代永乐以后为科举取士之经则。至于明代，研究《礼记》者多附会之说，其中较有影响力的为黄道周的《礼记解》五篇，此书多指辩郑玄之说，驳难前人之学，颇有宋学遗风。
迄至清代，经学大盛。对《礼记》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对《礼记》部分篇章做深入研究，如黄宗义的《深衣考》一卷；二是对杂见于礼经总义和经书考证的著述，如李光坡的《三礼述注》；三是对《礼记》全书进行整体研究。如王夫之的《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孙希旦的《礼记集解》六十一卷、朱彬的《礼记训纂》四十九卷，而孙、朱二人之作可以说是清代《礼记》研究的代表作，前者较后者更为人所津津乐道。
到了近现代，比较有影响力的《礼记》研究有：梁启超的《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王文锦《经书浅谈》，二者不仅对《礼记》四十九篇作出了分类，而且又划分了内容。王梦鸥的《礼记今注今译》、杨天宇的《礼记译注》、钱玄的《礼记（注译）》、王文锦的《礼记译解》等，都对《礼记》一书作详细今注，并载有白话译文。而近年丁鼎的《礼记解读》虽然只在《礼记》中选了二十四篇进行解读，但其导言部分对《礼记》的学术价值、成书、各篇编者和写作年代、各篇的篇名、内容及分类，以及《礼记》学的发展和演变均有记述，实是研究《礼记》的一本入门书。当然，若欲一窥《礼记》之风貌，则胡平生、陈美兰译注的《礼记·孝经》可谓是不二之选。
从象牙塔内观之，从来《礼记》研究多专注于由“记”看“礼”：集中关注成书年代、篇目编次与考订，探讨“记”的文学、哲学蕴涵的主题，或专注于由“记”证“礼”，即利用“记”文印证考古发现的真伪。[4]近年，《礼记》的研究进入了新里程。例如林素玟曾试图构建《礼记》“整全一贯”的美学思想[5]，又尝试从“神圣空间”对身体的审美治疗价值切入，建构《礼记》的“审美治疗”理论。[6]此外，又有学者从神话学的角度，探讨《礼记》里中国神话式历史叙事与文化编码如何规约礼制文明的文化叙事。[7]
但作为中国的礼学“经典”，《礼记》又岂只会是象牙塔的“恩物”。从来，“经典”总是离不开不断被“阅读”和“诠释”的过程。随着时代洪流的冲刷，“经典”既负载着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又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
二、“礼”的意义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把人类推向一个“以一己为中心”的境地。随着全球经济衰退和国际金融危机陆续登场，人们开始对“新自由”又爱又恨。简单而言，我们同意个人的自由是可贵的，但也同时意识到“极端的个人主义”，会为人类带来一场“自由的噩梦”。今天，我们读《礼记》的时候，或许可以从古代的“礼仪”之中找到解救“危机”之道。
若然我们同意“极端的个人主义”是当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危机之源”，那么《礼记》一书正好是一剂对症的良药。所谓“礼源于俗”，《礼记》所记的不是老掉牙的“礼仪”，而是一种历久常新的“生活体验”。准确地说，《礼记》揭示的正是个人与他人、社会、国家，甚或是宇宙之间的“互动过程”。我们发现在《礼记》的世界里，“人”不是单独的“个体”，而“自我”的成长更是与他人、社会、国家“相辅相成”的。就此而论，个人履行“礼仪”，并非循规蹈矩的“守礼”，而是通过礼仪的实践来成就自己。此外，若我们在履行礼仪的时候，明白到“互动”的意义为何，那么我们早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把“唯我独尊”的“自我”消融在“礼仪”之中。
譬如，时至今日，中国人还爱讲“礼尚往来”，每逢时节喜庆，“送礼”的环节总不可缺。“送礼、收礼”是一种“经验”，它经常“发生”在日常生活之中。若然我们未能“发现”这种“经验”背后的“意义”，那么“送礼”还是一套繁文缛节而已。《礼记·曲礼上》记录了以下一段话：
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
富者，骄奢淫逸；贫者，志怯心疑，这是人类的“共性”。当我们读了《礼记》，便会明白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经验）原来是表达“自卑而尊人”（意义）的生活态度。若我们能持守这种生活态度，便可以使富贵者“不骄不淫”，贫贱者“志不慑”。当我们明白“送礼之道”，就会晓得“礼尚往来”是一种源于经验又超越经验，包含主客又超越主客，涵盖天人又超越天人的“整体的生活”体验，个人“自我实现”的过程。
三、《礼记》是一部怎样的书？
虽然有研究指出，《礼记》不仅是儒家礼学的文献丛编，还是一部蕴含整全思想系统的经典。[8]然而，不得不承认四十九篇的《礼记》（当中《曲礼》、《檀弓》、《杂记》各分为上、下篇，故全书实为四十六篇）内容庞杂非常。为了方便研读，自东汉的刘向开始，已有不少人尝试为《礼记》的篇章进行分类。大体而言，《礼记》的内容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论述形式分项说明篇目
通论通论礼意《礼运》、《礼器》、《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
阐述儒家思想《孔子闲居》、《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坊记》、《表记》、《缁衣》、《儒行》
专论解释《仪礼》意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
记有关丧礼制义《奔丧》、《檀弓》上下、《曾子问》、《丧大记》、《丧服小记》、《杂记》上下、《服问》、《间传》、《问丧》、《三年问》、《丧服四制》
记有关祭礼制义《祭法》、《祭义》、《祭统》
记投壶之礼《投壶》
散论记日常生活礼节《曲礼》上下、《内则》、《少仪》
记重要礼制《王制》、《郊特牲》、《玉藻》、《明堂位》、《大传》、《深衣》
记国家颁授政令《月令》
记世子教育及人才选拔制度《文王世子》
上表见高明：《礼学新探·礼记概说》（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9~10页；王锦文：《礼记译解》（上）（北京：中华书局，2001），第4~5页。
《礼记》始于《曲礼》，终于《丧服四制》，论内容性质而言，可分以下几类：一、通论礼仪的背后意义；二、阐述儒家礼学和修身思想；三、记述和解释与生命历程相关的礼仪；四、记述和说明祭礼；五、记述和说明重要礼制；六、其他制度：如国家政令、世子教育等。
如上所言，《礼记》是礼学和相关文献的汇编，四十六篇文章（《曲礼》、《檀弓》、《杂记》三卷分为上下篇）的内容互不统属，文章写成的时间跨度也很长，如《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是春秋末期到战国初年的孔门文献，而《文王世子》、《礼运》、《月令》、《明堂位》则是战国晚期的文献。所以上述的分类对读者阅读文本不无帮助，但若想更准确地掌握《礼记》，便先要洞悉本经要旨；如欲清楚本经要旨，又必先要明白春秋战国时代“礼”的意义。
四、“礼”是什么？又不是什么？
“礼”是什么呢？或许我们可以在《左传》中找到答案。
公元前五三七年，鲁昭公访问晋国，并依礼数“自郊劳至于赠贿”，可是晋国的大臣女叔齐却批评昭公：“是仪也，不可谓礼。”其实，按礼言礼，鲁昭公的行为并无不妥，但因为当时鲁国君权旁落，政事日非，国家的“政治秩序”可谓荡然无存，“礼”已失去“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的作用，所以女叔齐才质疑鲁昭公：“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9]
公元前五一七年，晋国的赵简子访郑。当时，赵简子向子大叔请教“揖让、周旋之礼”，子大叔答曰：“是仪也，非遗也。”接着，赵简子问“礼”的意义。子大叔回答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又说：“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不论是女叔齐还是子大叔，两人对“礼”和“仪”的划分都反映了春秋时代的“秩序危机”——“礼崩乐坏”，而“礼”正是时人用以处理上述“危机”的方案。
社会学家认为“礼”是“社会规范”（social norms），有学者认为《礼记》蕴含的“礼”是“内圣外王，修身治人”之道。[10]以上的说法对不对呢？笔者认为无论“修身”也好，“治人”也罢，若无“秩序准则”作依凭，则一切无法定夺。所以《礼记·礼运》云：“故圣人参于天地，并于鬼神，以治政也。处其所存，礼之序也；玩其所乐，民之治也。”文中所言的“礼之序”，就是存在于天地四时，上下四方，人伦世界的“神圣秩序”。“礼”虽具有“社会规范”的作用，但“礼”的意义却非“社会规范”一语所能涵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