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自序:常识与学理
本书所收大都是时评文字,多数是写于十年之前,或更早之前。但直到现在,仍常有人好奇地问道:这些十年之前的文章,怎么到现在还没过时呢?怎么好像是今天写的呢?
坦率地说,闻此谬赞,心情颇为复杂。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忧甚至要大于喜。喜的是自己还有些“先见之明”,如北京交通拥堵问题、“小升初”教改问题、大学学术腐败问题、“韩流”问题,大都被我不幸言中,不免沾沾自喜、暗自窃喜甚至自鸣得意;忧的是不少“不幸言中”之事这些年来并无改进……
2003年8月4日,北京市第200万辆机动车拥有者产生,这一数据表明北京开始进入汽车时代或曰“汽车社会”,“交通”将成为北京面临的一大问题。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解决交通问题的根本在于昂贵的汽车使用费与合理的公共空间划分。因此,我主张在北京刚刚进入汽车社会之时,以提高汽车使用费作为缓解交通的主要手段。诺贝尔经济学家科斯的理论认为,产权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界定。“交通”是一种资源,应遵循谁使用、谁付费的原则。换句话说,谁产生有害影响谁赔偿。当交通变成稀缺资源时,提高使用者的费用,是最节省资源的方法。遗憾的是,有关部门并未采取此类建议,北京市汽车保有量迅速增加。之后,有关部门突然采取“摇号”限购和尾号限行的行政措施。不仅不公,更易导致权力寻租。
为解决交通拥堵,行人与自行车道被不断压缩。交通拥堵的背后,是公共空间合理分配、保障公民权利、不同社会阶层利益冲突的博弈难题。
公民权利应该平等,但由于当初的历史背景,中国选择了“计划经济”发展模式,随之而来的“制度安排”就是将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格式化”,形成了资源向城市倾斜的城乡“二元体制”。随着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放的发展,城乡“二元结构”成为自由、平等的最大障碍。当一个社会被固化为权利、利益完全不对等的两大板块,便很难和谐稳定。我认为,最重要的“扶贫”是给农民“国民待遇”,尤其是教育等公共品的供给,应尽快实现均等化。
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使考试成为中国教育的一大特色,而强调考试的一个后果就是“应试教育”。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应试教育的弊病越来越严重,“教改”呼声日益强烈。教改的核心是改变招生方式:“小升初”取消考试,改为“电脑派位”并辅以招“特长生”、推荐等;大学开始“自主招生”等。
我就是这些“教改”的坚决的反对派!
这种“单兵突进”式的“改革”,只会是越改越坏!各种“加分”名堂百出,大学自主招生腐败惊人,高等学府“叫兽”事件频出。十几年过去,教育的腐败越来越严重。我“不幸言中”。之所以“越改越坏”,与好心的善良的“教改派”不顾常识与学理设计出的种种制度大有关系。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有“好心”,依理想设计出一套合理的教育制度,就可以避免应试教育的弊端。殊不知教育制度是整个社会制度中的一环,二者互动,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单独设计、实行一套教育制度。十几年“教改”的腐败,终于使舆论开始呼吁要大大减少“特长生”“推荐生”及各种“加分”。这十余年各种改来改去的“教改”中,一批批学生成了“教改”实验的“小白鼠”。
有道是“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文化”五花八门,林林总总。文化与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文化是否繁荣,关系到民族文化的前途,关系到国家的软实力。
文化繁荣的关键不在于资金――资金当然非常重要,而在于宽松的环境。所以,当1999年秋传来湖南卫视准备制作一台现场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与中央台的春节晚会“叫板”时,我发表了《挑战垄断》一文,强调“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经济体制的转变使信息垄断的不合理性空前凸显,无论是否愿意,终将面对这一事实。湖南卫视敢为天下先,率先向垄断挑战的勇气确令人钦佩,同时这也说明打破信息垄断的时代正在来临”。虽然当时在有关方面干预下,湖南卫视的宏愿未能实现,春晚仍为央视垄断,但近年在“新媒体”的冲击下,这种垄断反成人们“吐槽”的对象。
千百年来,韩国一直属于“中华文化圈”,是“中华文化”的边陲,向慕、学习华夏文化,深受华夏文化影响。百余年前,韩国曾遭受日本殖民统治;现在,面对席卷中日的滚滚“韩流”,不能不承认,韩国打了一场“文化翻身”的大好仗。解码《高天滚滚“韩流”急》,就能发现“韩流”的秘密。
无论幸还是不幸,之所以“言中”,只因尊重常识——自身与他人经验的积累,注重学理——学者、研究者们在常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理论系统解释框架。
雷颐
2014年12月于北京